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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部分紀念文章中提及的李慎之言論
　　先生讀完《顧準全傳》后，在致敏之先生函中，對顧準作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要評價：“收到高建國同志寄來的《顧準全傳》，我窮五日之力讀畢全書五十一萬字，對顧準又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我現在確認他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大的天才，真正的英雄。……我認為，顧準比所有其他的人都高，而且不止高出一頭、兩頭。他比清末以來的所有思想家包括陳獨秀、胡適、魯迅都高，他是真正的巨人。……中國正面臨大變革，特別需要顧準這樣的思想家，……爭取中國能走上現代化、全球化、民主化（我是三化合一論者）的康莊大道。……我想建議他們（指三聯書店――引者注）在今年出版《顧準全書》。（我估計顧準的遺作也不會太多，因此主張把他的年譜，熟悉他的人的回憶錄，訪問記，與近兩年的評論都編在一起，名為《顧準全書》）”。
　　先生曾親口講述他1979年1月，中美建交當月，陪同鄧小平副主席訪美的戲劇性經歷。
　　那時，先生“右派”問題尚未完全解決，仍屬另類。鄧公卻向中共中央提出，要先生隨行訪美，出任他的英文秘書。此議遭到不少人反對。鄧公的回話只有一條：周總理出訪帶什么人，我就帶什么人。先生曾陪周公出席日內瓦會議、萬隆會議（若不是周公挽留先生同乘一機，先生已殉難于克什米爾號），當為首選之人。然而，鄧公初次訪美，既要洽談臺灣舊題，又要確立國際新局，政莫大焉。有關部門拿出政治規定，與鄧公相持。那時還是華國鋒主政，“兩個凡是”仍有市場。先生為欽定“右派”，“罪行”寫進《毛選》五卷。反對者以鄧公不知詳情為由，打算撤下先生。豈知鄧公語驚四座：不管李有什么問題，都等訪美回來再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月前剛確立鄧的實際主持地位，反對者只得暫時緘口。先生接到通知卻頗為冷靜，要求先恢復黨籍――非黨不能參與機密，去了反而尷尬。
　　先生于登機前才接獲通知：徹底平反之事正在討論。先生遂以英文秘書與特別助理身份，坐在專機前艙鄧公對面。先生早知鄧公寡言，遂不主動開口打擾。默坐良久，但見鄧公起身，手持一大摞材料，在房內來回踱步，不久踱到先生面前。先生起立含笑相迎。不料，鄧公指著手中的材料，嚴肅地對先生說：這些都是你的“反黨”材料，他們在我上飛機前特意送來的。先生聞言不知如何為好，飛機此時已將臨近國境線。鄧公仰天長嘆，語氣沉重地對先生說：你的所有“反黨”材料，我剛才全看過了。你那些犯了“罪”的言論，其實，基本上都是對的。接著嚴肅地說：慎之同志，不必在意這些材料。我們開始工作吧。先生大聲應道：小平同志，謝謝你了！說畢，隨鄧公走進專機特設的機要辦公室……
　　據先生介紹，鄧公曾說：“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首先就是要對美國開放。不對美國開放，對任何其它國家開放都沒有用。”又說：“我這次去美國后，一輩子就哪兒都不去了。”訪美期間，先生協助鄧公進行了繁重的工作，始終參與最高機密。那次峰會，鄧公與卡特總統確定了中美戰略關系，簽署了文化、科技等多項協議，并達成互派留學生、開放市場等意向，對中國改革開放與國際形勢均衡，起了重大推動作用。
　　先生隨鄧公回國后，即兼任鄧公的外事顧問（主職為中央寫作組成員），經常應對國際問題，并曾負責撰寫中共十二大政治報告國際部分。當然也獲得了徹底平反。
　　先生常說，鄧公開創的新時代，需要大家幫著出主意，眾人拾柴火焰高。正是鄧公80年代提出深化中國體制改革，促使他思考中國歷史要求社科專家回答的新課題。歷史的經驗教訓說明，民主制衡與法律主治是國泰國強的首要保證。明太祖實行酷刑，刑法甚至有剝皮、挑筋、剁指……仍不能改變腐敗的空氣，便是明證。先生說，歷史是最有權威的發言人，孰為真理需要時間證明。對此，他與鄧公一樣堅信。
　　據沈祖棫先生介紹，先生無論担任什么高級職務，從不在社會上擺特殊人物的架子。每次來滬開會，抽暇探望祖棫先生等老友，總是自費乘坐記程車來回，總是便衣一件，舊鞋一雙。平日在京，亦不接受任何特殊照顧。而先生老夫婦倆都是病人（夫人久患糖尿病，行走已不便），手頭相當拮據。京中友人曾披露，先生用早餐，經常啃啃麻花而已。
　　祖棫先生聽我說，先生惠寄三百五十元，命我代購《顧準全傳》，不禁連聲感慨。先生某次與他聊天曾脫口而出：一生最大的愛好是看書，好在歷來都有人贈閱，幾乎不用購買，否則，稿費斷檔有年，光是買書的開銷，便會弄得家中生活發生困難。祖棫先生說：先生此言毫不夸張，此次匯款給你，便是一份極真的心意所致了。我聞言，半晌說不出話來。
　　摘自高建國：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悼念李慎之先生
　　
　　1989年，他極為悲憤地表示"決不在刺刀下做官"，就不當那個副院長了。其后，我們不但常常在人數不等的聚會和多種座談會上見面，就是他時而陪同他的老伴張貽大姐到新華社衛生所取藥，也會就便到李普老頭家或我的蝸牛居促膝長談。由于交談的頻率較稠，就積累出了相當可觀的廣度與深度。其重心是我們青少年時代都曾極為崇拜并崇拜到荒唐的迷信高度的毛老人家，及其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就開始日漸鋒芒畢露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其毒根，還是封建王朝的千古流毒。
　　我們一致認為，大革文化命中登峰造極地讓所有在極權高壓統治下的男女老少，像過去封建王朝時代對封建帝王那般對毛老人家齊聲頌呼"萬壽無疆"和"萬歲萬萬歲"，這還能叫做馬克思主義的天下？雖然毛老人家自稱他這是"馬克思＋秦始皇"，實際上沒有了"馬克思"，而只有"秦始皇"，甚至比秦始皇還秦始皇，這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是徹底地背道而馳。
　　有一次，慎之兄在寒舍，還與我談到了毛老人家的人品。他說，這是一位最不講誠信、最善于"與時俱進"的特大政治騙子。他對我說："你比我小幾歲，而且在1940年十二歲時，你們蘇北就已成了黃克誠同志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了，關于四川大后方的事，你可能只能從當時的報紙上看到一些，或者長大成人后，從一些書本上讀到許多。而我在抗戰后期，就已到了大后方了。日寇投降后，我又直接參加了重慶新華日報的工作。我親眼目睹我們黨和我們的領導人團結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幾乎整天價高呼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反對他們的'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口號，極其強烈地爭自由、要民主。這一切，當時是很得人心的。可是，等人家出力不等地幫我們打下了江山我們又如何？這‘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比國民黨和蔣介石大有過之而無不及。不但如此，就是對自己人，其中包括自己最最親密并且是開國元勛的戰友，毛老頭兒又如何？這就無須一一細說了。"慎之兄的結論是：古今中外幾千年，除了最無恥、最殘忍、最不講信譽的特大暴君，誰能夠這樣干？就毛澤東而言，即便他過去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與眾多的革命者打江山時，如何地功蓋千軍萬馬，但在奪得江山后如此作為，還能被稱為馬克思主義者？他年年、月月、日日地只想著"其樂無窮"地"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毫無仁善之心，這只有從"土匪--軍閥--暴君"這個梯階爬上來的人才會這么干！這種人，不管對國家對人民犯下了何等的滔天大罪，他們也決不下"罪己詔"。
　　慎之兄問我："你聽說過毛主席下過'罪己詔'么？"
　　我冥想了好一會，只得搖搖頭。
　　"是的，他從來也沒有認真地檢討過自己。"慎之兄說。
　　接著，他用馬克思的話來解釋為什么會出現這種令人極其痛心的現象。馬克思的這幾句話是："專制制度必然具有獸性，與人性是不相容的。獸性的關系只能靠獸性來維持。"
　　讀書破萬卷又記憶力特強的慎之兄引用的這句話，見1956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414頁。這是馬克思1843年5月在旅途中到達科倫時，給其共同編輯《德法年鑒》的阿爾諾德·盧格的信中所言。在這封由德文譯成中文共約4500字的信件中，馬克思對封建專制制度作了極其深刻尖銳的剖析。他說"專制制度的唯一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為人，而這個原則比其他很多原則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單是一個原則，而且還有事實。專制君主總把人看得很下賤。""君主政體的原則總的說來就是輕視，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不管這種一意孤行怎樣反復無常、怎樣荒謬和卑鄙，但它還是適合于用來管理那些除了自己國王的專橫外從不知道其他任何法律的人民。""我敢肯定說：只要這個顛倒了的世界存在一天，普魯士國王總還是當代一個人物。"（以上均見同書411頁）"事實上，在普魯士，國王就是整個制度；在那里，國王是唯一的政治人物。總之，一切制度都由他一個人決定。""人們曾一度錯誤地希求國王會表示什么樣的愿望和思想。但是這樣做絲毫不能改變下面的事實：庸人是構成君主制的材料，而君主不過是庸人之王而已。只要二者仍然是現在這樣，國王就既不可能使他自己也不可能使他的臣民成為自由的人、真正的人。""至于要前進，那末只有丟下這個世界的基礎，過渡到民主的人類世界。""老國王（指威廉三世）沒有什么奢望，他是一個庸人，并且毫不以聰明自居。他覺得，奴仆的國家和統治這個國家所需要的只是安安靜靜、平平淡淡的生活。"（以上見412頁）"于是人們對于人的權利和義務的一切愿望和思想又重新遭到了先前那種嫌棄，就是說，人們又回到了舊的僵化了的奴仆國家。在這里，奴隸無聲無息地勞動著，而土地和奴隸的占有者則靠有教養的和馴順的奴仆盡量默不作聲地統治著。無論是奴隸或主人都不可能說出他們所想說的話；前者不可能說他想成為一個人，后者不可能說在他的領地上不需要人。所以緘默是擺脫這個僵局的唯一辦法：垂頭喪氣，唯命是聽，默默無言的牲口。""在原有的基礎上消滅庸人國家的企圖沒有實現，它的經過情形就是這樣，結果它向全世界清清楚楚地證明：專制制度必然具有獸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獸性關系只能靠獸性來維持。""受難的人在思考，在思考的人又橫遭壓迫，這些人的存在必然會使那些飽食終日、醉生夢死的庸俗動物世界坐臥不安的。"（以上見413－414頁）
　　慎之兄說，雖然這封信，比《共產黨宣言》的寫作差不多早了五年，而且所針對的批判對象又只是普魯士帝國，但對于身披共產主義外衣的權欲野心家們也完全適用。你看看毛老人家晚年的新中國，是不是與馬克思所批判的普魯士帝國的這種狀況幾乎一模一樣？就是他老人家歸天之后，某種程度地繼承了他的衣缽的人的所謂"反自由化"，所謂"平定暴亂"，繼之貪官如毛，腐敗透頂，仍不許媒體充分揭露，加倍強調所謂"穩定壓倒一切"，如此等等，是不是同樣也帶有某種獸性？所以，毛老人家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分別了三十年的斯諾說，"我現在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倒是一句老實話。
