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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但愿來生不姓胡（1）

就在大陸各色人等蹲在不同的場所角落唾液橫飛展開批判，并于各種報刊雜志對胡適及其同黨如傅斯年等“學霸”和“打手”口誅筆伐、開膛破肚時，1955年5月，突然又傳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據美聯社紐約3日電訊：美國費城藝術博物館副館長霍雷斯·杰尼公開撰文，建議臺灣蔣介石政權“根據長期出借的方式把存放在臺灣地窖里的大部分偉大的中國藝術珍藏送到美國去”，以便保護好這批“東方藝術之花”，“美元不能衡量其價值”的“無價之寶”。而這個保護也是強大的美利堅合眾國“不可逃避的國際義務”。

當此之際，中國大陸部分民主黨派人士感到蔣介石夫婦與一幫難兄難弟，還在臺灣孤島上尋歡作樂，優哉游哉地活著，并以中華民國“正朔”自居，繼續做他們的“總統”與文臣武將的美夢。而自己搖擺于國共之間辛辛苦苦折騰了幾十年，到現在還是一個夾在國共中間的“尾巴”，并沒有真正自主自立，成為主宰廟堂或一方地盤的好漢。為擺脫“尾巴”的陰影，有幾位地位較高、嘴巴較硬的人士便鼓動中共下決心拿下臺灣，把蔣介石一家連同一班文臣武將統統趕到大海中喂魚鱉蝦蟹。

就在一片“拿下臺灣”的鼓噪聲中，大海那邊一干人馬與美國政府皆有警覺，于是便產生了關于藏在臺灣的“國寶”何去何從的議論，以及各色人物紛紛蹦將出來出謀劃策，以顯其能的情狀。

費城藝術博物館副館長杰尼不知天高地厚地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蹦將出來放了一通錯誤的厥詞，立即引得世界情報部門和中國大陸、美、臺等各方高度關注。中共高層聞訊，立即作出強烈反應，由郭沫若、周揚等出面迅速組織故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北京圖書館、南京圖書館、中科院考古所、敦煌文物研究所，以及全國各地文物管理委員會全體工作人員和全國檔案人員，連同部分高校師生，通過各種方式進行反擊，嚴厲“痛斥和揭露美帝國主義與蔣匪的罪惡陰謀”。為達到更加明顯的戰果，在郭沫若與周揚具體策劃指揮下，除由大陸報刊發表戰斗檄文，還要通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架設在福建省前線各種型號和用途的電臺，以及香港廣播電臺和其他一切可動用的平面媒體等多種渠道，進行一場規模浩大的短兵相接式的討伐。

征討陣勢布置完畢，時為文化部文物局局長兼考古研究所所長的鄭振鐸一馬當先沖于陣前，像三國時代王朗與諸葛亮陣前對罵的程序一樣，鄭氏通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發布《告在臺灣的文教科學工作者們書》。聲明書氣勢恢弘，先聲奪人，第一句就是：“在臺灣的文教科學工作者們：我現在在這里帶著激動的心情向你們談話。”緊接著，便是：“你們知道蔣介石賣國集團一貫勾結美帝國主義出賣祖國利益的罪行是罄竹難書的，而且也是多方面的。”

鄭說罷，可能感到蔣介石賣國集團到底弄走了多少寶貝，有些人略知一點，有些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呆子們并不知曉。于是，在聲明中歷數國民黨逃亡臺灣時運走的銅器、玉器、書畫、甲骨、檔案、圖書等國寶，以及美帝國主義走狗們企圖侵吞這批國寶的陰謀。這一批走狗中，當然少不了一個頭和身子在美國紐約，尾巴和影子卻在中國大陸，且陰魂不散的胡適。此時正是“批胡運動”的關鍵時刻，自然不能讓這個“叛徒、賣國賊”漏掉，政治神經極度敏感的鄭振鐸順手牽羊，開始歷數胡適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聲明稱：“據一九五四年十月新華社消息，前蔣賊駐美‘大使’、賣國賊胡適，在美國進行出賣我國古代藝術珍藏的無恥活動。初步決定把兩百件我國古物劫運美國。最近美帝費城博物館副館長霍雷斯·杰尼又陰謀以‘長期出借’的方式，把存臺灣的珍貴文物全部劫奪，運往美國……”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但愿來生不姓胡（2）

