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汪精衛》第三部分：《和平運動曲線救國》第三部分之四：對日和約的實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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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之四：對日和約的實態

　　中日戰爭爆發后，日本對戰局的形勢有三種看法：一、快勝論：認為中國軍隊不堪一擊，可以在“三個月內解決支那問題”；二、持久戰論：認為中國國土遼闊，戰場的縱深太大，日軍只能占據一些軍事據點，不可能有效地控制整個中國。中國政府如果堅持不降，中日戰爭將成為曠日持久的持久戰；三、外國干涉論：認為中日戰爭將導致第三國的武裝干涉，日本會在外國的政治軍事壓力下被迫退出中國。
　　隨著戰局的發展，證明“快勝論”的預言是錯誤的，但外國也沒有積極干預中日戰爭，所以“持久戰”的預言成為現實。日本非常不愿意打持久消耗戰，持久戰拖得越久，對人口資源豐富的中國就越有利，日本將在消耗戰中拖垮。到１９３８年底，日本用在中國戰場的兵力已增至２４個師團，軍費激增，財政困難，稅收加重，國內危機日漸困重。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內部也出現了盡快解決戰爭的呼聲。
　　在１９３８年初，日本還寄希望于用高壓手段迫降中國政府，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近衛首相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強硬聲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軍本想在武漢戰役中一舉殲滅中國軍隊主力，但中國軍隊主動撤退，中國政府也遷都重慶，使日本通過武力高壓迅速解決中國問題的企圖破產。此后，日本政府內要求“重新檢討對華政策”的呼聲抬頭，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近衛首相發表了第二次對華聲明，一改過去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方針，表示：“帝國所期求者即建設確保東亞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只要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并不予以拒絕”。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６日，陸軍省參謀部公布《１９３８年秋季以后的對華處理方略》，決定今后的對華總方針：“以攻占漢口、廣州為行使武力時期，今后自主指導新中國建設，切戒急躁。為此，目前應以恢復治安為根本，其他各項施策都應與此相適應。”對華總方針還規定軍事上“以不擴大占領區”為宗旨，確定新黃河、合肥、蕪湖、杭州一線以東的占領區為治安地區，以西為作戰地區。在不擴大占領區的原則下，對國民黨軍實施有限的局部進攻，同時加強航空作戰，轟炸重慶國民政府大后方及中國國際補給線，打擊中國的抗日意志，促使國民政府崩潰。
　　１９３８年底以后，日本政府和軍部的對華方針由“軍事打擊為主，和平談判為輔”，改為“軍事打擊為輔，和平談判為主”，由否認重慶國民政府改變為承認重慶國民政府。１９３８年１１月以后，日本政府開始考慮作出一定讓步的情況下，和中國政府談判，結束戰爭。１９３９年３月，日本新首相平沼在國會演說中公開表示說：“蔣介石將軍與其領導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慮其反日態度，與日本共同合作，謀東亞新秩序之建立，則日本準備與之進行中止敵對行動的談判”。
　　中日戰爭爆發后，中國對戰局的形勢有四種看法：一、勝利論：認為中國軍隊已具有擊退日軍的實力，可以擊敗日本的軍事進攻，贏得軍事上的勝利；二、亡國論：認為中日戰爭的結果將導致中國亡國；三、最后勝利論：中日戰爭成為持久戰后，最終將引發外國的武裝干涉介入，中國在外國的幫助下最終戰勝日本；四、和平救國論：中日戰爭成為曠日持久的消耗戰后，日本也難于忍受長期的消耗戰，所以日本不能滅亡中國，不得不與中國進行停戰和談。而中國也應該積極響應和談，盡快結束在中國土地上進行的破壞性巨大的戰爭，減少中國國力的損失。