　　慎之兄繼續說，盡管許多加入共產黨的人，都作過愿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直至生命，但到頭來，某些人硬是不愿意"犧牲"個人的權欲野心。他們寧可制造無窮無盡的花言巧語，去蒙騙渴求翻身解放安居樂業的工農大眾去為他們火中取栗，甚至不惜上刀山、下火海為他們奪取皇冠。這樣的野心家，怎能不具有獸性？！
　　慎之兄與我的歷次交談，尤其對毛澤東及其專橫獨裁統治的討論，大有助于我對這類課題的探索。而對于我們黨的這樣的實際，尤其建國后的前三十年的史實，大凡不愿違背自己入黨誓言的共產黨人應該怎么辦？慎之兄又提醒我認真琢磨馬克思這封信的最后幾句話。
　　見于上述同一本書414－415頁的這幾句話是：
　　我們的任務是要揭露舊世界，并為建立一個新世界而積極工作。事件的進程給能思想的人認識自己的狀況的時間愈長，給受苦難的人進行團結的時間愈長，那末在現今社會里成熟著的果實就會愈甘美。
　　慎之兄說，當年馬克思的這些話的中心思想，當然是轉入共產主義革命。而我們做共產黨人已做了大半輩子了，而且現在已是"真理標準"大討論和改革開放之后了，當然不是要重新革命建立一個什么"新世界"，而只是在現實條件下，與那些仍殘留著獨裁專制者之陰魂的人進行政治意識上的斗爭。但由于這種唯我獨尊并大權在握的人仍然大有人在，我們在公開發表文字時應慎言穩立，只能在如何走向真正的民主等方面進行某些理論上的啟蒙闡論，而不必進行太多的太深太廣太猛的揭露與抨擊。他說："我們中國人渴望民主的吶喊已過去一百多年了，也許還要再吶喊一百年。這也許就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給能思想的人認識自己的狀況的時間愈長，給受苦難的人進行團結的時間愈長，那末在現今社會里成熟著的果實就會愈甘美'。"我的理解是：對于他與我之間的最最知心的交談，尤其對毛澤東的品性及其獨裁專制的談論，切不可輕對他人言。
　　這許多年來，他正是這樣實踐的。從紀念哥倫布發現美洲五百周年而寫的《迎接全球化時代》，到《全球化與中國文化》、《亞洲價值與全球價值》、《全球化發展趨勢及其價值認同》、《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回歸五四 學習民主》、《不能忘記的新啟蒙》、《從世界的角度透視中國》，以及對顧準、陳寅恪等先知們的學術思想的研究，等等，等等，幾乎無不強烈地呼喚著科學與民主，呼喚國人奮力趕上全世界滾滾向前猛進的民主大潮，及早消除專制統治的余孽，使全國人民真正地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否則，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號角吹得再響，也不過是白吹吹而已。
　　摘自戴煌：永念慎之兄
　　
　　1993年。那年，擱淺已久的《“文化大革命”詞典》似乎出版有望，李郁請李先生作序，很少為他人作序的先生竟答應了。取稿那天，李郁有事，托我去先生府上一趟。早聞先生學貫中西，恃才傲物，一般人難以同他對話。原本以為對我這生人，先生給了稿子就會送客，沒想到先生卻把我讓進了屋里。沒有寒暄，沒有客套，先生徑直同我談起了“文化大革命”，談到了毛澤東同劉少奇的關系，談到了“文革”中的周恩來，談到了林彪，談到了中國的專制主義。先生所談，讓在黨史圈里待了十數年、聽慣了“八股”腔調的我大開眼界。印象最深的是，談到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先生突然問：現在的人對毛澤東的認識有多高？不待我反應，他自己作了答：至今還沒有超過“‘五七一’工程紀要”。
　　去年秋天，先生來電話問我，官方的黨史寫沒寫193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我告訴他，至少黨史部門編著的歷史書不曾提及。我還坦率地告訴他，我自己除了在讀研究生時，偶爾瀏覽過艾思奇的一本關于“新啟蒙”運動歷史的小冊子，對這段歷史幾無了解。先生鄭重地說，不能不了解，因為它對于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和成功是一件影響極大的事情。他正在研究這個問題。前兩年他在一篇文章曾經提到，但是沒有講清楚。李澤厚先生提出的“救亡壓倒啟蒙”的觀點，先生以為并不確切。五四愛國運動與新文化運動難分難解，兩者風借火力、火助風威，才形成一場規模宏大、影響深遠的運動；“新啟蒙”運動，如果不是民族救亡高潮的興起，怕也是發展不了那么快、那么大，以至極大推動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勝利的。先生說，與其說“救亡壓倒啟蒙”，毋寧說“還是救亡推動啟蒙，只是啟蒙已經轉向”。所謂轉向，因為七八十年前的中國學術界和今天的中國學術界認為中國的啟蒙與西方的啟蒙大同小異，提倡人權、自由、平等、法治、理性；而“新啟蒙”運動卻是以馬列主義作為真理來宣傳的，這正是“新啟蒙”之“新”。先生又談到了他個人的經歷，說自己就是“新啟蒙”運動的受眾。當年讀了許多“新啟蒙”運動的小冊子后，開始接受了“新啟蒙”。以后讀的書越來越多，馬列主義在思想里的地位越來越崇高，到高中畢業時已經醉心于馬列主義，以至于考大學時選擇了經濟系，因為相信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有研究者認為“新啟蒙”思潮的影響、地位根本無法與五四時期的啟蒙思潮相比，先生以為事情不是如此，恰恰相反，在抗日戰爭開始以后，無數中共黨員和左翼人士參加到“新啟蒙”運動行列中來，“新啟蒙”。運動是大大擴展而且加深了。到1949年馬列主義成為國家和社會法定的意識形態，思想文化定于一尊，“新啟蒙”運動終于徹底否定五四的“舊啟蒙”，“新啟蒙”運動才算完結。先生特別談到，毛澤東也是“新啟蒙”運動的受益者。1936年以前，毛讀馬列并不多，到了陜北后才有暇讀書。陳伯達、艾思奇、何干之等“新啟蒙”運動的發起人到了延安，毛常常讀他們詮釋馬列主義的小冊子，還經常寫信“請教”。當然，毛聰明過人，常常能從對方的論點中發現罅漏，并且別立新義，完成了馬列主義的中國化，形成了一整套主義和方略。在先生看來，把“救亡和啟蒙”的命題擴大來看，外敵的侵略刺激了中國的革命化，這是二十世紀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作簡單的回答是不可能的，以“新啟蒙”提供的理論尤其無法解釋，它牽涉到中國兩千多年“百代皆行秦政制”的大傳統，也牽涉到時起時伏的農民造反的小傳統，還牽涉到整個世界形勢的發展。五四以前和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人，都以為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是世界的主流思潮，而先生在青年時期以為，馬列主義是當時最強勁的單個世界性大思潮。雖然全球化是二十世紀末葉才出現的概念，但實際上國際間的相互影響早就開始了。所以，“新啟蒙”的歷史不但不能忘記，而且也不能低估。
　　摘自韓鋼：他的思想和遺文將永駐——悼李慎之先生

　　2003年3月28日《文匯讀書周報》第三版發表的李慎之先生的文章《只有一個顧準——〈《顧準日記》序〉的補充》中說：
　　我用這么多的筆墨來寫這個經驗（指文革時期為防備抄家事先“銷毀罪證”的經驗），并不是“白頭宮女說天寶遺事”，而是希望能讓今天的青年和后人能夠具體地了解一點“文化大革命”的恐怖和它對人心靈的扭曲，看來青年人對三十年前的舊事已經很隔膜了。
　　“文革”結束以后的二十多年來人們始終沒有深入全面地回憶、研究“文革”。頭幾年可能是“文革”的余威猶存，人們還不敢說話，后十來年則似乎有一條不成文法，叫人們不要談“文革”。巴金老人關于設立“文革紀念館”的建議也始終沒有人理睬。然而一個失去記憶、不知反省的民族是很難有出息的。遠的不論，如果大家把“文革”加上前十年的“二十年極左路線”的創痛忘掉了，那又怎么能證明鄧小平理論的價值，怎么能證明改革開放的必要呢？
　　在以許多親身體驗的事實描述過文革期間的社會氣氛之后，李慎之先生引用了葉淺予的說法（李先生稱之為“一句名言”）：思想改造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到人人都能自覺地說假話，然后評注說，“許許多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是靠說假話活過來的。”他的結論是，“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并不在于它真能改造好人們（不僅顧準）的思想上，而在于它居然能把八億人口的大國改造成一個普遍說假話的大國。”
　　所以我認為，歷來的所謂“國恥”其實不過是各國歷史上屢見不鮮的“國難”，“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國恥”。
　　摘自張業松：非典型紀念

　　他于今年三月十九日當面考問晚輩：
　　按正統說法，毛澤東執政后犯重大錯誤，是從1957年搞“反右”運動時開始的。小單，你認為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我說，我以為是從1955年搞“農業合作化”運動時開始的。
　　李先生說，我認為比這還要早，早在五十年代初搞“鎮反”運動和搞“土改”運動時就開始了。
　　1997年，我又托友人將《毛澤東執政春秋》第四篇的打印稿帶給李先生，請他指正。
　　此稿有近一半內容談及新中國外交工作。李先生曾親歷其間許多事，參加過朝鮮板門店談判工作，還隨同周恩來總理出席過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屬于較知情的人。我很想聽一聽他對這部分書稿的意見。
　　不久，李先生對帶稿人說：你讓小單給我打電話，我有話要對他說。
　　我撥通了李先生的電話，隨即聽到他那率直高亢的聲音：
　　小單，你稿子里有一句話很不準確呵！你說“新中國在與周邊國家交往中沒有丟失過土地”這句話，是與史實不符的。事實上，新中國在與周邊國家打交道時丟失了不少土地，比如，在與緬甸打交道時就丟失了“片馬——江心坡”。這可是好大一塊土地噢！
　　今年見面時，李先生又向我提及此事，還補談了一段史料：
　　當新中國政府要把“片馬——江心坡”正式劃給緬甸時，原國民政府云南省主席龍云先生竭力反對。劉少奇則解釋說：再過兩百年，全世界都實現共產主義了，大家都是一家人了，還分什么你的領土和我的領土。
　　李先生說：劉少奇是這么講的，也真的是這么想的。在他們那一代人中，確有一些人真的相信“工人階級沒有祖國”那套東西，是不大講什么民族主義的。
　　李先生還在電話中告訴我，社科院王學泰寫了一本關于中國游民文化的書。他對這本書十分推重，說（大意）：
　　在中國歷史上，游民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社會群落，有著獨特的行為方式和較大的社會能量。每當朝代更迭時，總能看到他們十分活躍的身影。可是，游民問題長期以來一直未受到史學界應有的重視，存在于許多史學教授的視野之外。因此，王學泰寫出這本書，可以說是在中國史研究方面的一個重大突破。這本書不僅有助于人們理解古代中國的游民文化，而且有助于人們理解現代中國的游民文化，如毛澤東所搞的那種“痞子文化”。
　　我們還由這游民文化話題談到了“延安整風”問題。我談了自己對于這場運動所持有的一個基本觀點：這場運動的一個重要后果，就是將一個革命政黨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一個帶有濃厚“秘密幫會”色彩的政治組織；或者說將其黨主席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一個帶有黑幕色彩的“黨老大”或“掌門人”。
　　這種“秘密幫會”的一個突出標志，就是其大頭領享有絕對權威，即可以不受制約地處置幫會內一切人和事；另一個標志，就是家法森嚴，即該組織對其內部成員的整治烈度，往往要超過對其外部敵人的打擊烈度。
　　我們還在電話中交談了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問題。
