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主體的價值目標與人類的可持續發展

>>>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傳統的關于認識論的介紹有一個嚴重的缺陷,就是將從認識到實踐的過程簡單地表達為用真理性的認識去指導實踐的過程,忽略了人們用以指導實踐的觀念形式不僅僅是反映著客觀事物本質與運動規律的種種真理性的認識,而且還包含了根據真理性認識形成并融入了主體價值目標的認識。恩格斯有過一段發人深省的論述:“人只須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為衡量一切生活關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質去估價這些關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據自己本性的需要,來安排世界。”(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1頁。)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各國包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新獨立的殖民地國家,大多選擇了一條以經濟增長為主的發展道路。即實施了“傳統發展戰略”。它以國民收入和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為發展核心,認為財富增加了,政治民主、文化發展、社會公正、教育進步等方面會隨之自然而然地實現。然而,這種以追求財富總量為主的發展實踐不僅沒有帶來預期的社會繁榮,反而引發了一系列經濟、社會和生態的問題,迫使人們不得不對人類的實踐活動本身作深層的反思。
  一、人的價值目標與物的客觀規定統一于社會實踐中
  人類的實踐過程既是實現其價值追求的過程,也是把主觀目的與客觀規定相統一的過程。誠然,在人的實踐中,對象的客觀規定性作為外部條件規范和制約著主體的活動,但是,人對物的尺度的遵循并非如同動物那樣只是本能地、消極地、被動地簡單適應,而是基于人的自身需要、追求和目的,以其特定的思維能力和實踐能力去能動地、創造性地改變客觀的物,從而使物按照主體的內在尺度和價值取向發生變化。對此,馬克思曾作過如下說明:“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怎樣處處把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頁。)在這里,顯然不是外在的客觀對象單方面地規定主體的認識,更不存在衡量主體認識的純客觀的尺度,恰恰相反,倒是主體創造歷史的實踐活動構筑了人的主觀目的與物的外在尺度的有機統一。實踐活動一方面肯定了主體價值目標的現實性,另一方面也肯定了對象的客觀規定性。正是主體與客體、人的尺度與物的尺度基于實踐的相互作用,生成了既符合人的價值目標又符合客觀規定的社會歷史過程。
  人類如何去認識和改造世界?兩部分的內容不可少,一是對主體需要的意識,二是對客體狀況的認識。前者是評價,后者是理論。評價決定了人們應當從事什么樣的活動(目的)。后者決定了人們應如何進行活動(手段)。手段是極其重要的,但實踐活動中的價值目標與手段相比,目標則更為根本。每一歷史時代都有這一時代的具有共同內容的價值觀念,價值觀念的不同,人們對事物的評價方式也就不同,由此也就決定了人們實踐中的價值目標和行為方式的不同。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必然會反映到人們的價值目標上。也只有價值目標的轉換,才能引起人們關于各種事物和問題的思考方式、評價方式的變化,才能真正實踐和完成社會的重大變革。因此,可以認為,實踐活動中的價值目標直接影響著整個社會生活及其發展。
  二、人類實踐活動表明,不同價值目標會導致不同的實踐方式
  古代,人們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主張人與自然的渾然一體。希臘人賦予自然以“靈魂”,相信天空星體的運動與人生在世的變遷,都受同一“靈魂”的支配。在中國的傳統哲學中,更是崇尚天、地、人三者的統一。古代人雖然存在著對自然界的頂禮膜拜,但已樸素地認識到,包括天、地、人在內的自然界,是一個完整的生命存在體系,人類只有融于其中,才能共存和受益。如中國的“天人合一”思想,提倡天道與人道,自然與人類相通、相類和統一。“物養互相長消”是生態法則,“苛得其養、無物不長;苛失其養,無物不消。”山林資源“不可勝用”,動物資源“不可勝食”,水資源要有節制、順時地開發利用,土地資源要因地制宜,不可亂墾濫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這種自覺、自然和現實的特征,典型地表現在對自然“無為”的觀察態度和“格物致知”的內省,在科學傳統上則表現為重整體、輕結構,重實用、輕理論。這些思想為現代人提供了深刻而美妙的生態智慧。
  近代以來,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樸素的辯證法被形而上學所取代。“人是世界的主宰”的主張占據統治地位,形成了狹隘的“人類中心論”。培根認為:“知識就是力量”,由知識賦予人類的力量將是無所不能的,它鼓勵人類為統治自然而尋找一條征服自然的途徑。洛克則相信,“人類中心論”的出現,體現了人類認識的偉大成就。恩格斯是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的:“我們在最先進的工業國家中,已經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為人們服務;這樣,我們就無限地增加了生產,使得一個小孩在今天所生產的東西,比以前的一百個成年人所生產的還要式。”(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58頁。)但在取得這些偉大成就的同時,也出現了“唯意志論”和“環境虛無論”,人類利用自己的知識和技術力量而成為生物界的霸主,不斷向生態系統施加影響、壓力,乃至破壞。這種“人類中心論”是狹隘的,其思想框架是主客觀的兩極化。它總把人看作世界的中心、自然的主宰,把自然變為對象,把自然中的萬物看成是技術生產的原材料,人可以任意向自然索取。
