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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基督教改革運動

　　現代心理學教會了我們幾件有用的東兩，其中之一就是，我們極少出于一種單一的動機而做一件事情。我們不論是向一所新大學解囊捐贈一百萬美金，還是連一個銅子也不愿意給饑餓的流浪漢，不論是宣稱說真正的智力自由生活只有在國外才能得到，還是發誓永不再離開美國海岸，不論是堅持把黑稱做自，還是把白稱做黑，總是有不一而足的種種動機促使我們做出決定，我們心里也明白。但是，我們要是真敢對自己和周圍的人老實承認這一點，那我們在大庭廣眾之下的形象可就寒磣可憐了。出于天性，我們總要從各種動機中挑選出最值得欽佩最有價值的一項，修飾一番以迎合公眾口味，然后公諸于世，稱它是“我們做某件事的真正理由”。

　　不過這雖然可以在大多數場合下蒙騙住大家，卻從來沒有一個方法能蒙騙自己，哪怕是蒙騙一分鐘。

　　大家都清楚這條使人尷尬的真理，因為自從有了文明以來，人們便狡黠地達成默契，在任何公共場合里都不得戳穿它。

　　我們內心怎樣想，這是自己的事。只要外表保持一幅道貌岸然的樣子，心里便會感到滿足，因此就很樂于遵守這樣的原則：“你相信我的謊話，我也相信你的。”

　　大自然卻沒有禮儀之限，它在我們的一般行為準則中是個絕大的例外，因此它極少能被允許跨入文明社會的神圣大門。由于歷史迄今只是少數人的消遣之物，所以名叫克萊奧的可憐女神至今一直過著枯燥無味的生活，尤其與不如她體面的姐妹們相比更是如此。她的姐妹們自從開天辟地以來就可以自由地唱歌跳舞，還被邀請參加每一個晚會，這當然引起了可憐的克萊奧的無比憤恨，她不斷施展微妙的于腕，以圖報復。

　　報復純屬人的天性，卻又很危險，在人類的生命和財產中常常索價高昂。

　　每當這個老婦人向我們揭露數世紀流傳下來的成套的謊言時，整個安寧幸福的世界就陷入動蕩之中，狼煙四起，上千個戰場包圍了世界。騎兵團開始橫沖直撞，漫山遍野的一隊隊步兵慢慢地爬過大地。以后，所有的人都回到各自的家舍或墓地，整個國家一片荒涼，不計其數的金銀枯竭到最后一文錢。

　　如前所述，我們的同行現在已經開始認清，歷史既是科學，也是藝術，它受無法言明的自然法則的支配，而這種法則迄今卻只在化學實驗室和天文臺受到尊敬。于是，我們就搞起非常有用的科學大掃除，這對子孫后代造福匪淺。

　　這終于把我帶到了本章開始時的題目，那就是：基督教改革運動。

　　直到前不久，對這場社會和思想的大變革只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全盤肯定，一種是全盤否定。

　　前種看法的支持者認為，它是一次宗教熱情的突然爆發，一些品行高尚的神學家對教皇齷齪的統治和受賄大為震驚，自己就建立起獨立的教堂，向真心誠意要當真正基督徒的人傳授真正的信仰。

　　仍舊忠于羅馬的人絕沒有這么高的熱情。

　　按照阿爾卑斯山另一端的學者的說法，宗教改革是一場既可憎又可惡的反叛，幾個卑鄙的王宮貴族不想結婚，還希望得到本該屬于教會圣母的財產，便陰謀鬧事。

　　一如既往，雙方都對，可又都錯了。

　　宗教改革是形形色色的人出于形形色色的動機造成的。直到最近我們才開始明白，宗教上的不滿只是這場大動亂的次要原因，際上它是一場不可避免的社會和經濟革命，神學的背景微乎其微。

　　如果教導我們的子孫，使他們相信菲利浦王子是個開明統治者、他對改革后的教旨很感興趣，這當然要比向孩子們說明一個無恥政客如何通過狡猾詭計，在向其它基督徒開戰時接受了異教的土耳其人的幫助要容易得多。于是幾百年來，新教徒便把一個野心勃勃的年輕伯爵打扮成寬宏慷慨的英雄，他希望得到的是黑森家族取代自古以來掌權的世敵哈斯堡家族。

　　另一方面，克萊門特主教可以被比做是可愛的牧羊人，他把日益衰竭的最后精力都徒然地用在保護羊群不跟隨錯誤頭領誤入歧途上，這要比把他描寫成典型的美第奇家族的王子更易于理解，因為美第奇家族把宗教改革看成是一群酗酒滋事的德國僧人的不光彩吵鬧，并運用教會的力量擴展意大利祖國的利益。因此，如果我們看到這個傳說中的人物在天主教的課本里對我們微笑，我們絲毫不必驚訝。

