余世存:人的目的——為立人大學講座的準備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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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簡介

余世存,詩人、學者。199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曾任《戰略與管理》執行主編,主持過十年之久的“當代漢語貢獻獎”。出版有《非常道》、《非常道Ⅱ》、《中國男》、《老子傳》、《大民小國》等。

這個題目是臨時想到的。雖然相關的文獻已經有些了解,但對世界觀念史的演進比如時間、空間的觀念卻不能說有深入的研究。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好在對我們來說,關于世界或人生的演進有我們經驗層面的知識,這已經足夠我們展開思考和討論的了。

為什么想到這個問題?因為立人的李英強、傳知行的郭玉閃、藍衣工人合作社的何忠洲等幾位年輕朋友當年曾跟我多有來往,在我遠赴云南鄉下養病、讀書之后,我就跟他們少了聯系。前年春天正式回北京謀生,已經世移時易,不再有當年的社交生活。而這幾位年輕朋友在各自己的領域都做得相當出色。我自己的人生角色也日漸單一,我日益轉向書齋、旁觀,轉向自己的讀寫生活。我出版了《老子傳》,這一本在我自己看來足夠重要的思想傳記,是一部有著現代性品格、又多少還原歷史真實的書,也有些人以為這是我的“政治遺囑”。我還出版了《非常道2》,這是一本在我自己看來回應國內近年唱紅歌、民族主義思潮的書,是回答中國富起來后的國家、個人認同的書。我個人稍稍遺憾的是,這些書雖然也有不錯的市場,但并未像當年《非常道》那樣深入人心。而且,我仍一以貫之地關注當代社會,但我的文字或影響基本上邊緣化了。

在我個人的研究中,我更大的精力轉向先秦、上古中國史,轉向易經。這個轉向似乎更少有人能夠理解。我意識到,我個人跟時代有些距離,要么時代落后于我,要么我落后于時代。有時候我自己也不免悲從中來。在我個人的生計還飄忽不安、沒有任何保障的時候,我經常長達兩三個月不怎么出門,在家里讀書,想象古典中國人的生活,并試圖理解他們之于我們當代人的意義。當然,我也曾經跟自己開過玩笑,那就是,我居然在步孔子的后塵。我回過頭看自己這十來年的讀寫生活,除了對當代社會的批評以外,我更多的工作是述而不作,是整理、溫故前賢的德行、言論、事功。這有點兒像孔子,當然,他老人家是集夏、商、周三代大成,但他也是述而不作。

話說回來,因為追溯中國的源頭,我對現實的關注不再用心。對現實的關注一度使我獲得了命名的能力,這是一種觀察社會、進而得出結論的創造力。我幾乎是輕而易舉地提出了類人孩、次法西斯社會、中國劫、自由之美、成人之美等概念,以至于有人說我是造概念的專家。在當代,大概只有毛喻原先生、吳思先生等思想家們具有提供概念的原創和結構能力。但是,自從我回到北京生活,我發現自己的這一能力有所降低,這一度讓我非常恐慌。就好像一個人兜里有銀子心里不慌,兜里癟了之后,他心里極度不安一樣。或者,就像江郎才盡那故事的主角一樣,我也一度懷疑自己是否江郎才盡了。

這樣的經歷在我寫微博時都有所體現。我的微博大概跟大多數人的微博不同,我幾乎都是原創,每天上網時寫兩條發布,有時提前寫好,有時臨時杜撰。在寫微博時,我試圖表述過想給大家提供新觀念的想法,比如我批評知識暴發戶現象,還有我從中國劫的概念后退一步,我說我們社會最近七十年是朝三暮四,前三十年政治文革,后四十年經濟文革,都在革文化的命。但因為是微博,而且我的精力極為有限,我難以展開,后來就不了了之。

這種跟現實有距離的情況表現在很多方面。當朋友、或外人問我一些現實問題,我已經不再有當年那樣深思熟慮的答案,不再有那種明確、信心滿滿的答案。比如,有人問我重慶事變之后中國的左派會如何變化、發展下去,我就沒有研究;比如,有人問我中國政治演變的可能性,我就沒有答案。面對社會空前復雜的變化,以及年輕一代人的人生選擇,我開始不斷地拷問自己,我是否做得像這些年輕人一樣問心無愧?我是否盡到了自己的責任?我是否背叛了自己的青春夢想?……這些問題,在我這里,最終變成了對身體的追問,對時間、空間的追問,對人生意義的追問。