  十七世紀后,科技的長足發展及其在現實應用中的巨大成就,使它逐步“神化”。許多人相信,經濟目標是至上的,科技是萬能的。科學技術可以幫助人們解決經濟發展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難,從而保證經濟的無限增長,人類應永不停息地征服自然,駕馭自然,使自然服從和服務于人類的貪欲。由于受各種條件的制約,無論何時,人們所掌握的科學技術都不是完美無缺的,同時,科技應用的合理化也需要較長的過程。因此,盡管人們創造、應用科學技術的初衷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但科技發展的效應卻不可避免地是雙重的。如今,我們都很容易和有理由認為,正是資本主義、工業化和技術本身所產生的作用在威脅著我們的生存。
  在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時期,提倡禁欲苦行的新教倫理曾是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的重要精神動力。但新教倫理畢竟不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精神,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其影響力日益弱化。“當新教倫理被資本階級社會拋棄之后,剩下的便只有享樂主義了。”(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美國、丹尼爾·貝爾著,三聯書店1989年出版,第67~68頁。)當享樂成為人生的唯一旨趣或最高目標時,人類最需要的,最有意義的活動,便是經濟活動。所以,享樂主義自然而然地衍生出了西方文化中的經濟主義。經濟主義把發展視為走向工業化社會或技術社會的過程,是物質財富積累或經濟增長的過程。它認為人類的一切行為實質上都是經濟行為,同時,由于大眾福利對經濟增長的絕對依賴,而科技的進步又能保證經濟的增長,因此.經濟的無限增長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以實現的。無止境的貪欲推動著享樂主義者們永不知足地追求利潤,貪婪與現代科技的結合,當然不可避免地造成對自然、對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它不僅使人類陷入了精神困境,而且正導致人類的生存危機。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經濟主義早已不限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由于各國、各民族利益的差異和對立,使人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競爭態勢:任何一個國家如果理智地節制本國經濟的發展以保護全球生態環境,這個國家就有可能在競爭中敗北,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因此,在不可扼制的全球性經濟、科技競爭的洪流中,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惡化也就在所難免了。
  狹隘的“人類中心論”,經濟主義的發展觀及科技萬能論,其所追求的價值目標,在實踐中已經引發了一系列的反主體效應。這些日益嚴重的代價,實質上反映了人類自身的存在方式及實踐方式的危機。如何從這些危機中解脫出來?我認為,實現實踐活動中價值目標的轉換是關鍵。
  三、轉變價值目標,更新實踐模式
  (一)從“人凌駕于自然之上”到“人與自然和睦共處”
  首先,在觀念上要擺正人在自然界中的正確位置。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寶貴的,同樣,人的價值是一切價值中的最高價值。應當說:“人的全面發展”是社會發展的最高目標和本質。但事實上,人們往往對此作狹隘的理解,導致“人類至上論”,即認為人是自然的主人和主宰者,可以任意用人的力量對自然進行宰割。一些國家剛剛走上經濟高速發展的道路,便已成為公害之國,這些都說明: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人們的認識存在誤區。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人和人類社會是一種超越自然性質的特殊存在,但這種存在并非自然之外的存在,而是自然界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現實的部分,一種采取社會歷史形式運動著的自然存在。從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看,自然為人類提供了所必需的一切物質和能源,人類與自然的物質交換活動是社會發展的基礎,所以自然是人類及其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永恒的、必不可少的物質條件;從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看,人的活動不能超越自然界所能接受的限度,不能違背自然界的規律。這些年來,生態環境的惡化,不但破壞了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而且直接危害人類的健康和生存。這一無情的現實啟迪人們:必須謹慎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人類再也不能凌駕于自然之上,不能將自然當成純粹的“勞動對象”和“資源對象”,大自然更是人類的無機身體,人類賴于生存的唯一家園。
  其次,在實踐模式上,實現從“不顧自然的人類發展”轉變到“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反映與被反映、改造與被改造),人是主動的方面。由于人類價值目標的設定和活動方式的偏差,使得人們對自然的改造表面上取得主體正面效應,在本質上往往不抵自然反主體的負面效應,造成人與自然關系的破裂。解決問題的出路,關鍵在于人自身的革命,轉變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用理性道德眼光同等地看待人與自然。既肯定人與自然的同一性,又充分認可人在自然面前的積極能動作用,明智而適度地對待自然;既肯定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對自然的改造,又要求將這種改造活動保持在一定的合理范圍內。在具體實踐活動中,要求將社會生產力與自然生產力相和諧,將經濟再生產與自然有生產相和諧,將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相和諧,將“人化自然”與“未人化自然”相和諧,實現在保持自然資源質量和持續供應能力的前提下經濟持續發展,在不超越自然環境系統的涵容能力和更新能力前提下的人類社會的發展。
