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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中山是職業革命家，但革命活動在在需款，如何籌款成為其革命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孫中山早期革命活動以南洋與廣東地區為主，并以華僑為經濟上的主要依靠力量。進入20世紀后，為擴大革命的影響并尋求更多的支持力量，開始轉向當時中國的經濟中心上海。這就使他與一直活躍在這里的浙江商人特別是寧波幫有了多方面的聯系，有的進而成為其革命事業的追隨者與重要的支持力量。這種交往也為日后他與同是寧波人的蔣介石的關系作了鋪墊。

　　趙家兄弟變賣家產支持革命

　　形成于明清時期的寧波幫曾是明清時期中國十大商幫的后起者，但由于其抓住五口通商特別是上海崛起的歷史機遇，迅速成為近代中國的第一大商幫，其中擁資幾十萬乃至數百萬的豪富不勝枚舉。到清末不少寧波商人在上海金融、航運、進出口等重要行業居“王者”地位。如號稱“五金大王”的鎮海商人葉澄衷1899年病逝時積資達800萬兩，這一數字相當于當年清政府全年財政收入的1/10.寧波幫不僅富可敵國，而且由于其長期活動于上海、寧波等通商口岸，且多以買辦發跡，得以領風氣之先，對革命多持同情與支持態度。在此背景下，孫中山與寧波幫的交往可謂水到渠成。當時孫中山與各個層面的寧波幫人士都有交往，其中趙家蕃、趙家藝兄弟變賣家產支持孫中山革命活動，在革命黨人中傳為佳話。
　　光緒二十六年（1900），祖上從事航運業的趙氏兄弟同赴日本留學，其間結識孫中山，并加入同盟會，即成為孫中山革命事業最忠實的追隨者。1903年，趙家蕃、趙家藝與浙江湖州人張靜江（字人杰）先后去法國巴黎經商，以所獲利潤全部用于資助孫中山。“計人杰先后所輸金百數十萬，君亦數萬”。1906年，趙氏兄弟回國，他們在上海平橋路姍家園的趙公館，即成為當時海外革命黨人與上海黨人聯絡通訊的秘密地點之一。1907年，孫中山先后在兩廣地區組織發動潮州、惠州七女湖、欽州等地起義，所需款項巨大，為此他到處奔波籌集。從陳其美處獲知孫中山的困境后，趙氏兄弟十分著急，而當時他們在上海經商，手頭現金不多，為此，雙雙趕回寧波老家，把祖傳田產全部低價變現，以所得現款悉數捐給孫中山。
　　為宣傳發動革命，1910年趙家蕃與沈縵云等人出資支持于右任在上海先后創辦《民呼報》、《民吁報》、《民立報》，為革命鼓與呼。“集資創辦報社，始曰民呼，滿政府忌之被錮，乃創民立、民吁”。其間趙氏兄弟已放棄經營活動而專心于革命事業。1911年7月，趙家蕃在上海協助陳其美組織同盟會中部總會，不久在趙家藝主持下，同盟會寧波支部成立，趙任會長。同年11月5日，寧波光復，趙家藝被推舉為寧波軍政分府參謀議長，總攬庶政。不久寧波局勢穩定，趙家藝辭職回滬經商。1912年，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委趙家蕃担任全國造幣廠廠長，不久孫中山辭職，趙氏也辭職返滬。
　　此后，趙氏兄弟對革命黨人仍多有資助，有時甚至不惜變賣飾物相助。當時革命黨人形容他們對革命的支持是“有求必應”。如1914年，孫中山在日本另組中華革命黨，多方籌措討袁經費，發動護國戰爭，趙家藝一次就捐輸三萬元。1916年，孫中山為解決經費問題，擬在上海創辦交易所，在四明銀行樓上租屋掛出“通記”牌號，成立籌備處，趙氏兄弟主持其事，担任發起人，其余發起人也多為寧波商人。其間，孫中山在上海出版《孫文學說》一書時，曾為趙家藝手書“行之非艱，知之惟艱”八字條幅相贈，足見彼此相交之誼。
　　1925年初，趙家蕃因經營事業不順病逝，家藝為此悲傷過度也重病纏身，后聞孫中山噩耗，痛悼更甚，亦于是年4月13日歿于上海，相距竟不過三月。

