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東西方哲人共通點探讨陰符經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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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曆史探索中,我們發現一個現象,現代科學分工越來越細,就越難在總體上把握世界,各幹各的,總體的結果誰也不關心,誰也不知道。而有大眼光大見識的是萊布尼茲,康德等各科通曉的人物。

萊布尼茲(1646—1716)他對數學是外行,竟然與牛頓各自獨立地發明了微積分。

他在大學專業修法律,後改哲學,1666得博士學位,曾留校任教,當過外交家,是一生以政治爲業的政治家,1672年來巴黎之前根本不真正懂得數學,因在巴黎有許多數學界朋友,才對數學發生興趣;到倫敦又遇多位數學家,使他讀到了法國大數學家迪卡爾的著作,開始研究數學。他所以敢于有雄心,去尋覓“宇宙語言”,用來統一西方知識體系,就因爲他有整體性信息,在哲學、政治、法律、曆史、邏輯、地質、力學、光學、數學九種專科都有著作,都做出了貢獻,把分類科學的分散趨勢,人爲地加以扭轉,不僅發明了微積分,還利用政治身份創立了德國科學院,柏林科學院。

對于微積分牛頓的興趣在觀念,而來布尼茲的興趣在理論,解決曲線的切線,即園的局部怎麽會是直線的問題,這隻有無限小無限小才可能,如一池水隻有無限微分,不斷蒸發,才能“有化爲無”。他發明數學許多符号如:∫表示積分,dx表示微分。隻有他這種人才會崇拜形而上學,才可能一見到拉丁版洛書圖,就直覺到“這是宇宙最高的奧秘”并把太極,河圖,洛書,八卦系列取名爲“辯證法”,連稱“中國人太偉大了”他的激動源于明察。

與萊布尼茲同時代的中國儒生都沒有多少人懂得“易經”,而來布尼茲卻有興趣去研究,在1668年寫過關于中醫的評論,還參與了對中國語言的讨論,他對中華古文化如饑似渴,不是一時熱情,是知識積累達到了相當的廣度和深度,才深深地懂得中國古文化中蘊藏的價值。

萊布尼茲一直在尋找宇宙的秩序,結構與和諧之所在,他敢于直面正視宇宙井然有秩序,而不是雜亂無章的無政府狀态,而且是生機勃勃,不象沒有管理的廢棄莊園。也不象自然科學家那樣故意回避,如“本來就是那樣”或它是“巨大機器”之類的自欺或鴕鳥似的熟視無睹。

1690年來布尼茲發表文章:萬物來自虛空,接受“有生于無”的觀點,他用0表示虛空,用1表示造物主,用1和0表示萬物的結構。

在這裏,這位大思想家有個邏輯錯誤:造物主是不可能在宇宙之内把自己也造進去的。中國古來就有類似笑話:過去室内裝修,都是在屋頂之下先用高粱稈系成十字格形架子,再糊上紙,做成紙糊頂棚,說有位笨伯,伸進頭去,最後把自己的頭糊在頂棚之内,出不來了。其實木匠造桌椅,都是站在外面去造,建築師設計大樓也是在外面。無神論者對宗教徒提出難題:“上帝不可能創造出他自己舉不動的東西”就是利用悖論,前提是“舉不動”你說能創造,但舉不動,則上帝不是萬能的;說不能創造就更不是萬能的,讓你無處安置上帝,上帝沒處放。

但八卦隻是斷開和不斷開的兩種線式,隻能有兩種組合方式,象征“一生二”與陰陽兩儀,其平方爲四,象征四象,立方爲八,即三爻範式,,隻能組合出八種圖形,即八卦。而兩個三爻範式的陰陽式組合,二的六次方變出64卦,依次類推12爻可以組成4096卦圖,可以從園以切線斷開成爲4096個直線型序列,而二進制隻是對應其中之一,隻能表達4096分之一的内涵。

