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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毛澤東與福爾曼的談話

　　在延安，毛恰巧并不是一個難以接近的預言家，不是一切智慧與指導的源泉，他的話也不是毫無問題的法律。當然，毛澤東的觀點與建議在形成政策上，有著極大的影響，但它只拿來當為討論的一個基礎，而由該黨各領袖組成的一個委員會來作最后通過，這些領袖們自然不是些橡皮的圖章，因此毛所宣傳的演說，是首先小心地思考出來，再由他的黨中同志整理過，最后的形式，因此是黨委員會的混合表現，而并非純粹是毛自己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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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對我說，“第一，我們不是求達到蘇聯的社會與政治的共產主義。我們更其愿認為我們現在所在做的，有些象林肯在你們內戰中所為之作戰的事：那就是解放黑奴。在今天的中國，我們有好幾億的奴隸，為封建社會桎梏著的奴隸。80%以上的我們的人口是依賴小塊土地生活的農民，大部分的土地是屬于窮奢極侈的大地主的。由于近80%的佃農，須以他們生產品50%-80%償付地租，它等于實際奴隸所償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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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為設法解放這幾億人民與用土地改革來改進農民生計，我們不想象蘇聯那樣趨于極端——沒收地主的土地，重行分配于人民。我們承認，我們確然在過去那樣做過；但在1937年9月22日，和國民黨與政府締結協定后，我們放棄了這種政策，代以修改的政策——一個勸告地主減租達到合理的數字，而同時向他們保證這些減低了的地租一定由佃戶正常地交給他們。在這一點上，就經濟的意義上講，我們是和蘇聯不同的。

　　“政治方面，在我們既不要求也不計劃無產階級專政一點上，我們也和他們是不同的。我們也不主張一個足以沮喪個人創造性的集體主義——實際上，我們是鼓勵競爭與私人企業的。并且在一互利的協議之下，我們要準許并且歡迎在我們控制區域中的工商業的外國投資。我們自己能夠做的，我們自然要做。但有著好多我們不能做的事，我們將歡迎外國人及外國資本流進來，去做那些事。我們是落后的國家，因此對于外國投資十分需要。

　　“講到政府——象你曉得的一樣——我們信仰與實行民主政治，采用‘三三制'，限制任何一黨專政的可能性，象今天國民黨所實行的那種情形。在這一方面，我們也和俄國的蘇維埃制度大不相同，那就是在那里面，我們的民主政府形式，包括地主、商人、資本家、小市民、以及工農。在今天的蘇聯，卻是沒有地主、沒有商人、沒有小市民的。”

　　“可是你們既不實行共產主義，”我要求說明，“那末為什么叫你們自己為共產黨呢?”他的答復是，這一名字是從往日沿襲而來。“你在這兒已經看到很充分的事實來證實我所說的話，”他說，“充分的事實使你明白我們不再是蘇聯所謂共產黨這個字的意義了。”

　　“那末為什么，”我堅持著說，“你們不改名呢——改為屬于民主政治范圍的‘新民主黨'，或其他這樣一類名稱——任何共產主義以外的名稱呢?”

　　他搖搖頭。“我們或別的人所稱呼我們的政黨的名稱，對于我們，或對于我們的天良上，并不關重要。如果我們是突然改了別的名稱，在今天的中國——以及外國也是一樣——就會有那些人利用它來作資本，要指斥我們想隱蔽某些事實。不，我們不能，我們也不該改換名稱。我們也無此必要。所重要的，是內容與實施，不是名稱!”

—— 哈里森·福爾曼著《西行漫記》第二十一章摘要

西行漫記 2012-08-21 17: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