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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溪閣醉別

梁思成、林徽因夫婦走后不久，戰場局勢進一步惡化，前線傳來的消息已到了令每一個中國人都頓足捶胸，揪心裂肺的程度。
12月5日，日軍開始圍攻南京，中國10萬守軍在司令官唐生智總指揮下拼死抵抗，傷亡慘重但未能阻止日軍的凌厲攻勢。延至10日，強悍的日軍以精銳部隊和配備優良的武器同時進攻雨花臺、光華門、通濟門、紫金山等戰略要地，切斷中國軍隊的后路，南京守軍10萬將士在血戰后不支。危急時刻，蔣介石命令著名戰將顧祝同向唐生智傳達棄城突圍，全軍沿津浦路北撤的命令。由于日軍早已切斷了后路，只有參戰的六十六軍、八十三軍少數部隊突圍成功，多數將士被困于城郊未能及時渡江而遭日軍阻截槍殺。
12月13日，日軍攻占了中國首都南京，這座散發著濃重的脂粉與墨香氣味的六朝古都，頓時淹沒在鮮血、呻吟與絕望的哀號之中。放下武器的國軍官兵被集體屠殺，30萬手無寸鐵的無辜市民遭到殺戮，日本天皇的軍隊像出籠的野獸一樣在大街小巷瘋狂強暴淚盡滴血的婦女。連續四十余日的屠城，橫七豎八的尸體滿目皆是，揚子江成為一條流動的血河，整個南京籠罩在“天雨粟，鬼夜哭”的陰霾恐怖之中。
消息傳出，舉世震動。大海那邊的日本國民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紛紛叫喊著擁上東京街頭，施放焰火，提燈游行，歡呼著“戰爭就要結束，中國已被無往不勝的大日本皇軍全面征服”等等口號。整個日本四島大街小巷燈火閃耀，人潮涌動，許多人擁抱在一起，喜極而泣。此時，全世界每一個關注中國命運的人，都感受到了1937年隆冬那來自遠東地區強烈的震撼與滴血的呼喊。
緊接著，杭州、濟南等重量級省會城市于12下旬相繼陷落。
由于平漢鐵路沿線保定、石家莊、新鄉等軍事重鎮相繼失守，長江沿岸上海、南京、蕪湖等地區陷落，驕狂的日軍開始集結精銳部隊，沿長江一線大規模向西南方向推進，地處兩條干線交匯處的軍事要鎮武漢三鎮，立即成為中日雙方矚目的焦點和即將進行生死一搏的主戰場。
12月14日，蔣介石由江西抵達武昌，緊急布置軍事防務。國民政府最高統帥部加緊了武漢大會戰的策劃和兵力集結。與此同時，日本內閣與大本營召開聯席會議，提出對華四項新的和談條件：中國放棄抗戰；承認滿洲國；設立非武裝區；對日賠款。
12月15日，蔣介石召集國民黨高級干部會議討論，會議情況是：“主和、主戰，意見雜出，而主和者尤多。”[12]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汪精衛原本就對抗戰信心不足，此時大放厥詞，散布戰敗亡國論。次日，他向蔣介石提出，“想以第三者出面組織，以為掩護”云云。此時汪精衛企圖拋棄抗戰國策，在國民政府之外另樹一幟，號令諸侯。而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也順胡溜須地從“傾向和議”變為“主和至力”。[13]
面對一堆飯桶與軟蛋們的囂叫與哀嚎，蔣介石瞪圓了雙眼，力排眾議，堅決主張哪怕只剩一兵一卒也要戰斗到底，誓死不降。為增強軍民抗戰信心，12月17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國民書》，號召全國軍民放棄一切和談幻想，堅決地、不能有絲毫動搖地團結抗日，并公開提出了“持久戰”的戰略方針，謂“中國持久戰，其最后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于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我全國同胞誠能曉然于敵人鯨吞無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敵愾，步步設防，則四千萬方里之國土從內到外皆可造成有形無形之堅強壁壘，以致敵于死命。……最后勝利必屬于我。”[14]這是中國政治軍事高層最早公開提出對日采取持久戰爭以贏得最后勝利的偉大的軍事戰略構想。