但萊布尼茲來自陰陽的啓發把“數基”定爲二,在1679年論文中讨論了二進制數學并造了一個二進制數學計算器和今天的電子計算機隻有速度的差别,他的設想已被計算機科學的發展所證實。

但和黑格爾的線性表述“反者,道之動”一樣,萊布尼茲用0和1 表示自然數也是線性排列,而八卦是園,端末相接,沒首沒尾,從任何一處斷開都可以是萊布尼茲的線性序列,因此二進制系列隻是園的切線,無限微分的切線,隻是八卦環中的1/x 。

拓撲學博士董枚先生在《八卦非謎人自迷 ——從一篇數學史論文說開去》中寫道:

“現代計算機科學是從萊布尼茨當初的二進制計算器發展而來的。但從一定的程度上來說,現在計算機科學所作的一切,就是從一個方面演示了「二生萬物」這一道家思想的部份内涵。我們不妨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來說明這一點。

當今人類的全部知識都可以通過某種方法輸入計算機中貯存起來。因此,它們的任何部份都可以用有限個0和1的不同組合來表示。如果把所有這些表示式連接起來,我們就得到一個仍然是由有限個0和1組成的特殊排列。這一表示式可以解讀爲二進制數系中的一個數,也可按原來的次序還原爲人類的全部知識。假定這一表示式由100億個0和1組成,那它就與100億根爻線排成的2的100億次方個卦象的某一個序列相對應。可以想像,2的100億次方個序列中的一個就記述了迄今人類的全部知識,那它們加起來所能表達的内涵就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知識的汪洋!

再反過來說「二生萬物」吧。隻要存在兩種可以互相區别的最基本的物質元素,則由上述讨論可知,通過層層叠加和排列的辦法,就能生成任意多的具有不同性質的新物質來。道家認爲萬物來自虛空,即「有生于無」,這個「有」便稱爲「一」;然後「一生二」,這個「二」就是「陰」和「陽」。而八卦的推演和構成就可看作對「二生萬物」,即萬物都來自陰陽的一種诠釋。

總而言之,迄今爲止人類全部知識的總和,也還是由有限根爻線所畫成的一切可能的卦象組合中的一個而已。我們人類已經走了五千年以上的文明之路,從某種意義來講,我們至今也還沒有走出伏羲所畫的八卦圖去”。

在社會科學方面,德國的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注)可與萊氏媲美。

這位先生把各民族最初的精神文化與後來的物質文明分開爲兩大階段,類似中國行而上與行而下的區分。

前文所提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歐洲的大破壞,大傷亡,引起全歐民衆的反思,那是“反者,道之動”的原理起了作用:曆史的一圈循環,否則沉迷于物質文明的近現代人類不可能清醒地尋求并且接受中華古文化順應自然,清靜無爲的理念。

但是有位認識深刻的曆史學家早就認識到了西方的沒落,以此命名的著作在戰前就開始構思寫作而在戰後出版《西方的沒落》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著(1923)。

對于歐洲民衆惶惑的大問題:“爲什麽歐洲300年繁榮的物質文明導緻了歐洲的大災難?

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的回答竟然是:因爲西方文化已經進入“文明時代”!他将每一個民族與地區的文化史區分爲“文化階段”與“文明時代”。

他認爲前者誕生精神文化,出現精深的藝術,科學,後者發展爲物質文明與軍事文明,出現偉大的帝國,國際性的大都會,強大的文化帝國主義,崇拜功利主義與應用科學,物質主義,精神失落,道德沉淪,典型表現爲亞當·斯密自由主義經濟學與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

他認爲文化是好的正面的内在的表現,而文明是不好的負面的外在的現象:

一種文化進入文明階段就喪失了原有的文化創造力,隻剩下對外擴張的可能性,所以國際上充滿了列強、國際都市以及強大的文明同化力在改變世界,但在文化上學術上隻能沿襲前人的成就,很難出現本質的變化。