  (二)從經濟主義到三個文明(物質、精神、生態)的協調發展
  實際證明:不論是西方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單純地追求經濟增長的結果,都不甚樂觀,出現了“經濟與發展負相關”、“有增長無發展”的悖逆現象:貧富懸殊、失業增加、忽視公平等等。這迫使人們反思“經濟主義”的科學性。社會的發展是個集經濟的增長、社會的穩定、貧困的消除、平等的促進、政治的民主、文明的提高等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進步于一體的整體性概念,不能歸結為單純的經濟增長。從思維方式的角度看,追求單純的經濟增長是違背辯證法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理論則建立在系統科學的認識方法之上,用辯證的思維方式看世界。這種發展觀要求人們既注重當前的發展,又要協調永續發展;既要經濟的發展,又要相應的社會、文化、科技的全面發展;既要人和社會的發展,又要自然環境的相應發展。將宇宙、地球與人類社會,把社會經濟與科技文化,把物質領域、精神領域與自然生態領域,都置于一個動態的系統中,綜合地進行思考與把握,尋求最佳的發展道路。
  過去,我們常說物質文明的發展是精神文明發展的物質基礎,如今,我們可以進一步認為,生態環境的文明是其他文明發展的自然基礎。如今,在理論研究領域,已派生出了“生態發展”、“生態價值”、“共生性價值”等概念,其嚴謹性、科學性還有待討論,但它們在哲學的價值觀念方面大大拓展了人的發展和文明進步的眼界,導示了文明發展的新思路。從中國的情況看,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任務,就是通過一切有效的經濟手段創造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從而為人的全面發展打下物質基礎。然而,當今世界各國的競爭,歸根到底是國民綜合素質的競爭,我國在這方面還存在相當大的差距。因此,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同時,中國社會生活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如權力市場化、社會運行無序化、生態環境惡化、以及普通勞動者相對貧困化等,與經濟主義的價值目標有密切的關系。現代經濟發展的事實表明,影響經濟發展的相關因素中,社會因素已占70%以上。所以,在認識上,要實現由經濟工作單打一的觀念向經濟工作與社會發展事業相關性、互動性的觀念轉變,由經濟主義向三個文明(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轉變;在實踐中,把局部效益和整體效益、近期效應和長遠效應有機地結合起來。鄧小平對此有精辟的論述:“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多方面的,各個方面需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50頁。)
  (三)科學技術從“工具理性”到“工具與價值相結合”
  科學技術的工具作用幾乎表現于人類的一切領域,它作為歷史的有力杠桿和最高意義上的革命力量,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奠定基礎,同時也是人類征服自然的利器。傳統的實踐觀受科技決定論的影響,認為借助于萬能的科學可以自然而然地把人類送進幸福的理想王國。然而,科學技術尋求的是“合規律性”,能夠給人類提供的是工具合理性,卻難以提供價值的合理性。因此,科學技術在實際的應用過程中,既可能給人類帶來前所未有的福祉,也可能給人類造成無法控制的災難。特別是在階級分化的社會里,人是有階級性、民族性,有善惡之分的,各個不同主體之間大量存在信仰、利益及需要的沖突。有人為了達到其丑惡的目的,不惜以科技的手段去實現之。如何防止和消除科學技術在應用中的負面效應?這是人類主體必須正視和急須解決的問題。打破科學主義的教條,保持哲學和人文學科的相對獨立性,既尊重現代科技提供的工具合理性,又對其價值合理性作不懈的反思和追求,這也許是確保科技的合理發展和利用的正確途徑。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已表明了科學技術對于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的巨大價值。它作為生產力的一個智能要素,構成了生產力不可缺少、日益重要的部分,無論是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勞動資料的創造與更新、勞動對象的拓展,還是生產管理的現代化等,都直接或間接地依賴于科學技術的發展。此外,科學技術作為文化活動的成果,也是精神生產中的核心要素,科學家們產生出來的一系列新觀念、新知識,構成了人類精神產品的典范;新的方法帶動了人們思維方式的轉變、思維能力的增強。科學活動中形成的科學精神,更是人類最寶貴的精神財富。所以,市場經濟建設中,絕不能使科學技術單純地成為一種工具(手段)。若將科技簡單地推向市場,科技必然會完全淪為商品,科研活動成了某種交易。正在西方國家泛濫的“科學的市場經濟綜合癥”以及由此造成的科學技術與人文文化的分裂,我們應引以為鑒。
  “可持續發展”是個全球性的戰略,各國、各地區的具體實踐基礎不同,選擇、制定的可持續發展的突破口各有差異,但價值目標由傳統轉向現代是共同的、必要的。當前中國的發展重點是經濟建設,切實走好“三步走”戰略,而重新調整價值目標,更新實踐模式,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廣西社會科學南寧48~51B1哲學原理黃再萍20002000PP黃再萍 廣西廣播電視大學 作者:廣西社會科學南寧48~51B1哲學原理黃再萍20002000PP

網載 2013-09-10 21:56:52

[新一篇] 實現兩個轉變促進出版繁榮

[舊一篇] 實踐美學:超越傳統美學的開放體系(之一)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驗證: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