這就是我今天要回答的,人的目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這個問題。你們個人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有些人會說,房子、車子,成功人士……這樣的目的在我看來跟放羊娃的目的沒有太大的區別。你們大概都知道那個放羊娃的故事,在一個貧窮的大山里,一名記者問一個放羊娃,“你在干嘛?”放羊娃答,“我在放羊。”記者又問,“你長大后要干嘛?”放羊娃答,“長大后娶媳婦,生娃。”接下來你猜到的。記者再問,“生娃干嘛?”放羊娃繼續答,“放羊”。人們用這個故事教育大家說要好好讀書,才能走出大山,才能賺大錢。可是又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賺大錢之后呢?取媳婦生娃?生娃以后呢?讀書賺大錢?……在這里貧窮與富裕的目的沒有區別,都是循環、輪回。大概很多人的人生目的就是這個樣子的,成為貧富各自秩序的一個環節,一個鏈條。

說實話,我好像很少考慮過這樣的生活。盡管我跟人們一樣,希望過好日子,希望有像樣的、足夠體面的物質的生活;但我從來沒有為掙錢而放棄我個人的心性、興趣。就在前兩天,我跟一些媒體和出版的朋友聊天,盡管他們是朋友,但我還是為他們那種小心謹慎又不免有些得意的心理感到不安。說嚴重一些,他們在從事這個國家的謊言行業;說輕一些,他們日常工作生活中有很多壓抑個人、壓抑人的良知和常識感的東西;但他們都忍受下來了,都適應下來了,這并沒有什么問題。問題是,他們進而得意了。這才是我所不安的。我想,即使我從頭開始,進入這一行業,我至少不會得意的,不會有活著的優越感、輕浮感。進一步,我想我還是會退出的,哪怕我去街上擦鞋、賣花,我也是一個正常人,有我們普通人的喜怒哀樂、辛酸苦辣,有我們人類的幸福。我們做不了像國家機器或市場機器中的瞞和騙那樣愚人愚己,我們做不了這個專制或異化人性時代的幫忙者或幫閑者。

也許你們會體諒這些人,就像愛因斯坦當年也極為謹慎地說,大多數人都不免世俗一樣。愛因斯坦說,在他還是一個相當早熟的少年的時候,他就已經深切地意識到,大多數人終生無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是毫無價值的。但是,偉大的愛因斯坦還說,他很快發現了這種追逐的殘酷,即一種用偽善和漂亮的字句掩飾的殘酷。

我想,我自己沒有像愛因斯坦那么早熟,但他說的那些我能夠理解。甚至說,即使大多數人的世俗選擇,比如大多數人的沉默、鄉愿、犬儒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今天,這種選擇是越來越不可原諒的了。因為這種選擇不僅有愛因斯坦所說的殘酷,本身也有一種人性深處的罪錯。

用西方哲學家們的話說,這種選擇是使人生處于一種“無明”狀態;用佛家的話說,這種選擇是一種業力,大家的共業帶來了當代的災難,帶來了自然、社會和人生的苦難。大多數人的傳統選擇,如放羊娃或高級放羊娃,比如城里的高富帥,那些放羊娃的2.0或3.0版本們,無論是富人還是窮人,都加劇了現代性的危機,加劇了現代社會的危機。為了解決這些危機,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近年先后發生了很多事,從經濟危機、內戰、革命到抗爭運動,都是這一全球化時代下的各類危機的本能反應。像占領華爾街運動,以和平請愿的方式吁請大家拿出良心來,不要那么貪婪,這是相當悲壯而又無奈的。人們對現代制度及其制度機器中的零件表達不滿,這個制度機器目前具有壓倒一切個人的威力,人們在這個制度機器下生活一時難以博弈出一種新制度來,但人們可以請求大家回到良知良能狀態,能夠捫心自問,人們要求大家不要做制度機器中的零件,不要做工具……

因此,我們今天要回答人的目的有著很大的普遍性。

但這個目的我們不能提供抽象的答案,或想象著提供答案。比如說人的目的是要給社會做貢獻,是要愛國,是要做成功人士,是要有健康的身心,等等。或者干脆否定說,人沒有目的,想怎么樣就怎么樣。……但是,貢獻、愛國、成功、健康,這些東西,并不能概括人的全部生活,表達人的全部經驗。而否定式的答案又往往跟我們人性中的虛榮或高尚需要相背離,無論貧富貴賤,我們每個人都有他自己活著的根據,有他自己活著的方向、階段、手段、目標,否則我們雖然為所欲為,但跟行尸走肉沒什么區別。