“文化時代”是文化靈魂的精華;而“文明時代”是文化靈魂的木乃伊。

人們都願意活在文明時代,因爲有佛陀、耶稣、黃帝、老子、蘇格拉底都享受不到電燈,電話,電影,電視,電扇,電梯,空調,電腦;物質文明大增,但精神文化在消失,遺忘。

在斯賓格勒心目中物質“文明”沒有曆史地位,好的東西在“文化時代”已達頂峰,“文明時代”隻是物質上花樣翻新,實質上無變化,千篇一律,道德在沉淪,滑落。

他認爲中國先秦遠古是文化時代,而進入秦漢至明清,民國,就是“文明時代”。中國文化進入文明時代後仍然繁榮了兩千多年,而且長期居世界之冠,他認爲是由于悠久文化的融合力。

而東方的老子也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詐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道德經》十八章)「失道而後德,先德而後仁,先仁而後義,先義而後禮」(《道德經》三十八章)異曲同工,殊途同歸,東西方哲人用各自的文化形态,表達的是同一個主題:和宇宙的成、住、壞、滅,一切生命的生、老、病、死一樣,人類的退化表現爲道德的淪落,人性的喪失,精神被物化,物質人格化,以至人格獸性化。中國人所說的「人心不古」,「喪盡天良」「喪心病狂」,指的就是這種趨勢。

作爲個體生命,人性喪失大家都會看到,中國人指爲「缺德」、「霸道」、「無道昏君」等等,但一個民族、社會整體被物化,道德标準在下降,往往大家随波逐流,沒有感覺。

但今日中國大陸,人化爲物,太明顯了,貨币人格化,權力人格化,警察暴力化,公開宣揚狼性,搞狼圖騰崇拜,問卷調查兩萬人,百分之八十認同:「戰争中向戰俘和婦女兒童開槍」;權力鬥争依叢林法則進行,暗算暗殺;政權黑社會化:對百姓立法鎮壓,生摘活體器官創收發财,習以爲常,囚獵兒童進黑磚窯作苦力,暗無天日,權錢勾結,政匪一家,爲降低成本,有毒商品流通至全世界,哪裏還有道德?哪裏還有人性?是共産黨用唯物論改造人的結果。

這恐怕就是中華祖先黃帝在《陰符經》予言的現實背景。

高智晟律師上書湖溫憂心如焚,擔心就在大陸道德崩潰,中華民族喪失靈魂這最大危機。

斯賓格勒對中華文化陌生,但對西洋文化卻分析極爲透徹:

他對西方曆史學家包括權威的湯恩比所謂西方進步來自“混合希臘與基督教文明”并不認同,他說西方對希臘的崇拜不曾改變西方的生命感受,與希臘文化有承傳關系但本質是兩種不同的文化,就象中國對日本的影響一樣。

而原始的基督教是中東式的似綿羊一般,尼采說是“奴隸道德”強調忍耐,順服,成長于窮鄉僻壤;而西方是基督教會有強烈的以個人爲中心的“強制道德”因素,又有積極進取,侵略世界,改造世界,同化世界的理想特質,成長于華麗的羅馬教堂。在這一點上和東方思想家看法接近,東方大詩人泰戈爾在1941年逝世前所寫《文明的危機》與斯賓格勒所見略同,書中說“西方心理潛在的暴力精神,正在亵渎人類的精神”正好被納粹的出現所證實。

就連從政的前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在其著述中也說“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共同點是都要征服自然”,這顯然與東方“天人合一”的理念南轅而北轍。

斯賓格勒認爲最早成熟的中東文化以其基督教征服了原始的日耳曼與拉丁民族;而西方各國成熟以後,以西方風格又改造了基督教,把中東的教義成分剔除,所以西方科技進步與基督教沒有關系,現代西方人心靈的空虛,也應歸咎于西方本身的物質文明。