12月29日，蔣介石頂著汪偽投降派與一切悲觀主義分子的強大壓力，下定破釜沉舟之決心，與國民黨元老、監察院院長于右任談話，再次以強硬的姿態重申日本所提出的四項和談條件是“等于滅亡與征服，我國自無考慮余地，并應堅決表明，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15]——這是1937年蔣介石在中國抗戰最為艱難的時刻最后一次重要談話。此時的蔣公再次以哀兵必勝的悲壯之情，明確表達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誓與日寇決一死戰的堅定信念。這一信念與政治策略的意義，正如著名史家、外交家、原清華大學教授、曾担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處長的蔣廷黻所言：“中日戰爭爆發之前，委員長慎重避免任何刺激日方的行動。他比別人更清楚對日戰爭的嚴重性，無論是物質方面的或是人員方面的。戰爭一旦開始，他從未表示他要接受日方所提的和平條件……他認為在那個軍事節節失利的非常時期來談和，一旦失敗，必致影響士氣。即使和談能夠成功，也只能達成一種不利于中國的和平。”因而，“中國乃至于全世界直到今日，仍不知道蔣委員長在八年抗戰期間一柱擎天的力量。”[16]
大戰在即，而長沙與武漢只有300公里之距，一旦武漢失守，敵人必溯水而上，長沙勢難獨撐。面對危局，無論是剛組建不久的臨時大學，還是中央研究院在長沙的研究所，又一次面臨遷徙流亡的歷史性抉擇。
何處才是安身之地？長沙臨時大學委員會在遷往重慶還是昆明之間搖擺不定，有師生認為立足方定，正好弦歌不輟，倘再興師動眾遷徙，不但勞民傷財，荒時廢業，甚至是杞人憂天，自尋煩惱。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聞訊，同樣認為遷校無此必要，并表示：“即使長沙不安全，盡可以在湖南另找一地，省政府仍愿全力支持辦學。”[17]廣西省政府聽到消息，迅速派員赴長沙與臨大常委們接洽，積極建議遷到桂林或廣西別的安全城市，廣西政府和人民愿意傾全力支持云云。
對于這些建議，常委會經過慎重考慮，認為武漢萬一棄守，長沙必遭攻擊，到那時整個城市將陷入混亂和戰火之中，再想從容遷徙就萬般困難了，其前途也將不堪設想。為學校能夠從容不迫地辦下去，必須未雨綢繆，在長沙遭受敵軍攻擊之前就要轉移到一個相對安全的地方。經過反復研討，常委們最后決定遷往云南省會昆明，其理由是：昆明地處西南，距前線較遠，且有滇越鐵路可通海外，采購圖書設備比較方便。更重要的戰略意義還在于，一旦內陸全部被日軍攻占、封鎖，還可通過滇越鐵路在西南之地甚至海外予以周旋，為民族復興保存最后一批文化種子。時為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龍云聞知，表示出極大熱情。但此人屬于獨霸一方的軍閥，號稱云南王，與蔣介石面和心不和，被蔣視為腦后長有反骨，需日夜提防的三國時代魏延一類的人物（南按：后來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因而，對于這一方案，尚不算糊涂且深諳官場規則的王世杰與教育部官僚均不敢定奪。蔣夢麟于焦急中徑直赴武漢面見蔣介石陳述，但不便向車胎上扎針——泄氣，直白地說一旦武漢棄守之類的喪氣話，只說昆明可通安南直達海外等等，蔣介石心知肚明。經過反復磋商，終于在1938年1月上旬得到最高當局批準。
1月20日，長沙臨時大學第43次常委會作出即日開始放寒假，下學期在昆明上課的決議。規定全體師生于3月15日前在昆明報到，同時通過了一系列遷校的具體辦法，組建了由蔣夢麟為主任的昆明辦事處。2月15日，蔣夢麟飛赴昆明，主持建校事宜。