人肯定是有目的的。我們把人的目的跟人的一生相連,目的就在于跟人的生命軌跡發生了關系。人生百年,或人的命運,其潛在的目的意義等待我們去認出來。這一點,我們普通人也都有經驗。就拿放羊娃的故事來說,那個放羊娃聽記者教誨要升級換代,去讀書,結果他追問記者,讀書做什么,讀書掙錢,掙錢娶媳婦,娶媳婦生娃,生娃讀書掙錢……這個放羊娃嘲笑記者的麻煩,他說他的爸爸是放羊的,他的爺爺是放羊的,他的人生乃至他的孩子的人生放羊沒什么不好……

關于放羊娃的故事可以引申出很多道理。但這個放羊娃對城里記者的反應卻是最為值得我們討論的,我們看得出來,這個放羊娃并不愚笨,他很聰明,他甚至想象過自己和世世代代親人的命運。聯系到我們今天的話題,可以說,他是知道自己的人生目的的。

我們說,記得自己的命運本身就有一種目的性,他的人生不是盲目的,而是在一種目的下面簡單、自足、充實、確定地生活,這就了不起。其實,任何生靈,乃至非生物,都有這種目的,你們可以稱之為記憶,也可以稱之為神識,一種神明認識。比如動物有記憶,植物有記憶,石頭有記憶,河水也有記憶,甚至鋼鐵也有記憶,一旦鋼鐵的負荷過重,它的記憶出現斷裂,就會發生金屬疲勞,鋼鐵很疲勞,不能再出力負重了……

從非生物開始,宇宙萬物的記憶或神識越來越神奇。比如種子有記憶,古典中國人觀察到,有的種子就在芒種前后一兩天發芽,有的花朵就在雨水后一天開花……他們觀察天象,發現種子發芽時,天上會有雷雨,雷雨帶來了水份、肥料,似乎老天知道種子這時需要水份和養料,似乎種子知道老天會給予水份和養料。天象與地象如此巧妙地配合,這是一種巧合嗎。不是的,這是一種千萬年的進化經驗。你可以叫它經驗積累,叫它記憶,也可以叫它別的什么。

其實人也是,比如我們身體的腸胃也有著近萬年的經驗,我們對食物的承受和消化吸收能力,在這千萬年中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常數。用專業術語,這個常數的軌跡經行了溫飽階段、營養階段,目前向功能階段過渡,如果不知道這個常軌,如果硬要把人生當作是人身不斷地無節制地攝取各種食物的過程,那么我們的人生和人身就脫軌了。比如我們偉大的詩人杜甫據說是吃牛肉撐死的,我們偉大的詩人穆旦在印度也差一點飽死……

可以說,打破這個常數,非腸胃能力所及,身體就出現了變異,成年人的各種病癥五花八門,慘不忍睹;就是孩子,很多十來歲的小孩,也是一個巨無霸式的肚子,而很多成年人的病如癌癥、糖尿病等等已經在孩子身上發生了……這就是變異。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說,這樣的人跟鋼鐵一樣,失去了記憶,疲勞以至衰變了。或者說,在他們投身于吃喝時,他們忘記了人的目的。

因此,我們說,失去記憶、背叛過去的人沒有目的,他可能有他自己的目的。那些假裝健忘,忘記你的人;那些背叛青春理想的人,他有自己的目的;那些似乎有驚人的胃口忙于吞食這個社會的各類食物或其他資源的人,他有自己的目的。但是,他們在人的意義,在人類的意義上,在心靈的層面上,他們是無目的的。他們是無心的。所以他們顯得很忙,心亡了就是忙;他們顯得健忘,心亡了就是忘。

我們說,人的目的就在于尋找記憶,尋找人跟世界的關系,尋找人的類的認同。人首先是以自我為中心,推己及人的。用儒家的話說,人心惟微,所以人要正心;意念無窮,所以人要誠意;人棲息在以身體為中心的文明單位之中,所以人要修身;人棲居在以家庭為中心的文明單位之中,所以人要齊家;人屬于邦國為中心的文明單位,所以人要治國;人更屬于以天下為中心的文明單位,所以人要平天下。