　　日本對華政策改變后，開始發出和談的信號和放出和平的氣球，這正好與汪精衛等人的“和平救國”論看法不謀而合，國民黨內對“是戰還是和”的問題上，發生了重大分裂。但由于“主戰”和正義聯系在一起，“主和”不免戴上投降叛國的漢奸帽子，所以國民政府內“主戰”派還是占絕對多數。在此情況下，汪精衛等“主和派”開始了自己獨自的“和平工作”。不過蔣介石在“主戰”和“主和”之間持機會主義態度，一方面他高唱抗戰到底的高調，另一方面對汪精衛等人的“和平工作”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為中日戰爭的結局留一條后路。蔣介石并沒有制止和懲處參與“和平工作”的官員，使汪精衛的“和平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董道寧，通過私人關系與在上海的日本南滿鐵路駐京辦事處主任西義顯、同盟通訊社上海支局長松本重治等人進行接觸，摸索與日本和談的可能性。西義顯和松本重治勸董道寧直接到日本與軍方人士會談，于是在松本的安排下，董道寧于１９３８年２月，即近衛首相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聲明的一個月后，來到日本與陸軍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影佐禎昭大佐進行了會談。董道寧是一個小小的科長，肯定是在某個上層人士的指派下到日本秘密談判的，但董道寧到底是受誰的指派直到現在也還搞不清楚。
　　參謀本部中國課長的影佐禎昭大佐是日本的主和派，是早期參與和平工作的唯一軍人。董道寧向影佐詢問日本改變“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政策的可能性，影佐說：軍部中也有很多人反對近衛首相發表那樣的強硬聲明，但近衛首相的聲明亦是事出有因，不可能那樣簡單地取消。但影佐表示日本希望和平的人也大有人在，非常愿意與中國進行停戰談判，期望中國也能夠表示出具有和談的誠意。董道寧請影佐給蔣介石寫封信，影佐認為他以一個課長的身份給蔣介石寫信不太合適，于是他給在陸軍士官學校的老同學何應欽和張群分別寫了信，影佐在信中說：“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是一樁不幸的事件，董道寧此番來日本表示了中國的誠意，日本深為感謝”。
　　董道寧回國后將影佐的信交給上司高宗武（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又將信轉交給蔣介石的近側宣傳部長周佛海，周佛海再將信轉交給汪精衛和蔣介石。不久高宗武向西義顯轉達了蔣介石向影佐禎昭的好意表示的謝意。周佛海又向蔣介石進言派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到上海“收集情報”，蔣介石同意高宗武到上海進行秘密外交，并從軍委會秘密經費中每月支６０００元作為高宗武的活動經費。周佛海不久又背著蔣介石，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本會談，高宗武有些担心：“我去日本蔣先生知道嗎？”周佛海說：“你就放心去吧，一切責任由我承担。”
　　周佛海之所以敢瞞著蔣介石和日方談判，是因為周佛海對蔣介石抱有這樣一種看法：抗戰后蔣先生一反他以往的表現，如果把過去蔣先生的行為貫穿起來進行研究，就會知道蔣先生的真正態度是“主和”的。由于舉國上下高唱全面持久抗戰，蔣先生不能不附合，而且比別人的調子更高，以便壓服反對他的人，爭取輿論的支持，蔣先生是被逼迫著走上他不愿意走的路。所以周佛海決定“以自己的膽識，把蔣先生的作法反過來加以靈活運用，等決心和平后，再向蔣先生報告。”周佛海認為蔣介石終究會明白他的一番苦心。蔣介石在知道高宗武未經他許可私下到日本談判時，只是說：“荒唐，荒唐”，并沒有提出對高宗武進行處罚，更沒有強調今后要嚴格禁止類似事件發生。
　　１９３８年６月高宗武在松本重治的陪同下來到日本，高宗武到日本后首先表示他并不是蔣介石派來的使者，而是中國主和派的代表。高宗武說：“我首先想說明我的立場，為了實現和平，我準備不惜做出任何犧牲。為了中國，我最為重視的不是對日作戰，而是對共產黨的斗爭。關于這一點，蔣委員長周圍的一部分軍人，主張即使把對共產黨的斗爭置之以后，也要把抗日看成國家的當務之急，我對此是反對的。但漢奸我可不當，我所奮力爭取的僅僅是實現和平，這條界限是明確的。如果是不當漢奸的和平工作，那么有什么困難我都忍耐，但倘若這樣做會成為漢奸，那么我馬上就此作罷，即使說我中途脫逃也好，或說我是叛徒也罷，我都要退出。”后來高宗武果然因為害怕當漢奸，退出了“和平運動”。
　　高宗武懷疑蔣介石愿意冒賣國的罪名進行和談，高宗武說：“關于中日和談的大義，如果從我的信念上來說，我不得不以汪先生為同伙。隨著戰禍的擴大，國民是不能忍受的。蔣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溫暖。”高宗武努力推薦汪精衛，他對影佐幀昭說：“為了造成中日之間的和平，也許必須找蔣先生以外的人。除了汪先生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別人。汪先生早已痛感有迅速解決日中問題的必要，而國民政府內部終究不能容納他的主張。為此，不如從政府外部掀起國民運動，開展和平運動，由此造成蔣先生聽從和平論的時機，這樣較為適當。”
