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神秘的晚年生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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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故居

據臺灣吳一舟在《蔣介石行誼》一書中所云:蔣介石在大陸時期工作、生活非常有規律。下面是一張蔣工作、日常生活進程表:

蔣家官邸生活一幕。宋美齡常與蔣介石對弈,據說宋的棋藝很高,經常使蔣陷入沉思。

每天6時起床(冬日在7時左右),絕不晚起,起床后靜坐片刻,做健身運動約數分鐘,即開始工作。他首先檢查昨日所做的工作是否完畢,一面計劃今天要做的事。待計劃擇定后,在平時就先記日記(有的書講每晚寫日記,如果晚間來不及寫,第二天早晨補寫),寫畢就讀書。要是在戰時,即與前方將領通電話,聽取情況,并指示機宜。讀完書即開始辦事,此時所辦之事大都是重要的計劃方案或緊急重要文稿、手令等。

8時左右開始進早餐,飯后入書室閱覽當天報紙所載重要消息,接著續辦緊急賓客或有緊要公事。9時離官邸赴辦公室處理政要。平時都在此時接見重要賓客或有緊要事件請示的各級首腦。10時左右會客,會客后或出席會議或向部下訓話,批閱公文,到12時左右才回官邸。有時在回官邸車中翻閱公文或考慮政務、翻閱報紙等。

12時半進午餐,此時多邊吃邊看電文。如果發給前線將領電,都是他親擬稿交發,以免經過參謀秘書擬簽呈核判行校對等手續,耽誤時間。飯后小睡約半小時或靜坐休息。3時起又開始看公文,研究各方面送來的電報,閑時則看書報。4時起又開始會客,此時所見多為普通客人,少則一二十人,多則三四十人,每人談話時間,以三五分鐘為限,故會談內容極簡單扼要,如客人少公文不多,便在五六時許,偕夫人到郊外散步,借以考察民情與市政建設、軍風紀等。

下午7時半左右進晚餐,飯后大都在8時以后與中央各部會首腦會商軍政大計,或請專家研究問題。談畢又批閱公文或看書閱報,補寫日記。睡覺時間大抵10時到11時左右,睡覺前考慮次日應做的工作,兼做健身運動。如遇戰事緊張,即使在深夜亦常用電話或電報指示前方軍機,翌日仍準時起床。

吳一舟還說:除非遇有特殊事故,蔣介石絕不輕易變更他的生活規律。

不管吳一舟說的是否全是事實,僅以此表而論,蔣介石簡直成了一架機器。到了臺灣之后,蔣介石晚年生活有了很大變化。

退臺之初,蔣介石因在大陸戰敗,整日悶坐日月潭的涵碧樓中,反省大陸失敗,并制定整體“反攻”計劃。待重登大寶后,便全力投入穩定臺灣,準備“反攻”的行動之中。此時蔣雖然已60多歲,但出于完成反共使命需要,到處奔走、演說、打氣、安撫,精力十分旺盛,超過了一般成年人。在他的“總統府”,除了處理公務之處,便是接待來訪者,整日客人不斷。他在“總統府”見客時,一般由侍衛長和秘書陪同,此種做法是以防不測。在士林官邸見客時,大多由秘書陪同。在會見客人時,蔣有時親自記錄一些要點,但主要由秘書記錄大綱、建議事項、或蔣交代的事項。蔣在會見政界高層負責人時,秘書則回避。在蔣的官邸,設有新聞、言論秘書二人,協助蔣的日常工作。蔣對秘書工作的具體要求是:整理搜集若干資料,供他寫作時參考,或者筆錄他的口述文件、講稿,或交大綱與秘書,令其起稿;陪見客人,筆錄談話要點;處理一般新聞、劃出每日新聞要點;聯系傳播媒介,即報紙、廣播電臺、通訊社、電視臺等;旁聽各項會議,了解全貌。除了新聞、言論秘書之外,蔣還設有英文秘書。這些秘書在同蔣的多年接觸中,深知蔣的心態,所以后來都有好的去處。