　　虞洽卿挪用公款支持陳其美

　　虞洽卿、朱葆三是辛亥革命期間上海寧波幫的領袖人物，也是當時上海灘的風云人物。進入20世紀后，他們也都由支持立憲轉而同情乃至支持革命。
　　最早由虞洽卿發起創辦的上海商團組織是后來上海光復的主要力量之一。1911年初，根據同盟會的指示，沈縵云、葉惠鈞等人將上海商團組織轉變為反清武裝力量。此事無疑得到了商團創辦人虞洽卿的首肯。同年4月，在虞氏支持下，全國商團聯合會在上海成立，虞任名譽會長。隨后，上海商團加緊進行軍事訓練，發展成為一支有戰斗力的軍事組織，后在光復上海戰役中發揮了主力軍的作用。戰斗開始后，訓練有素的上海商團一鼓作氣攻下上海道縣公署，接著又攻占民軍久攻不克的江南制造局，從而卒定大局。
　　其間，虞洽卿與孫中山上海一帶的主要支持者陳其美關系相當密切。虞氏曾多次出資支持陳其美，并為其籌款購置槍械，以供起義之用。其中一筆8000兩的借款是虞洽卿挪用其担任總經理的寧紹輪船公司款項。此事直到1919年該公司股東大會時才披露，引起眾股東大嘩，因為當時離陳其美被袁世凱派人暗殺已經四年多了，最后以虞洽卿出面承担了事。為掩護革命黨人活動，辛亥革命前夕，虞與朱葆三等寧波商人在上海公共租界組織“寧商總會”。該會向香港英政府注冊，持有公共租界工部局第一號總會執照，即所謂特別照會。有了這張護身符，公共租界巡捕房也不能隨便入內搜查。寧商總會實際上成為掩護革命黨人進行革命活動的重要場所。
　　武昌起事后，上海革命黨人原定于11月5日在上海起義。但11月2日，虞洽卿忽然從寧紹公司漢口分公司發來的電訊中獲知清軍五艘軍艦自漢口下駛，不日將抵上海吳淞口，準備裝運江南制造局大批槍械彈藥，以接濟進攻漢陽的清軍。虞氏立即將此情報告知陳其美，陳感到如果這些軍艦被用來對付上海的起義力量，勢必會給起義帶來重大障礙。與此同時，當時兼任上海道署總賬房的朱葆三也向商團司令部（設在今香港“影視大王”邵逸夫之父邵玉軒所開“錦泰昌顏料號”店內）提供了兩江總督關于鎮壓革命黨人的密令：“上海革命事起，商團盡叛，已命南京、松江兩地進兵，無論革命黨、商團，擒獲者全部正法。”形勢危在旦夕，上海革命黨人當機立斷，決定在清軍援兵抵達之前，提前于11月3日發動革命起義。起義勝利后，11月6日成立滬軍都督府，虞洽卿任首席顧問，隨后又担任閘北民政總長。