　　日本軍方逐漸為中日戰爭的長期化感到頭疼，對影佐的和平計劃開始產生興趣。１９３８年７月初在影佐幀昭的斡旋下，高宗武與日本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進行了會談。會談時高宗武提出由汪精衛出馬，從政府外部掀起和平運動的計劃，希望日本方面為汪精衛出馬提供有利條件。日方同意以“不要領土，不要賠款”的優惠條件，支持汪精衛出馬進行“和平運動”。高宗武于７月２１日返回中國。
　　高宗武因未經蔣介石允許擅自赴日，而且此行得到的結果也對蔣介石不利，所以不敢回武漢，只向周佛海報告了日本之行的情況，并付一封致蔣介石的信：“委員長鈞鑒：職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東渡，刻已平安返港。茲謹將職東渡日記及在東京會談記錄與職個人觀感三項，分別呈閱。倘有可能以供鈞座參考之處，則或可贖職擅赴之罪于萬一”。周佛海先把高宗武的報告送給汪精衛，因高在報告中寫有“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馬”字句，周佛海征求汪精衛的意見：“在呈送蔣先生以前要不要把這段刪去？”。汪精衛則說“沒有關系，他不是那種斤斤計較的人”。蔣介石看完高宗武的報告后，轉交行政院副院長兼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張群，并囑咐張群看完后轉交汪精衛，他不知道汪精衛早已看過。過了三天蔣介石忽然大發雷霆：“高宗武是個混蛋。誰讓他到日本去的？”
　　不過蔣介石仍然沒有深究高宗武私自赴日談判一事，這使周佛海更加敢于放手進行“和平運動”。不久高宗武因肺病復發住院，周佛海改派軍委會政略部秘書主任梅思平接替高宗武進行秘密談判。１９３８年８月２９日至９月４日，梅思平與近衛首相的私人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進行了五次談判，初步確定了日本政府以“不要領土，不要賠款，兩年內撤軍”為條件，支持汪精衛搞和平運動。梅思平將日方的內容轉交汪精衛，汪精衛同意在此條件下出馬主持和平運動。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２日，汪精衛與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陳壁君等人秘密召開會議，討論和平運動的具體計劃。當時他們計劃的“和平運動”分五個階段：一、汪精衛離開重慶，在外地宣布下野，脫離國民政府。然后日本政府立即發表聲明，提出不要領土，不要賠款，兩年內撤軍的條件，倡議與中國進行和談；二、汪精衛以個人身份發出響應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議，建議國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條件和平停戰；三、云南等地的地方實力者通電響應汪精衛的和平號召，在云南等日軍未占領地區建立新的獨立政府；四、日本承認新政府并與新政府進行和平談判，日軍撤退回長城以北，將日軍占領區轉交新政府；五、新政府統一全國，實現中日兩國間的真正和平。
　　汪精衛當初的這個和平計劃是在日軍未占領的地區建立新政府，然后新政府接收日軍撤軍后的占領地，在不割讓領土、不賠款的條件下和日本實現和平。如果這個計劃能夠實現，對于中國人來說還是有相當的可接受性，汪精衛未必被國人責罵為賣國者。但后來由于種種原因，汪精衛的和平計劃和他當初的設想出現了很大的偏差，汪精衛自己也成了犧牲品。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日本政府發表第二次對華聲明，提出只要國民政府更變人事組織，日本就可以與中國進行停戰談判。日本所說的“更變人事組織”，就是指蔣介石下野。１１月１６日，汪精衛和蔣介石一同吃飯時，勸蔣介石下野促成中日和談。汪精衛說：“使國家民族瀕于滅亡是國民黨的責任，我們應迅速聯袂辭職，以謝天下。”蔣介石則反問汪：“我們如果辭職，到底由誰負起政治的責任？”兩人進行了激烈地爭辯，最后蔣介石說：“說什么都是一樣，我們不必再爭論了。我已經困了，要睡覺去了”。于是蔣介石將汪精衛一個人棄置不顧，自己回去睡覺了，這也促使汪精衛最后下定離開重慶的決心。
　　汪精衛和平計劃的第一個關鍵問題是要得到云南政府主席“云南王”龍云的支持。汪精衛派陳璧君找龍云秘密商談和平計劃，龍云對蔣介石改編他的軍隊，調用云南的物質，削弱他的勢力耿耿于懷。龍云對陳璧君說：“汪先生是黨國元老，在國內外聲望極高，只要他登高一呼，應者必然云集于他的旗幟之下。蔣介石一貫陰險奸詐，排除異己，所以汪先生發動和平運動、另立新政府是天經地義之事。除了共產黨和馮玉祥等少數人之外，都會擁護汪先生出來倡導和平事業，在國際上也會得到許多國家的支持。”