這個推己及人的文明單位的擴大,帶來的是前一單位的去中心化。就是說,文明的演進是不斷去自我中心化的。就像那個放羊娃,最初只是以自我為中心,但他放下這一中心,把過去、未來,城里、鄉村納入他的視野,他就有新的感覺。活在當下來放羊,對他來說就更為自覺了。這也是我們大多數人的經驗,當我們以為自己的家、自己的家鄉、自己的國家獨特得無以倫比時,我們就是以自己、家國為中心的;只是有我們去自我中心,我們才能更平實地、更堅定地愛我們自己的家園,愛我們自己的國家。這個去自我中心的文明演進意思,其實還是年輕的學者聶傳炎提醒我的,我覺得他的發明極好。發揚個性、發現真正的自我,就得去除自我中心,去除自私自利主義。這種去自我中心的自我意識,在費孝通那里,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世界大同。

但遺憾的是,大多數人身處無明狀態,仍生活在自我中心的幻覺里。甚至偉大的孔子雖然說仁者愛人,但他未能跳出華夏中心觀。他對當時華夏周邊地區的人民缺少感覺,他希望用華夏來轉化周圍的夷狄,而否定夷狄變華夏。耶穌就要好一些,他說過,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

孔子如此,大多數人就更難以超越了。他們活在想象的自我世界。我們經常聽到有人說,他的命是天底下最苦的了;他的經歷奇特,如果寫出來,肯定是一部感動人的杰作;有人說,我們生活的時代是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有人說,我們的國家是天底下最適合人生活最值得愛的國家……凡此種種,都是沉浸在較為低級的自我中心狀態。這一點,我們大多數人不能免俗,甚至我自己,也會經常不由自主地想,我這半輩子可能是同齡人中經歷最為奇特的人了。我想到這一點,就會告誡自己,我只不過是一個普通平常的人了。用馬克思的話,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人們的貪婪、懶惰、情欲、專注、靈性等等,我都具有,我跟大家并沒有兩樣。只有提醒自己這一點,我的心態才會平實得多,也正常得多。否則,用我們中國人的話,尾巴翹到天上去了。而很多活在自我中心中的人,不僅有優越感,甚至以為人類都在他腳底下,我們普通人在他眼里,就像蚊子蒼蠅一類的低等生物一樣。

實際上,那些活在自我中心中的人,那些自我中心主義者,并沒有什么個性和自我。自我、個性跟生在一起,自我中心則跟死在一起。前者是明亮的、溫暖的、親切的、可交流的、生生不已的;后者是壓抑的、憤悶的、陰暗的、絕緣的、予取予奪的。一旦沉浸在文明的初級或低級單位中心里,他就沒有時間空間的意識,在他那里,宇宙時空還沒有誕生。這就像一個無節制的富二代小胖墩兒,他只知道吃喝,只知道唯彼作享作福,他不知道自己的身心的綿延感,即時間意識,也不知道自己的身心的關系和結構,即空間感。他更不知道人生社會、自然世界的綿延,也不知道地球村的廣闊。用我們中國人的話說,這樣的人不知道天高地厚。用黑格爾的話說,這樣的人停留在沒有時間的國度。用馬克思的話說,這樣的人還在人類的史前史階段。

我們說,一個人,只有當他有了時間的感覺,他的演進才會呈現加速度的自我實現。只有當他有了空間的感覺,他的視野才有了去自我中心化的可能。以我個人舉例,我出身在農村,盡管做小學生時已經知道一些鄉土外的知識,但一直到城里讀書,才多少明白我的村子不是我或世界的中心;一直到考上大學,才明白我的城市我的省份不是我或世界的中心;當我到云南去時,我又明白北京并非必然是一個人生活的終極或中心……今天,因為旅行的經驗并不多,我的世界中心已經停滯了。多年前,一個外國人跟我們聊天,稱贊中國的成就,他舉例說,他對非洲亞洲很熟悉,他經常去肯尼亞,中國比肯尼亞發展快多了。我當時聽了,有一種挫折感,甚至受侮辱感。但是,想一想,我得承認他說得沒什么錯。我因此試著站在外人的角度看待大陸中國。不過,經歷了很多年,今天,我的世界中心仍牢不可破地以中國為中心。雖然,我會時時提醒自己,人生的終極或中心并非中國。