　　2001年5月，正值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場35周年之際，BBC電臺邀我與香港中文大學一位學者就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這一話題進行對談。談至最后，主持人要我們倆人各自用幾句話來總評這場革命。
　　我說北京一位老人曾告訴我：
　　1840年“鴉片戰爭”是“國難”；1966年“文化大革命”則是“國恥”，真正的“國恥”。
　　我很同意他的話，“鴉片戰爭”是“挨打”，“文化大革命”則是“自虐”，喪心病狂。
　　這位老人就是李慎之先生。這段言辭就是他在此次電話交談中告訴我的。
　　李銳先生曾向筆者轉述其老友的一個說法。
　　當官方傳媒反“邪教”反得最兇時，李慎之先生對人說，英語“邪教（cult）”一詞的本義，是指“教主崇拜”，即搞對教主的個人迷信。因此，凡是“搞個人迷信”、搞突出宣傳某個領導人，都可以說是在搞“邪教”；或者說那些喜歡搞個人迷信的人，那些喜歡搶鏡頭、喜歡讓媒體歌頌自己的人，也都可以說是有著搞“邪教”傾向的人。
　　就此話題，筆者還和李銳先生討論了一番，認為“延安整風”中那些突出宣傳毛澤東個人以及大規模整人的舉動，就多多少少帶有搞“邪教”的成分；認為“文化大革命”把個人迷信搞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搞出了我們民族有史以來最大的“邪教”，也可以說是搞出了整個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邪教”。
　　不知這些鐵板釘釘的史實，與執政黨所謂的“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的說法，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可不可以說是一種“指鹿為馬”的關系？
　　李慎之先生還認為，在一切邪教中，最令人厭惡者，當屬那種指責別人搞邪教而自己也搞邪教的邪教。
摘自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單少杰：紀念李慎之先生——兼談子路人格
　　
　　第一次見到慎之先生，是在"六四"清查的當口。那時，他還沒有被"罷官"，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幾個院長中，依然分管著政治學所。那次他到政治學所，是為了談如何"保住"這個所和《政治學研究》這個刊物的問題。大家合計的結果，大概是請中國政法界元老張友漁出面斡旋，我們以他的名義寫個象征性的檢查，由他來担當。
　　"你們幫幫張老，也就是幫你們自己"——慎之先生如是說。那是他留在我記憶中的第一句話。
　　他的話是如此推心置腹，令我們每一個人，都意識到自己對這個"共同體"負有責任，在"船沉"之際，大家都應為之盡一份挽救之力。但在那之后，我們聽說，慎之先生在自己的去留問題上，卻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態度：面對專制的淫威，他翩然掛冠而去，并留下了那句擲地有聲的名言："決不能在刺刀底下作官！"
　　今天，慎之先生的這句名言，已經永遠地銘刻在了每一個有良知、有骨氣的知識分子的心中！也化作無數人身體力行的行動。不過，以上的背景告訴我們，在"六四"事件上，慎之先生對于不同的問題是采取了不同的態度的：他要求我們做的，與他要求自己做的--截然相反的兩種態度--表明，他不僅僅是一個有血氣、有正義感和有膽量的人，他還是一個有寬廣胸懷和堅強責任心的人。他個人已經做好犧牲的準備，他就毅然選擇了犧牲；但他不鼓勵那些羽翼未豐、還沒有作好出航準備的雛鷹，去與暴風雨作前途未仆的、低層次的險惡決斗！正是他的這種博愛、仁慈與遠大眼光，使得初出茅廬的青年們有時間、有機會對自身作進一步的完善與充實；也正是因為他的立場、精神的榜樣鼓舞，在以后的一段時間里，在政治學所，才可能出現一種前仆后繼的局面……
　　摘自陳小雅：生命的結晶——憶李慎之先生二、三事
　　
　　就慎之個人而言，一直有一個問題折磨著他晚年。他曾經不止一次問我：“這個體制究竟是剛性的，不可改變的？還是有彈性，可以漸進改變？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著一場革命來推翻，玉石俱焚，生靈涂炭，我們束手無策；倘若是后者，我們責無旁貸，還有苦心呼吁，爭取漸進改革的余地。”（大意）他不僅僅是問我，肯定還問過其它人，包括上述前輩。凡在大陸生活者，牢騷、不滿，甚至唾罵，無人無日不有之，真要定心一問，幾乎所有人都無法回答這一問題。十四年來，這是決定每一個人根本態度的第一問題，經慎之一問，豁然顯現，卻又崢嶸逼人。第一次他問我，大約是1999年上半年。第二次隔了半年在北京見他，他居然沒有忘記上一次談話在哪里結束，重又問起。我只能說：此為“天問”，無解，主動權不在我們這里。那一次他沉吟良久，接下來有一番議論，我至今記憶深刻：
　　如果這個體制真是剛性的，那么我們就真該承認鄧小平想在了我們的前頭？鄧的六四情結恐怕恰恰在于，他已經認定這一結構是剛性的，一碰就垮，所謂“水庫的最后一道堤壩”，眾人都還以為沖擊的是第一道堤壩，讓步余地還很大，他卻可能意識到：這是學生腔，所謂第一道堤壩，從內里看，其實就是最后一道堤壩，故而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動用軍隊把學生鎮壓下去！直到今天，無論是鎮壓者，還是被鎮壓者，包括那些因執行六四決策而背上民間罵名的人，都沒有認真想過鄧為何不惜一世英名，動用那樣鐵血手段？難道他連這一點政治上的加減法都不懂？笑話！但是，如果我們真承認這一邏輯，那還談什么和平改革，漸進演變？那就等著革命動蕩，天下大亂好了！
　　此后他不再追問，但我深信此一問題始終縈繞在他心中，直至去世。
　　摘自朱學勤：“常識”與“傲慢”
　　
　　我與慎之先生的個人交往不少，或兩人見面對談，或閱讀先生的來信，談得最多的話題有三：
　　話題一：先生對自己的痛切反省，最痛切的當然是年輕時的左傾激情。
　　先生多次提及：自己早年追求共產黨，除了國民黨的專制腐敗和國家的凋敝動亂之外，上個世紀的30年代，由延安發動和操控的“革命新啟蒙”，對他們這代知識分子青年期的人生抉擇上，具有難以抗拒的影響。之所以如此，就先生個人而言，不僅在于青年人本身的沖動激進和理想主義，更在于這代人對自由主義的一知半解。就當時的意識形態之爭而言，不僅在于中共在國統區發動的宣傳攻勢，更在于“5.4”啟蒙一代的分裂：許多對年輕人極具感召力的大人物的急遽左轉，先生特別提到魯迅及左聯對自己的巨大影響。當時毅然奔赴延安的年輕知識份子，大都把高調的魯迅視為精神導師，而對低調的胡適則不以為然。
　　正是這樣的反省，使慎之先生的晚年取向發生了重大轉折：對“5.4”一代的評價，先生提出了“尊魯迅，尤尊胡適”。對抗戰前后中國大勢的理解，先生用“革命壓倒啟蒙”代替了頗為流行的“救亡壓倒啟蒙”。這與王若水先生的生前絕筆《整風壓到啟蒙》，可謂一拍即合。在對自己的評價上，先生說自己不是“天足”，而是被包裹過的“解放腳”，無論怎樣努力適應新鞋，落下的半殘也難以徹底矯正。唯有這份自我矯正的努力和清醒，還可以稱為差強人意的晚年自慰。
　　話題二：先生反復談到普及自由主義常識的重要性
　　先生以自己年輕時的閱讀經驗證實說，當年的“革命新啟蒙”，之所以能夠取得巨大成功，其中很重要原因之一，不僅在于那些革命宣傳的激進性，更在于其文本的通俗性。激進迎合了年輕人的秉性，通俗適合了大眾的閱讀水平，二者的緊密結合能夠把洋馬列變成中國語境下的大眾常識。慎之先生特別提到，中共的筆桿子，從黨魁毛澤東到黨棍陳伯達、康生再到黨秀才艾思奇、胡喬木、范文瀾等人，個個都是宣傳“黨文化”的高手，既擅于結合本土的民情經驗、又精于以大眾口味闡釋“洋馬列”，遂把艱澀抽象的理論變成通俗易懂的常識。延安整風運動及毛澤東的“文藝座談會講話”，又使“下里巴人”文風成為中共意識形態的最醒目包裝。相比之下，國民黨的那些“黨文化”宣傳，對于激進的年輕知識人而言，顯得保守迂腐；對識字率不高的大眾而言，又顯得深奧高雅；因而也就無法變成知識精英和工農大眾皆能接受的常識。
　　當我爭辯道：胡適的文字以直白行世，其自由主義理論也很常識化，比如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在胡適筆下變成了“科普讀物”，反而是魯迅的文字趨于晦澀。慎之先生回答說：我說過“革命新啟蒙”的兩個特點：激進和通俗，二者相輔相成，方能吸引大眾。胡適是有直白和常識的一面，但他與魯迅相比，缺乏斗士的激進，顯得過于君子。魯迅決不要“弗厄潑賴”（fairplay），而胡適專講“弗厄潑賴”，我們這代人的多數，當年也都跟著魯迅拒絕“弗厄潑賴”。現在中國的自由主義，二者做得都不好：“弗厄潑賴”得不夠，普及常識更不夠。我這把年紀，也有自知之明：我做不成書齋里的學者，更成不了大變革中的思想家，量體裁衣，能盡的綿薄之力，也就是做點向民眾普及自由主義常識的啟蒙工作。
　　先生的反省讓我想起了葛蘭西的獄中思考。在寫于監獄的《實踐哲學》中，葛蘭西強調的主要思想之一是：身處大變革時代的知識份子，最迫切的社會責任是批判性品質，這品質不是書齋式“潔癖”和建樹，也不僅是一種理論的批判，而是致力于自覺的介入和常識的普及，是產生一批“知識份子活動家”。他們能夠把理論真理通俗化為大眾常識，把自由意志變成實際踐行。當知識份子的普及性啟蒙能夠把自由主義的理念變成大眾常識之時，大眾化的自由主義運動才是可以期待的。
　　話題三：如何拒絕后極權社會的恐懼和謊言
　　慎之先生說：這顯然與1949年后知識份子的處境和心態高度相關。大多數革命知識份子自恃為中共打天下立過汗馬功勞，先是逐漸變成了坐天下的特權階層的一員，繼而在烏托邦崩潰之后又墮落為孜孜于既得利益的聰明犬儒。青年時代的激進情懷和理想主義，其幼稚膚淺，固然不堪回首，但晚年的保守僵化和老謀深算，又何嘗不是自我閹割，流風所及，腐蝕的不只是一、兩代人。
　　他特別以自己的親歷為反省的素材：“我26歲就參加了開國大典，30歲就成了11級高干，‘享受了坐天下的果實’。雖說我覺悟得不算晚，反右的厄運已經使我醒悟了，并開始斷斷續續的自省，但我還是長時間沉默，想來原因無非兩條：一來是我復出后也得到過重用，參加過12大報告的起草，還被恩準為副部級，主管社科院的國際部，仍然享受著坐天下的優惠，自然要忠實地為黨為國服務。二來是擺脫自我恫嚇太晚，很多早就想明白的道理，被自我恐懼堵住了，不敢出口，沉默了很多年。真可謂心懷余悸地說謊話、當兩面派，還總以為自己工作認真為人老實。可人很奇怪，有時會懾于一般的恐怖而戰戰兢兢，有時卻會被大恐怖激發出勇氣。‘6．4’是大罪惡大恐怖，‘不在刺刀下做官’，就是這大罪惡大恐怖激發出的，是即興的、脫口而出的。一旦出口，就擺脫了恐懼，自我解放了。所以我說，與其等著人家給你松綁，遠不如自己先給自己松綁，自我松綁的人多了，別人想捆也捆不住。”
　　正是這樣的自省，才會使慎之先生對哈維爾尊敬有加，寫出對后極權社會的一針見血之言：“后期極權社會最高的原則是‘穩定’。而為了維持穩定，它賴以運轉的基本條件仍然是恐懼和謊言。彌漫的無所不在的恐懼造成了彌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每個人都有東西可以失去，因此每個人都有理由恐懼。”但，為了既得利益而自保的生存策略就毫發無損嗎？用向自己的良心說謊而換取行尸走肉的安全，難道就不是更徹底的失去嗎？
　　摘自劉曉波：誠實地說出常識的良知——祭李慎之先生
　　
　　以前我們把“知識分子”的定義寬泛化、庸俗化了，以為大學或專科以上學歷的人就是“知識分子”。其實，真正的“知識分子”應當是那些關注人類命運的人。
　　摘自趙梅：“細節中的教誨”
　　
　　當我們談到中國知識分子精神的話題時……
　　朱競：您認為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有哪些人？
　　李慎之：魯迅、顧準是最優秀的。我認為最“干凈”的知識分子是錢鐘書。
　　朱競：如果您現在還在工作崗位上并担任領導職務，您能做到“干凈”嗎？
　　李慎之：不好說。
　　摘自朱競（《文藝爭鳴》雜志編審）——“李慎之印象”
　　
