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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中國自１９９２年以來的新一輪經濟高速增長的推動力主要來自中國經濟的進一步對外開放。但是，由于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的相對滯后，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出現了通貨膨脹高企的問題。其形成機理可以概括如下：（１）貿易部門與非貿易部門生產率增長的不平衡導致一般物價水平上漲；（２）在金融當局不能有效實施“沖消”政策的情況下，外國資本流入越多、通貨膨脹就越嚴重；（３）由于政府不能有效地實施緊縮性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因而通貨膨脹就成為貨幣貶值的必然結果。要解決由中國經濟對外開放度擴大與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相對滯后這一對矛盾所引發的嚴重通貨膨脹，可以有消極平衡與積極平衡兩種選擇。但是，消極平衡將導致新一輪經濟增長的終結，唯有采取積極平衡的方法才能實現經濟長期穩定的發展。積極平衡方法的要旨是深化國內經濟體制改革。　
　　中國當前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除了受到一些傳統的因素影響之外，主要是由１９９２年以來中國經濟的開放度進一步擴大所造成的。中國經濟開放度的進一步擴大至少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劇了通貨膨脹，并使傳統的治理方法對其無能為力：（１）對外貿易的迅速增長導致貿易部門與非貿易部門增長的嚴重落差，從而導致非貿易部門供給的不足與一般價格指數的上漲；（２）大量引進外資導致信貸膨脹；（３）由匯率并軌引起的人民幣貶值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貨膨脹的加速。下面從這三個方面來分析，中國對外開放度的不斷擴大是如何在推動中國經濟新一輪高速增長的同時，又引起了令人不安的高通脹的。　
　　　　一、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的不平衡增長與通貨膨脹　　　
　　一般說來，在一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生產率增長，在各個部門之間的分布并不平衡。尤其是在大國開放經濟的條件下，生產率的增長在貿易部門與非貿易部門之間會出現十分顯著的差異。即貿易部門的生產率增長將會變得極為迅速，而非貿易部門生產率的增長卻較為緩慢［（１）］。　
　　造成上述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顯然在于這樣一些事實：貿易部門由于面向國際市場、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而受到強大的刺激去提高其生產率；非貿易部門則由于缺乏外來競爭或政府保護而安于現狀。貿易部門將隨國際市場擴大而獲得規模經濟；非貿易部門基于國內有限市場通常難以實現規模經濟。　
　　從中國的情況來看，自１９７９年對外開放經濟以來，貿易部門與非貿易部門的分野，以及兩類部門間生產率增長的差別十分明顯。農業、基礎工業與服務業生產率的緩慢增長與出口導向部門生產率的迅速增長恰成鮮明的對照。這種情況表明，中國對外開放下的經濟發展符合上述的一般規律。中國想要擺脫這一規律的制約，就必須設法改變這一規律的作用條件，那就是進一步擴大中國經濟的對外開放度，走生產國際化的道路。　
　　現在的問題是，在貿易部門與非貿易部門生產率增長出現差異的情況下，它對我國的宏觀經濟究竟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簡單地講，兩類部門間生產率增長一旦出現差異，就有可能加劇我國的通貨膨脹。當貿易部門的生產率增長快于非貿易部門的生產率增長，同時又存在著部門間工資增長的攀比機制或市場競爭，從而使部門間的工資趨于相等時，非貿易部門商品的價格就會相對上升，原因在于非貿易部門的生產率未見提高，但其工資成本卻相對上升了。非貿易部門商品價格的上升必然會引起一般價格水平的上升，這是因為一般價格水平不僅是由貿易部門商品的價格所決定的，同時也是由非貿易部門商品的價格所決定的。　
　　至于由兩類部門生產率增長差異所引起的通貨膨脹率有多高，則可由下式得出［（２）］：