我是四歲時才有年齡、時間的意識。從那以后,用我們鄉下人的話,這孩子發萌了,啟蒙了,喚醒了。我開始顯得比一些同齡的孩子要機靈又沉穩一些。這種自我的積累,在小學、中學、大學階段,一直相當專注,這種專注,跟學校教育一樣,加持了我自身。時間感也在不斷地深化。青春期的時候,男女性別顯明的時候,大學畢業的時候,成家立業的時候,出國的時候……每一次喚醒,都帶來我們自我積累的深化或強化。但是,學習、記憶、積累,這些東西,在低一級層面是自覺,在高階層面又顯得本能、渾渾噩噩的了。可以說,人生的過程就是時間意識不斷喚醒的過程,每一次喚醒都是一種突破、超越,都是一種照明,用海德格爾的話,都是存在的敞開。每一次喚醒,都獲得了某種自覺,對人自身的某種把握。所謂較此前成熟了,放棄那些渾渾噩噩的東西,發揚那些真善美的東西。這就是我年輕時一再向往的,又熱烈又樸素,又誠摯又高貴,又微妙又率真……的人生。

前幾年,我過了四十歲,時間意識再次喚醒。四十不惑,我知道,不惑既代表不困惑,也代表不受誘惑。我一再問自己,是否做到了。我當時誠實地對自己說,兩個不惑,我都沒有做到。但我因此知道,人生翻開了新的一頁。我意識到自己的人生可能剛剛開始,我又意識到自己可能得準備下半場了。我的人生上半場、我的青春,已經永遠一去不復回了。

對于時空本身的性質,我是最近幾年才開始涉足的。必須說,這種認識既同我的生活經歷有關,也同我的讀書相關。比如我們知道中國歷史研究領域有一個疑古學派,他們受現代西方理性精神的影響,懷疑秦漢以來的中國人造假、編了很多假史,他們懷疑古人的很多歷史記載只不過是神話傳說。像孔子只談到了堯舜,孔子之后的人就談到了堯舜之前的黃帝、盤古了。疑古學派因此說,孔子之后的很多史書、經書是假造的。可是,按我們人類的經驗,隨著人的空間感的擴大,相應地帶來時間意識的綿延。人的活動半徑、人的視野的擴大,那些邊緣的、傳說的故事會加入進來,進入我們的時間序列,使我們的歷史時間向久遠的洪荒上古時代延伸。孔子不談黃帝,固然跟不語怪力亂神有關,也跟他那個時代的華夏中原人的空間感相關。到了戰國,諸候兼并,古典中國人的空間感大大充實了,因此,秦漢時代的思想家們意識到,傳說即歷史。像司馬遷到漢朝的東西南北的邊緣盡頭搞調查,他的結論是,黃帝是存在的,比堯舜要早得多。

時間、空間就有這樣奇特的關系。假如我們只守著大陸中國中心,甚至以為它的疆界即世界的終極,那么我們就難以理解古代埃及、古代巴比倫、古代希臘的歷史比我們早,文化比我們燦爛輝煌。假如我們只守著現代革命史的空間過日子,我們就只會承認孫中山開天辟地或毛澤東是大救星;我們就不明白盤古開天辟地或孔子的意義。假如我們像山寨的老人那樣一生不下山,我們的時間感就跟他們一樣,只記得村里的一兩代人的事,只記得父輩祖輩,頂多是爺爺的爺爺,或不知道高祖的第幾輩的傳奇歷史;就像一些人的記憶只能追溯到1949年或1919年一樣。

去自我中心化,就是要對歷史長河中的眾多人類之子、人類事件都致以相當的敬意,使他們都能做成我們當代的營養,他們存在過本身就是我們的財富我們的遺產。舍棄一些,或偏私一些,都帶來某種人性的狹隘,都會大大降低、減弱我們人生的創造力,都會帶來我們生存結構的匱乏或污染。

時間和空間的關系還有一些特征,比如對時間久遠過去的認知,可從空間的邊緣地帶獲得;比如對空間的占有越致密,對時間的占有越短暫,等等。我在這里就不一一展開了。總之,對時間、空間的認知興趣使我進一步去了解它們的起源它們的特征。