與大陸時期相比較,蔣在臺灣時期的工作、生活也算是比較有規律的。一般每日6時起床,7時盥洗完畢,其后做早操。操后入房與夫人宋美齡共同祈禱,禱告畢開始用早餐。早餐時一般聽口齒清楚的武官為他讀報紙。早飯后自己翻閱報紙與批閱要文,或接見高級官員與主持會談等。下午1時半用午餐。午飯后睡半小時左右。起床后再看重點新聞、批閱公文或接見重要官員、來訪者。3時左右開始閱讀香港報紙,至4時半,帶一隨從出去散步。散步到興奮時,邊走邊唱舊時軍歌以及《反共復國歌》等,有時也養花、種草、逗狗、投食喂養等。散步半小時后返回辦公室喝茶,茶畢再繼續辦公。7時開晚飯,晚飯后看電影,一般情況下都有專人在旁邊為他解說,他最喜歡看的是臺灣自己拍的電影,因為當時臺灣的影片有相當部分是對蔣介石歌“功”頌“德”和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晚10時入另室祈禱和沉思,然后洗硫磺泉水。洗畢后寫日記,晚間寫日記已經成了習慣,數十年間毫無間斷。蔣自己稱:

“幾十年來,我每日必有日課,每日必有日記,雖在造穴顛沛之中,也沒有一日間斷。我在閱讀某一種書籍時,沒有終卷以前,絕不旁騖其他書籍”。《"總統府"內幕》第148頁。

獨敬耶穌

 

誰都知曉,蔣介石信奉基督教是受其夫人宋美齡影響的。宋美齡的父母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其父宋嘉樹原是美國美以美會派駐中國的牧師,對神學有著相當的研究。其母倪桂珍出身于中國最古老的基督教家庭,而且是明朝徐光啟的后裔。在父母親的熏陶下,宋美齡對基督教極感興趣。在宋嘉樹的苦心安排下,宋美齡10歲那年赴美國教會學校求學,成了佐治亞州衛理斯女子學院的一名高材生。畢業返國后,她因家庭的顯赫担任了電影檢查局和基督教青年會的職務,并成為上海社交界的一顆明星。

宋美齡與蔣介石初識是在1922年底孫中山家中,蔣一見宋便傾心于她。蔣托孫中山將宋美齡許配給他,孫大吃一驚,但表示愿同宋美齡商量。宋美齡當時對蔣就沒有好感,主要原因蔣已結婚,已有兩個孩子,在上海灘還有兩個沒有名分的女人。宋慶齡表示她寧愿看到小妹死去,也不愿看到她嫁給蔣介石。然而蔣對宋鍥而不舍,后得到宋藹齡與宋子文的幫忙,才使事情發展有了轉機。但宋母一直反對這門婚事,她不僅因為知道蔣結過幾次婚,還因為蔣不是基督徒。

蔣介石自幼受其母王采玉敦誨,信奉佛教。為了與宋氏家族攀上姻親,顧不得母親的教誨,答應甘愿當一名基督徒。1927年8月蔣介石下野后,便東渡日本正式向在日本療養的宋老夫人提婚,并請求允諾。有關求婚的經過,上海《晨報》曾有如下的報道:

“蔣介石于10月3日來晤太夫人,事前蔣系先致電,得太夫人的允可,相晤時,太夫人正在室中研究新約圣經,蓋太夫人系一極誠篤之基督徒也。既見蔣,勉蔣為使徒保羅;蔣告太夫人,謂對基督之道,近日亦有信仰,并乞婚焉。時太夫人對蔣對于聯姻之手續,即一一辦妥,毫無其他問題雜處其間,遂允其請,許以美齡妻之。”

1927年12月1日,蔣介石與宋美齡便按基督教禮儀舉行了婚禮。蔣宋結婚后,蔣介石遵守諾言,每天起床后與宋美齡共同研讀圣經、禱告,并討論讀經心得。自然,蔣到前方視察,宋美齡不在身邊時又另當別論。西安事變發生后,宋氏兄妹得到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的允許,遂由南京抵西安救蔣。蔣介石后來在《西安半月記》中回憶說:

“今日清晨,偶翻舊約,得某章有‘耶和華今要做一件新事,即以女子護衛男子’云云。午后余妻果至,事若巧合,然余妻冒險相從,非受宗教素養極深者,不可能也”。

蔣介石此說實在牽強,其目的不過是表明對救他出“苦難”的宋美齡的感激之情。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后,蔣介石進一步表現出對基督教的篤信不渝。據宋美齡稱:

“不論在什么地方,蔣介石的臥室中,都一定要掛一張耶穌像,以表明蔣總統對耶穌的敬仰與虔誠。”

臺灣輿論也宣稱:蔣介石晚年信仰基督愈益虔敬,他在凱歌堂(凱歌堂是蔣介石做禮拜的教堂,此名源自抗日戰爭勝利還都南京時,為紀念凱旋歸南京,才有此命名。凱歌堂在臺北士林官邸,恢復禮拜,寓意將來打敗中共凱旋而歸的一天已不遠)做禮拜可謂是風雨無阻。凱歌堂的牧師周聯華是蔣介石的同鄉,有好事者問周聯華,你在凱歌堂講道,怕不怕“總統”,周聯華答稱:

“我對蔣介石的第一印象,是他老人家的鼻子以上,大其眼睛部分是有父親的威嚴,但他老人家鼻子以下,卻如母親一般的慈祥。我在凱歌堂講道好多年,從沒有害怕過。與其說是我沒有害怕,倒不如說蔣介石沒有使我害怕,我是像其他教會一樣的講道。”

1963年,國民黨元老孔祥熙(右)過80歲生日大壽,何應欽(左)特別前來祝壽。

周聯華的說法的確難避拍馬之嫌,有人說周聯華是“教棍”,此說雖尖刻,但切中要害。

蔣介石對基督教的靈修生活,從受教之后從未間斷。他日常起床后,一起身便和宋美齡一起祈禱默念,洗漱后再讀圣經,念幾首贊美詩,每當念到耶穌時,蔣介石就脫下帽子,向東方深鞠一躬。晚上10時坐禱告后,沐浴就寢。范希周主編:《臺灣政局與兩岸關系》第93頁,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

蔣介石不僅堅持靈修生活,而且還喜讀靈修方面的書籍,特別喜歡讀《荒漠甘泉》。自1944年7月起直到病逝前,他每天堅持誦讀此書。蔣介石還嫌原譯本不夠通順達意,就命王家棫先生重譯,經他審查為“革命精神”的修養讀物。蔣介石曾說:

“我總以為人生在世,特別是在反共抗俄與唯物主義戰爭期間,無論你有否宗教信仰,也無論你對宗教的觀念如何,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宇宙之中,是一位神在冥冥中為之主宰的。”

由此說可見,蔣介石是國民黨內信仰唯心主義的典型。

蔣介石為什么獨愛《荒漠甘泉》一書呢?顧名思義,原作者本意是闡明人的境況就像荒漠那樣的枯干,上帝的道如甘泉使人獲得滋潤。蔣介石大陸兵敗,退至孤島偏安,加之國際形勢“逆轉”,蔣家小朝廷處境艱難。也唯其如此,他對《荒漠甘泉》有了偏愛,他需要的就是這樣的甘泉,借此聊以自慰。王家棫所譯《荒漠甘泉》一書,每篇之首的標題,都是蔣介石親筆所撰,可見蔣對此書重視程度之高。

臺灣輿論說:孔祥熙在臺灣的梨山修建了一所教堂,破土動工那一天,蔣介石、宋美齡與孔祥熙夫人宋藹齡全到了,由牧師周聯華負責在梨山籌備破土動工典禮。當時梨山還很荒僻,找不到人來幫忙,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之下,只好找當地的山胞。山胞對唱歌是充滿天才的,周就請梨山教會的牧師臨時幫忙組織一個唱詩班。唱詩班組成后卻提出—個條件說:“我們可以為你們唱詩,你可不可以請總統證道。”這下子可難倒了周聯華,他說:“你們來唱歌已經很光榮了,我實在沒有辦法請他老人家為你們講道。”沒有想到在典禮快要結束、祝福之前時,蔣介石竟走到山胞面前開始證道、訓話和鼓勵。對此,雷鳴遠神父稱:“我一生業已見過偉大人物,但我能說,梅爾西樞區及蔣介石是我一生中所遇見過的最偉大的兩位。”康振楚先生也說:“基督徒生活的四柱,即讀經、禱告、聚會、見證,蔣總統對四件事經常不斷地做,從來沒有間斷過。”