　　上海光復前后為革命黨提供財政支持

　　財政問題是上海光復前后革命黨人的最大困難之一，對此，當時旅滬的寧波幫商人紛紛給以大力支持。由寧波商人經營的四明銀行與沈縵云、周舜卿經營的信誠銀行都積極為起義軍提供經費，特別是起義最初兩日軍餉全部由兩行承担。據《民立報》載，“上海光復前后九月十三、十四日所發的軍餉，大半由該兩行所輸出”。虞洽卿還與袁恒之、胡寄梅發起成立節費助餉會，呼吁商民全力支持，指出：“兩月以來，武漢一隅，相持不下，軍需餉項，萬分迫促，尤為岌岌可危之勢。于此不為援助，萬一大局瓦解，有噬臍之悔。”當時參加國民自助會的各業董事如面粉業董事李云書、煤業董事謝蘅牕等寧波幫人士均親自担任勸募人員。由寧波商人控制的上海商務總會還曾為軍政府墊銀180萬兩，其中120兩系充寧滬杭及揚州軍餉。據粗略統計，此類由上海商務總會出面替革命軍向商家籌措的款項共有300萬之巨。當時虞洽卿還和朱葆三、王一亭等向滬上各中外銀行、商號商借巨款，接濟軍需。其中虞氏經手的有四明銀行4萬兩、寧紹公司16萬兩、荷蘭銀行1萬兩，朱葆三經手的有三井洋行35萬兩，祥泰布莊等商號3萬多兩，此外當時他們還組織工商、文藝各界“售物助餉”義賣義演等活動，為革命軍籌集經費。
　　1911年12月，朱葆三應邀担任上海都督府財政總長，寧波商人周晉鑣、傅筱庵、錢達三等任顧問，以“協籌共濟”。不久朱又担任由孫中山發起成立的中華銀行董事長。當時革命黨人財政十分困難，他們為新政府籌措經費，支持北伐等，奔波聯絡，頗費苦心。

　　上海起義時，蘇州各界聞訊后紛紛要求江蘇巡撫程德全宣布獨立，慣于投機的程德全看出“軍國之事，已無可為”，準備另做打算，但仍以缺乏軍餉為借口進行要挾。上海革命黨人協商后，決定由虞洽卿籌集款項100萬兩，兩次赴蘇州勸說程德全。迫于當時的革命形勢，拿到巨款后的程德全即宣布江蘇獨立。但當時南京的清軍仍據險頑抗，成為革命黨人的一塊心病。虞洽卿因與兩江總督張人駿一起辦過南洋勸業會有過交往，遂自告奮勇前往南京游說，結果被江南提督張勛“堅拒”。陳其美見勸降不成，乃組織江浙聯軍攻打南京。當時寧波商人積極支持這一軍事行動。自南京返回上海的虞洽卿一面“暫借”聯軍10萬元以充軍需，一面與李平書、朱葆三等14人聯名發表啟事，勸募犒軍物資。隨后虞將募得的大批慰勞物品連同軍械彈藥，親自押車，連夜送至南京前線，有力地鼓舞了前方將士。經過江浙聯軍浴血奮戰，終于在12月12日攻克南京，從而在當時的南北對峙中大大增強了南方的籌碼，為革命形勢的穩定奠定了基礎。

　　鎮海桕墅方家和小港李家是寧波幫最具經濟實力的家族財團。辛亥革命期間，這兩大家族都有成員參與這場革命。上海起事前，方樵苓經虞洽卿介紹認識陳其美后，即對革命黨人表示支持，不但自輸巨款，又發起組織“革命軍餉征募隊”，與其侄方椒伯一起為民軍勸募經費，成績斐然。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孫中山為擺脫臨時政府財政窘境而發行公債，方樵苓和虞洽卿都積極購買巨額公債，以示支持。

　　小港李氏三兄弟李云書、李薇莊、李征五是上海辛亥革命的風云人物。他們都在辛亥革命前加入了同盟會。李薇莊、李征五還曾担任同盟會上海總部機關評議員，官至江蘇裕蘇官錢局總辦的李薇莊，在上海起事前曾設法為革命黨人從官錢局搞到為數10萬銀元的巨款，為此他招致非議，竟于民國二年含冤而逝，年僅41歲。為此，孫中山親筆題贈“子孫永葆”四字，以示嘉慰。上海光復時，李征五曾募兵組織滬軍光復軍，自任統領，成為陳其美手下最強的主力之一。他“自將數千為光復軍，駐閘北以為支援”，并在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戰斗中表現出卓越的指揮才能。隨后他又發起組織中華民軍協濟會，作為籌餉的統一機關，“預算北伐經費，以期準備軍需，而作民軍后援”。李云書則担任江浙聯軍總兵站總監，為保障前方軍需供應竭盡全力。當時李征五在上海灘的身份是青幫大佬，對此同為青幫的袁克文曾公開表示：辛亥上海舉義時，我們青洪兩幫都有貢獻，青幫是李征五，洪幫是徐朗西。