　　有了龍云支持和平運動的許諾，下一個問題就是日本是否承諾寬大的和平條件。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２日，汪精衛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為代表，日本派影佐幀昭、今井武夫等人為代表，在上海虹口公園附近的“重光堂”舉行最后談判，雙方經過８天的討價還價，最后達成了所謂“重光堂協議”。（一）締結華日防共協定，內蒙為特殊“防共”地區，日本在“防共區”駐兵。（二）承認（默認）滿洲國。（三）日本廢除在中國的治外法權，歸還日本的在華租界。（四）華日經濟提攜，在開發利用華北資源方面，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五）補償因事變而造成的在華日本僑民所受的損失，日本不要求賠償戰費。（六）恢復和平后，日軍在兩年以內撤軍。
　　另外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就是日本軍方對中國分而治之的戰略。日本軍方感到一個統一的大中國對日本總是一個威脅，最好的消除中國威脅方法就是把中國分為數個國家“分而治之”。日軍先在東北制造了一個滿洲國，又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在華北制造了一個以王克敏為首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再于１９３８年４月在長江下游地區制造了一個以梁鴻志為首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日方本來計劃汪精衛出面建立一個局限于云南兩廣的地方政府，而汪精衛堅持必須撤銷梁鴻志和王克敏等的地方政府，由汪精衛的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中國。由于汪精衛在此問題上態度十分堅決，日方最后讓步同意汪精衛的新政府統一領導中國。
　　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約抄在絲綢上，縫在西裝馬甲里，于１１月２６日帶到重慶，向汪精衛、周佛海匯報。但最后汪精衛比較動搖，決定了又推翻，推翻了又決定，在周佛海等人的勸說下，終于下決心選擇“和平救國”的道路。汪精衛等人策劃了一個脫離重慶的計劃：１２月５日，周佛海先去昆明，１２月８日，江精衛夫婦去成都，兩日后到達昆明再去河內。日本政府于１２月１１日發表第三次對華聲明，汪精衛隨后在昆明、河內或香港中任何一地宣布下野。與此同時汪精衛也接到日方的通知，表示對重光堂協議無異議，希望一切按計劃實行。
　　但多年跟隨汪精衛的陳公博并不知道汪精衛與日本秘密商定的和平計劃，汪精衛把在成都任四川省黨部主任的陳公博請來，希望陳也參加他們的和平計劃。陳公博看了“重光堂協議”后徒然變色：“汪先生，這協議書是哪兒來的？委員長他知道嗎？”周佛海說：“委員長暫時不知。”汪精衛說：“委員長不出來議和，我準備來議和，不然，焦土抗戰，死且不知！”陳公博聽后不安地說：“汪先生，依公博之見，先生這樣做恐怕是難為人理解的，還可能出大亂子。”汪精衛則向陳公博解釋說：“你我相處二十年，患難與共，我這次到外面去，和以前一樣非常希望能夠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有路可走，我是不會離開重慶的，可現在只能離開重慶才能去談和。我在重慶談和，人家定會誤以為是政府主張，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離開重慶，那么和談便是我個人的主張了，如果交涉得當，再來勸政府，由政府出面接受。如果政府仍然執迷不悟，那就只能撇開他們另組班子了。我與佛海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將來是會得到國人理解的。”周佛海也勸陳公博說：“歷史的評價問題，牽涉到戰局如何發展問題，很復雜，不是我們今天所能定得下來的。成事在天，謀事在人，要謀事總要付出代價和犧牲的。”陳公博見眾人都同意，只好說：“你們都統一意見了，我還有什么可說的？不過我總覺得這事還欠考慮，背著政府去和敵方談和，無論結果怎樣，總還有個立場問題。更何況還牽涉到要組織另一個政府問題，而日本方面是否有此誠意？此事須得慎重，最好放棄。”不過最后陳公博表態：“汪先生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眾人在我面前罵汪先生，更不愿被別人看成是汪先生留在政府里的密探。”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８日，汪精衛準備飛離重慶的時間，本來是蔣介石外出不在重慶的日子，但１２月８日蔣介石突然從桂林飛抵重慶，打亂了汪的行動計劃。汪精衛只好暫時留在重慶，等待時機。１２月１８日，蔣介石飛往陜西出席軍事會議，汪精衛以外出演講為名，偕夫人陳璧君、秘書曾仲鳴、女兒汪文惺和未婚夫何文杰等人飛往昆明。汪精衛到達昆明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龍云率領省、市各廳局官員列隊相迎，后面是一排排學生和市民夾道歡迎。當天晚上，汪精衛與龍云作了一次懇切的談話，汪精衛把自己和平運動的計劃告訴龍云，說到達河內后即公開提出與日本議和的建議，接著由龍云發表擁汪通電，然后四川、西南和兩廣各實力派也紛紛行動起來，造成以汪為首的和平運動區，一面與日本交涉和平，一面也促使蔣介石的重慶政府議和。龍云聽后滿口表示贊同。