　　（附圖　） 式中為總的價格上漲率，ａ為非貿易部門商品在價格指數中的權重，１－ａ為貿易部門商品在價格指數中的權重，為由世界市場競爭所決定的貿易商品的價格上漲率，簡稱國際通貨膨脹率，Ｐ為生產貿易商品的工業中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假定非貿易部門生產率的增長為零，工資在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按相同的比率增長，并按市場剛好能夠忍受的水平確定，即工資的增加為=+P。這樣，總的價格上漲率就將等于非貿易部門商品的權重乘上工資上漲率（此為非貿易商品的價格上漲率）加上貿易部門商品權重乘上貿易商品的價格上漲率。或者，按照簡化整理后的式子＝＋ａＰ來看，通貨膨脹率將由國際通貨膨脹率加上貿易部門生產率增長的百分比乘以非貿易部門商品權重系數來決定。由此可見，在國際通貨膨脹率不變的情況下，貿易部門生產率增長越快、非貿易部門規模越大，國內的通貨膨脹率也就越高。從這一結果來看，我們就不難理解當前中國急劇上升的通貨膨脹率了。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對外開放度的不斷擴大，Ｐ有不斷上升的趨勢；另一方面，由于貿易部門權重相對非貿易部門權重較小，從而的快速上升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二、外國資本大量流入與通貨膨脹　
　　外國資本的流入可以通過國際借款，也可以來源于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不管外國資本通過何種渠道流入，它都意味著中央銀行所擁有的國際儲備開始增加。　
　　從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的貨幣帳戶來看，由外國資本的流入所引起的國際儲備的增加，首先引起的將是央行資產的增加，進而又會引起國內信貸的增加，只有當央行采取“沖消”政策時，由國際儲備增加所產生的貨幣影響才會得到克服。　
　　開放經濟條件下最簡單的貨幣帳戶可以列表如下［（３）］：
　　　　　　　 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銀行系統簡要資產負債表

　　　　　Ａ：中央銀行　　　　　　　　　　　　　　Ｂ：商業銀行　　資產　　　　　　　負債　　　　　　　資產　　　　　　　　　負債－－－－－－－－－－－－－－－－－－－－－－－－－－－－－－－－－－　　儲備（Ｒ）　　基礎貨幣（Ｂ）　　　基礎貨幣（Ｂ）　銀行存款（Ｈ）　　國庫券（Ｄ［，１］）　　　　　　　國庫券　　　　　　　　　　　　　　　　　　　對私人部門貸款　Ｄ［，２］－－－－－－－－－－－－－－－－－－－－－－－－－－－－－－－－－－

　　上表表明，中央銀行持有兩類資產：國際儲備（Ｒ）和國庫券（Ｄ［，１］），并發行一種負債，即基礎貨幣（Ｂ）。商業銀行的資產主要由基礎貨幣（Ｂ）、國庫券和對私人部門貸款（兩項加總計為Ｄ［，２］）等組成，其負債為銀行存款（Ｈ）。按照資產負債平衡表原理，Ｂ＋Ｄ［，２］＝Ｈ，Ｂ＝Ｒ＋Ｄ［，１］，在Ｄ［，１］不變的情況下，Ｒ增加會導致Ｂ的增加，而Ｂ的增加又會引起Ｈ的增加，Ｈ增加的程度將取決于貨幣乘數Ｋ，即△Ｈ＝Ｋ·△Ｂ，Ｋ是商業銀行準備金率φ的倒數。由此可見，在外國資本流入，國際儲備Ｒ增加的情況下，中央銀行若是采取“不沖消”的貨幣政策，那么必將引起國內信貸Ｄ［，２］的膨脹。其作用機制為：Ｒ↑→Ｂ↑→Ｈ↑→Ｄ［，２］↑。即國際儲備Ｒ上升首先導致基礎貨幣Ｂ上升，然后引起商業銀行存款（即貨幣供給）Ｈ上升，繼而在商業銀行的準備金率φ不變的情況下推動Ｄ［，２］的上升。隨著Ｄ［，２］的上升，若沒有國內產出或國外進口的相應增加，那么國內信貸Ｄ［，２］膨脹的結果只能是通貨膨脹了。
　　要防止這種現象的出現，可有兩種政策選擇：其一是由央行采取貨幣的“沖消”政策，來抵消由國際儲備Ｒ增加所必然要產生的貨幣增廣效應；其二是增加有效供給來吸收由國際儲備Ｒ增加所增發的信用貨幣。所謂“沖消”政策的含義是，當外國資本流入、國際資產儲備Ｒ上升時，中央銀行采取出售國庫券（Ｄ［，１］）與提高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準備金比率的辦法來緊縮國內信貸（Ｄ［，２］），以抵消國際儲備Ｒ增加所產生的貨幣影響。實施這一政策的結果將是一些能夠利用國外流入資本的公司所擴大的支出，將被那些無法得到外國資本的公司因沖消政策造成國內信貸減少后不得不削減的支出所抵消。　
　　然而實施“沖消”政策至少要受到以下兩個方面因素的制約：其一是，中央銀行“沖消”政策之有效的范圍有一定的限度，這個限度通常是由中央銀行能夠出售的國內資產存量和公開市場按照金融當局準備接受的利率購買這些資產的意愿所決定的。其二是金融當局和商業銀行能否對與外資無緣的國內公司企業緊縮信貸以減少其支出。這后一個因素在決定“沖消”政策能否取得成功時尤為重要。毫無疑問，在一個典型的市場經濟國家里，由于資本市場十分發達，再加上企業大部分為個人所有，因此，金融當局在實施“沖消”政策時，其限度是非常寬松的。但是在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現階段，由于資本市場不夠發達，再加上企業主要為國家所有，以致金融當局在實施“沖消”政策時，其限度非常有限。　