就在臨時大學高層人物蔣夢麟等來回奔波商討遷校之際，中央研究院長沙工作站委員會幾名常務委員，也在緊急磋商進退辦法。此時，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已轉往香港，傅斯年隨中研院總辦事處遷往重慶。在群龍無首的境況中，中研院在長沙幾名委員的討論未能達成共識，誰也不知要流落何處更為有益。梁思永以中研院長沙工作站委員會常務委員的身份，與史語所代所長李濟共同召集所內主要人員開會，商量本所的去留問題。經過一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激烈爭論，盡管未能最終確定目標，但總算拿出了一個大概的應對策略，這就是許多年后石璋如在他的回憶錄中所說：“為了此地同仁的安全，不能夠留在長沙工作，要再搬家。搬家的地點目前雖然還未確定，只有一個先決原則：同仁的家庭沒有淪陷的話，就先回家；家庭淪陷的話，可以跟著所走，只是地點未定；若不想跟著所走，也可以自便。決定此一原則之后，就讓各組自行商量。”[18]
史語所考古組（三組）經過協商，決定先把個人手頭的工作盡快結束，全部交付主任李濟處，爾后再談個人去留問題。經過幾天的緊張忙碌，所有資料全部收集起來，按順序打包裝箱，倘日后有其它人接手，可以按照原來的順序繼續工作，不至于茫無端緒。待這項工作結束后，李濟召集考古組全體人員集會，議決各人的去留問題。商量的結果是：李濟是組主任，不能走；董作賓專門研究甲骨，安陽出土的所有甲骨都需要他負責保管研究，因而也不能走；梁思永正研究殷墟遺址西北岡出土的器物，同時又是中央研究院長沙工作站管理委員會常委，即使走，也要等各所的事務告一段落才能走，因而暫時不動。同時，李、董、梁三人屬于中央研究院的高級委員，各自都帶有家眷，上有老，下有小，所謂拖家帶口，真要走也不是件容易之事，不到萬不得已，前行的腳步是不易邁出的。
李、董、梁“三巨頭”無法脫身，史語所考古組的“十大金剛”卻要各奔東西了。
老大李景聃是安徽人，家鄉尚未淪陷，表示樂意回去。老二石璋如是河南偃師人，當時洛陽一帶還在中國政府的控制之下，偃師屬于尚未淪陷的洛陽地區之一部分，因此石璋如也要回家鄉暫住。老三李光宇是河北人，家鄉那個偏僻村落雖沒進駐日本鬼子，但他一直負責管理三組的出土器物，因而不能走。老四劉燿（尹達）是河南滑縣人，家鄉已經淪陷，他自己表示要投筆從戎，奔赴延安投奔共產黨抗日。對于這一抉擇，眾人覺得中央政府領導的國軍就在眼前，與整個中華民族生死攸關的武漢大會戰即將打響，而劉氏卻棄而不投，偏要遠離血與火交織的正面戰場，越長江，跨黃河，跋山涉水，不遠千里到后面的山溝里來一個“敵進我退，敵跑我追”的游擊式抗日，頗有些不可理喻和過于“圓滑”，并担心這種“游擊”會不會變成介公所說的“游而不擊”。但想到人各有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也就不再理會，隨他去罷。[19]
“十大金剛”中的老五尹煥章在安陽發掘之后，被河南古跡研究會留下來幫忙，壓根沒到長沙，也就不存在走與留的問題了。老六祁延霈是山東人，家鄉已淪陷，家人已流亡到重慶，他決定到重慶尋找親人。老七胡福林（厚宣）是河北人，家鄉屬于最早淪陷的一批，兩眼茫茫已無退路，到前線戰場跟鬼子真刀真槍地拼幾個回合，來個刺刀見紅，胡氏既沒有膽量，又不情愿到沙場送死，只好表示跟著所走。
老八王湘是河南南陽人，家鄉尚未淪陷，但他年輕氣盛，好勇斗狠，屬于典型的憤青一族，平時經常與流落到長沙的大學生在茶館酒肆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發表一些“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眾人皆醉我獨醒”之類驚世駭俗的豪言壯語。當時長沙臨時大學曾布告學生，凡愿服務于國防機關者，得請保留學籍，并得由學校介紹，張伯苓還担任了臨時大學的軍訓隊隊長兼學生戰時后方服務隊隊長。據蔣夢麟在他的自傳《西潮與新潮》中說，有了這一戰時規定，臨時大學共有350名以上的學生滿腔熱血投筆從戎，或參加了各種戰時機構（南按：北大校史記載共295人）。——這是后來西南聯大學生大批參軍的先聲，也是這些青年學子們人生悲劇的開端。王湘受這股風潮的影響，決定跟隨臨時大學的學生到前線參加抗戰，與鬼子真刀真槍地干上幾個回合，來一個“我以我血薦軒轅”或“頭顱擲處血斑斑”。既然王湘本人有這份熱血與激情，樂意提著腦袋在戰場上抵擋日軍的指揮刀，其他人只能以“很好，不錯，是個站著尿的”等等話語表示贊許，并未挽留，一樣地隨他去了。