　　這種歷史在歐洲可能是必要的，不過我們既然在新世界上幸運地落了腳，就不必堅持歐洲大陸祖先的錯誤，而應該自由自在地得出自己的結論。

　　黑森的菲利浦是路德的摯友和支持者，他雖然懷有強烈的政治抱負，卻不能說在宗教信仰上不虔誠。

　　他絲毫不是這樣。

　　一五二九年他在著名的《抗議》上簽字時，他和其它簽名者都知道，他們會“遭到猛烈暴風雨的嚴酷打擊”，還會在斷頭臺上了卻一生。他如果不是具有非凡的勇氣，就不能扮演他實際上扮演了的角色。

　　不過我要講明的是，歷史人物受到啟發做了一些事情，也被迫放棄一些事情，但如果不深入了解他的各種動機，要對他（或者對我們所熟悉的人）下斷語是很困難的，也可以說是不可能的。

　　法國有句諺語：“了解一切即寬恕一切。”這個解決方法似乎過于簡單。我想做一點補充，修改成：“了解一切即理解一切。”善良的主在數世紀前已經把寬恕的權力留給了自己，我們還是讓他去盡寬恕之職吧。

　　我們可以低就一點，盡量去”理解”，這對于人類有限的能力來說已經夠多了。

　　現在我還是回到宗教改革上來，這個題目使我把話題扯開了一些。

　　據我的“理解”，這個運動起初是一種新精神的體現，它是前三個世紀里經濟和政治發展的結果，后來被人稱為“民族主義”，因此它與那個外來的國上之國是不共戴天的敵人。前五個世紀的歐洲各國都被迫要看那個國上之國的眼色行事。

　　要是沒有同仇敵愾，就不能使德國人、芬蘭人、丹麥人、瑞典人、法國人、英國人和挪威人緊密團結為一體，形成強大的力量，足以摧毀長期監禁他們的監獄圍墻。

　　如果各自懷有的險惡嫉妒之心沒有由于一個偉大的理想而暫時收斂，超脫私人的仇視和野心，宗教改革也絕不會成功。

　　反之，宗教改革就會變為一連串小規模的地方起義，只需一支雇傭軍團和幾個精力旺盛的宗教法官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把它們鎮壓下去。

　　改革領袖便會重蹈胡斯的厄運，追隨者們也會象從前被殺的沃爾登學派和阿爾比格學派的人一樣被處死。教皇統治集團會記載下又一次易若反掌的勝利，接踵而來的便是對“違反紀律”的人們施以施雷克里克式的統治。

　　改革運動雖然勝利了，但成功的范圍卻小到了極點。勝利一到手，對反抗者生存的威脅一解除，新教徒的陣營便瓦解成無數個敵對的小山頭，在已經大大縮小了的范圍內重演敵人當權時的所有錯誤。

　　一個法國主教（很遺憾我忘記了他的名字，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曾經說過，我們必須熱愛人類，不論人類處于什么境況。

　　我們從局外人的角度回顧一下，在近四個世紀的時光里，人們曾充滿希望，但同時也陷入更大的絕望。多少男男女女懷著崇高的勇氣，在斷頭臺和戰場上為了理想拋棄了生命，而理想卻從未實現過。我們也看一看數以百萬計默默不聞的小市民，他們認為某些東西是神圣的，便為之犧牲；還有新教徒的起義，他們本想建立更自由更開明的世界，卻一敗涂地。這都會使人們的博愛之心受到異常嚴峻的考驗。

　　直言不諱地講，新教徒奉行的主義從這個世界上剝奪了許多美好、高尚和美麗的東西，又加進了不少狹隘、可憎和粗陋的貨色。它不是使人類社會更簡樸更和諧，而是使它更復雜更無秩序。不過，與其說這是宗教改革的過錯，倒不如說是大多數人本身具有的弱點造成的。

　　他們不愿意慌張從事。

　　他們根本跟不上領導者的步伐。

　　他們并不缺乏善良的愿望，最終他們會跨過通往新世界的天橋。但是他們要選擇最好的時機，而且還不肯放棄祖宗留下來的傳統。

　　宗教大改革原想在基督徙和上帝之間建立一種完全新型的關系，擯除過去的一切偏見和腐敗，可是它完全被追隨者們頭腦中的中世紀包袱搞得混亂不堪，既不能前進也不能后退，很快便發展成為一個與它所深惡痛絕的教廷組織毫無二致的運動。

