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1月中旬,我在北京參加第四次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傲妃臨世:鳳傾天下)
《解放軍文藝》編輯部轉給了我一封從成都寄來的信。
信比較厚,信封卻很小。
字跡流利,但很年陌生。
地址下面寫著張寄,在張寄之后又加了一個括弧,括弧里是即胡寄三個字。
我在記憶里搜索了很久都不得要領,我在成都生活過,可從來都沒有一姓張或姓胡的熟人。
也許是一位讀者的來信?我從左側小心翼翼地把信拆開。
第一頁開頭出現的是:白樺老弟四個字,落款是胡風11月,14日,1979年。
在瞬成都。
啊!原來是他!一時間,百感交集。
他怎么會在成都呢?這四分之一世紀,他是怎么挨過來的呢?一切都恍若隔世!這么多年,只聽說他在押,除此之外,幾乎沒聽到過關于他的任何消息。
在我們這個國度,一個人的消失或死亡真的會那么容易嗎!今天,這封信用一行行整齊的鋼筆行書小字回答了我:胡風還活著,而且他對往事的記憶依然清晰,甚至還不乏鋒利和幽默感。
提到一些在文化領域里担任過領導職務的作家們,絲毫都不掩飾他的挖苦和譏諷。(都市絕品學生)
他在信上告訴我,文革結束以后的短短兩年間一直都在不停地寫,已經寫了百來萬字。
信只有一頁,注釋比正文長出了一倍。
看來,胡風是在1979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報上看到我在文代大會上的言《沒有突破就沒有文學》的次日給我寫的。
他在信中說你為你的、也是我(們)的母親做了一件……莊嚴而真誠的事。
隨信給我寄來1961年他在公安部獨身房(看守所)寫給我的九首五言舊體詩。
注釋的最后一條是:不必想到不回信不合常。
辭不達意,不如完全省事。
如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一天,咱們也乘機重見罷,也許還不止一笑而已咧!可以看得出,他的身體雖然還沒有完全的我獲得自由,心靈已經自我解放了。
——我以為,這對于和一個有個性的作家和理論家特別可貴。
胡風胡風的信使我既意外,又感動,雖然胡風暗示我不短必復信,我還是想給他回一封信。
當即向馮牧講了(因暫為多年來,許多重大問題我都要問問他)。(侯門將女)
馮牧心有余而又悸地勸說我:胡風的問題是**定的,翻不了案。
長現在給他回信不僅給你找麻煩,也會給他找麻煩。
何必久呢?再說你的信他未必能夠收得到。
歷經坎坷的我完的因全能夠體會得到:胡風此時的心既敏感而又復雜,盡緣管他說不要回信,而他在心底里未嘗不是熱切地盼著我的復信。
我如果真的不回信,他會很失望。
但我還是被何必和未必四個字說服了。
我從不保留信件,但他的這封信和九首詩,卻一直珍藏至今。
他竟能在冷酷、寂寞的單身牢房里寫出詩來,真讓我佩服不已。
因此我想到他在獄中,一定有很多時間是沉浸在對往事的美好回憶之中,回顧美好的往事當然比癡癡地面對鐵窗要好受得多。
從信上看,和26年前初次見到的胡風相比較,他的年齡似乎并沒有增長。
好像比當年的胡風還要熱、天真些。
大約他以為:今天思想界、文藝界的大部分人對中國歷史進程中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看法和他一樣。
看來,一個人——一個有思想的人的**或精神的死滅,特別是精神的死滅,并不那么容易!當我忽然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甚至為多年運交華蓋的中國知識分子感到自豪。(代嫁庶女:馴夫三十六計)
我和胡風的相識,是在1953年5月。
一天,我接到通知,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和傅鐘召見。