老九高去尋，河北保定人，家鄉的鍋灶早變成了日本軍人喂馬的馬槽，萬般無奈中，決定與史語所共存亡。老十潘愨，被內定為古物押運人員，自然不能離去。如此一來，在“十大金剛”中，除一個尹煥章原本留在開封外，有“五大金剛”要走，只有四個留下，整個史語所考古組的骨干人員，將走掉一半。這個數字與結果一旦成為定局，每個人心中都蒙上了一層難以言表的悲愴、蒼涼的陰影。
去留問題在吵吵嚷嚷中好不容易拍板定案，天色黑了下來，梁思永與李濟決定史語所三組全體人員到長沙頗為有名的酒肆——清溪閣舉行告別宴會。據李濟等人回憶，這清溪閣，乃長沙一小有名氣的湘菜館，兼營面食，門店位于八角亭魚塘街街口。該店所售“鹵子面”以碎香菇、金鉤及海鮮余料為碼，且碼多，鮮味異于常家，深受食客的歡迎，為各方人士云集之地。只是當時的店主沒有想到，后來清溪閣名聲遠播，尤其是揚名于海峽兩岸學術界，并不是因其所售“鹵子面”突然發生了核裂變式的物理反應，引起了世人的警覺，實因與文化史上一件不可忽視的事件——此次史語所考古組同仁前來聚會有關。正是有了這一意義非凡的聚餐，才使它有幸在中國文化史的長河中留下了一絲印痕。
這個晚上參加的人員，除“李、董、梁”三巨頭“和“九大金剛”外，還有幾位技工。由于人員較多，一室分成兩桌圍坐。此時，眾人的情緒都有些激動，悲涼加憂傷無形地襲上心頭，菜還沒有上桌，幾個年輕人就開始叫酒，并很快喝將起來。“三巨頭”的酒量都不算大，只能勉強應付。而年輕又經常下田野刨墳掘墓的幾個北方漢子，如王湘、劉燿、石璋如、祁延霈等，倒有幾分中原好漢與山東響馬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豪氣。待把各自面前的酒杯倒滿，幾條漢子就迫不及待地招呼開席。
眾人端著酒杯站起來，“九大金剛”面色嚴峻地相互望著，齊聲呼喊“中華民國萬歲！”各自舉杯，一飲而盡。第二杯酒端起，眾人皆呼“中央研究院萬歲！”一飲而盡。第三杯酒端起，再呼“史語所萬歲！”，又是一飲而盡。第四杯喊“考古組萬歲！”第五杯是“殷墟發掘團萬歲！”第六杯喊“山東古跡研究會萬歲！（南按：該會最早成立，傅斯年、李濟、梁思永等都是常務委員）”，第七杯是“河南古跡研究會萬歲！”，第八杯是“李（濟）先生健康！”，第九杯是“董（作賓）先生健康！”，第十杯是“梁（思永）先生健康！”，第十一杯是“十大金剛健康！”。[20]如此這般痛快淋漓地喝將下去，有幾位年輕的“金剛”從歷代酒場上具有規律性的“和風細雨——竊竊私語——豪言壯語——胡言亂語——默默無語”等五級臺階，猛地一下晉升到“胡言亂語”的臺階上來。在一派群情激昂，張牙舞爪的觥籌交錯之后，王湘、祁延霈、劉燿、石璋如等表現最勇猛的“四大金剛”，端著酒杯各自搖晃了幾下，眼前發黑，腿打哆嗦，一個接一個“撲通、撲通”倒了下去，霎時進入了酒場中所謂的“默默無語”、人事不省的“最高境界”。
第二天，劉燿、石璋如等“五大金剛”從沉醉中醒來，各自收拾行李，含淚作別史語所同仁，離開長沙，星散而去。
注釋：
[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年大事記》，1998年10月出版。
[2、8、10、18、20]《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訪問：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紀錄：任育德，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2002年出版。
[3]《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歐陽哲生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4]李服膺，字慕顏，又名興菴，山西省崞縣（今原平市）蘭村人，1890年生。早年從軍跟隨閻錫山，官至軍長。1937年10月3日晚，閻錫山將敗軍之將李服膺招至省府大堂審問。閻對李說：“從你當排長起，一直升到連長、營長、師長、軍長，我沒有對不起你的地方，但是你卻對不起我。第一，你做的國防工事不好。第二，叫你死守天鎮、陽高，你卻退了下來。”說到這里，李服膺插嘴說：“我有電報。”閻把眼一瞪，猛拍桌子：“你胡說！”