　　１２月１９日，汪精衛夫婦、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鳴等一行十余人，乘龍云代為包租的專機離開昆明，飛抵法屬殖民地越南的河內，邁出了和平運動的第一步。據說汪精衛在離開重慶前，給蔣介石留下一封長信，信中最后寫道：“君為其易，我任其難”。在當時的情況下，“主和”的道路要比“主戰”困難更多。
　　汪精衛“主和”難，日本的“主和派”也阻力重重。由于這次發表的聲明是正式聲明，需要陸、海、外務三省協商后擬成正式文本，然而首先在最重要的參謀本部發生了意見分歧，參謀本部的要員堅決反對明確指出日本撤兵的日期，聲稱戰勝國萬不可做出向戰敗國許諾撤兵日期這樣有損于國家威嚴之事，這樣做太對不住前線浴血奮戰的士兵。最后近衛向強硬派妥協，在聲明中刪去了“重光堂協議”中最為重要的日本撤兵一項。近衛在得知汪精衛于１２月１９日到達河內后，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２日發表了第三次對華聲明。
　　日方和平運動的發起者之一犬養健在他的回憶中，評論近衛的第三次對華聲明時說：“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歸還外國租界，撤銷治外法權等，如果按照重光堂會議的精神發表，確實會引起中國人的共鳴。可是，這次聲明竟把最為重要的撤兵約定忘得一干二凈，實在讓人担心汪精衛和平運動會走上歧途，我深感失望。”日方和平運動的另一個發起者西義顯聽到近衛修改“重光堂協議”內容的聲明后感嘆說：“日本把汪精衛欺騙了”，松本重治對近衛的聲明內容也感到愕然：“感到和平運動的未來已經出現了暗影”。
　　汪精衛對近衛修改“重光堂協議”內容的聲明也深感不滿，但他親身體會“主和派”的艱難，近衛發表這樣主和口氣濃厚的聲明，也一定有他的難處。雖然近衛聲明刪去了最為重要的撤兵內容，但在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歸還外國租界、撤銷治外法權等方面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協議”，所以汪精衛決定按重光堂協議的規定，發表聲明響應近衛的和平倡議。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８日，汪精衛發出《致中央常務委員會國防最高會議書》，要求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認真考慮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議，其原文如下：
　　“茲有上中央一電，除拍發外，謹再抄呈一紙，以備鑒察。本月９日，銘謁總裁蔣先生，曾力陳現在中國之困難在如何支持戰局，日本之困難在如何結束戰局，兩者皆有困難，兩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無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協助，蘇聯之不反對，德、意之不作難，尤期待日本之覺悟，日本果能覺悟中國之不可屈服，東亞之不可獨霸，則和平終當到來。”
　　“凡此披瀝，當日在座諸同志，所共聞也。今日方聲明，實不能謂無覺悟。猶憶去歲１２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際，德大使前赴南京謁蔣先生，所述日方條件，不如此明劃，且較此為苛，蔣先生體念大局，曾毅然許諾，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其后日方遷延，南京陷落之后，改提條件，范圍廣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覺悟，我方自應答以聲明，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而努力折沖，使具體方案得到相當解決，則結束戰事以奠定東亞相安之局，誠為不可再失之良機矣。”
