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準:劍與火的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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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家顧準。

  本真語錄

  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矛盾永遠存在,所以,沒有什么終極目的,有的,只是進步。

  經典評說

  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覺得特別特別冷,覺得那是一個冰冷的世界,顧準就像是一點點溫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還是給我們留下了光亮。

  ———顧準辭世后吳敬璉親手將其推進太平間

 

  顧準是誰?

  他曾是官員,也是學者。更重要的,他是一名思想者。

  1957年,計劃經濟全面啟動,舉國“躍進”之時,顧準逆勢而為,提出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提出要市場化改革。

  這一提法是他罹難的開端,隨之而來的是,兩頂“右派”帽子,下放“牛棚”,妻子自殺,子女與之斷絕關系。

  他惶惶地失去了一切,并自嘲為喪家之犬。

  但對于自己的思想,他仍牢捏在手。他獨自一人,在漆黑的思想隧道里,用劍來挑戰人類的愚昧,用火照亮人性的良知。

  1974年,他留給病床前的學生吳敬璉最后一句話,“中國的神武景氣終將到來”,并要他“待時守機”。后來,吳敬璉稱他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一人”。

  天縱奇才 19歲講學

  關于出身,用顧準自己的話說,是“生活在一個破產的中等資產階級家庭中”。他父親姓陳,在上海經營棉花生意,后破產。

  顧準有兄弟姐妹10人,他排行第五,隨母姓。

  顧準上學至初中后,因貧寒輟學。但他自幼聰穎。

  12歲,他去立信會計師事務所任練習生,端茶倒水、刻制講義;16歲,在立信會計學校講課;19歲,撰寫了我國第一本會計學著作《銀行會計》,被各大學采用,同時開始在大學任兼職教授。

  顧準早年參加革命,1935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后投奔革命根據地,直到1949年,隨陳毅的解放大軍重回上海。

  當時34歲的他,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兼稅務局長、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這是他一生中最顯赫的時日。

  曾經做過顧準秘書的陳丹晨在回憶中提到,那時顧準是財經方面一個很重要的人物,老百姓都知道他,關系百姓民生的很多征稅布告都有局長的名字。因此顧準成了“出布告最多的局長”。

  上海當時聚集著全國最多的資本家和買辦。如何完成稅收,如何對他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顧準開始在辦公室里苦思冥想,當時他每天要抽兩三包煙。

  上海的稅收問題非常復雜。當時出現了兩種稅法之爭,一種是中央推行的“民主評議”;而顧準根據上海的實際,主張的是“稅收專管”。這是一套更接近現代稅收制度的做法。《顧準自述》中寫道“我們如果在上海搞民主評議,只有兩種后果,一是征收實額低于稅法規定的稅率,這會使資產階級占盡便宜。二是征收實稅高于稅法規定的稅率,這就會變成‘攤派’……”

  顧準組成了一支300余人的軍管隊伍,對工商業實施“自報實交,輕稅重罚”的稅收辦法。

  事實證明了顧準的稅法比較符合上海的實際,從1949年到1952年,上海的財政稅務工作為實現全國財政統一,保證供給,平衡財政收支,穩定物價,恢復和發展生產,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顧準又早于全國對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舉動,引起了社會不小的震動。

  此后,顧準被調到北京工作。

  舉國“計劃” 獨倡“市場”

  1956年以后,顧準不愿從政,只想鉆研學術,他提出要去經濟研究所(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前身)任研究員。

  在研究中,顧準發現,蘇聯實行的計劃經濟出現了問題,其農業、輕工業在建國后的近40年里幾乎處于停滯。

  在這基礎上,他于1957年發表長篇論文《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認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就是廢除市場制度。所以,為了提高效率,社會主義經濟應通過價格來調節產品的生產和流通。

  因為此文,吳敬璉稱顧準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一人”。

  這個在如今看來屬于常識范疇的經濟理論,在當時則是一種驚世駭俗的吶喊。

  中國剛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計劃經濟全面確立,也就是在1957年,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當時有人指責顧準,“誰企圖用價值與價值規律來解釋社會主義經濟中的現象,誰就是違背馬克思主義”。

  1957年,在完成“市場經濟第一文”之后,顧準走上了中科院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副主任的新崗位,因抵制蘇聯專家在黑龍江水資源開發問題上的沙文主義,被扣上了“有損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的帽子,又因倡導過市場經濟,被康生親自點名,打成“右派”,下放到河南農村改造。

  在河南改造中,大家惟恐不夠革命,人人一身破衣爛衫作自我保護,而顧準卻經常穿著以前上海流行的背帶西裝褲。他在日記中說:不愿做“馴服工具”的家雀,要做自由思考的海燕。

  兩度右派 妻離子散

  1962年,顧準重新回到經濟研究所當研究員,受孫冶方的委托,再次進行會計研究,并再次呼吁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則,呼吁以提高農產品價格而不是政治掛帥來促進農業增產,呼吁重視南斯拉夫等“離經叛道”的經濟與政治改革。

  在此期間,他還潛心研究民主社會主義重大課題,在國內首譯了熊彼得的名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

  1965年,顧準再次被康生點名打成“極右派”。

  抗戰時期就與顧準熟識的學者王元化說,“據我所知,這是絕無僅有的。”

  “兩次戴帽”所帶來的壓力,瓦解了顧準的家庭。1966年,顧準與妻子汪璧32年的婚姻結束。第二年底,他又收到一封家里來信,信中只是一句簡短聲明:“和顧準斷絕父子關系”,下面是四個子女的聯合簽名。

  拆骨為燭 照亮人心

  1972年夏,顧準回到北京,住在中科院的一間斗室中。他天天跑北京圖書館,大量閱讀與做筆記,為一本名叫《希臘城邦制度》的書做準備。

  這位經濟學家不再滿足自己的專業,他將研究的領域擴展到先秦,再擴展到中世紀的法國,又擴展到最為人稱道的希臘的城邦制度。

  在顧準全心鉆研時,1974年11月,醫生在他的痰中發現了癌細胞。12月3日凌晨,顧準辭世,享年59歲。

  4年后,中國社會開始轉型,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開始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顧準、孫冶方當時提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重視價值規律、實行商品經濟等觀點開始被社會接受。

  孫冶方在晚年撰文寫道,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作用問題,是吳絳楓(顧準曾用的筆名)最早向他提出的。

  顧準晚年一直由經濟學家吳敬璉陪伴著。

  吳敬璉曾撰文記錄他對顧準的認識,“顧準一直在思考‘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樣的政治經濟體制才能避免失誤和贏得真正的進步;社會主義是不是注定了只能實行計劃經濟,而不能讓市場價格自發波動來調節生產等。顧準對它們一一做出了解答。他的見解往往驚世駭俗,卻又有理有據,使人不能不信服。”

  1980年2月9日,顧準被“恢復名譽,徹底平反”,當日,中科院為他和妻子汪璧召開追悼會,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的“正局級墓室”里。1994年9月,《顧準文集》出版,1997年9月,《顧準日記》出版。

  王元化后來為顧準的《理想主義與經驗主義》一書作了《序言》,其中說道,許多夾纏不清的問題,經他一點,立即豁然開朗。

  王元化評價說,在造神運動席卷全國的時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對個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風靡思想界的時候,他是最早沖破教條主義的人,僅就這一點來說,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樣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

  顧準書籍出版后,在中國的知識界、思想界刮起了“顧準旋風”。學者李慎之說,顧準其實是拆下自己肋骨當作火把,用以照亮黑暗。

  □文/本報記者 錢昊平


新京報 錢昊平 2013-03-27 1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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