什么是時間空間?這樣的問題挑戰著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科學家們去尋找答案。有很多角度,有很多比喻。比如我們前面用記憶來說明過,時間是一種積累和記憶。我們在這里還可用能量來說明,時間就是一種相對而又絕對、又虛又實的能量。時間是實在的,因為它的能量對自身對自身系統內部的小單位來說是有意義的。時間是虛幻的,因為它的能量對它之外的參照來說沒有意義。它必須有穩定的參照,比如太陽。我們今天所指的物理時間或天文時間就是地球在太陽系內轉動時的能量釋放特征。這種釋放大致均衡,比如一年365天左右。這種釋放有明確的流逝性,這就是孔子說的,逝者如斯夫;是熱力學第二定律說的,時間箭頭不可逆。這種釋放還可以無限切割,比如一月、一日、一時、一甲子、一世紀……

可以說,宇宙或我們的時空就是在能量的演進中才誕生出來,或爆炸出來。能量有了時間和空間,它才有了預定的和諧。它屬于人、為了人,也服務于人。反之,人的出現,也是為了服務于大千世界,這是人的目的。

正是在時間空間的意義上,人的目的跟宇宙的目的一致。宇宙演進的目的可以從人生目的中認知,反之亦然,人的目的也可以從宇宙的目的中獲得。這就是西方現代科學的人擇原理,是萊布尼茨說的先天的和諧。也是我們中國人說的人與天地參,人的目的在于參贊造化。反過來,造化參贊人的演進。

人的時間,或說人生百年,也是能量的釋放。有的人沒有時間意識,他的能量釋放得本能得多,用世俗語,他造得快,他消耗過度,接濟不夠,本來是百年的壽命,他可能在三十歲左右就夭折了。我們中國人說,還未成年,就油盡燈枯了,這也是對人生百年一種時間能量的把握。有的人時間意識強,能量的補充和消耗較有規律,從而能夠頤養天年。有的人空間占有欲強,他對能量或說生命資源的壟斷、貪婪無以復加,結果他上干天和,下招人怨,他的生命及身而沒,社會、周圍的親友甚至在他還活著時就詛咒他或把他忘記了。有的人則愛財也散財,用佛家的話,他們對人生社會的能量資源正信正定,他們慈悲、担當、布施、同事,他們生活得通達,跟周圍親和,他們給世界帶來了光明、溫暖、希望和信心,他們是生態環境、心態環境、世態環境的保護者和凈化者。

人的目的在于喚醒自身生命的時間空間,進而跟外界的時間空間發生積極的聯線,參與時空的演進。傳統文明、東西方各大文明都有自己的時空計算方式,在演進中相互參校,形成了我們今天全球化時代的時空觀基礎。但是傳統文明最為神奇的努力之一,就是試圖將天文時間跟人生時間相聯系,以找到人生服務于宇宙的線索。哲人說,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傳統文明意識到,在時間大河之外,還有眾多的時間小支流,即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命起點或時間起點。傳統文明努力的,不僅要計算物理時間、天文時間的階段性特征、能量釋放特點,而且要計算人的生命能量的釋放方式和釋放結果。就是說,人不僅可以踏入他人的小河流,人也可以踏入時空大河。這樣的好奇、興趣或利害,已經有現代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極為細致地研究過,并仍在研究。用佛家的話,這是希望具足神通。用現代科學的術語,這是要反抗人的異化,以推動生命的自我完善。從我們時空能量演進的角度,這是在演進中不斷地實現一個更高階段中的自我。人的目的,也在于如此積極地把握自身的生命能量,用傳統的話,積德行善,以完天命。那些功行圓滿的人,那些時空意識強大的人,能夠計算別人的時間,比如醫生或相師鐵口直斷,某個人只有三天的壽命了;比如那些一生專注于人之目的的老人,會在臨終前不久就通知親友,他要走了,有人更明白自己什么時候走。這就是我們稱道的善終,他們對時空的把握精準,他們參贊了時空的演進。

傳統文明跟現代文明都有關于人生目的的教誨,大體說來,它們的結論大同小異。無論是慈善、公益還是積德行善,都在要求人不斷地去除自我中心、又不斷地參與一個更高階段中的自我實現過程,即不斷參與時空的遞進演化。在這個意義上,放羊娃的生存確實是需要現代文明救濟的;無論他放羊還是進城讀書,他的人生演進仍有高階需要努力攀登。就像放羊本身,也在與時俱進。摩托、汽車等工具,羊的自動飲水設備,剪羊毛的方式,等等,都在變革傳統的放牧模式。至于我們現代人更明白,在深山老林生活,有條件了,要移居平原;鄉下人有條件了,要移居到鎮上去、縣城里去;進一步,有條件了,要移居省城、北京、上海,要出國……我們今天討論的,正是要在這諸多現象中尋找人自身的目的性感受,尋找人真正的歸宿和認同。人往高處走,但人要去除自我中心,人還要回向,人才能實現自我,善始善終。