　　這便是新教徒起義的悲劇，它不能從大多數支持者的平庸智理中擺脫出來。

　　結果，西部和北部的人并沒有象所期望的那樣取得長足的進步。

　　宗教改革運動未能產生一個所謂一貫正確的人，卻貢獻了一本書，據說是完美無暇的。

　　不是出現了一個至高無上的當權者，而是涌現了無數個小當權者，每一個都想在自己的范圍里充當領袖。

　　它不是把基督世界分為兩部分，一半是占統治地位的。一半是占非統治地位的，一半是虔誠的教徒，一半是異端分子，而是制造出無數個意見分歧的小團體，彼此毫無共同之處，還深恨所有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

　　它沒有建立寬容的統洽，而是效法早期教會，一俟獲得權力，依靠不計其數的宗教手冊、教旨和懺悔筑起了一道堅固的防線，便公然宣戰，無情打擊不贊同他們社團的官方教義的人。

　　但是在十六、十六世紀的思想發展中，這是無法避免的。

　　要形容象路德和加爾文這樣的領袖的勇氣，只有一個詞，說來還相當嚇人：碩大無朋。

　　德國邊遠地區的不毛之地有一所潮汐學院，里面的一位教授是個樸實的多明我會僧人，他公然燒毀了一項教皇訓諭，用自己的叛逆思想狠狠敲擊了教會的大門。還有個體弱多病的法國人，他把瑞士的一座小村鎮變成了堡壘，完全不把教皇的力量放在眼里。這些事例展示了人們的剛毅堅韌，堪稱超世絕倫，現代世界無一可與之媲美。

　　這些膽大包天的造反者很快找到了朋友和支持者，只不過這些朋友都抱有個人目的，支持者也只是為了混水摸魚撈一把，好在這不是本書探討的問題。

　　這些造反者為了自己的良知以性命賭博的時候，并不能卜測出世界將會怎樣，也沒能預見到北部大部分民族最后會云集到自己的旗幟之下。

　　但他們一旦卷入自己引起的大旋渦，就不得不隨波逐流了。

　　不久，怎樣使自己保持在水面上這個問題就耗去了他們的全部力氣。教皇在千里之外的羅馬終于了解到，這場人所不齒的動亂要比多明我會和奧古斯丁僧人之間的爭吵嚴重得多。它是一個法國牧師的陰謀。為了贏得眾多資助人的歡心，教皇暫時停建了心愛的大教堂，開會商討發動戰爭。教皇的訓諭和逐出教會的命令飛送到四面八方，帝國的軍隊開始了行動。造反的領袖們無路可退，只好背水一戰。

　　偉大的人物在你死我活的沖突中喪失了平衡的概念，這在歷史上不是第一次。同一個路德曾經疾呼，“燒死異教徒是違背圣靈的”，可是幾年后，他一想起邪惡的德國人和荷蘭人竟然傾向于浸禮教徒的思想，就恨得咬牙切齒，似乎達到了瘋狂的程度。

　　這個無畏的改革者在開始時還堅持認為，人們不應把自己的邏輯體系強加于上帝，而到了最后卻燒死了理論明顯比他更高一籌的敵人。

　　今天的異教徒到了明天就成為所有持異見者的大敵。

　　加爾文和路德總是談論新的紀元，那時黑暗之后終歸會出現曙光，然而他們在有生之年卻一直是中世紀傳統的忠實后裔。

　　在他們眼里，寬容從來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美德。他們在沒有容身之地的時候，還心甘情愿乞靈于信仰自由的神圣權力，以它作為攻擊敵人的論點。一旦仗打贏了，這個深得信賴的武器便被小心翼翼地放在新教徒的廢品倉庫的墻角，和其它很多善良的意愿一起被當作不實用的東西扔掉。它躺在那里，被忽略，彼遺忘，直到許多年后才從盛滿舊式說教的木簡后面被翻找出來，人們撿起它，擦去污跡，又一次走向戰場，但是使用它的人的本質已經改變，與十六世紀初期奮戰的人截然不同。

　　不過，新教徒革命也為寬容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這倒不是革命本身取得的，這方面的收益的確很小。但是宗教改革的結果卻間接地促進了各個方面的進步。

　　首先，它使人們熟悉了《圣經》。教會從未嚴令禁止人們讀《圣經》，但也沒有鼓勵普通凡人研究這本圣書。現在每個正直的面包匠和燭臺制造師終于可以擁有一本圣書了，可以在工棚里獨自研究它，得出自己的結論，完全不必担心在火刑柱上被燒死。

　　熟悉可以抵消人們在一無所知的神秘事物面前的敬畏利恐懼感。在宗教改革后的兩百年見，虔誠的新教徒相信自己從《舊約》中讀到的一切，從巴拉姆的驢子到喬納的鯨魚。那些敢于質詢一個逗號的人（博學的阿伯拉罕·科洛威斯的“帶有啟發性的”元音點）知道最好別讓大家聽到他們懷疑的竊笑。這倒不是因為他們仍然害怕宗教法庭，而是因為新教牧師有時會使他們的生活很不愉快，眾口紛壇的責難所導致的經濟后果即使不是毀滅性的，也會十分嚴重。實際上這本書是一個由牧民和商人組成的小民族的歷史，但是長期不斷地研究它卻逐漸產生了后果，這是路德、加爾文和其它改革者未能預見的。