　　首先，由于我國資本市場不發達，居民收入節余絕大部分轉化成了商業銀行的存款，城鄉居民存款余額與日俱增，這不僅使得中央銀行在實施“沖消”政策時資產出售困難，而且也造成了商業銀行沉重的利息負担。商業銀行為減輕其利息負担勢必會增加貸款，而商業銀行的這一舉措將使國內信貸Ｄ［，２］膨脹，從而使金融當局的“沖消”政策不能奏效。　
　　其次，由于我國企業主要為國家所有，因此，在效率高的企業利用外資擴大支出的同時，金融當局要想通過減少或中止向低效率國有企業的信貸發放來實施“沖消”政策將變得更為困難。我國國有企業的產權結構、管理體制及其所吸納的大量就業，決定了它們是不能破產倒閉的，否則就會產生嚴重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問題，如失業人口的劇增和人們對政府的不滿等。為防止這些問題的發生，不用說那些低效國有企業，即使是長期經營虧損的國有企業，也仍需要金融系統的信貸支持，如虧損企業的工資支出，周期性清理國有企業“三角債”的啟動資金投入等。結果，在一部分企業利用外國流入資本而擴大其支出的同時，一大批低效率或經營虧損的國有企業（約占國有企業總數的１／３）的支出卻未見減少，以致我國吸收的外資越多，由“沖消”政策不能奏效而導致的信貸膨脹所引起的通貨膨脹也就越猛烈。　
　　以上兩方面的情況表明，中國當前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相對滯后于我國經濟的對外開放所造成的。我國經濟對外開放度的增大導致外國資本大量流入，可是由于我國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的相對滯后，我們卻無法真正吸收大量涌入的外來資本以增加國內的資本積累。至于外來資本“消化不良”的外部表現就是與外資流入量正相關的高通脹率。針對這種情況，政府已開始采取限制外資流入的“限食”政策。這一政策在短期內或許可行，但從長期看卻是有害的。這是因為“限食”政策會惡化外商投資環境，從而產生外資“回吐效應”。不僅如此，隨著“回吐效應”的產生，還將導致中國自９２年以來依靠擴大對外開放而推動的新一輪經濟增長的終結。因此，要實現中國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真正的出路不是在于限制中國經濟的對外開放，而是應該認真解決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相對滯后的問題，即進一步深化國內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國有企業和金融體制的改革。
　　　　三、貨幣貶值與通貨膨脹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實際匯率的下降會導致進口減少，出口增加，從而使經常帳戶狀況得到改善，甚或出現貿易順差。貨幣貶值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結果，主要是因為貶值會導致貿易比價的變化，即進口品價格的提高與出口品價格的相對下降，其結果自然是進口的減少與出口的增加。
　　但是，當一國政府在實施貨幣貶值政策時，如無其他宏觀經濟政策予以配合，那么政府的貨幣貶值政策很可能導致通貨膨脹的后果。這個結論主要基于下面幾點理由［（４）］：
　　（１）如果貶值使國內商品比進口商品便宜，那么國內商品的需求就會增加。但是，受實際匯率下調的刺激，生產商會傾向于生產更多的出口商品，以至大量的經濟資源被用于出口部門，從而導致內需商品供給的相對不足，直至產生需求過剩，引發通貨膨脹。
　　（２）貶值之后，國內商品成本常常上升。首先，由于某些中間投入品可能是進口的，如鋼材、機械等，因而隨著貨幣貶值而來的貿易商品價格的普遍上漲，必將導致利用進口投入的廠商之生產成本的上升。此外，作為國內生產成本之主要組成部分的工資，在實行貨幣貶值以后也可能會上升。這或許是因為進入價格指數的某些進口消費品的價格上漲所致，或許是因為貶值后國內過剩需求推動一般物價指數上漲所致。
　　（３）由以上兩個方面的分析可見，貨幣貶值通常會產生以下一些效應：即把對外國商品的需求導向對國內商品的需求，進而擴大國內總需求，以及在國內日趨加大的需求壓力作用下所造成的物價與工資成本的上升。
　　如果說改善經常帳戶和增加國內收入與就業是貨幣貶值的正面效應，那么以上這些就可以被定義為貨幣貶值的負面效應。要防止貨幣貶值的這些負面效應，也就是說使貶值真正有效，貶值就必須與貨幣和財政政策配套進行。即在實施貨幣貶值政策的同時，采取緊縮性的貨幣或信貸政策與緊縮性的財政政策，以壓縮國內總需求。因為只有在國內總需求被抑制的情況下，從內需商品生產部門被釋放出來的資源才能真正被出口部門用于生產貿易商品而不致于引發通貨膨脹。
　　　　經常帳戶與總需求［（５）］
　　（附圖　）