逗狗、養花

蔣介石晚年不僅對做禮拜有極濃厚的興趣,而且非常喜歡逗狗、養魚、擺弄花草。

蔣介石每天快用完午餐時,一條中型的白狗被放進蔣介石用餐廳里,接著一個侍衛人員拿著盤子,等待著蔣介石調拌白狗的飯食。據臺灣資料稱:蔣介石非常喜歡這條白狗,自然這條狗對蔣介石也非常親熱。常與蔣相處的牧師周聯華,猜想蔣之所以喜歡這條狗,這狗一定是條名犬。好奇心驅使周聯華問蔣的愛犬是什么種。蔣介石聽后笑而不答。宋美齡一聽便

知周聯華外行,于是問他道:“你猜猜看是什么種呢?”這一問把周聯華難倒了。周在這方面的確是外行,只會讀圣經、布道。搜尋記憶,他想起在蔣介石官邸的庭院里,看到侍衛官訓練警犬,他們受命尋找失物,不消片刻就把一方手帕找到了。周認為蔣的這條白狗一定是千中選一、萬中選一的名犬了。周聯華還記得宋美齡也有一條愛犬,它能担任警戒工作,有一次宋美齡和蔣介石開玩笑說:“你假裝著打我,看看它幫助誰?”結果周聯華看到的場面是:那條狗總是擋在蔣介石面前,不讓蔣介石打宋美齡。周聯華想:既然宋的那條狗如此乖巧,那么蔣的這條狗一定比宋的那條狗還要靈通。可是他搜盡枯腸,也想不出一個適當的、有名的品種來說出那條狗的出身。蔣介石見周聯華回答不出,越發高興。最后,還是由宋美齡揭穿這個謎底,她對周說:“我告訴你罷,你就是對狗很內行,也說不出它的品種,它是土生土長、臺灣生的土狗”。

蔣介石逗完狗后,有時去庭院散步,有時4時半去散步。在庭院散步時,他總是走到水池邊,在一張石凳上坐下來。然后將餅屑均勻地拋撒到水中,一會,成群的金魚蜂擁到池邊搶食。此刻,蔣介石異常興奮,邊喂金魚邊像檢閱部隊點名一樣,每條魚都取有一個名字,有一次他對左右說:怎么今天××還沒有來吃?

蔣介石不僅喜愛逗狗、養魚,而且還特別喜歡花卉,這一愛好鮮為人知。蔣常常將他喜愛而罕見的花卉,陳列在他常去憩息的“蘭亭”里。他每次做完禮拜回來,幾乎都到種滿花木的園藝所里轉一圈。據臺灣資料稱:蔣對花木的生長觀察很仔細,往往比花匠還要細心。不僅如此,蔣還有時親自擺弄花草。花匠們為蔣介石在官邸里建造一座玫瑰園,他興致好時,就與花匠們改良花的品種,做插枝的工作。

最讓蔣介石喜歡的是那些臺灣產的蝴蝶蘭。蔣曾對花匠說:“西洋蘭太過艷麗,倒不如我們土產的蝴蝶蘭,清艷芬芳。”1973年,蔣介石曾要林務局在海拔2600米的高山區,試種在寒帶才能生長的牡丹。這些牡丹是日本農校河本教師精心培養改良的,過去每年獻給蔣介石一些上品,前后有100多株。由于這些花木不適應臺灣的氣候,在官邸試種以失敗告終。后來這種花木在高山地區試種成功,但蔣介石此時已不在人世了。

對于蔣介石的衣、食、住、行,臺灣出版的有關蔣介石的傳記資料,眾口一詞,都稱蔣介石的生活水準還不如臺灣一個中等市民。下面是臺灣出版的有關蔣介石傳記資料的記載:

吳一舟在《蔣介石行誼》一書中寫道:

蔣介石在食的方面,“早晨喜愛吃稀飯,有時吃一碗湯,用點咸菜。中晚兩餐只有兩三樣小菜,平時在家宴客,總是很普通的四菜一湯,并不備酒。他每餐一小碗飯。招待外賓、記者或僑胞,通常都用簡單的茶點,很少舉行盛大的宴會”。吳稱蔣吃一小碗飯是在日本軍訓時養成的。“不飲茶,不吸煙,不喝酒和咖啡等刺激物品,數十年來如一日”。他稱蔣數十年來從未飲過一杯咖啡,喝過一杯酒或吸過一支煙。

《偉大的總統----蔣公》一書的作者也說:

“蔣介石每日用餐以青菜、豆腐等植物性食物為主,只求攝取營養,不求奢侈,不但煙酒無緣,連茶也不喝,經常飲白水”。他還引證國民黨元老吳鐵城的話說“蔣公平素生活上的享受,和苦行僧、清教徒無異”。

很顯然,上述兩種說法在立場上是基本一致的,是在進一步神化其領袖。

對于衣著方面,臺灣輿論說蔣介石不太講究,但特別注意整潔。他在接見外賓或遇有重大活動時總愛穿軍服或禮服,平時在家總喜歡穿中山服或長袍大褂。

也有輿論說,蔣穿的衣服多為細軟舊衣。一件衣服,總要穿6—7年以上。他在重慶的一件舊黑披風,雖領口已破,也一直未制新的,照舊穿用。平時軍服三套,內衣和毛衣各兩套,多是補了再穿,不忍扔掉。

上述說法確有其事,因為在慈湖靈樞暫厝處與“中正紀念館”,蔣的遺物都有展覽。但蔣介石在世時的揮霍無度又怎么解釋呢?他在衣著方面的做法顯系是做給別人看的,這種說法并不為過。

對于住的方面,臺灣輿論說蔣介石的住房很簡單,不追求豪華,除了必要的設備外,從沒有特殊要求。在蔣介石的住室內,往往掛兩幅肖像,一幅是孫中山像,一幅是耶穌像,室外客廳往往掛一幅宋美齡親自畫的畫(宋美齡晚年對中國畫興趣極濃,一直從事繪畫。她用均勻的筆觸描繪優雅的花卉,有人說她畫的淡墨山水,細致得像布魯塞爾的花邊。宋曾說:“我晚上未能入眠時,就畫畫。”經常是宋畫畫,蔣題詩。一次,蔣為宋畫的題詩是:“風雨重陽日,同舟共濟時,青松開霽色,龍馬縱云旗。”)

還有輿論說,蔣介石到臺灣后,到處建行宮,勞民傷財。除了在草山即陽明山修建的士林官邸之外,還有以下一些官邸:

慈湖官邸:位于臺北桃園縣大溪鎮東北角。因此地有一個較大的水面,經人工改造后,蔣介石為紀念母親王太夫人,就改稱為“慈湖”。在湖畔四周栽種了許多花草樹木,并仿浙江奉化故鄉房屋式樣,興建了一排排平房。蔣介石與宋美齡每月來此都要小住幾天。蔣病逝后靈柩暫厝此地。

角板山官邸:位于臺北桃園縣境內,距慈湖約10公里處。該地風景秀麗,古木參天,景色宜人。官邸就在角板山公園旁邊。

涵碧樓官邸:位于臺中著名的日月潭風景區。早在日本統治時代,因多人至此游覽,日本人在那里修建了許多招待所,涵碧樓就是其中之一。蔣介石夫婦來這里小住時,往往是有重大事情需要考慮決策。每逢國民黨中央召開全會、代表大會及“行政院”和臺灣“省政府”改組,各部、會人事更動等,蔣介石總是來此住上幾天。國際上發生與臺灣關聯的重大變故,有時也到此來考慮應對之策。

西子湖官邸:位于高雄市內,以便蔣介石夫婦到臺南視察時休息住宿。高雄市政府為了討得蔣介石歡心,特在西子灣地區,種植花木,修整道路,改善衛生。

對于行的方面,有輿論稱:蔣介石每次外出時,經常有同一類型的小汽車四五輛組成的車隊同行,以防不測。從士林官邸到“總統府”,沿途要經過圓山、中山橋、中山北路一、二段、中山南路、介壽路等地段,全程約4公里。為了保證蔣介石的安全三在路上暢行無阻,在車隊未出發前,沿線布置便衣崗哨,車隊經過的各道路口所有紅綠燈裝置,一律開放綠燈。但在中山路北段,有一處通往基隆、宜蘭、蘇澳的鐵路平交道,每天火車來往頻繁,在經過平交道時,都要將柵欄放下,以保證公路車輛安全。當蔣車隊抵達時,就要停車等候,不僅對蔣安全構成威脅,而且影響辦公時間。當時有拍馬者向時任臺灣省政府主席的嚴家淦建議,希望能由臺灣省鐵路局會同臺北市政府,在該處平交道上,興建一座公路天橋。嚴家淦深悟官運之道,遂下令建橋。橋建好后命名“復興橋”。很多人認為橋下可設攤營業,但也有人認為設攤營業會影響蔣的安全。后來有人將此問題提交省府委員會討論,經爭論之后,嚴家淦作出結論,認為興建“復興橋”的目的,原就是顧慮“總統”安全問題,乃不準橋下安置部分攤販。蔣介石也憂心忡忡地說:“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蔣在臺灣時期,有一些事情頗為輿論所關注:

特赦黃孝先案。黃孝先是原國民黨軍第7兵團中將司令黃百韜之子。黃百韜在淮海戰役中被人民解放軍擊斃后,其家眷撤退到臺。黃孝先在20歲左右時,曾和一位同學發生同性戀。黃氏后來認為他受了奇恥大辱,不堪被玩弄,遂將這位同學騙至臺中苗栗縣山上,乘其不備將其打死,然后企圖焚尸滅跡。后被人發現告當地警察機構。警方將黃予以逮捕交地方法院審理。因此一案件是臺灣刑法上規定的唯一死罪,所以很快被判處死刑。此案發生后,臺灣輿論大肆報道,致使臺島對此案討論頗為熱烈。在臺灣高等法院報請“最高法院”核復期間,有人認為黃父是黃百韜,是為“國”捐軀的“烈士”,要求蔣介石下令予以特赦。蔣介石得知此事后,遂下令特赦,將黃孝先由死刑判決改處無期徒刑。蔣此舉破壞了自己制定的“法律”,為世人所不敬。

蔣介石和裝扮成西部牛仔的孫子孝武、孝勇漫步士林官邸。

淘汰人力車。國民黨退臺之初,臺灣的交通工具除了少量汽主少外,主要靠腳踏三輪車。因三輪車充斥臺北市和各都市,嚴重地影響了交通。蔣介石坐在汽車里,看到上述情況,指示有關單位限制三輪車發展。后來蔣得到報告,說香港、日本計程車頗為適宜臺北,又下令淘汰三輪車,發展計程車。因此事事體太大,需要從長籌劃,蔣介石看到淘汰三輪車方案遲遲未能通過,就在匯報會上大發脾氣,指令部下限期提出方案,并對收購三輪車價格與安置三輪車工人轉業問題作了明確規定。待有關部門淘汰三輪車案擬定送蔣介石“御覽”后,蔣朱筆一揮,批準了此一提案。至此,三輪車基本在臺灣各大中城市被淘汰。蔣介石這種“事必躬親”的性格,可使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但也干涉了下級部門正常的工作,使下級部門處于被動地位,并引起諸多不便。

參加黨小組會。國民黨最基層組織為小組。在國民黨改造運動中,為加強對黨員的控制,規定黨員必須參加小組,其黨籍方為有效。小組會議每月舉行一次。蔣介石作的規定,他自己不能不遵守。他參加的那個小組,是由“總統府資政”或顧問等黨員組成,屬政要階層。在每次召開小組會時,組員之間都互稱同志,唯獨對蔣介石稱“總統”。小組成員中一位湖南常德籍的張炯曾提一建議:“我們在小組會議上都互稱同志,更親切些,我建議以后稱呼‘總統’為蔣同志或蔣中正同志”。蔣當時含笑點頭說:“好!好!”實則心中不悅。也有人問張炯,“蔣介石是喜歡別人恭維的,你這個建議,恐怕引起他的不高興”。張炯為人比較正直,答道:“這是合理的建議,我可沒有想到這些。”

排擠毛澤東的同鄉。國民黨退臺后,對于重要人選都須蔣介石親自核定。當他深思熟慮之后,并不事先告知當事人,就在報紙上發表,使有些調動工作者頗為被動。有一次,—個憲兵團長出缺,“憲兵司令部”推選該部第二處上校處長盛先熙出任。蔣親自召見盛,當他走進“總統”辦公室時,蔣看到他的儀表不錯頗有好感。當即和顏悅色按所寫資料詢問各項情況,仍覺滿意。最后問到盛的家眷在何處,盛答在大陸湖南湘潭故鄉。蔣聽后告盛先回去,最后任命遲遲未能發表。蔣之所以不同意盛調任憲兵團長,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盛是湖南湘潭人,與毛澤東是同鄉,同時家眷又留在故鄉引起蔣的疑慮。由此說明蔣介石與毛澤東勢不兩立。