　　假如他們預見到了，我肯定他們會和教會一樣，討厭希伯萊文和希臘人，小心謹慎地不使《圣經》落入凡世俗人之手。到頭來，越來越多的治學嚴謹的學生只是把《圣經》當作一本有趣的圖書來欣賞，在他們看來，里面的許多描寫殘忍、貪婪和謀殺的鮮血淋漓令人發指的故事絕不會是在神示下寫成的，根據內容的性質判斷，那只能是處于半野蠻狀態的民族的生活寫照。

　　從這以后，許多人當然不去再把《圣經》看成是唯一的智慧源泉。自由思考的障礙一旦掃除，被阻塞了近一千年的科學探索潮流便沿著自然形成的渠道奔騰而去，一度中斷了的古希臘和古羅馬哲學家的成果又從二十個世紀以前丟下的地方重新撿了起來。

　　還有一點從寬容的角度來看更為重要，宗教改革把西歐和北歐從一個權力專制中解脫了出來，這個專制盡管披著宗教組織的外衣，但實際上卻是羅馬精神專制的不折不扣的翻版。

　　信仰天主教的讀者很難茍同于這些觀點，但他們也會對這場運動懷有感激之情，因為它不僅是無法避免的，而且對他們的天主教義也同樣帶來了一些益處。本來，天主教會這個一度神圣的名字已經淪為貪婪和暴虐的代名詞，所以教會才絞盡腦汁，千方百計掃清這些指責。

　　取得的成功還甚為輝煌。

　　十六世紀中葉以后，梵蒂岡不再容忍波爾吉亞人了。誠然，教皇和從前一樣，仍然都是意大利人，要改變這種規矩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就如同古羅馬時期受信任的大主教們在選舉教皇時要是挑上一個德國人、法國人或其它任何一個外籍人，下層百姓非把城市鬧得天翻地覆不可。

　　新教皇的選舉萬分慎重，只有最德高望重的人才有希望當選。新主人由忠誠的耶穌會會士輔佐，開始徹底的大清洗。

　　放縱胡為的事情不再有市場了。

　　修道院的神職人員必須研究（也就是服從）修道院創始人定下的規矩。

　　在文明城市里，行乞的僧人蹤影全無。

　　大家對宗教改革的不屑一顧態度已經消失，繼之而來的是熱切向往圣潔有益的生活，做善事，竭力幫助那些無力承担生活重担的不幸的人。

　　即使如此，教延還是未能收回已經失去的大片疆土。按地理概念講，歐洲北半部人信奉新教，只是在南半部保留了天主教。

　　不過，如果我們把宗教改革的成果用圖畫來說明，那么歐洲實際發生的變化就更為清晰。

　　在中世紀，有一座包羅萬象的精神和智力的監獄。

　　新教徒的造反摧毀了舊的建筑，并用現成的材料建立起自己的監獄。

　　一五一七年以后，出現了兩座地牢，一座專為天主教徙，另一座是為新教徒。

　　至少原定的計劃是這樣的。

　　可是新教徒沒有受過長達數世紀的如何進行迫害和鎮壓的訓練，他們想建立一個沒有反對者的禁地，卻失敗了。

　　大批桀驁不馴的囚徒從窗子、煙囪和地牢的門口逃跑了。

　　沒過多久，整個地牢大廈陷于崩潰。

　　到了夜晚，異教徒便整車地搬走石頭、大梁和鐵棍，次日早晨用它們建造了一座自己的小堡壘。它的外表很象一千年前格雷戈里大帝建造的普通監獄，但缺乏必要的內在力量。

　　堡壘一旦投入使用，新的規定和制度一旦被張貼在門上，大批心懷不滿的信徒便蜂擁出走了。他們的上司，即現在的牧師教長由于從未掌握過舊式執行紀律的方法（逐出教會、酷刑、處決、沒收財產和流放），只好無可奈何地站在一旁觀望著已經下定決心的亂民。這幫叛逆按照自己的神學所好建起了一道防衛木樁，宣布了一套暫時能迎合他們信仰的全新教旨。

　　這一過程經常往復，最后在不同的禁地之間形成了精神上的“無人區”，求知者可以在這里自由閑逛，正直的人們可以放任暇想，下會受到阻礙和干擾。

　　這就是新教為寬容事業帶來的幫助。

　　它重建了人的尊嚴。

房龍 2013-08-19 13:3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