我在《老子傳》里說過,傳統文明以為人的一生應該有學子階段、居家盡責的社會人階段、散財修道階段、傳道布道階段。現代人本主義心理學證實,人有安全、生存、愛、認同、自我實現的階段性需要。但我們看當代世界的個體生存,我們大概可以說,以經濟人假設、社會達爾文主義、科技理性、大都會生活等為代表的生活方式背離了傳統的教誨,當代人的生活方式多半停滯在生存的階段、也就是各類自我中心階段。用我們熟悉的話,我們的生活多半在解決生存權問題。

觀察當代人的生存狀態,我們可以說,當代人,尤其是官產學上層人士,多半停滯在生存階段。這也是為什么齊澤克在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演說中會直稱美國的金融寡頭們是“失敗者”。因為那些人壟斷了千萬億的財富而阻止其流通,用我們上面的比喻,他們死抱著無窮盡的能量不讓它們誕生,進入時間空間的演進。用我們中國人的話,他們已經沒有天理了。

我們用人的目的來觀察當代人的生存,可以得出很多原則性的結論。比如一個壟斷大量資源能量的資本家,為了博得美名去行小善;比如一個成功人士像普通網友一樣在網上追求口水正義;一個知識人的全部言行在于說明自己的知識正確政治正確;……我們都可以說,他們是丑陋的,不曾反省懺悔自己罪性的人。這就是古典中國人說,在其位,不謀其政。現代社會的官產學精英,多半是在其位不謀其政。有資本權位的人,有知識權位的人,有官職權位的人,多半是把權位私有化、個人化、壟斷化了。因此,我并非玩笑地說過,任何長達五年十年以上仍在權位上戀棧的人,仍寄身權位的人,甚至以權位說事、加冕自己言行份量的人,都不必重視,因為他既沒有勇氣也沒有膽識。你怎么能指望從一個長達十年做一雜志主編的人那里聽到自由的思考呢?你怎么能指望一個跟你一樣做普通志愿者的超級大款有著跟你一樣的飄忽感和過普通日子的幸福感呢?一個一言九鼎為所欲為的官家跟我們的權利意識并不一致,一個只顧占有食色的高富帥跟我們的生命意識并不一致,一個一生都以學者專家面目出現的知識人并非我們人類或我們人民大眾的知識人……一句話,他們在人的目的性之外活著,他們的時間空間還未誕生就已經停滯,就已經坍塌成為吞食一切資源的黑洞。

如果說他們跟我們有什么關系,那么他們只是我們的病灶,是我們的贅疣,是我們有待診治、調理、對癥下藥的罪錯或業力,是我們生命能量或社會能量無能均勻釋放的障礙。

我已經說了太多,你們大概已經能夠明了人的目的了,對我們個人來說,人的目的就是意識并找到自己生命的表達方式,它的能量無窮,我們要讓它有效地釋放出來。

你們也許會問,我自己做得如何,我可以坦率地說,我跟很多中國人一樣,人生被耽誤了若干年,這種耽誤即有時代社會的原因,更有我個人的原因。因此,今天我的讀寫生活已經難以像年輕時那樣勇往直前,那樣不斷地去除各類自我中心。今天的我似乎跟很多人一樣停在大陸中國一個世代或世紀百年的時空范圍內,我們既在為這個時空送葬,也在為它陪葬。因此我未能進入到真正的全球化時代,也許此生都無望無能給全球化時代的世界知識提供正當有效的服務。雖然在我心中,無論是中國中心,還是美國中心,還是歐洲中心,無論是權位中心、名位中心,還是威福享受中心,都比不上我跟孔子、老子、耶穌、魯迅、愛因斯坦們的閑談,都比不上我跟你們在一起的閑談。

當然,我仍愿意借用西人的話做這次講座的結束:

如果我不再禮贊晨曦和落日,不再禮贊老人和少女,不再抗爭不義和罪惡,請把我逐出人子的行列。

2012年7月7日北京



燕南園愛思想 余世存 2015-08-23 08: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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