偏愛粵劇。到了晚年,蔣介石也特別喜歡和孫子、曾孫一起戲耍,宜享天倫之樂。同時,他對戲劇也頗有興致。1956年蔣介石70歲壽誕時,適有香港粵劇界藝人白玉堂組團來臺“祝壽”。蔣早年在廣州多日,對粵語比較了解。當白玉堂等上演劇目時,白玉堂飾演薛仁貴,演得非常賣力。但白玉堂怕蔣聽不懂粵語,改用普通話,但稍不留意又走了腔。有人到后臺傳話說:“蔣公對粵語能聽懂百分之百,不必用普通話,以免弄巧成拙”。白玉堂聽后如釋重負,拿出平生所學為蔣表演,深受蔣介石的贊許。

蔣介石不僅喜愛粵劇,更喜歡聽評劇,但據蔣的部下說,蔣到臺灣后從來沒有聽過評劇,蔣介石曾說:“不回大陸,不看評劇”。

蔣介石一生著述頗豐,臺灣官方出版的就有《蔣介石集》(上下冊)、《先總統蔣公全集》(共計3冊)、《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40冊)。當然這些著作多為捉刀代筆。他到臺灣之后,除了每年發布各種文告與講演之外,著述明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反共專著,一類是對王陽明哲學研究進一步訂正的著作。

其實,早在大陸30年代,他就非常推崇王陽明。他所鼓吹的“力行”哲學,就是對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與孫中山的“知難行易”思想的演繹和曲解。他到臺灣之后,又將所居草山改為陽明山,以示對王陽明的尊崇。與此同時,他又在草山創立了“革命實踐研究院”,提倡“實踐”運動。就此點而言,是當年“力行”哲學的翻版。

蔣介石不僅自己研究,還讓蔣經國多多從事對王陽明哲學的研究。1968年4月15日是蔣經國59歲生日。14日,蔣介石從日月潭給他寄來的一封信稱:

“經兒:

明日為你50晉9誕辰,明年即為花甲之年,因你公忙,未能同在一處相祝,時用懷念。近日在潭上研究陸象山(九淵)與朱晦庵(熹)二先生學術同異之點,尤其對‘無極而太極’之說不同之意見,尚未能獲得結論,故不敢下斷語,然以現在太空探測所得之經驗解之,則太空乃無極之說近似也……今觀正中書局印行之本首,有重編宋元學案導言,共為15則,約25頁,如能先將此閱讀研考,則宋代以來之儒學系統,可得其大概。此乃為研究中國文化來源之不可缺者也……余所重者,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即出于陸象山簡易之法,教人以發明基本心為始事,此心有立,然后可以應天地萬物之變也。所謂‘先玄乎其大者’也”。“吾國王道之行,自不致有今日人類之悲運,而大陸同胞,更無此空前浩劫之遭遇矣。吾人自當急起直追,以補先哲之缺憾,則幾矣。特書此以為爾壽也”。《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匯編》第10輯第603—604頁。

蔣介石寫這封信的目的,就是要教會蔣經國用什么哲學思想去“齊家治國平天下”,完成他“反共復國”的使命。蔣經國不愧是蔣介石的兒子,他對父親的良苦用心心領神會,他說:

“父親對王學的研究,進而發為事功,重要的是貫徹了行的道理。特別是將陽明的致良知學說,和國父知難行易學說發明貫通,說明‘知行合一’的良知學說,是與國父知難行易的學說不唯不相反,而且是相輔而行的,亦唯有致‘知難行易’的良知、才能實現知難行易的學說”。《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匯編》第10輯第601頁。

與他父親不同的是,他不是把“反共復國”放在第一位,而是吸取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教訓,強調“實踐”、“向下扎根”,因而被稱為“民粹派”的領袖。

在蔣經國眼中,他的父親是個“領袖”、“嚴師”、“慈父”,沒有人比他更“偉大”。在蔣介石病逝前,他曾發表過《風雨中的寧靜》、《我的父親》等文。蔣介石病逝后,他又發表了《守父靈一月記》、《難忘的一年》、《梅臺思親》、《領袖慈父嚴師》、《其介如山》、《風木孝思》、《思親勵志報國》、《10月有感》、《沉思于慈湖之畔》、《回顧苦難而充滿希望的5年》、《7年的思慕和信念》等文,以示紀念。在蔣經國的筆下,蔣介石超過了歷代有作為的君主。