　　上述論點可以非常直觀地從上圖的分析中得出。從上圖看，理想的狀態是經濟處在Ｅ點，在這一點上不僅生產處于充分就業水平，而且經常帳戶亦處于收支平衡。如果不幸的是實際經濟處于Ａ點（Ｃ點既有失業又有貿易逆差的情況通常不會發生），即存在一定數量的貿易逆差，那么在這種情況下，貶值就成為必要（此處不考慮資本流入的影響）。但是，單靠貶值，經濟只會從Ａ點移到Ｂ點，而不是Ｅ點。這是因為貶值不僅轉換需求（從進口商品轉向國內商品），而且還擴大國內需求（由于出口增加所引起的收入增加所致），以致在經常帳戶收支趨于平衡而落到ＣＡ線上的同時，國內需求卻偏離充分就業水平而落到了存在超額需求的Ｂ點上。因此，為使經濟在Ｅ點均衡，如圖中ＡＢ點附近的箭頭所示，就必須在對外實行貨幣貶值的同時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與緊縮性財政政策。　
　　自進入９０年代以來，中國亦開始大膽采取貨幣貶值政策來推動出口，以求平衡經常帳戶收支，并促進經濟增長。尤其是１９９４年１月的匯率并軌，更是導致人民幣匯率的大幅下降。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國政府在采取貨幣貶值政策的同時，卻并未遵循上述原則采取有力的緊縮政策來抑制國內的需求，以致在貨幣貶值、出口增加、貿易順差、經常帳戶收支出現盈余的情況下，出現了國內需求過剩與通貨膨脹的嚴重問題。　
　　中國政府在實施貨幣貶值政策時，之所以沒有采取有力的緊縮政策來抑制國內需求，主要是因為遇到了以下一些障礙：　
　　（１）從整體上講，整個８０年代以分權為中心內容的經濟體制改革不僅導致了中央宏觀調控能力的下降，而且也造成了中央各職能部門的各自為政。由于中央宏觀調控體系的失控，以致很難對緊縮性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取得一致見解，并實行步調一致的調節行動。　
　　（２）從貨幣與信貸政策方面講，緊縮性的貨幣與信貸政策要求提高貸款利率以減少信貸需求，或者是提高商業銀行在央行的準備金率以減少信貸數量。但是，一方面由于金融體系改革沒有到位，銀行從來不獨立于政府，尤其是地方支行對地方行政當局的實際隸屬，以致央行的緊縮政策常常會因為各地方支行迫于當地行政壓力的超額貸款而功虧一簣［（６）］；另一方面也由于國有企業產權邊界不清、效率不高，以致再高的利率也敢借，再緊的信貸政策銀行也必須貸。如果再考慮到近幾年外資大量流入的貨幣增廣效應，即使政府想要實施緊縮性貨幣政策也會因為前述原因而不能貫徹到底。　
　　（３）再從財政政策方面講，緊縮性財政政策要求政府減少支出或是增加稅收，前者如減少政府公共投資與財政補貼，后者如提高增值稅率等。但是，在我國目前的體制下，要減少政府支出是很難做到的。一方面由于大量虧損國有企業的存在，政府的財政補貼不可能大量減少。另一方面，為在分權體制中擴大地方經濟實力，各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有增無減，如大規模的市政建設、大規模的公共投資、以及大量地方性開發區的啟動等，都導致了地方性財政支出的膨脹，在個別地區甚至出現了地方政府搞赤字財政的現象。再加上中央政府為解決經濟高速增長必然會出現的瓶頸部門的公共投資，整個的財政支出不僅沒有被壓縮的跡象，反而出現了膨脹的趨勢。那么在減少財政支出不太可能的情況下，是否可能通過增加稅收的辦法來減少國內的投資擴張呢？就中國目前的稅率來講，企業所得稅已經過高，不可能再加以上調，而且在稅收對象主要是國有企業的情況下，提高企業所得稅只會加重它們的財務困難，以致需要更多的財政補貼予以支持，而這將使提高所得稅的努力變為徒勞。中國已經開征增值稅，但是提高增值稅的做法本身就具有通貨膨脹的性質，因為增值稅可以轉嫁，從而會導致國內物價上漲［（７）］。最后，政府如果試圖用提高關稅的辦法來阻止利用外來中間投入品的企業的投資擴張行為，那么其后果將是這些企業生產成本的上升，或者是對進口商品的需求被轉換為國內需求而導致總需求過剩。
　　綜合以上幾個方面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到，中國在實行貨幣貶值政策的情況下，之所以會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主要是因為宏觀經濟政策不配套所致，而宏觀經濟政策之所以不能配套實施，又是因為受到了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相對滯后的拖累。　
　　　　四、幾點結論　
　　１、自１９９２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以來，中國經濟再次出現了高速增長的局面。與以往幾次經濟高增長相比，此番新一輪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顯然是來自于中國經濟的進一步對外開放。其動力源泉包括匯率并軌與貨幣貶值、加大吸引外資的數量、以及進一步擴大對外貿易等［（８）］。但是，由于我國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相對滯后于我國經濟的對外開放，以致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出現了通貨膨脹高企的嚴重問題，從而給宏觀國民經濟的穩定運轉帶來了不安定的因素。　
