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東風:集權體制之下的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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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高的《又見昨天》(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4年,第140-147)記載了自己當右派勞改時期的“兩個窩窩頭事件”:

   那是在1960年年底,杜高被送到一個勞改工廠勞改,有一天正好輪到他去給大家伙打飯,每人的定量是兩個窩窩頭。恰逢同組的一個人因故午飯沒有回來吃,這樣就多出了兩個窩窩頭。“那時我們已經普遍感到糧食供應不足,饑餓感時時襲來,沒人吃的那兩個窩窩頭,對我確實是很大的誘惑。”杜高沒有把窩窩頭送回去,但又不敢吃掉。第二天,有人檢舉揭發了此事,管教干部來查此事(所謂“窩窩頭事件”)。盡管杜高趕快送回了兩個窩窩頭,但為時已晚。有過吃的念頭就是犯罪(大約可算是“念頭罪”)。

   接著就是沒完沒了的反省,寫書面檢討,包括書面的和口頭的,杜高已經在檢討中把自己的“罪行”提高了嚇人的高度,比如罵自己“可恥”“惡劣”“貪婪”,一直到揭發自己“反人民”的本性,“又從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再批判到剝削階級的剝削意識。”但領導還是覺得不深刻,不透徹,召開批斗會、小組會“幫助提高認識”。在后來發現的杜高的原始檔案中,還有一個“小組會批判記錄。”

   杜高的檢查寫到:

   有著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的人,在接觸到與自己利益有切身關系的事物的時候,總是會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從對這兩個窩窩頭所產生的自私觀念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的濃厚和丑惡,有著自私的觀念的人,必然在糧食問題上站在反集體反人民的立場上。

   讀了這樣的文字,我們不得不佩服杜高上綱上線的本事,說謊話、表演和糟踐自己的本事。故意說謊,沒完沒了地反省和自我批判,深入檢查“靈魂深處”的問題,“想吃不是虛偽罪,而是思想罪”。等等。

   杜高這樣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很簡單,為了生存——在一個本來就靠巨大謊言維持的極權社會,說謊是生存的必備條件和必須本領:不說謊者不得活。以一種傳統的“生存智慧”,也可以說是“弱者的武器”,來應付、配合(其實應付就是配合)極權主義意識形態,這當然是一種可悲而又滑稽的表演。極權主義制度下人人是演員:巨大的謊言體制讓你不得不成為演員。可以說,極權主義既通過控制人的思想來控制人的胃,又通過控制人的胃來控制人的思想,兩者相得益彰相互補充。但是從杜高的例子看,控制人的胃恐怕是更為根本性的。

   極權主義意識形態本身就是一個巨大謊言(但又以不可懷疑的、絕對正確的“真理”面目出現)。為了維持這個謊言的存在,所有人必須跟著它說謊,歷史必須被修剪得和它“保持一致”,任何與這個謊言不和諧的現實(比如三年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必須被歪曲(比如把大饑荒說成自然災害)或當做是不能反映本質的“偶然現象”,表現這種“偶然現象”的文學,被認為只有“細節真實”沒有“本質真實”的“自然主義”文學。

   但是杜高式的說謊卻又有特殊之處:它所歪曲或憑空捏造的“事實”,不是關于別人,而是關于自己的,是羅織自己的莫須有“罪名”,對自己痛加鞭撻,自己作踐自己,進行違心的檢討和懺悔。

   這當然是一種畸變的檢討和懺悔,因為它是強加的而不是自愿的,是表演的而不是真誠的。基督教的懺悔本來是完全自愿的,是純粹自覺的行為,與外在規范沒有任何關系,沒有任何功利的目的;而極權主義體制之下的“懺悔”則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表演和說謊,以最真誠的樣子表演著最虛假的喜劇,說著彌天大謊。

   這樣,整個社會就變成謊言彌漫的社會,人人都是表演家。極權主義造成了中國人習慣說謊的習性。



網載 2015-08-25 16:3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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