面對一系列“鐵的事實”和掠奪者的狼子野心，鄭氏號召臺灣的科學工作者團結起來，與美帝國主義、臺灣當局，以及美帝國主義的走狗胡適之輩作殊死的斗爭，“堅決不讓他們這種賣國行為得逞”。同時表示：臺灣的工作者“或者是受到了獨夫的欺騙蒙蔽威脅利誘，在全國大陸解放之前，不得已的隨著他們而到了臺灣。你們在蔣介石賣國集團的黑暗統治下和臺灣的全體同胞們，同樣的受苦難，天天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對你們這幾年來的不幸遭遇是深表同情的……你們為祖國效勞的機會是很多的”。又說：“祖國正日以千里地飛躍前進著，緊接著偉大經濟建設高潮而來的是文化建設的高潮，祖國人民正殷切地等待著你們回到幸福自由的祖國懷抱”堅決阻止胡適勾結美帝盜劫祖國文化遺產的罪惡陰謀，“為祖國立功”。[1]

繼鄭振鐸聲明后，全國文化、文物界掀起了一股圍繞胡適盜賣祖國文物罪行的批判風浪，陶孟和、夏鼐以及南京博物院副院長曾昭燏、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向達等學術教育界大腕，紛紛發表文章為之助威吶喊。一時間，各色討伐文章如一枚枚重磅炸彈，隨著無線電波越過臺灣海峽甚至太平洋，鋪天蓋地傾瀉而下，直向“美帝國主義走狗胡適”頭上撲來。

令大多數國人意想不到的是，批判胡適運動正酣，又橫空降下了一個批判胡風運動。這胡風原名張光人，湖北蘄春人氏，不知為何半道上改為胡風，是否為了幾十年后促成與大名鼎鼎的胡適成為本家，并被捆綁在一起供人批斗這一段“大事因緣”而修名改姓？世人所知的是，這位張光人青年時代曾留學日本，因其對革命的滿腔熱情和一些功績，一度出任過“左聯”宣傳部長，屬于中國左翼文化代表人物之一。這個已由張光人轉化為胡風的青年人，自加入“左聯”之后，以為自己化蛹為蝶，成了一個惹人愛憐，眾星捧月式的人物，雖在政治上擁護中共，但在文藝理論的主張中多次與中共在文藝界的代表，特別是周揚等輩觀點相沖突，更不把一般的所謂“左翼作家”放在眼里，認為他們皆是拍馬溜須、吹喇叭、抬轎子、阿諛奉承、曲學阿世之輩，不足引為同道。因了這一性情與觀念，從1945年起，胡風開始受到“左聯”幾條漢子的圍毆，延續到1955年終于大禍來臨。這年1月，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宣傳部《關于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2月，中國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決定對胡風文藝思想進行全面批判。聞風而動的作家舒蕪在接受《人民日報》編輯約稿的過程中，把胡風給他的私人信件悄悄交了上去，隨后在中共宣傳部門高層人物林默涵等人的施壓引誘下，舒蕪見風使舵，四處搜集材料，并于黑暗的夜幕中，采取“打槍的不要，悄悄地進村”的方式，躲在一間呈洞狀的小黑屋里揮汗如雨地大干起來，未過多少時辰，就制造出了一枚重磅炸彈。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報》以《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為題，公布了舒蕪輯錄的部分胡風在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寫給他的信，以及胡風《我的自我批判》，并在毛澤東親自定調的編者按語中指出:“從舒蕪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讀者可以看出，胡風和他領導的反黨反人民的文藝集團是怎樣老早就敵對、仇視和痛恨中國共產黨和非黨的進步作家。”于是，胡風等人被打成了“反黨集團”。5天后的5月18日，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胡風被捕入獄。《人民日報》又將胡風同一些人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來往信件分類摘錄，以“胡風反革命集團”第二批、第三批材料予以公布。隨后，又把這三批材料匯編成書，由毛澤東親自揮毫作序發行全國。自此，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揭露、批判、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最終導致2100余人受到牽連，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離審查，73人被停職反省，后有78人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主要骨干23人。胡風本人入獄十年后被正式判刑14年，后在“文革”時期再度改判為無期徒刑。蹲大獄期間，胡風受盡非人折磨，獄警打落了他的全部牙齒，落得耳聾眼花，重病纏身，奄奄一息，直至1978年才被釋放出獄，關押監禁長達28年。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但愿來生不姓胡（3）

胡風冤案平反后，人們從一張當時拍攝的照片上看到，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逮捕胡風之時，在滿目同仇敵愾、齊刷刷叢林一樣舉起的手臂中，只有一位須發飄飄的老人不合時宜地根雕一樣坐在椅子上一動不動，以沉默與不合作的方式表示了他的抗議和文化良知。——這個人就是與胡風同姓，幾百年前是一家的60歲的胡厥文。