　　我與李慎之先生見面無多，總共三次，且都是在深圳。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99年見他與李銳、朱厚澤先生。那次只有我們四人，討論的話題很集中，是中國近現代史，當前時局以及社會發展可能的走勢，時間近三個小時。那次慎之先生談鋒甚健，言談中突然轉頭問李銳與朱厚澤兩位先生：“這些事情，為什么大家在位置上時就想不到？”李銳老人答稱：“屁股決定腦袋。一個人凡在位置上坐著時，就想不到這些事，想的只是升官。”朱先生補充了一句：“就算想得到，也不敢說。沒人有那個膽子。”李慎之先生接著說了一句：“我們這些老人今后能做的事情有限，就盡量說真話吧，把想得到的話，該說的話，在有生之年說出來。”
　　摘自何清漣：剔骨還父，唯大智者大勇者方能——悼李慎之先生
　　
　　九八年李慎之在給舒蕪的信中指出：“前兩年讀了陳獨秀在一九四二年逝世前的言論，我更是恍然大悟，根本沒有什么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的不同，也沒有什么舊民主與新民主的不同，民主就是民主。人類經過二十世紀這一百年的歷史經驗，經驗了從法西斯到法東斯各式各樣社會改造的理論。現在也已經可以明白什么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其實都只是在極其狹窄而短暫的‘時空條’中存在，只有極相對的意義，歸根結底，人就是人。”
　　摘自丘岳首：從胡適論陳獨秀想到李慎之——李慎之現象沉思之四
　　
　　在這封(給舒蕪的)信里，他不以舒蕪之見為然，闡述“魯不如胡”的理由：魯主“破”而胡主“立”。要使魯迅所倡“個性解放”得到落實，就需要胡適所倡的一整套行為規范——即五四所確立的民主。“那樣，才有可能避免偉大領袖從心所欲的‘個性解放’壓殺我們這些凡人的‘個性解放’的慘劇。”
　　他在信中回顧三四十年代“我們這些左派”自視甚高：“昆明西南聯大有一個叫殷福生的人，年齡大概同我們差不多，專與學生運動作對。十來年后，他在海外華人中以殷海光的大名，被推為提倡民主的一代宗師，不過在那個時候，他是根本不入我們眼中的，因為無非是一個‘反動學生'而已。”（在發表于《書屋》2001年第5期題為“回歸五四，學習民主——給舒蕪談魯迅、胡適和啟蒙的信”中，他刪除了此段）對“世界上已有共識的已經制度化的民主的觀念來進行啟蒙”，“懂得這一套，而且宣傳這一套的，竟沒有什么左派，這個工作在中國竟大多是非左派們做的。至于我們這些左派……其實只懂得‘戰斗’，而戰斗的目標，則是已經在蘇聯實現了的共產主義。”
　　先生其后寫的“革命壓倒民主——《歷史的先聲》（港版）序”和“不能忘記的新啟蒙——《革命壓倒民主》的補充”諸篇，則進一步發展了給舒蕪的信的思想，指出啟蒙思潮的歧路，點撥左派思維的要穴，也回答了致使國民黨政權為何迅速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摘自劉鶴守：傾聽李慎之——回憶與感悟
　　
　　他是講究禮節的，記得他嘲諷過一位鼓吹傳統文化的青年學士給他打電話，“有時間找你聊聊”。他說我們小時候都是肅立在父母一邊的，連起碼禮節都不知道的人談何傳統文化。他說過，李鴻章倘若活過來，恐怕已不認識中國人了。所以，他認為最重要的，是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的關系。遺憾的是，某些研究傳統文化的飽學之士常常忘了現代化。他“腆顏自承”關心傳統與現代接軌的只有敝人一人。這不是謙詞。
　　先生聽說我是研究黨史的，劈頭問我一個問題，對馬克思主義如何看？我據實以告，馬克思學說的基石是經過改造的勞動價值論，而勞動價值論恰恰是非科學的論斷。圍繞此論，探究良久，他大大贊賞我的看法。后來我發現，他對年青人的一得之見往往贊譽得過分，他說錢鐘書有此習慣，如錢對何新的夸獎。我看先生也有此習慣。言歸正傳，先生仍以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為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內容。在他看來，王若水抓住了馬克思人本主義的頭，李澤厚抱住了馬克思生產力論的腳，他們都是“托古改制”；八十年代搞馬克思主義啟蒙，于光遠貢獻最大，那時我是一個好官。但列寧毛澤東是真正實踐馬克思主義的，沒有教皇，是無所謂教義的。列寧毛澤東就是馬克思圣殿里的教皇。先生指著他書架上的幾十部馬恩全集說，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鎮山之寶”。毛澤東還是“因循馬列”，這是毛澤東的國際化。沒有這個國際化，毛澤東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呼風喚雨的本領。他說，王元化以為盧梭影響了中國革命，其實不確，影響最大的是斯大林。胡喬木就講過，毛澤東自認為是中國的斯大林。關于胡喬木，先生曾經寫過一篇引起小小非議的錢鐘書為胡喬木改詩的回憶文章，在他心目中，胡喬木是高度復雜的人物。先生說過，我的每篇文章都有幾根刺，這篇回憶文章也不例外，就是作為共產黨意識形態大總管的胡喬木，對毛澤東時有譏刺之論。我私下以為，先生對胡喬木之際遇有幾分同情的態度。先生非常欣賞王若水未完成的毛澤東論著，他說王把毛的權謀術略講透了。
　　有一次聚會，曾被先生譽為兩個勇敢的“小姑娘” 之一林春很尖銳地問他，你是否對你曾投身過的革命后悔？先生毫不猶豫地回答：后悔！他幾次講過，如果允許他重新選擇人生，他的最大愿望是當一輩子中學的公民教員。
　　先生認為，共產黨中真正復雜的人物不是毛澤東，而是周恩來。他幾次說要寫一篇全面分析周恩來的文章。他是不贊成海外學者余英時等人貶損周恩來的成見的。他說，應該把周恩來看作毛澤東時代的賢相。周始終是講道理的。周恩來的存在是對毛澤東胡作非為的一種制約。先生１９５４年曾陪周恩來出席日內瓦會議，1995年曾任出席亞非會議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的秘書，而在先生處境最艱難的1973年，周恩來曾點名要他回北京，“周總理把新華社軍代表張紀之找去，說，朱穆之在哪里啊，可以讓他出來嘛；李慎之在哪里啊，可以讓他工作嘛。”先生對周恩來是有感情的。他寫道：“１９８７年我訪問日本時，有一次與當時的公明黨委員會長竹入義勝談話，他告訴我他在７０年代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時期第一次訪問中國時受到中國總理周恩來的接見。當接見結束，周恩來已送客轉身，竹入一行也已經走到樓梯口的時候，周恩來突然又折回來，走到竹入跟前說了一句：‘竹入君，我們中國是不會永遠這樣下去的。’說罷轉身就走。竹入義勝告訴我，他當時分明看到周恩來的眼里噙著眼淚。我也分明看到竹入告訴我這句話的時候眼里閃著淚花。今生今世，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句話。”我認為，先生的這段回憶比所有對周恩來的歌功頌德更能表現周恩來的真實形象。
　　對鄧小平，先生是敬重的。他在１９７９年陪鄧小平訪美時，曾問鄧小平為什么要開放而且主要是向美歐開放，鄧小平講那些跟著美國的國家地區都富強了。作為獨具見識的國際問題專家，先生認為中美關系的好壞決定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命運，他用兩個字概括鄧小平外交：親美。他寫道：“在１９８１年６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于毛澤東時代的外交政策沒有一字批評，原因就在于毛澤東晚年做出了改善中美關系的決策。實際上，全黨可以沒有遺憾地接受毛澤東的遺產，也僅僅是這一點，雖然是極重要的一點。”還有一次，他談到鄧小平，說在六四問題上我們可以為他一辯，改革改到政治制度，難以為繼了。他也受到政治制度的限制，這種制度是難以自我改革的，否則易出亂子。……他認為，鄧小平也象任何人一樣不能超出他一生所處的時代所給予他的局限性,后來的人如果不能繼承他的思路,突破他的時代局限性,結果只能是不進而退。我談到慈禧太后也是很有本事的政治家，她執政四十多年，內外交困，所遇挑戰比康熙還大，同治中興，有她的一份功勞。她誤在縱容義和團與世界宣戰，招來奇恥大辱。清朝實亡于攝政王載灃。先生頗為詫異，說你也有此種看法。我們這一代人的教育都受康梁的影響。王國維贊賞過西后。“三個代表”提出后，鄧力群、魏巍、鄭天翔、馬賓等人持有異議。據傳他們寫了言詞尖刻的意見書，引起上面的雷霆震怒，有壓迫之舉。先生雖然認為“三個代表”是“與時俱進”的產物，但他在答法新社記者問時，仍然主張：“我不贊成鄧力群等人的意見，但我堅決捍衛鄧力群發表個人意見的權利”。有先生同道不以為然，說假如鄧力群得勢了，中國就什么意見都不存在了。對此自由悖論，先生是有困惑的。他在紀念北京大學一百周年的文章中寫道：“自由主義者不但樂于聽取各種各樣的反對意見，而且保護反對意見...他只是決不寬容扼殺別人的自由的專制者和獨裁者”。先生對政府大舉圍剿法輪功是有不同意見的。他說：“我完全不信法輪功的那一套，但是我堅決反對對法輪功的鎮壓。”
　　去年３月８日，我去先生處。他講了他的最后思考或最后覺悟：中國的前途在于認同全球價值。他所理解的全球價值是人類文明的主流思潮—自由與自由主義。他說，我贊成三個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實驗主義。他認為自由是最高的價值。全球化實以西方文明為基礎。他是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專家，深知一面思想旗幟的重要性。他說，自由主義就是政治改革的旗幟。中國改革的大關是政治改革而非經濟改革，他認為應加速私有化，中等階層是現代社會的支柱。但政治改革是最難的。他常引用陳寅恪的斷語，中國人擅長經商。早在１９９７年，他就呼吁政治改革：“在今天全球化的大趨勢中，作為世界最大的單一民族的漢族，作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勢必要引起世界其余部分的恐懼與厭惡。我們只有認真推進政治改革，才能避免這種情況，博得其他國家的尊敬與愛戴”。他認為政治改革的方向就是切實地平等地保護每一個中國人人權的憲政。而“人權即公民權利”。在這個問題上應該趕快采取世界共同的觀念。先生幾次追問我，你覺得政治改革的條件成熟了嗎？他極為關注老朋友李銳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上書。４月初，他講有張報紙引用他評論李銳上書的話純屬子虛烏有。他認為應把和平改革變為一種矢志不渝的信念。先生寫道：“不論現實多么令人沮喪，我還是抱著十年前由千家駒老人提出的‘和平演變’（或曰和平進化）的愿望。理由十分簡單，不是和平演變，那就只有暴力演變或者暴力革命了。我這樣的人已經參加過一次革命而且嘗過勝利的滋味了。但是五十年的經歷使我不得不認同三千年前伯夷、叔齊的話，‘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全人類的歷史都證明了人類進步大多是在和平的改變中取得的。暴烈的戰爭或革命很少能帶來真正的進步。”先生希望和平民主興中國。先生的覺悟是徹底的。
　　摘自李郁：悼念李慎之先生
　　
　　李先生對目前出版物中的數字用法很不以為然。他說，“上下五千年”能寫成“上下5000年”嗎？還是五十年代的規定好，約定俗成，現在新聞出版暑的做法，矯枉過正了。李先生說，他曾為此向胡喬木提過意見，但胡也無能為力。