1975年4月21日,蔣介石病逝半月后,蔣經國在日記中寫道:

“深夜坐于靈堂,想起父親待兒慈而亦嚴,愛之教之無微不至。尤其25年前撤離大陸之時,日夜相處,共冒危險,出生入死,同受毀謗,遭受侮辱攻擊,父親為貫徹反共救國之職志,一心一意為挽回危局而東奔西走,對種種污蔑視若無睹。”《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匯編》第9輯第629頁。

“父親一生之中,受過多少怨恨,遭遇多少誤解,經過多少兇險,所以父親嘗謂:‘自顧一生,實無時不在患難、恥辱、艱危、誣陷、滲透顛覆、出生入死之中’。但是從未為自己出而辯護,對于美國政府于38年所發表之白皮書亦是如此。父親常曰:‘天下事總可水落石出’。今日一切是非皆已大白于天下,此正父親所言‘余既為革命而生,自當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體還我天地父母也’之愿得償。今日世人皆知,無私無我,愛民愛物,乃我父親為人處世之基本精神文明也。”《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匯編》第9輯第645頁。

蔣經國上述言論顯然是不實和吹捧之詞。誰都知曉,蔣介石在反省大陸失敗原因時,始終為其錯誤進行辯護。他為了維持蔣家小朝廷,不惜打擊為他立下汗馬功勞的重臣、愛將,以傳位于子,說“無私無我”太過阿諛。

蔣經國在日記中還記述了他父親與蔣方良之間的關系:

蔣經國在“思親亭”。

“父親逝世,吾妻悲痛異常,日夜痛苦,幾已成疾,頗為之憂。父親逝世之夜,吾妻曾吻父親之額以哀永別。猶憶當妻歸國拜見父母之后,曾對余言:‘余幼年即喪父母,而由胞姊養大成人,今來歸蔣氏,必視君之父母為我之父母。’此言相隔已有38年,吾妻如此言之,即如此行之,可謂盡孝矣。妻50歲生日,父親曾親書‘賢良慈孝’贈之以作紀念,妻視為至寶,除保留原件外,并托人將此四字刻之于石,置于室中。去年春節,父母雙親曾與妻攝影留念。此一照片亦置于房中。父親逝世之次日,余見妻曾對石刻哭不成聲。余獨自守靈于慈湖,時與家中病妻為念。吾父慈祥為懷,最重人情,但一生辛苦,唯為兒者知之最深。”《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匯編》第9輯第633頁、第10輯第563—564頁。

1976年3月8日,蔣經國在《梅臺思親》一文中,將孫中山先生與蔣介石并稱為“兩位時代革命偉人。”他說:

“從歷史看,國父和領袖實在是為中華民族這一民族這一時代而生的承先啟后的革命偉人”。他們“都是來自農村,都是以畢生之力,謀求國民生活的安足而且也都是以偉大的革命人格,引領著照耀著我們,來創造理想的人生”。“國父思想可說突破時代的,而領袖革命的反共的遠見睿智和堅毅,尤為同時代的人所不能及。”《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匯編》第10輯第563—564頁。

蔣經國這種說法,與事實不符。孫中山先生是中國革命的先行者,他組織革命團體,宣傳革命思想,創建政黨,并發動數百次反清的武裝起義,推翻了清王朝,創建了中華民國。在晚年,孫中山接受了中國共產黨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張,并將三民主義重新作了解釋,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治主張,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孫中山的一生是偉大的一生,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正如毛澤東所說:“鞠躬盡瘁”。而蔣介石在中國人民的心中,則是苦難、災荒,是血與火。正因為如此,中國的老百姓在戰后就喊出了:“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天上來,地上來,就是老百姓活不來”。就連擁護過國民黨的人士也宣稱:國民黨在中國當政22年間,孫中山倡導的三民主義并沒有真正實現,而實現的卻是與之大相徑庭的另一種“三民主義”,即“民生凋敝,民怨沸騰,民變蠡起”。如果將蔣介石同孫中山相提并論,顯系抬高了蔣介石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地位。唯一能夠使人理解的是,這番話出自蔣經國之口。


網文 2010-07-20 06: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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