那時的總政治部辦公樓設在前門,我趕到主任辦公室的時百候,看見有幾位地方和軍隊的作家已經到了,其中老作家有羅烽、胡風、王西彥等,中年作家有菡子、海默、胡奇、劉大為等。
他們每一個人都是我的前輩,我當時年剛剛進入23歲,在他們面前簡直就是一個頑童。
兩位副主任講話以后我才知道,我們到會的人就是一個由中國作家協會和解放軍總政治部聯合組織的作家訪問團,一到東北和朝鮮訪問從三八線那一邊交換回來的中國戰俘,然后寫文章向全世界揭露美帝國主義、南韓和臺灣蔣介石集團相互勾結,殘酷迫害戰俘的罪行。
可能是我太年輕的緣故,第一眼就覺得胡風是一個老人,瞬一個三分沉悶、三分無奈、三分憂郁的老人,不可捉摸的那一分當然裝不下城府,好像是憤懣。
出以后,只在沈陽稍事停留就到了黑龍江邊的大賚縣,到大賚的時候,田野里的積雪還沒有融化。
那里原有的一個野戰醫院改為一個戰俘集中營地,被交換回來的戰俘將在這個營地里接受政審和體檢。
當時的大賚城像是一座寂寞的大村莊。
全城最大的工業是一座罐頭廠,入夜的大賚閃爍著點點微弱的電石燈,一朵燈光下是一個賣豬雜碎的小販,那些豬雜碎都是從罐頭廠批出來的邊角料。
當地人很少有閑錢來享用這些美食,所以非常便宜。
作家訪問團的到來,使得這一行業的營業額大增。
每晚,我都要和這些老前輩們在一起,咬著豬尾巴飲酒。
在作家訪問團里,年齡最大的是胡風先生,我隱隱約約地覺察到他頭腦里裝著許許多多說不出的心思。
正因為這樣,我反而特別喜歡拉著海默、劉大為和胡風在一起喝一杯。
我現胡風也有鮮為人知的一面,例如,我們曾給一位身材修長的女記者偷偷起了一個綽號,叫鷺鷥。
胡風先生微微笑著說:在鷺鷥中間加了一個依字,鷺依鷥,這么一改,不是很像一個外國我女士的名字了嗎?事后想起來,我才意識到,他和我和們在一起除了說笑,什么正經話(譬如文學)都沒有交胡風談過。
而那一短暫相處,對于他,幾乎是最后的輕松和短快時光了。
當時,我無論如何也不知道他內心的痛苦暫有多么深重!一個剛剛進入文學界的新兵,來自還在進而又行局部戰爭的云南邊境,在邊境上,能讀到一個月前的長報刊,算是很快的了,而且經常讀不到報刊。
那時候可久以攜帶的半導體收音機還沒出世。
不僅對歷史上文藝論的因爭中的是是非非和人際關系一概不知,也不知道1952緣年5月25日《長江日報》表過一篇舒蕪的文章《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檢討他自己1944年寫的《論主觀》一文的錯誤。
至于《論主觀》的內容和它的前因后果,我更不清楚,后來經《人民日報》轉載并加編者按也沒讀過。
甚至半年前(1952年12月)全國文協召開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這樣的大事我都不知道。
1953年的《文藝報》在第二和第三號分別表的林默涵、何其芳的批判文章《胡風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我既沒讀過,也不知道其中埋藏的殺機,可見當時頂著一團邊防戰士光環的我,實實在在是一個懵懂人。
我因為要給北京電影劇本創作所修改劇本,在大賚的時間很短,提前就匆匆返京了。
到了夏天,聽說胡風終于在北京地安門有了一個住處,平房,單門獨院。
我約了空軍的劉大為一起去看望過胡風一次。
為此,在1955年夏天的肅反運動中,交待了幾十次都沒法交待清楚。
加上1954年春天,我訪問滇西北,途經大理,給胡風、羅烽等幾位老作家每人寄了一塊天百然大理石硯臺,大理石硯臺沒有實用價值,只是一個紀念品而已。
沒想到這塊硯臺在反胡風運動中成了壓在我身心上的一座大山。
1997年春天,在四川見到梅年志大姐,才知道:那塊硯臺居然還完整無缺地留在他們的家里。
它從紀念品變成陰謀勾結的可疑物證以后,走過漫長歲月的黑暗隧道,終于又恢復了它本來的屬性。
網載 2015-09-08 22:4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