　　李慎之先生對現行出版物中的阿拉伯數字用法很不以為然，不止一次地議論此事。在為《美洲史論》寫序前，李先生曾仔細閱讀過書稿，并將凡是用阿拉伯數字的一一改為漢字，還有不少批語，既頗多趣味，又發人深省。例如，在《關于中美關系史和美國史研究中的一些問題》第1頁旁用紅圓珠筆批曰：“盡量少用阿拉伯數字，這是一種破壞中國文字的罪行。請看《讀書》雜志就決不用阿拉伯數字”；第2頁右上角批曰：“‘七十年代’這樣的詞源于西方，但在中國也叫慣了幾十年，改為‘70年代’，請問如何念？難道要像港臺人那樣念成‘七零年代’嗎？豈惟拗口，而且不通！”第3頁右上角同樣用紅圓珠筆寫道：“難道第一艘船只也要改為第1艘船嗎？”第4頁右側謂：“‘六億神州’要寫成‘6億神州’嗎？”第5頁眉批：“‘兩個世紀’要寫成‘2個世紀’嗎？”針對我把文中的十七世紀三十年代改為17世紀30年代的寫法，李先生感慨說，“如果不改，一切統一，有多好！”書稿第61頁《論所謂中國人發現美洲的問題》右側，先生寫道：“‘30余種’這種用法在世界任何文字中都可認為是笑話”，同文第63頁左側又寫道：“七千要改為7000，二萬要改為20000嗎？一笑。”同文第68頁右下側：“我們現在習慣地把1940年稱為40年，這是可以用阿拉伯數字寫的，但是四十年則決不能。”《扶桑國猜想與美洲的發現》一文中，李先生在“扶桑東千余里”批曰：“如用‘1000余里’，其可笑一望而知！”（書稿第83頁）。同文同頁“一再陷入九死一生境地”旁注：“‘1再陷入9死1生’可乎不可乎？”《論美國與西方資產階級新文化》批曰：“近百年來能寫成近100年來嗎？可笑！”（書稿第129頁）同文針對“用6便士購得的海瀨皮在廣州可售美金100元”中的數字表達法，李先生在右上角批曰：“人民日報社論都不如此用阿拉伯數字！”（書稿第130頁），同文還評論說：“‘凡十四年’難道僅僅是因為引文就可以不改為‘凡14年’嗎？反證濫用阿拉伯文，于理不通！”《為什么不會有中國哥倫布》左下角針對我把原稿中的“哥倫布在他之前6、7年”改為“……六、七年”，李先生批曰：“改得對！改得好！”
　　除數字外，李先生還對書稿中的一些遣詞造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且大都隨手作了訂正。比如，《關于美國史和中美關系史研究》中提到“開始重新估評中美關系的歷史”（書稿第1頁），李先生將“估評”改為“評估”；同文中有一句“反法西斯聯盟的形成是大有利于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的”，我在統稿時曾把“大有利于”改為“極大地有利于”，李先生又改了回去，并在右側注曰：“大有利于是成語”。同文原稿“美國在遠東的實際利益決定了美國在中日戰爭中……必然是盡可能地保持‘中立’，而且是有利于日本的中立”，后一個“中立”，羅先生原文中未加雙引號，我在編稿時也未加，但李先生心細，代為加上了雙引號，使之從形式到內容，前后對應。《美國聯邦制度的形成和憲政體制》一文中載：“戰時發行的各種內外債僅利息就達1400萬英鎊，而國家的稅收只有40萬英鎊”，《北京大學學報》發表的原文將“英鎊”中的“鎊”誤作為“磅”，我未發現，李先生均代為改正，并用鉛筆標上兩個大大的“鎊”字，煞是醒目。《論美國革命的特點》原文說北美在獨立戰爭中利用國際矛盾，孤立英國，使獨立戰爭越出一國范圍而成為一場國際性的戰爭，“這是北美獨立戰爭一個非常有利的外部條件。在后來的殖民地戰爭中，幾乎從未出現過這樣有利的國際條件。”李先生改為“在后來世界各地的……”，雖然只加了“世界各地”4個字，但無疑使空間范圍更明確、也更強化了。《殊途而同歸》一文有兩處用到“世外桃園”字樣（“……在美洲建立和平、安寧的世外桃園生活，這是杰斐遜追求的理想”；“美國并非世外桃園……”），我并未發現，李先生均改正為“世外桃源”。同文“他們樹立的光輝榜樣風范百代”，李先生改為“……垂范百代”。同文中“勇于進取而操守清廉的理財專家漢密爾頓”原稿中“操守”的“操”，發表時曾誤排為“搡”，也是李先生看出后改了的。《19世紀初美國政府對拉丁美洲獨立運動的態度》一文，原稿“……美國乘虛而入，叩開了與西班牙美洲……直接貿易的大門”，李先生將“叩開”改為“敲開”；同文講西屬美洲請求美國援助時的情況，原稿中說“這些要求通通被美國政府打回去”，我在編稿時畫蛇添足，把“打回去”改為“打發回去”，李先生批曰：“只能用‘打’，不能用‘打發’”。《扶桑國猜想與美洲的發現》寫到英國的金斯巴羅子爵時注明外文為“E. King borough”，我在編稿時曾順手改為E. King Borough，李先生改為E. Kingborough；同文原稿“……連最熱忱的古董家對此也會暗然失色”，李先生將“暗”改為“黯”。《世界之謎：誰在哥倫布之前發現美洲？》原稿謂：“1975年2月，美國史密森研究所考古發掘隊……”，我在編稿時將“史密森研究所”改為“史密森研究院”，李先生改為“史密森學會”。《為什么不會有中國哥倫布》原文說：“中國封建王朝不同于西歐，沒有對海外商品和市場的需求”，李先生不僅將這里的“需求”改為“需要”，而且還特地在右側加了一段文字說明：“‘需求’為經濟學專用名詞，為漢文所本無，專用以翻譯demand者，指有償付能力者。需要，desire，前人煞費苦心，熔鑄新詞，后人不察，已濫用矣。”《<哥倫布評傳>中譯本序》“……觀點與此書不盡同”，李先生改作“……不盡相同”；同文原稿“一名之立，經月躊躇”，李先生改為“……旬月躊躇”。《世界風云變幻中的政治選擇》一文原稿“中國留美學生之多，僅次于留日”，李學生改為“……僅次于留日學生”。羅先生在《論所謂中國人發現美洲的問題》中有一段議論：“要說誰最先發現美洲，當然是最先拓殖這個新大陸的印第安人的祖先。其次是從相反方向進入美洲的北歐人和愛爾蘭人。最后的發現者是哥倫布。在這些發現中，哥倫布的‘再發現’在地理發現史上具有革命意義是無可爭議的。關于其他偶然從太平洋或大西洋漂流過去的人，談不上是真正的發現者。”李先生在此段議論的右側評曰：“有價值”，并用兩道樹杠把這段文字特地加以標出。
　　李先生在電話中說：文章千古事，要小心謹慎；他寫文章，不用“但”，而用“但是”，要達到播音員可以念誦的程度。李先生之一絲不茍的嚴謹學風，令我五體投地。
　　在《痛失良史悼榮渠》中，李先生寫道：“改革開放之初的1980年，榮渠在《關于中美關系史和美國史研究中的一些問題》中已經批評了我們過去對美國研究的‘狹隘’與‘缺乏系統性’，他提出，‘美國要重新認識中國，中國也需要加深了解美國’。他質問，為什么日本與西方接觸而強盛，中國與西方接觸而敗落？他主張應該走百年前黃遵憲、梁啟超等人開辟的道路，學習‘兩百年來美國所以發展如此迅速’的經驗。他的學生楊玉圣把這篇文章稱做是‘中國的美國史研究界的思想解放宣言’，實在并非虛譽。”這就是不能不叫人肅然起敬的李慎之先生的君子風范，既傲骨錚錚，又虛懷若谷。
　　1997年9月17日，我從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文化研究》上讀到李慎之先生的《中國應取什么樣的風范——致朱光烈先生書》，其人文情懷躍然紙上，如見其人，如聞其聲。李先生對當時國中上下彌漫的虛驕之氣予以尖銳批評，坦蕩無畏，尤顯遠見卓識：“中國要走正道，就只有老老實實地向人家學，而且要承認迄今為止我們學得還很不到家，然而已經取得了這么大的成績。這只能使我們更加虛心，更加努力地學習，不但要學透它這樣做的原理，還要建立它得以這樣做的環境和條件，這就夠我們臨深履薄學幾十年的了。何況還要看到，不是以小平同志的權威，恐怕連市場經濟到今天也實行不了。然而小平同志年事已高，而且他也像任何人一樣不能超出他一生所處的時代所給予他的局限性，后來的人如果不能繼承他的思路，突破他的時代局限性，結果只能是不進則退。”無論如何，在李先生看來，“我們中國今天還吹不得牛”。一生憂國憂民、滿懷赤子之心的先生，痛定思痛曰：“中國剛剛從世紀初‘亡國滅種’的恐懼中擺脫出來，就立即產生了一股虛驕，甚至橫霸之氣，儼然21世紀就是‘中國的世紀’，今后的世界‘必定要以中國人的價值觀為中心’。這股思潮雖然還不能說已成為中國人的共識，但是因為愛聽奉承話是人之常情，因此來勢相當猛。”李先生憂心忡忡地警示：“我所担心的是這股思潮很可能會成為中國現代化的又一個大障礙，甚至能使我們在現代化的道路上摔跤，就像三十年前中國人想領導世界革命的那股思潮。”
　　摘自楊玉圣：人文情懷 君子風范——李慎之先生側記
　　
　　我和慎之的交往是近四五年的事，初次見面都有“相見恨晚”之意，我倆同年出生（他比我年長幾個月），都是在抗日烽火中投入救亡運動的，又同在丁酉年中了“陽謀”。我們都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才發表一些文字。慎之在破門而出之前就是名人了，文章一出手便有大家氣象，他比我幸運的是受過完好的正規教育，厚積薄發，而我卻是共產黨掃盲把我掃進“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群體，實際上是“脫盲分子”。慎之看到我的一些文字才通過余世存約我見面，談話時他就給我出了好多作文題目，我趕快聲明：我不是做學問的人，幾十年來都是給別人編文章，改文字。一次次的整人“運動”使我養成一種生活習慣，不記日記，不留信件，不記筆記，甚至也不留報刊資料，免得害人害己。寫的文章也不過清通而已。他說清通就不簡單啊，有些自命大學者的文章就是叫人看不懂。我又說：最近寫的那些東西不過是要表明一種立場，或是替被壓迫得發不出吼聲的朋友說說心里話。他們看到民族主義、后現代主義、新秩序主義等等，日益成為一種顯學，媒體充滿贊美之詞，一些“大師”也上了圈套，給人家做義務廣告，心里不安，要我表明態度，和那些人劃清界限。我不得不勉為其難。但是要讀懂“后學家”彎彎繞似的文字，在我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只能邊做邊學，請喻希來、秦暉、孫立平、張劍荊、余世存等中青年朋友給我上課。有些文章實際上就是“集體創作”。大概慎之也理解這不是過謙之詞，因此，第一次見面之后，就給我寄來了一些材料，還要我回答一個問題：二十一世紀是不是中國世紀？慎之最后一次命題是詹明信上海講話得罪了他的中國門人，招來一場圍攻，要我就此事寫個評論，并且請段躍送來相關資料。《網絡文學》編輯林瑟也從上海給我寄來一包下載的有關詹明信的材料。稿子發表后，意猶未盡，又另寫了一篇短評，但慎之已經看不到了。
　　慎之認為比四個現代化更重要的問題是“人的現代化”，一直為此大聲疾呼，“公民教育實在是刻不容緩的事”。還說：“如果一個人真的還有下一輩子的話，那么，我的最大志愿就是能在下一輩子當一輩子的中學公民教員。”他的想法得到廣泛的贊同，日本朝日新聞社記者還拿著《戰略與管理》雜志發表的《修改憲法與公民教育》和發表在《改革》雜志上另一篇文章的復印件去訪問他。我對慎之說：“既然是刻不容緩，何必等下一輩子呢？都說中國人素質太低，這不光是指老百姓，我看當官的素質也不高，恐怕上智和下愚都是一樣缺乏公民意識。咱們不妨現在就干起來。”他問我有什么辦法，這倒把我問住了，我不過是受他的啟發和激勵，感到應該有所作為，哪有什么辦法。回來我就找李郁、王小平、王之虹、段躍、吳琰幾個中青年朋友商量：是不是辦個公民教育研究所，請李先生來主持，完成《公民課本》這一有歷史意義的大工程。大家聽說李先生可以“出山”，都表示愿意效力。吳琰是一家大報“星期刊”的主編，還提出開辟一個“公民社會”版，為公民教育鼓與呼。我就請喻希來匆匆地起草了一個“研究大綱”，又請楊學軍制訂了一個“課題計劃書”，以三年為期，第一年完成《中國歷史上的公民教育》、《世界各國公民教育的比較教育》；第二年制定寫作大綱，寫出公民課本初稿，共12冊，初中、高中各六冊；第三年，定稿，推廣。我請李郁去促請慎之上馬，得到首肯，他提名劉軍寧、徐友漁，我提名喻希來、張明澍、楊東平，由他們組成編委會，而由慎之總其成。因為慎之正準備去美國訪問，籌備工作又頗費時日，一些積極分子就為搜集、復印資料忙開了。
　　我對公民教育的認識也隨著工作的展開而加深。中國教育體制、教育內容的弊病，我是有體會的，一切指向分數、指向工具塑造。所謂道德倫理、思想政治教育，立意高渺，舍近求遠，要求每個人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做毫不利已專門利人的圣賢；完全忘記了教育的宗旨不是培養什么四有新人，而是培養具有時代精神、為社會延續發展文明的常人，也就是具有獨立自主精神，懂得自己的權利和義務的合格的現代公民。四十年學雷鋒，二十年“講文明”，收效甚微，只有極少數人能領一時風騷，而大多數人卻連不隨地吐痰，上車排隊都做不到。以致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出現了許多倒行逆施、卻又大吹大擂的現象：對兒童進行成人教育——“胸懷全球，放眼世界”；對成人進行兒童教育——“要學會說謝謝、對不起；”叫平民百姓“見義勇為”，抓賊斗歹徒；要公務人員立什么軍令狀，搞什么“承諾制”，好像那些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所以，我以為“啟蒙運動”不能老停留在知識分子的議論中，而應在民間扎根。如果以公民教育為切入點，面向全社會，我們就會取得全民共識，形成一種合力，推動文明進步。