　　２、由中國經濟的對外開放度進一步擴大與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相對滯后這一對矛盾所引發的高通脹，從其形成機理上分析大致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１）貿易部門與非貿易部門由于處在不同的體制環境下而產生了不同的生產率，當兩部門工資水平出現同步增長（可以是按相同數量，也可以是按相同比率）時，非貿易部門商品的價格就會相對上升，并導致一般物價水平的上升；（２）隨著外國資本的大量流入，當金融當局不能采取有效的“沖消”政策來抵消由外資流入所必然要產生的貨幣增廣效應時，通貨與信貸就會趨于膨脹；（３）隨著貨幣貶值，在出口增加、收入增長與國內需求增加的情況下，如果政府不能相應地采取緊縮性的貨幣與財政政策，那么通貨就會加劇膨脹。　
　　３、為了解決以上矛盾，以求通貨穩定，政府將面臨兩種選擇：一種選擇是控制或降低中國經濟的對外開放度，以求得國內經濟體制改革與對外開放的消極平衡；另一種選擇是進一步深化國內經濟體制改革，以求得國內經濟體制改革與對外開放的積極平衡。毫無疑問，由于中國當前新一輪的經濟增長主要是由擴大對外經濟開放所推動的，因此，政府如果采取消極平衡方法，那么就很有可能導致中國新一輪經濟增長的終結，并導致中國國際信譽的下降與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失去動力。相反，政府若是采取積極的平衡方法，那么隨著國內經濟體制改革滯后現象的逐步消失，不僅通貨膨脹率可以大幅下降，而且這一輪經濟高速增長的持續時間也有可能變得更長。　
　　４、政府要想采取積極平衡的方法來實現降低通脹率的政策目標，就必須在全面推進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重點解決好以下幾個問題：（１）深化國有企業與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利于縮小貿易部門與非貿易部門生產率增長的差距，消除農業與基礎產業部門的瓶頸現象，并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提供堅實的微觀基礎；（２）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和財政體制改革，以加強國家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能力，尤其是要解決當前金融體制和財政體制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能松不能緊的問題；（３）建立國家宏觀調控的“領航機構”，并賦予其較大的權力（類似于日本的通產省）［（９）］，以解決國家宏觀調控體系本身失調的問題，尤其是當前國家宏觀調控政出多門、各自為政和各種宏觀經濟政策互不協調的問題。
　　注：　
　　（１）（２）（３）［美］約翰·威廉森：《開放經濟和世界經濟》，上海三聯書店，１９９０年，第２６８頁，２７０頁，１６８頁。　
　　（４）（５）（７）［美］魯迪格·多恩布什等：《開放經濟》，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３８頁，１４０頁，１４１頁。　
　　（６）樊綱等：《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大綱》，上海三聯書店，１９９０年，第２６８、２７４頁。　
　　（８）以剛剛過去的１９９４年為例，我國吸收外資的金額約為３３５億美元，比１９９３年增長近３０％，外貿出現順差，進出口總額達２３５０億美元左右，進口額與出口額分別比１９９３年增長１３．８％和３１％；外匯儲備亦比１９９３年增長１倍以上，總額已超過４００億美元（見《上海證券報》，１９９５．１．１，１９９４．１２．３１，１９９４．１２．２６）。
　　（９）［美］查爾默斯·約翰遜：《政府到底干什么》，云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２頁。　
　　
　　
　　
復旦學報（社科版）　滬　051-056　F10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華民　　19951995 作者：復旦學報（社科版）　滬　051-056　F10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華民　　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2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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