接著說道：“你的家，你的孩子，有我接濟，你不要顧慮！”李一聽這話，知閻已起殺心，當場掉下了眼淚，沒有再說什么。閻錫山向周圍點了一下頭，走出了大廳。警衛營官兵走上前來，將李押上車帶到大校場，場地上放著一口棺材。李被押下車，即將走至棺材處，閻錫山警衛營的連長康增抬起山西造的大眼盒子扣動了板機。槍聲響起，李撲地不起，死時年僅47歲。（參見龐小俠《太和嶺口見聞與李服膺之死》，載《晉綏抗戰》，中國文史出版社1994年出版）李服膺被槍殺后，晉軍不少將領認為李是被冤殺，閻錫山此舉實有更復雜的考慮和不足為人道的隱情。傅作義曾痛惜地說，天鎮失守“怎么竟把罪責全落在李軍長一人身上，真是可恨、可惜又可嘆!”
就在李服膺被槍決第五天的10月8日，南京政府發表了第二四七號令，對張自忠、劉汝明予以撤職查辦。文曰：茲據軍事委員會呈稱：天津市市長兼陸軍第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放棄責任，迭失守地；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兼陸軍第一百四十三師師長劉汝明抗戰不力，致受損失；陸軍第六十一師第三百六十一團團長陳參貽誤軍機，均請從嚴懲處，以振綱紀等情。張自忠著撤職查辦；劉汝明著撤職留任；陳參著先行撤職，從嚴實辦，以肅軍紀，而儆效尤。此令。（《中華民國史事紀要》1937年7月—12月，潘振球主編，臺北“國史館”1997年印行。）
據《大公報》記者范長江報道：劉汝明之輕棄張家口，固然是一大原因，但還有其他錯誤因素存在。首先是劉氏“留其主力于張家口之南，散駐宣化、涿鹿、陽原、蔚縣，早作退逃之布置，而遣其雜色部隊與敵軍對抗……南口特別緊急時，湯恩伯曾電劉，請將其駐涿鹿、懷來附近之某團，向南稍為移動，必要時請其增援，劉亦始終未與復電。劉之主力盡在后方，張北敵人反攻之時，劉不調其主力赴前方，而反向湯恩伯請兵。……涿鹿為劉汝明基本部隊所在，而日機竟未曾以一彈相加。”“但是劉汝明之‘不堅決抗戰可以緩和日軍進攻’之迷夢，終被日軍不客氣的重壓所粉碎。日偽軍節節進逼張家口，……傅主席為大局起見，不得不移南口待命出擊之師，反戈以救張垣之急，劉至此始倉皇調其后方基本部隊及炮兵至張垣應戰，而大勢已去，……張家口以西鐵路，被日軍截斷，傅主席所部亦大半作冤枉之犧牲。八月二十五日夜間，‘滿’軍先頭部隊入張家口，劉部倉促敗退。自此日軍的目的已達，無利用劉汝明之必要，向之對劉部后方異常親善之日機，至此成群結隊轟炸宣化、涿鹿、蔚縣等地，其所用炸彈，尤大于炸湯恩伯者云。”（《察綏晉諸戰役》，載《文匯年刊》，1939年出版。）
對于南京與社會各方面的問責，劉汝明并不服氣，許多年后，退到臺灣的劉氏曾著文為這段經歷辯解，認為自己盡到了一個軍事指揮官的責任，軍隊棄守潰敗與自己無關，外界盛傳的一切皆是嫉妒自己的軍隊將領與大公報記者范長江之流造謠與挑撥離間所致。在提到范長江時，劉說：“一天，副官遞入一張訪客名片，上書‘大公報記者，十三軍顧問范長江’。我請他進來，交談不久他即說中央不是真抗日，我頓覺很不中聽……范又向我請求兩件事，一、由他來負責組織察省民軍；二、借給他幾千元作為組織費用。我與范素不相識……且范言論乖謬，我只回答他待我與湯軍長商議后再作決定。他居然又要先借一千元，我當即允應。那時我尚不知范是共產黨，才肯借錢給他。后來，范擅自往各縣組織民軍，許多縣長紛紛向我請示處置，范對那些縣長說，十三軍是中央軍，我們是‘雜牌軍’，著縣長支持他，準他組織民軍。我命令各縣長，倘范長江強要組織民軍，就將他捕送省府，范聽說我要捉他，就逃走了。”又說：自此范長江懷恨在心，“我離開察省后，他說我在張家口一槍未放，一人未傷，便告棄守。張家口戰役由八月十八日到廿七日歷時十天，我旅長馬玉田、團長劉田均于是役陣亡。此外，旅長李金田，團長劉居信、李鳳科均重傷，營長以下軍官傷亡二百三十員，士兵伍千一百多名。張家口戰役的詳細經過及人證，以下尚有說明，由上列傷亡數字已不難想見當時官兵浴血奮戰的壯烈情形。但范長江居然說我一人未傷，一槍未放。走筆至此，不禁痛罵范長江喪盡天良。”（《劉汝明回憶錄》，劉汝明著，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再版。）