　　公民教育研究所剛起步就碰了釘子，社團須到政府辦理登記，政府卻以“整頓社團”為名，不接受申請。雖然憲法明文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政府要員也慷慨陳詞：“違反憲法是最大的犯罪”，但還是要在犯罪的路上繼續走下去。結果就成了馬克思說的那種狀況：“在一般詞句中標榜自由，在附帶條件中廢除自由。所以，……不管這種自由在日常的現實中的存在怎樣被徹底消滅，它在憲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無損、不可侵犯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616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這種倒行逆施體現在一切領域的現實生活中，做好事寸步難行，做壞事暢通無阻。因此人們的精神得不到升華，只能往非理性方面沉降。政府要求穩定壓倒一切，卻又處心積慮堵塞釋放巨大能量的渠道。既然此路不通，我們只好把研究所改成課題組，掛靠在一個雜志社里。
　　大概是1999年8月，慎之從美國歸來，立即找李郁詢問公民教育進展情況，并且給我寫了封信：“問了一次李郁，才知道先生已著手開始公民教材的準備工作，這對我是極大的安慰。如果有一天能夠成立‘公民教育研究會’，那就是可以千秋萬代的工作，我們這一生就可算有一個目標，也有一個歸宿了。（對我們這些七十以上的人言，也只能如此。）”雖然很低調，但興奮之情溢于言表。他還把許多支持者的信轉給我，要我同他們聯系，有的信還批上：“又是一個公民教育的積極分子！”不亞于看到報春的燕子。特別提到謝泳：“有一位謝泳同志（《黃河》雜志的副主編）也給我寄來了一個材料，現特復印寄上，看來他倒是一個熱心分子，以后也許可以靠他搜羅一些材料。（此人筆頭甚健，議論宏酣，我雖不認識他，但迄今印象甚好。）以后你也可以倚重他，我已去信介紹你。”
　　但是，工作卻越來越難以為繼了，因為人要吃飯，多數志愿者都要應付生存危機。特別是從美國、日本收集的資料要譯成中文，我們連勞務費都開不出。李柏光、周鴻陵編的《公民常識問答》準備出版，也要交幾千元押金，如有虧損，要從押金中扣除。這又是中國出版業有史以來的奇聞，既然自負盈虧，又為什么不許作者自行出版呢？吳琰的版面被不斷撤換稿件，弄得焦頭爛額，不得不改版。種種倒行逆施迫使我們的工作陷于停頓了。
　　這一切似乎都在慎之的意料之中，他寫信勸勉我說："自從我在今年年初為《改革》雜志寫了《修改憲法與公民教育》一文以后，余世存就告訴我，你有意集合同志寫一套公民課本，我當時的感覺是你對我的話太認真了。我們這樣的體制哪里有什么條件能編實實在在公民教科書呢，只要一提筆就要碰壁，因此并不十分措意。等到出國回來，李郁又跟我講，你確實是在干這件事。我又想了一想，教科書固然編不出來，但是寫一本《現代公民試行教程》似乎還有可能。上周六聚會，我還說到法國革命以前有‘百科全書派’對啟群覺悟起了重大作用，中國當然主客觀都無此條件，但是幾萬字的一本《公民教程》也許能起到‘統一思想，喚起民眾’的作用。（照民主國家的原理，任何人都無權‘統一思想’，《公民》正要告訴人們這一點。但是我偏偏想不出別的詞兒，姑且借用，也許可以證明我中毒極深，已脫不出過去的框框了。）因此我極愿先生帶頭主持促成其事。現在社會上思想混亂，如果我們能編出一本公民教程來，對政府與人民，中央與地方，立法與行政，行政與司法，立法與司法的關系……都有順應世界潮合乎文明原則的表述，我倒真想看看有什么樣的英雄好漢敢來挑戰。當然目前似無出版的可能，但是要有一部稿子在那，我看是隨時都可以有用的。說到統一思想，我想也好乘此機會把主張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人彼此弄清楚，也許能得到更多的朋友。”我也立即回應說：百科全書不敢想，一科全書尚可行。“公民教育會”若成形，未必有人敢說“不”。開始時并不是沒有想到經濟實力不足以支持我們的研究，但我抱著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態度，總認為行動起來，條件會發生變化，碰見有經濟實力的熱心人，問題就解決了。可是，只見人錦上添花，卻不見人雪中送炭，我們雖一退再退，但仍未放棄。今天看了任不寐《與李慎之先生的一次對話》，我才知道，直到去年年終，慎之還在約任不寐參加編寫《公民課本》，可見慎之在這個問題上始終沒有停止努力。恩格斯說：“頑強奮戰后的失敗是和輕易獲得的勝利具有同樣的革命意義的。”這不過一次小小的挫折，我們永遠也不會接受失敗。我相信慎之設計的《公民課本》或《公民試行教程》是一定能編成的。
　　慎之的第二個心愿是“重新啟蒙”。他認為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說，五四運動是夭折了，先是救亡壓倒啟蒙，繼而革命壓倒民主，最后是穩定壓倒一切自由。所以慎之提出：“回到五四，重新啟蒙。”它的目標是明確的，就是“人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才應該是被中國定為國家目標的‘現代化’的出發點與目的地”。“中國人民必須從在自卑與自大之間失去平衡的阿Q轉變成為能自尊自律的現代公民”。
　　八十年代，王元化、王若水就提出“新啟蒙”的主張，他們編輯的《新啟蒙叢刊》，曾經產生廣泛的影響，但是它還沒有形成運動，就被左大爺扼殺了。他們說五四啟蒙運動產生了共產黨，新啟蒙就是要建立反對黨。可見神經衰弱到何種程度。但是封禁并不是問題的解決，而是制造一個新的問題。存在的問題是不可能被一紙命令取消的。“回到五四，重新啟蒙”再次提了出來，應和者寥寥。我覺得必須說明新啟蒙和老啟蒙不同的地方，老啟蒙是要破壞一個舊世界，新啟蒙是要建設一個新世界。這一點不講清楚，就會招致誤解。建議辦個刊物，從公民教育入手，推舉余世存任刊物主編，慎之也同意，計劃做好了，又是因刊號、經費成問題而作罷。不過，這次“重新啟蒙”確有不同之處，慎之的貢獻，不只限于文化層面，而是全方位地投入社會變革，推動公民社會的形成。華貽芳的產業研究一直依靠他的支持和幫助，周鴻陵的村民自治、城市社區實驗，徐維國的中美文化飛駝工程，幾乎每個活動都是在他的指導下進行的。和歷史上的啟蒙運動相比，雷聲雖不那么大，雨點卻也不算小。而且都取得了成績。
　　回到五四，還要超越五四。在五四時期，自由主義的聲音由盛而衰，最后幾乎被淹沒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思想潮流中。現在重新啟蒙，就是要高高舉起自由主義的大旗。慎之在給我的一封信中寫道：“還是要感謝歷史的發展到二十世紀最后結束的時候，中國舞臺上各種可能有的思想總算已經亮相得差不多了。今后要進行戰斗，‘敵我友’的關系（還是要借用毛澤東的話）可以比較明確，再不致被拖入一場混戰了。我的看法是，當面的敵人就是一個，就是在中國綿延了兩千兩百年的專制主義，雖然自八十年代起它已因自身的腐爛而日趨軟化，但極權的本性未變。要救治專制主義，只有民主主義、自由主義以至個人主義，別的出路是沒有的。”“幾百年的世界近代史，一百年的較量應該可以得出結論：共產主義是現代化過程中的支流或者逆流。自由主義則是主流，而且是全人類遲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自由主義的精髓其實還不在經濟自由主義而在于政治自由主義。我現在還沒有看到新左派與后主們敢正面批判民主，自由和人權、法治的。這些都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根本沒有，而中國今日迫切需要的。”慎之建議采取“戰斗的策略”是，“少同無理進攻者糾纏，而是‘一步進一步地’正面闡明自己的主張：以民主反專制，以法治反人治（=黨治），并高高舉起作為其根據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大旗。人權在今天已成為無人敢反抗的全球價值，但是人權必須落實到一個個個人身上，集體人權是我們中國人的狡辯。一百年以后看，自由主義必然成為全球主義。這點是可以有信心的。”
　　慎之的第三個愿望是“把顧準的民主啟蒙的思想推向更廣更深”。因為“中國自由主義的思潮本來就不旺，它是在滅絕三十年之后經由顧準這點火種才又開始重燃起來的”。我曾同慎之談過，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最初是和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結盟，從而壯大了自己的勢力，使敵人陷于徹底孤立的結果；取得政權后和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決裂了，就孤立了自己，敵人越打越多，國事日非，就瀕臨絕境。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只有一句話：造反有理”。但是馬克思恩格斯自己歸結的是另一句話，代替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我們應該相信誰呢？即使馬克思說的話全錯了，只要有“自由發展”這個字，也足以使他們不朽。從陳獨秀開始中共與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曾經有過的那一段因緣，是幾代中國知識青年與其結下不解之緣的重要原因。
　　顧準是在看到權力發生異化，革命理想主義轉變為反動的專制主義之后，才毅然走上經驗主義之路的；李慎之在“割肉還母，剔骨還父”之后，才走向自由主義。他對我說：“五十年前，我是一個青年共產主義者，滿腔熱血，一片赤誠，五十年后居然走到了原初的對立面，想起來有無數的話要說，一時也說不盡……”我不同意他的用詞，我說：“咱們當初走進這個隊伍，完全是看中那面民主自由的旗幟。要不就跟著蔣介石、戴季陶、陳立夫去搞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本位文化了。現在也不能說是走到他們的對立面，倒應該說是他們走到咱們的對立面。是他們背叛了民主自由理想。”我又說：當初一直搞新民主主義就好了。慎之立即糾正說：“民主就是民主，分什么新舊中外。”一句話使我明確了，所謂新民主、人民民主其實是“專政”的一副面具。我們都被迷惑了。我們對“告別革命論”都不能理解，這是對過去的悔恨還是對未來的輸誠？如果是過去，我們需要懺悔的不是革命而是其他，我們既不能在民族危亡之秋袖手旁觀，也不能在“法東斯”的專制獨裁統治下安心做順民；否則我們就太沒有人的尊嚴，太沒有良心。如果是未來，那由不得我們。我們想告別革命，革命是不是愿意告別我們？民主是消解革命唯一的手段。如果社會矛盾沒有緩解機制，那就會像恩格斯說的那樣：“最小的沖突也要引起嚴重的革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517頁）老百姓總是在活不下去的時候，揭竿而起。在有力量的時候，你寸步不讓；在沒力量的時候，你想妥協又來不及了。革命是專制的國家強迫被統治者做出的選擇，民主國家就從來沒有發生過革命。
　　慎之說過，他是戰戰兢兢提出自由主義的。它成為一個歷史事件，不在于他對自由主義的理論有什么新發展，而在于歷史條件把他推到時代的潮頭上。他是思想家，不是學問家。學問家看重著作等身，精雕細刻；思想家要求振聾發聵，星火燎原。一個以書齋為發祥地，一個以社會為實驗場。中共執政后，自由主義就被宣布為敵對思想，經過歷次政治運動，自由主義已被斬草除根。李慎之突破禁區登高一呼，為自由主義爭得合法地位，在中國當代史特別是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史上，這件事無論怎樣評價都不過分。正是考慮到這些因素，我才提出要重新確認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上承前啟后的新道統，其主鏈應是梁啟超——胡適——顧準——李慎之。同齡人中的一些朋友要我將魯迅列入新道統，我思之再三，沒有采納。因為在魯迅的思想中，自由的傾向與專斷的傾向雜糅在一起；而且他對于掙脫專制枷鎖后國人何去何從，很少有明確的指示；他在晚年預言“唯有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現在看來不對了，惟有消滅無產階級才有共同富裕。所謂道統問題，不過是顯示思想淵源、傳承關系罷了，并不是效法《水滸傳》忠義堂排座次。