胡風案發下獄后，胡適的批判仍如疾風勁草，正斗在興頭上。如此這般，胡適與胡風兩個本來毫不干且不在一股道行走，甚至思想作風完全相反的人，被生纏硬套地捆綁在一起，像串起一對不能張口喊叫的蛤蟆，扔到一個鍋里水煮油烹起來。對于外界把“二胡”弄在一起蒸骨熬湯的不解與迷惑，作為與周揚同為運動前敵總指揮的郭沫若專門作過解釋：“胡適和胡風在外表上是有所不同，他們一個公開地販賣著美國貨，一個走私地販賣著日本貨，然而貨色是一樣的。他們在本質上的一個共同點：便是想用資產階級的主觀唯心論來奪取領導地位。他們想解除我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武裝，叫我們失掉思想立場，失掉工作方向，向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投降。”解釋過后，又做怒氣沖沖狀斥罵道：“胡適要我們少談些主義，我們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說！我們正要多談些主義！胡風要我們不要思想立場，拒絕思想改造，我們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說！我們正要堅決地爭取工人階級立場和共產主義世界觀，毫無保留地進行思想改造。”經郭沫若一番解說與痛罵，眾人終于開竅，一群大小嘍啰蜂擁而上，緊跟高舉，從各個角度以不同的文筆、文風、文法，向“二胡”展開了大規模討伐。直批得“二胡”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三佛成了不喘氣的死狗不得動彈。

成了死狗的“二胡”并未逃脫被窮追猛打和水煮油煎的命運，特別是對胡適更是不能有一絲一毫的放過。對于這樣做的目的，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翦伯贊于校內召開的一場名為“批胡適，打死狗”座談會上，專門作了如下解釋：“胡適已經是一條死狗，我們現在是打死狗，也許有人說打死狗何必用這樣大的力氣來干，理由很簡單，因為這條死狗和其他死狗不同，他的陰魂未散，還在新中國作怪，他還企圖在新中國借尸還魂。現在胡適的陰魂也許已經附在我的身上，也許已經附在在座的某些同志的身上。因此，我們都要好好的檢查一下，在我們身上有沒有胡適的陰魂，如果有就要把他趕走，因此，打這條死狗比打活狗更要困難，所以必須投些力量。”

因了“死狗”胡適陰魂不散，且還到處找人附身，索人性命，這就使整日沉淪于政治醬缸中打滾兒的大小知識分子與蕓蕓眾生，開始談“胡”色變，見“狗”就躲，這種風氣漸漸發展演變成對整個胡姓人物產生了極度的惡感與恐懼。隨著時間的推移，厭惡與恐懼又深入世人的血液和骨髓中，與胡適的幽靈相伴相生。

就在北京大學召開“批胡適，打死狗”批判會之時，遠在大洋彼岸的胡適似乎內心真的有一個神出鬼沒的幽靈與之相通，1955年1月3日，他在寫給好友沈怡的信中說道：“俞平伯之被清算，誠如尊函所論，‘實際對象’是我，——所謂‘胡適的幽靈’！此間有一家報紙說，中共已組織了一個清除胡適思想委員會，有郭沫若等人主持，但未見詳情。倘蒙吾兄繼續剪寄十一月中旬以后的此案資料，不勝感禱！此事確使我為許多朋友、學生担憂，因為‘胡適的幽靈’確不止附在俞平伯一個人身上，也不單留在《紅樓夢》研究或‘古典文學’研究的范圍里。”又說：“這‘幽靈’是掃不清的，除不凈的。所苦的是一些活著的人們要因我受罪！”

胡適的預感確是不錯，他的“幽靈”不但附在了親友、學生身上，已深入社會各界的方方面面，且走進了舞臺與銀屏，并波及整個胡姓宗族。在當時和之后出現的一些小說、革命樣板戲或革命題材的影片中，反面人物大面積地以胡姓出現，如《沙家浜》中的雜牌軍閥胡司令傳魁，《閃閃的紅星》中光頭惡霸胡漢三、《林海雪原》中的東北土匪頭子胡彪等，這些富有特色、刻畫得惟妙惟肖的胡姓反面人物，給世人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在階級成分、家庭出身與社會關系極度政治化的時代背景下，對于胡適、胡風以及電影戲劇中胡姓反面人物的恐懼，像傳染病一樣四處漫延，最后演化成一些極左地區的胡姓青年失去了當兵入伍和進工廠做工的資格，而正處于找對象年齡的胡姓青年，許多因自己姓胡而遭到對方譏諷并最終告吹。對飄蕩于社會各階層，看不見卻能清晰感受到的恐怖氣氛，有的胡姓人家在大罵胡適、胡風與胡漢三等胡氏宗族不肖子孫的同時，一并發出了“但愿來生不姓胡”的激憤之語。

岳南 2013-08-21 09: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