　　“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見其端倪，惟此等助力僅能用于調停，俾我比較有利，決不能用于解決戰事。俾我得因參戰而獲得全勝，此為盡人所能知，無待贅言。蘇聯不能脫離英、美、法而單獨行動，德、意見我肯從事和平談判，必欣然協助，國際情勢，大致可見。至于國內，除共產黨及惟恐中國不亡、惟恐國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國國民黨不滅之少數人外，想當無不同情者。銘經過深思熟慮之后，始敢向中央為此提議。除已另函蔣先生陳述意見外，僅再披瀝以陳。伏望諸同志鑒其愚誠，俯賜贊同，幸甚，幸甚。專此，敬候公祺。汪兆銘謹啟”
　　１２月２９日，汪精衛又發表了所謂的“艷電”。“艷電”這個詞并沒有什么特殊的意義，當時電報為了節省字數，把日期用一個字代替，１２月２９日的電報代號為“艷”字，故稱之為“艷電”。汪精衛的“艷電”并不是宣布與日本“合作”的聲明，而是以公開向國民黨中央黨部、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提出建議的形式發表的。“艷電”的大致內容如下（手頭暫時查不到“艷電”的原文）：
　　近衛首相在最近的對華聲明中指出日本對中國無領土要求，尊重中國主權獨立，并提出了“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三原則，表明日方已有和談的誠意，希望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以近衛聲明為談判基礎，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汪精衛還特地提出近衛聲明中沒有提到的日本撤兵問題。“艷電”說：“抗戰年余，創巨痛深，倘猶能以合于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爭，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
　　汪精衛出走重慶后，不少外國電臺報道說：汪精衛外出是代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與日本談判和平問題。１２月２４日，蔣介石讓外交部緊急發表聲明：“汪兆銘無權和任何人談判和平。”由于汪精衛在黨內的地位，蔣介石担心汪精衛的出走影響人們對國民黨的信心，最初只是對外聲稱汪精衛前往河內治病，為汪精衛返回重慶留下一條后路。
　　蔣介石先派正在河內洽辦武器運輸事務的外交部長王寵惠勸汪精衛回重慶，王寵惠說：“委員長三番五次對人說，汪先生只是赴河內治病，現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順。”汪精衛回答說：“謝謝重慶方面目前還給我留條退路。雖然這樣，我還是不能回去，為什么呢？我這次離開重慶，只是對政局有不同意見，并不夾雜其他任何個人意氣在內，這一點務請你們轉告中央，請他們理解。在重慶，我要發表個人意見很不容易，我不離開重慶，這份艷電就不能發出，和平工作就難以開展。我的和平主張能否采納，權操中央，我絲毫不勉強。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變立場，我可以從旁做些協助工作，或者退隱山林不問國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轉變立場，那我只能出面來談和了。”
　　汪精衛來到河內后，他的和平計劃遭到很大的挫折。第一是近衛食言沒有在聲明中公布撤軍的許諾。汪精衛本想近衛也有困難，準備今后再繼續交涉撤兵一事，所以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９日發表了響應近衛聲明的“艷電”。沒想到近衛內閣又于５天后的１９３８年１月３日宣布總辭職，使汪精衛陷入十分被動的境地。第二是龍云變心，沒有按照當初的承諾發表對汪精衛和平運動的響應，迎接汪精衛在云南建立新政府。汪精衛本來并沒有考慮在日軍占領區建立政府，所以龍云的變心使汪精衛設想的和平運動完全泡了湯。
　　從汪精衛與日本人秘密和約的情況來看，并不是汪精衛一廂情愿的對日投降，而是雙方都有和平停戰意愿的情況下達成的雙邊協議。在整個秘密交涉的過程中，汪精衛并非十分主動，最初與日方進行接觸的董道寧和高宗武也并非汪精衛派出的使者。而日方卻比汪精衛主動得多，日方主動提出汪精衛出馬的有利條件，汪精衛考慮再三后才答應的。而且汪精衛在秘密協議中提出日本撤軍和建立統一中央政府的條件，都是對中國有利的。
　　如果日本當初不答應撤軍的話，汪精衛也不太可能會離開重慶另立政府。然而日方卻在汪精衛離開重慶走上不歸路后，違背諾言收回了撤軍的承諾。汪精衛的和平運動最能讓人諒解的地方就在于日本撤軍這一條，沒有了日本撤軍的保證，汪精衛的和平運動自然成為賣國投降行為。從這一點看，汪精衛也可以說是被日本人出賣了。但日方倒也未必是有意出賣汪精衛，就象后來美國出賣對自己忠心耿耿的臺灣國府與中共大陸建交一樣，國家之間只有利益，卻沒有情誼，弱者總是處于被出賣的危險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