　　顧準、李慎之對于我們有什么價值？他們講的也許不過是常識，它的社會意義遠遠大于它的學術貢獻，它的思想價值遠遠大于學術價值。有人說，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以一個共產黨員做精神領袖，未免滑稽可笑。這實際上是一種門戶之見。正是因為有幾十年黨齡的“共產黨員”都能夠挺身而出，現身說法，來弘揚自由主義，才更有啟迪作用和消解作用。在我看來，慎之最大的價值還不在于他的文字，而是他的行為，他的身教，他的榜樣作用。喻希來曾在一種特殊情境下寫道：在群情激奮時，要強調知識階層的冷靜和清醒；在“萬馬齊喑”、“百念俱灰”的時候，要呼吁知識階層的熱忱和忠諫。知識階層應當在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求得某種平衡，把進取精神和慎重態度有機地結合起來。知識階層能否堅持穩健、公允、平實、持久的思想路線和政治態度，而不為任何風吹浪打所動搖，是中國現代化成功的一個關鍵。慎之的特殊意義就在于，在“萬馬齊喑”的九十年代初，在知識階層的思想再次發生動搖的時候，發出了時代的最強音：堅持現代化導向，走世界主流文明之路，將自由民主確立為全球價值。對于已經“割肉還母，剔骨還父”的慎之來說，這種忠諫的對象當然不是“領袖”和“組織”，而是自己的祖國與人民，尤其是作為“思想精英”的知識階層。兩年前我曾說過：“在九十年代高高擎起自由主義大旗，從世界思想史的角度也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在中國思想史上卻具有石破天驚的意義。”歷史將會證明，顧準和李慎之是中國民主化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人物。
　　慎之對一些“在美國喝過洋墨水的新左派”，似乎懷有一點戒心，因為他們回國后，不是提倡民主自由，而是提倡集權政治、威權主義。慎之問我為什么會發生這種現象。我說，或許是平民子弟急于出人頭地，要么，想謀個好位置，安身立命，過上好日子，就慌不擇路了。還是值得同情的。他說民族主義可怕，新左派可厭。二者可成大禍。他提出自由主義以后，老左派沒說什么，新左派雖然沒提他的名字，卻對自由主義大加攻擊，說它是向權力者諂媚。慎之感到莫名其妙，一頭霧水。但他說：“事情總是要變的，而且肯定是朝我們看到的方向變。老左派現在提出程序問題，這也是歷史上從來沒有的，應當也會起啟蒙作用的。”慎之對于不同意見表現出的寬容精神，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為一次全國性學術評獎提名，選了一本他并不喜歡的著作，他說：“不能以個人好惡為標準”。這部著作雖然落選，但他仍堅持自己沒有看錯，說：“它在學術上確有可取之處，雖然我不喜歡它。”連反對他的人都不能不贊賞慎之的公正。慎之的這種寬容與公正，很好地體現了自由主義的風范。
　　慎之是思想者，又是組織者，如丁東所說，他也是在離開社科院領導崗位以后，做了他在體制內無法做到的事。他是在立功之后才立言的，那些有影響的文章是他在去職后寫出來的。說他的文風屬于“新華體”，不如說他更接近“啟超體”，議論恢宏，酣暢淋漓。我多年來一直從事編輯工作，不敢自稱學界中人，是他硬把我拉進他們那個學術沙龍的，學界的中堅分子占多數，也有如我一類的老弱。但是慎之更關心和青年交往，不止一次要大家帶一些青年人來，對我多次稱贊余杰的文字“很有殺傷力”，推薦文章給我看，對黃鐘、蕭瀚、秋風的情況也很關切。慎之說：“我們現在能做的還是首先自己學習，自己啟蒙，爭取能影響一個人是一個人。”有一次還打電話問我，余世存跑到哪里去了，怎么經年不露面？担心他因為簽名惹禍，出了什么事。
　　每次聚會，他都到得最早，第一件事，就是分發復印材料。慎之似乎一直保持著“新華作風”，看到他認為重要的文章，或提出重要問題，或有獨到見解，都一一復印出來，以饗同好。慎之學問功底深厚，博聞強記，思想敏捷，旁征博引，信手拈來，渾然天成。在聚會時，常見他議論風生，滔滔不絕。使我感到他內心也許有一種“時間不多了”的緊迫感，他有那么多問題，那么多想法，都恨不得傾囊倒篋而出，形成文字。“書生老去，機會方來”，不能不使人感到遺憾。看他的晚年，依然是“滿腔熱血，一片赤誠”，如果不見他行走略有不便，誰也不會想到他得過輕度中風，但上樓下樓都是拄著手杖，緩緩移步，不愿別人扶持。
　　李郁計劃編輯一個書系，第一本是慎之文集，第二本是我和喻希來的文集，但是，出版時，我那一本有幾篇未通過審查關，被抽了下來，又找不到書號，李郁就自作主張，把兩本合為一集，起了個書名《中國的道路》，李慎之何家棟著，把喻希來名字刪掉，把他寫的東西也歸到我的名下了，這一下，把兩個老家伙都惹惱了。慎之叫他吃了閉門羹；他又來找我。我說：“你叫我里外不是人了。不說我狗尾續貂，有自高身價之嫌；喻希來雖是我的朋友，你把他明火執仗地洗劫一空，都栽倒我身上，我怎么交代呀？怎么不事先商量一下呢？”李郁說：“事先商量，你們不同意怎么辦？不如先斬后奏。”還求我勸解李先生。我只得忍氣吞聲，給慎之打電話，罵李郁辦事荒唐，給他出氣；又說：“人年輕，可以原諒。”慎之說：“還年輕呀？半截入土了。”我說：“你別著急，我好好教訓他。”慎之說：“有人問你，你就說不知道。得跟他打官司。”隨后我又向喻希來賠不是，喻希來看到樣書，反而高興地說：“能出來就好，管它用誰的名字。假如有歷史價值，自有人去考證出處；沒有，文與人都湮滅了，誰又管它作者是誰！”書一上市，就禁止發行，出版社社長因把關不嚴也罷了官。還要追查作者，我們自然“無可奉告”。李郁自作自受，承担一切責任。慎之氣也消了。風平浪靜之后，李郁才敢上門請罪，也真為難他了。
　　《風雨蒼茫五十年》批了逆鱗，我們這個社區幾位老革命拍手稱快。有的說：“我們是有資格教訓他們的，因為我們多數人為共和國的建立流過血。”當局幾次上門追查，慎之都是泰然處之。我打電話、寫信把這些話轉告慎之，對他表示敬意：“你說了我們想說而沒有說的話，代表我們對這個時代做了一個交代。不說出這一點，我們就成了同謀犯，人民不會原諒我們。”這件事雖然不了了之，但李慎之的名字卻上了黑名單，各報刊不得出現李慎之的名字，編輯若掉以輕心，偶爾發了李慎之的文章，不管什么內容，總編輯就要受到警告，還不許通知作者，不許透露給媒體，說什么“他們是有言論自由的，你們是有紀律約束的”。李慎之生時就被封死了。
　　誠然，顧準、李慎之在中國思想史上都是過渡人物。任何一個思想開拓者，對于后人來說都是過渡人物。只有自認為掌握了終極真理的人，才會看不起過渡人物。能夠讓匆匆離去的慎之多少感到一些欣慰的是，后繼者已經形成隊伍，秦暉、朱學勤、喻希來、徐友漁、劉軍寧、王毅、雷頤、丁東……繼續攀登思想高峰，還有更年輕的一代，浩浩蕩蕩，“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正是他們將開創自由主義群星燦爛的時代。他們中間會產生新的領袖群倫的人物。慎之，事情正在向你看到的方向發展，你可以安息了。
　　摘自何家棟：未了的心愿——懷念慎之
　　
　　“我的看法是，當面的敵人只有一個，就是在中國綿延了兩千兩百年的專制主義，雖然自八十年代起它已因自身的腐爛而日趨軟化，但極權的本性未變。要救治專制主義，只有民主主義、自由主義以至個人主義，別的出路是沒有的。”“其實自由主義就是資本主義，在世界上，它已越來越成為主流，蘇聯瓦解改制后尤其明顯。自由主義在世界上存在了幾百年，政策屢有變化，有的甚至就叫社會主義，如英國的工黨和西歐、北歐的社會民主黨。但是我們中國共產黨跟著蘇聯共產黨一貫稱之為資本主義。其實并不錯，因為他們不論變化多大，總是①承認私有財產存在；②承認市場競爭；③尤其重要的是無論如何不能損害民主原則。這些在根本上都是自由主義。”
　　摘自何家棟：從梁啟超到李慎之
　　
　　
　　我再一個突出的感受，是他對人和學術異見所表現的寬容。他同我們談到顧準，也談到錢鐘書。他說，當前學界對顧準非常崇敬，而對錢鐘書略有微詞，這是不太公允的，這說明對那個特殊的時代缺乏了解。錢鐘書的沉默不但需要極大的勇氣，也具有極大的價值：他在那時留下的是沉默。想想吧，在絕大多數人都拼命說假話、以假話充實歷史的時候，唯獨他這個大學者留下的是沉默！我最佩服的學者是錢鐘書。沉默有時會讓人感受到更多的東西。我們不能太苛求那一代人，苛求了，就不真實。
　　摘自郭鐵成：我所認識的李慎之先生
　　
　　你說：歷史發展階段并不一定有鐵的規律；共產黨搞的就是全盤西化，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人類所能達到的西化的頂峰；天下苦于運動久矣。你還說：西洋學問是求真之學，中國學問是求善之學；真話不等于正確，但一個能說真話的社會才是正常的社會；應當追求良知的哲學與求真的哲學的統一；中國人講道德講了那么多，洋人只講兩個字：誠實。你還說：中國的“四化”還缺一化：政治現代化；使人的才能得到充分發揮是民主的最大功效； 中國人從不要求自由，只要求發財；改革的重要性不如開放，應改成“開放改革”；今天處在后期專制主義時代，其道統、法統未變；蘇聯的勃列日涅夫時代與今天類似……
　　摘自郭世佑：遲來的申謝——致李慎之先生
　　
　　談起他多年呼吁的公民教科書時，他不無遺憾地說，至今沒有青年人愿意做這件事，看來得自己動手了，他說很佩服許良英先生，八十多歲了，他在寫《民主的歷史與理論》。我問他，中國的進步首先取決于什么力量？他想也沒想就回答：首先是要一批大知識分子站出來，類似五四時期陳獨秀那樣的大知識分子出來說話。
　　他認為中國近代史必須改寫，并計劃在年內寫出一個大綱。 “一個民族最重要的創造是政治制度，經濟、文化、國民性都由之決定。”這是他的第一個論點。我當時說，盧梭也有類似的這個觀點，在《懺悔錄》第九卷，……盧梭說：“我已看出一切都歸源于政治，而且，無論我們作什么樣的解釋，一個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質決定的。”李慎之先生在長期痛苦的思考中得出了與此相似的結論。這不是簡單的相似，它標志著這個衰邁民族經過千廻百折之后，終于達到了這一認識的高度，這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它不是什么書齋中的學理，也許算不上學術創造，高深莫測的學者們完全可以對此不屑一顧，但這是思想的曙光，是引導我們走出歷史峽谷的重要認識。李先生以其歷經世變滄桑后的大徹大悟，以其非凡的智慧和勇氣洞穿了這個時代的許多真問題。
　　摘自傅國涌：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回憶與李慎之先生的點滴交往
　　
　　今年春節前的一天，我扶著先生去參加一次聚會，路上他憂心忡忡地對我說：我有一個担心，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熱情老年人比青年人更高，可我們還能活幾年呢！我說，現在的青年人比起我們中年人更關心自己的利益，時間長了是否會自然地發展成個人主義？是否會為求得個人利益的保障而自然地要求民主？先生說：那可不一定呀，如果僅僅是為個人利益，也是有可能放棄自己的權利和責任，不顧道義的原則，屈從于權勢的，結果也許會朝著更加專制的方向發展。
　　我第一次見到先生是在1995年初春。……先生問我：古希臘有個著名的雕塑叫維納斯，是一個斷臂的美女；中國也有個著名的雕塑秦兵馬俑，是一群整齊化一的士兵。你能告訴我，他們有什么不同嗎？我說：這里有完全不同的人文精神。維納斯的美，是人性之美，人的自由與尊嚴之美；而兵馬俑則表現了人對皇權的服從，和皇權對人的威嚴……我還沒說完，先生便高興地向我樹起大拇指：好！你說對了！中國的問題就在這里。那一次，是我第一次表達這樣的想法，如果先生不發問，我是不可能把它清晰地提煉出來的。就在那一刻我頓悟了一個曾經輾轉于心，卻又表述不清的道理——“人類一刻也不能放棄其最可貴的價值——個性與自由。”
　　摘自段躍：永遠的尊嚴——痛悼李慎之先生
　　
　　在我同慎之同志的交往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
　　一是在理論上“立”重于“破”，應為“破”后之“立”作好理論準備。