他說資本主義就是賺錢主義,而耶稣不贊成在地上積累财富,一個由基督教義支配的社會,會有繁榮商業,但不可能出現利滾利式的現代資本主義。

他認爲在中東各國,哲學與科學怎樣發展都不會與神學相反,而西方科學和哲學發展起來後,無神論就出現了,神學丢入垃圾桶,也才會産生給西方人無限舒适,方便的應用科學,是西洋人改造了基督教,而不是相反。

遺憾與不足的是斯賓格勒不了解中國(現代中國人自己也不了解)。

根據斯賓格勒的理論,每一個文明的最終階段都是軍國主義的崛起,而中國和紀元前兩千年埃及與美索不達米亞文化不同,和紀元前一千年的希臘文化也不同,和紀元千四、五百年的波斯拜火教,加爾狄亞占星學派,巴勒斯坦猶太教,基督教希伯來文化都不同。

中東文化取代了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文化,(遠古紅皮膚埃及人幾乎滅種,文化已斷流和現代埃及人不是一回事)一神教盛行不久,又被希臘羅馬先後占領,中東文化與希臘羅馬文化融合,基督教的中東思維用希臘包裝,福音書用希臘文寫成。反過來在希臘,新柏拉圖學派以希臘哲學形式,反映的是中東基督教思想,羅馬帝國更接受基督教爲國教及政教合一的觀念;直到中東回教興起後才截斷與歐洲聯系,但也淵源于古猶太教與基督教。整個歐洲中世紀都是以中東宗教思想爲内涵,希臘羅馬文化隻剩下名義,核心是基督與天主。奧斯匹林山上諸神成爲過去,隻留下了馬拉松的曆史回憶。

總之都失去了原始的淵源:或源遠而斷流,如埃及、印度;或流長而變異,如古希臘與西伯來。

但中國的文化獨特性在于:

1、源遠流長,直到公元1949年,但台灣保留至今。之所以沒有斷流,是因爲道與德。以道德而不是以經濟爲社會基礎,異族入侵反而被同化,它沒有唯物史觀,在斯賓格勒認爲的三皇五帝文化階段以禅讓爲典範,是唯道史觀;在以後的文明階段是唯德史觀。簡單說,一代代王朝,誰缺德,誰就滅亡。

2、在賓斯格勒認爲的中華文化階段,沒有人爲的宗教,三皇五帝直接管理,确立人際關系的倫常,來杜絕“強淩弱”與“衆暴寡”,這種傳統直到孔子的“君子不黨”:認爲結黨必爲營私。

有經書而無宗教,《道原經》處處講“無形”,大道無形。道教是文明時代的組織。

3、在斯賓格勒認爲的“先秦以後的文明時代”,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但是古文化中的倫常與重道傳統在留傳,唯德史觀貫穿了兩千多年,暴君在傳統曆史觀中沒有地位,五胡十六國及以後的五代十國以至元清都對漢文化十分崇拜。崇尚道德的十三經流傳至今。

4、自司馬遷以來,雖然二十四史被官方篩選修定,但有真正的史家寫在曆史前面,而後爲曆史事實完全證明,絲毫不爽,留下一部最幹淨,真實的曆史,而東周以前有文物作證。

5、但中國的文化危機比任何國家都嚴重,面臨的是被冒充,取代而變質,滅亡。正如斯賓格勒所言:“任何一種文化,任何一個國家民族,如果它的過去是一片空白,那麽它的現在也就沒有任何生存的意義,沒有目的,沒有感覺,沒有傳統,沒有出路。”這正是今日大陸中國的寫照。但這一切又都包含在超前的曆史紀錄總綱,黃帝的《陰符經》。

注:

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德國史學家,其《西方的沒落,》一書,于1923年出版,

縱論世界各民族曆史與文明,引起世界轟動,曆史視野廣闊,思想深刻。

努曼伊爾•康德(1724 - 1804),德國承前啓後的大哲學家。


今鍾 2010-07-15 08: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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