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文集 回到五四重新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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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五四重新啟蒙
  標志著中國啟蒙運動的開始的五四運動今年八十周年了。雖然時光過去了不少,但是啟蒙的目標并未達到,啟蒙的任務并未完成。
  中國的傳統文化自秦始皇一統天下的兩千二百年以來,一言以蔽之,就是專制主義。救治專制主義的惟一出路,就是啟蒙,就是以近三百年來作為人類歷史主流正脈的自由主義取代專制主義。
  不能說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中國人一直沒有覺悟到專制主義的弊害。從王充到李贄到戴震,斷斷續續、零零碎碎的覺悟是有的,但是系統的覺悟只是在與異文化大規模接觸之后才發生。真正明確地診斷出中國的病根的是嚴復。他在一八九五年中國敗于自己歷來看不起的蕞爾小國日本,朝野震動以后作了一個斷案:中國所以從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與西方國家交往以來屢戰屢敗的原因就是“自由不自由異耳”!
  用雖然沒有思想家的名稱,但是洞察力極其深刻的陳寅恪的話來說,“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者。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這實際上就是說,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夫雖不夫,婦不可以不婦。幾千年來中國人就是生活在這樣一張從朝廷到家庭無所不包的專制主義的網羅之中做奴隸。中國的歷史盡管也有變動,用魯迅的話來說,中國人實際上也只有在做穩了奴隸與做不穩奴隸的時代之間選擇。幾千年的奴隸生涯嚴重扭曲了中國人的人性,使全民成為魯迅筆下的阿Q。
  五四運動的主旨就是要打破束縛了中國人幾千年的“君道臣節、名教綱常”,解放作為一個人的個性。五四的先賢們發現了中國之所以停滯不前,所以落后挨打,就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民主”與“科學”。中國要振興,要趕上先進國家,用陳獨秀的話來說,就得把“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兩位請進來。
  從那時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八十年了,為了把德先生與賽先生請進中國來,也不知有多少人花了多少力氣,甚至為之拋頭顱,灑熱血,其艱苦與壯烈都是近代世界史上所少見的。然而結果是“五四”先賢的初衷仍然沒有達到,只好套用兩句孫中山先生的遺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為什么事情會這樣難辦?十年以前,也就是五四七十周年的時候,海內外興起了一種論調,說原因是“五四”啟蒙者引進的思想太激進。這種激進思想以主張“打倒孔家店”與“全盤西化”為代表,主張徹底打倒中國傳統文化,造成中國文化傳統的斷裂,中國價值的失落,以致使中國原有的社會秩序無法維系,外來激進思潮亦即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的思潮乘虛而入,最后導致了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和社會都瀕臨崩潰,中國出現了長達幾十年之久的人類歷史上少有的悲劇。
  然而,持這種論調的人實在把中國傳統文化估計太低了。他們沒有看到,中國傳統文化存在于一個所謂“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人口四萬萬”的中國傳統社會的特大的軀體之中,所謂五四新文化運動只是給了它一個小小的刺激。這個龐大的“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軀體還有足夠的力量包容、消解、篡改、轉化這個刺激,又以最最最革命的形式來實現中國歷史上,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強最烈、最黑暗、最野蠻的專制主義。它只是換了一個名字——要不停地“狠斗私字一閃念”的“集體主義”。
  中國傳統價值,還有中國的傳統社會,不但有人所共知的冠冕堂皇的一面,還有特別邪惡陰暗的一面,兩者交替為用。說是推動歷史的發展,其實都只是陷中國歷史于循環往復的停滯之中的隋性力量。對這兩方面的歷史與實際都還缺乏研究,尤其是后一方面幾乎還沒有著手。
  這在二十年前,也就是五四運動六十周年的時候,中國的有識之士曾提出要重新審視所謂“封建社會主義”,這個論斷從大方向上說應該說是完全正確的(雖然我個人不贊成“封建”二字),但是,其后由于種種原因,這樣的探索中斷了,沒有能沿著這條思路深入發掘下去,只有到這一兩年,以出版顧準的遺著開始,才有人重拾墮緒,繼續從事研究。然而就其任務之艱巨來就,還只能說是剛剛開始。
  在“科學”方面,情況也并不好些。這要感謝熱愛中國的英國科學家李約瑟。他盡幾乎畢生之力研究中國古代的發明,結果得出結論:中國古代的科學在全世界一直處于領先地位,只是在近五百年西方發展出近代科學以后才落后了。為何從如此先進掉到如此落后?這使他大惑不解,因此而形成了所謂的“李約瑟難題”。他的威望與影響使得今天的中國人神魂顛倒,大大高揚了中國人“我們先前比你闊多了”的阿Q精神。這是自以為對這個問題早有明確結論的五四先賢做夢也沒有想到的。害得一百多年來在中國剛剛建立起來的一層薄薄的科學思想又蒙上了一層厚厚的陰云濃霧,偽科學與反科學的思潮又在中國變本加厲,大肆流行。今天的中國,人口已達十二億之眾,可是只有屈指可數的“一小撮人”在做這方面正本清源的工作。任重道遠,其艱苦可以想見。然而如果不做這個工作,歷來長于明善而短于求真的中國文化是很難培育出真正的科學精神來的。
  現在流行一種說法,說中國已經老早超越了五四,確立了遠超過五四所追求的民主觀——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民主觀,也確立了遠超過五四所追求的科學觀——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觀。也有另一種說法,可稱甚囂塵上,認為五四已經過時了,我們應當超越五四,返回到繼承與發揚中國傳統價值,因為它必將成為全世界未來的共同價值。這兩者都近乎異想天開。
  我們不愿意說,五四運動已經夭折了。因為從物質的層次上說,中國也還是有進步的。只是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說,也就是五四所追求的“人的現代化”的目標來說,我們不能不感到要在中國這樣古老而龐大的國家里實現現代化有多么困難,然而正是人的現代化才應該是被中國定為國家目標的“現代化”的出發點與目的地。中國人必須從在自卑與自大之間失去平衡的阿Q轉變成能自尊自律的、獨立自由的現代公民。八十年的經歷雖然使我們感到有些挫折感,但是并不足以使我們感到沮喪。因為五四先賢所要進行的是全人類的共同事業,它的成功可以推遲,但是決不會歸于失敗。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撲只是給我們提供了最好的“反面教員”。“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它的教訓對于有心人、有志者來說,正是無窮無盡的寶藏。要記住胡適的話:“我們要救國,應該從思想學問入手,無論如何迂緩總是免不了的。”我們只有屢敗屢戰,再接再厲,回到五四,重新啟蒙。
  
  作者附識:五四八十周年,本應為文紀念,未及動筆,即有《隨筆》編者催逼,先作此千字文,未能盡言,聊見鄙意云爾。
  


李慎之 2013-08-22 14:3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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