劉汝明的辯解是否屬實，此時已無人再顧及了，但從南京政府給予的撤職留用處分看，當時的社會輿論與國民黨軍政高層對劉氏的所作所為，恐怕少有好感。傅斯年所得消息，正是多方面綜合情況的反映。
[5、12、13]楊天石《1937年：沒有在存亡時刻選擇投降的蔣介石》，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集刊》第1輯，社科文獻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下同。
[6]《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耿云志主編，黃山書社1994年出版。
[7]《困惑的大匠`梁思成》，林洙著，山東畫報出版社1997年出版。
[9]《吳宓日記》，第六冊，吳學昭整理、注釋，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下同。
[11]《中國建筑之魂——一個外國學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婦》，費慰梅著，成寒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出版。
[14、15]《蔣介石年譜》，李勇張仲田編，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16]《蔣廷黻回憶錄》，蔣廷黻著，岳麓書社出版社2003年出版。
[17]《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
[19]此等情形和心境不只史語所獨有，在長沙臨時大學亦有相同者。據當時在南岳臨大文學院任教的錢穆回憶：武漢淪陷后，“某一日，有兩學生赴延安，諸生集會歡送。擇露天一場地舉行，邀芝生（南按：馮友蘭）與余赴會演講，以資鼓勵。芝生先發言，對赴延安兩生倍加獎許。余繼之，力勸在校諸生須安心讀書。不啻語針對芝生而發。謂青年為國棟梁，乃指此后言，非指當前言。若非諸生努力讀書，能求上進，豈今日諸生便即為國家之棟梁乎。今日國家困難萬狀，中央政府又自武漢退出，國家需才担任艱巨，標準當更提高。目前前線有人，不待在學青年去參加。況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線。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散會后，余歸室。芝生即來，謂君勸諸生留校安心讀書，其言則是。但不該對赴延安兩生加以責備。余謂，如君獎許兩生赴延安，又焉得勸諸生留校安心讀書。有此兩條路，擺在前面，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如君兩可之見，豈不仍待諸生之選擇。余決不以為然。兩人力辯，芝生終于不歡而去。”（《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錢穆著，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出版。）
這段往事，除說明當時確有一部分青年人，因自己的政治觀念與志向，不愿與國民黨合作，瞞著鍋臺上炕，越過炮火連天的抗日前線，遠赴尚處于寂靜之中的延安山溝和窯洞。這個插曲同時也點中了錢、馮二人各自的性格與政治觀念的穴位，暗含了十年之后，毛澤東為什么說國民黨蔣介石只能控制“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丟掉幻想，準備戰斗》，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而馮友蘭卻留在大陸，緊跟政治形勢，左右搖擺，見風使舵，結果落了個晚節不保，灰頭土臉的下場的人生密碼。其實，以芝生慣用和天生具有的為人處事的騎墻與迎合帝王的性格，日后之悲劇，在此即顯露并注定矣！

岳南 2013-08-21 08:5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