　　旅日寧波商人吳錦堂與孫中山的交往

　　孫中山的革命活動還得到海外寧波商人的大力支持。其中孫中山與旅日寧波商人吳錦堂的交往最為密切。吳錦堂出身貧寒，19世紀80年代由上海赴日本經商。由于其不懈的努力與過人的膽識，迅速成為旅日華人的佼佼者，在20世紀初的日本商界有“（大）阪神（戶）財閥”之稱。據日本學者中村哲夫研究，在日本由華僑資本轉為財閥的，吳錦堂是唯一的例外。

　　1895年，孫中山組織廣州起義失敗，清政府瘋狂追捕革命黨人，迫使孫中山再次流亡海外。當年11月12日，孫中山到達神戶時，受到了吳錦堂的熱情接待。他對孫中山領導的反清斗爭充滿信心，并在華僑社會中廣為宣傳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其后兩人的聯系十分頻繁，用中村哲夫的話說，“1900年前后，孫吳的聯系幾乎超越了吳氏同其他任何人的聯系。”其間，吳錦堂還利用租借住友財團的汽艇在向國內運輸日本北九州煤炭的海上經營活動中，秘密協助孫中山運送軍火。1905年8月，孫中山把“興中會”、“光復會”、“華興會”聯合組成“中國同盟會”。吳錦堂積極參加同盟會活動，后担任同盟會神戶支部長，把他在神戶私邸中的一部分房屋借給同盟會辦公，并帶頭捐資贊助。其后同盟會改為國民黨，吳錦堂繼續担任神戶支部長。1912年，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中華民國，吳錦堂應邀出任浙江省財政工商顧問及省咨議局參議員，并多次向國民政府捐資。還先后捐助上海、寧波軍政府各銀1.6萬兩。

　　1912年，辭職后的孫中山繼續為革命事業奔波。據說此后他又七次到過神戶，吳錦堂不僅每次都參與接待，有時更是全程陪同。1913年3月，孫中山到達日本神戶。吳錦堂在神戶中華會館組織盛大的歡迎集會并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后又以國民黨神戶支部長身份邀請中山一行到舞子海濱松海別莊做客，神戶領事王守善及阪神華僑僑領均出席宴會，極一時之盛。1915年，孫中山、宋慶齡新婚旅行到達神戶，吳氏又多次設宴熱情款待。為褒揚其支持革命之義舉，孫中山曾親筆題贈“熱心公益”匾額一方。

　　1924年12月，孫中山帶病北上參加國民會議促進會。途經日本神戶時，孫中山偕同夫人最后一次親臨吳錦堂的私宅“移情閣”。在吳的協助下，孫中山在神戶女子中學禮堂發表《大亞細亞主義》的演講，宋慶齡也就婦女解放問題在兵庫縣高等女校發表演說。

　　1916年8月22日，孫中山在胡漢民、趙家藝等陪同下考察寧波。在省立四中舉行的寧波各界歡迎會上，他對寧波商人予以高度評價：“寧波人素以善于經商聞，且具堅強之魄力”，并說“寧波開埠在廣東之后，而風氣之開通不在粵省之下，且凡吾國各埠，莫不有甬人事業，即歐洲各國，亦多甬商足跡，其能力與影響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來源：南方都市報

網載 2012-08-14 20:5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