　　1993年1月，中國文化書院在福建泉州召開“東亞地區文化與經濟互動研討會”，慎之同志作為貴賓應邀出席，我也忝居末座。會后組織十余個與會者游覽武夷山，他和我都在其中。我們在武夷山莊住下后，當天晚上我就前往他的房間，向他請教馬克思主義在中國 的前途。他談鋒甚健，兩個多小時基本上都是他在侃“侃而談。他指出：對馬克思主義的前途，要從世界范圍來考察；至于中國的社會運動，則有著自己的運行軌跡，它 有著明顯的傳統文化的烙印，馬克思主義只是表層的東西。我說中國這幾十年來的馬克思主義更多的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而不是發展馬克思主義。如國有制、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等等，應當揭露批判這些假馬克思主義，正本清源。他指出，你的見解過于著重“破”的成分；當然“破”很需要，也很有價值，但更需要、更有價值的是“立”。中國的發展進程很難預料，不排除這樣的可能：時刻一到，你長期辛辛苦苦做出來的“破”的工作，只是閃一下就過去了。對于一些關節性的問題，必然有清算的時候，但這個過程快得很。人民更需要的是這個過程之后的理論。所以，還是應當更多注意“立”的問題，要進行充分的準備，拿出有長遠價值的理論，有根有據，才有說服力，才能發揮作用。
　　他的這個觀點對我影響很大。我1995年開始寫了一些征求意見稿，就注意在批判傳統觀念的同時建立有別于官方輿論的思想觀點。如有幾篇文稿都是批判把國有企業視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和認為等級工資制就是按勞分配，揭露這二大理論誤區是妨礙國有企業改革繼續深化的絆腳石，提出建立“聯合起來的社會個人的所有制”，勞動者應當占有生產資料所有權，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才能確立人民作為企業主人、國家主人、社會主人的經濟基礎。
　　第二是對后進的獎掖關懷。
　　1998年春我寫了兩篇文章：《“自由不能化”辨議》、《開展一次新的思想解放運動》。給他寄去后，他于5月16日來信說：讀了文章，“深感你對一些重大問題的觀察之細與研究之深”，“我想我們在思想上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我只是在1989年以后，也就是我下臺以后才寫一些文章，自問違心之說還沒有，但也只是打擦邊球。最近寫一文《弘揚北大的自由主義精神》，才自以為是四十年來第一次說真話。關于為什么說‘四十年來第一次’，我另有一篇《‘大民主’和‘小民主’》呈政，你一看就可以明白了。”信中他還說：“象你這樣尖銳的文章在報刊上看不到，看來北方是不可能登了。”他建議我試投廣州的雜志，“如果你不熟悉，我代你搞也可以，只要你授權。”
　　我還沒有收到這封信 ，他就來了電話，說這兩篇文章應該爭取發表，不發表就太可惜了。我說寄出去恐怕也發表不了，就不麻煩你了。他說在南方的報刊上發表還是有可能的，讓我寄給袁偉時教授，他是《開放時代》雜志的負責人之一。于是我把文章寄給袁偉時教授。后來，《開展一次新的思想解放運動》經過刪節后在《開放時代》上發表了。這件事使我深深地感受到他的熱心和關切，既有兄長般的關愛，又有同志式的幫助，使我久久不能忘懷。
　　三是堅持真理無所畏懼的精神。
　　他的《風雨蒼黃五十年》在國內外引起了極大的震撼。后來我聽說他因此而被開除黨籍，行動受到限制，很為不安。1991年4月，我給他寄去一篇征求意見稿《民有經濟叢議》，附信慰問，對專制橫行表示憤慨 。他給我寄來《回歸五四，學習民主》一文，附信說：“你所聽到的關于我的消息，均屬謠傳。一年以來，我僅受到兩次‘騷擾’ （半年一次）。因為來得很客氣，我也未發火，好言好語而散，看來事情已經過去。不過，我永遠作好準備。感謝你的支持。”我還沒有收到他的信和文章，他又來電話說起此事，叫我放心。他說：“真理在我們這一邊，沒有什么可怕的。”
　　電話里傳來激昂高亢的聲調，使我深深感受到這位老人所展現的大無畏氣概。近幾年來，我在起草文稿時常對自己的一些為主流輿論所不容的見解感到猶豫，往往就想起他的堅定吼聲。尤其是在起草《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時，許多問題接踵而來，如對人民公社的農奴制本質的認定，對專制主義的揭露，對三權分立的肯定，對無產階級專政即一黨專政的批判，對自由民主的宣揚，對輿論導向的否定等等，都曾有過求助于曲筆的考慮，但最后我都摒棄顧慮，奮筆直書。這里就有他的精神鼓舞在內。
　　摘自杜光：“真理在我們這一邊”——悼慎之
　　
　　邵建同志:
　　剛讀完你發表在《書屋》和《南方周末》上的文章就收到了你的來信和文章——《中國自由主義的“胡冠魯戴”》，十分感佩。
　　我是一個六十年來一直“以魯迅之是非為是非”的人，一直到前幾年才忽然有所憬悟，結果就是前年寫的那封給舒蕪的信（也發表在《書屋》上），其中連我自己也覺得有些大膽的一句話就是“魯迅還不能代表五四的全部，能夠比較全面地表達和代表五四精神的，毋寧還是胡適”。
　　說實在的，我說這話的當時只是初步意識到了胡是而魯非，在對兩人的思想體系的不同既缺乏研究，也還說不清楚。但是文章發表之后，就招來了一些異議與反擊。其中至少林賢治的那一篇你一定是看到的（舒蕪礙于我的“面子”，當然不會與我爭論，但是也在電話里告訴我還是贊成林賢治“比較多一點”。）其他的反應也不弱，比如有一位研究魯迅的專家就說看了我的文章覺得“如骨鯁在喉，不得不吐”，也就是不能不反批評。當然，我都是聽而不回應。
　　但是不管人們如何反駁，我自己的認識還在朝原來的方向前進，只是我自己以為對魯迅已很了解，對胡適也相當了解，沒有想到如你那樣進行史實的學理的研究，當然我已年屆八十，精力才力也已不允許我有此雄心了。據李澤厚說，我的文章“有一定代表性。近年來不是有好些批評魯迅的大小文章么？”恕我固陋，我可是一篇都沒有看到過，我還以為，都是我闖的禍呢！
　　另外，你批評的“胡冠魯戴”，我也以為是我犯的錯誤，因為正是在給舒蕪的信的末尾，我引用了當時剛剛看到周策縱記胡適晚年說魯迅是自由主義者的話，和周為此而作的詩：“魯迅終為我輩人”。我見聞有限，自以為至少在大陸還沒有見別人引用過。但是對你的批評，我不但不以為忤，而且心悅誠服。我感到我自己只能模糊感覺到的東西，不過兩年，就被年青一代有理有據地說清楚了。我自己糊里糊涂（與胡適一起）犯的錯誤，不出兩年就被年青一代有理有據地分析清楚而且幫我改正了。我真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不斷進步高興。
　　比較魯迅與胡適不是一個小問題。我以過來人的身份可以說我們這一代是被誤導了。“誤導”這兩個字，可以說是很沉痛的，也可以說是分量很重的。整個二十世紀，對于形成主流的中國青年人來說，可以說，是一個戰爭與革命的世紀。現在已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民族任務與歷史任務變得很清楚，只有“改革開放，民主建國”或者說“自由主義”這一條路可走了。這樣胡適的形象與作用就不可避免地突現出來。這個時候不弄清胡適所代表的自由主義的本質，不弄清它的方方面面，中國和中國人就無從前進。我曾一再說過，胡適的道路雖然迂遠，卻是無可替代的，是世界各國的必由之路。你做的條分縷析的工作是真正的具體的啟蒙工作。
　　胡適也許算不得世界級的大思想家，但是你已經說得很清楚，希望中國這樣有二千幾百年專制傳統的國家產生世界級的大思想家本來就是個妄想。胡適一生信道篤行，雖然也偶有缺失，然而一以貫之，至死不渝，這樣的人在西洋也是不多的。
　　你叫我不要回信，我感謝你的好意，但是我抑制不住自己內心的喜悅，所以還是寫了這些。話當然是說不完的，只有以后的文章中慢慢地表達了。
　　祝　秋安
　　李慎之　2002、9、10、
　　還有一點要告訴你的，我的好幾位年過八十的“黨內思想家”看了你的文章以后，都十分感慨，說從來沒有想到魯迅與胡適還有你所揭露的那段過節，有恍然大悟之感。
　　摘自邵建：李老，請允許我用這樣的方式紀念
　　
　　2000年1月6日，在京舉辦的一套大型“知識分子文存”座談會上，主持人沈昌文就“讓李慎之老師開頭炮”，但他執意不肯，說，“我想先聽聽，然后再發表意見”。大家只好公推李銳先生先說。李銳先生具體講什么，我不大記得了，只記得他說，我們這一輩人是纏過腳的，后來雖然放了，但走起路來還是別扭。要寄希望于下一代。又說，五四的主題，除“民主”和“科學”“兩講”外，還應加上“自由”和“平等”。
　　講完后，李慎之先生做了即席講演。他說：“李銳要‘四講’，我看要‘五講’，還應加一個‘講人權’。現在全球化在發展，需要一個全球框架，現在惟一可以肯定的全球框架就是‘人權’。‘人權’最后必須落實到個人身上，如言論自由、遷徒自由……”。
　　這時李銳就打趣他：“你看，我說你應改名叫‘慌之’，你能‘慎’么？”他就自我解嘲：“我想我要‘慎’也‘慎’不了多久啦！還不如‘慌’下去。”接著說：
　　“中國的傳統文化不是宗教文化，但卻是意識形態文化，是專制主義文化，分開講就是專制主義和奴隸主義。新世紀，老任務，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現代化，人的現代化就是人權，人的自由和平等，這個任務今天遠沒有完成。我希望，同時也相信到二十一世紀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我出個題目，我自己沒有力氣來做，希望年輕人來做。就是中國的專制主義，從秦始皇直到今天，皇帝雖然打倒了，但專制主義為什么可以借尸還魂？有人說是蘇聯的影響，我不太同意，因為中國自己的專制主義傳統太深了。杜威說，對美國人來說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我現在覺得，對中國人來講專制也是一種生活方式。李銳剛說，知識分子是附在工農皮上的毛，但工農就是皮嗎？我看也不是。尤其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起的作用就是‘教化’，說好聽點就是‘維護社會穩定’，而西方知識分子的作用主要是‘批判’。我主張由教化轉向批判，中國社會才有希望”。
　　摘自狄馬：送慎公遠行
　　
　　1998年我陪先生去成都講學，有4－5天的時間朝夕相處，對先生的個性、為人有了更近距離的了解。記得一次先生要去回訪一下成都的杜甫草堂，因為先生年輕時值抗日戰爭而隨就讀的燕京大學遷至成都，對成都頗多懷舊之意，所以要看看草堂的新舊變化。我們進入草堂后，先生向管理人員詢問了一下草堂的變故，發現當時的擺設與他年輕時所見有一些差別，最大的差別是有不少的參觀者來草堂后都在這里題字留念，而且這些留念的文字本身也變成了參觀的一部分。這個變化讓先生感到有點喧賓奪主了。不過，我們在草堂瀏覽時，先生感于詩圣的尊嚴，對這些變化沒有作出什么表示。我只感覺先生顯得比平時沉默了許多。待我們要離開時，管理人員徑直對先生說，想請先生留幾句話作紀念，先生似乎沒有聽見，只是慢慢地拖著步子（先生曾因在德國講學患中風，愈后行走不大方便）往外走。管理人員又對我說希望先生提個詞什么的。我看先生嚴肅，也沒敢提這個事。等到了草堂之外，我才問先生是否聽到管理人員的請求，先生不假思索地說：“怎么會沒聽見，只是我當時想在杜甫面前、在草堂只有兩個字可題”。我嫌自己的思路跟不上先生，就追著問：“那兩個字？”“無恥！”先生顯然是帶著憤怒說出了這兩個字。
　　當然，先生除了上述的嚴肅之外，也還有很率真、很詼諧的一面。幾個月前，我到先生華威西里的寓所去取先生送我的一些書籍。當時先生的夫人已住院一段時間，家里沒有其他人，他說：“你來了，總算有點人氣。可以多談談。”大約是持續談了3個小時，等到保姆來給他做飯，我才告辭。開始談話時，先生提出個很奇怪的問題，幾乎是自問自答：“人要了生死大關并不是一件易事？”“我和我老伴都是過80歲的人了，有時就得想想佛家提到的這個問題。人活在世界上是一種因緣，死了也就算因緣盡了。”他說，不到這個年齡、沒有人生的磨煉，是很難體會佛家的這種思想。比如，過去老年人告誡年輕人，肚臍眼很重要，舊時代的儈子手殺人，為了顯示威猛，必須坦胸露腹，但是肚臍眼一定要找片紅紙貼住，以免貞元之氣漏了。可是，現在的年輕人，特別是女孩子，她們是不在乎這個的，都以露肚臍為美。好像也沒有泄露什么貞元之氣。所以，有些事情并沒有什么絕對真理，只是人憑經驗形成的感覺，有時連經驗都不要，就是憑著一種觀念。關于肚臍的問題，中國過去的儈子手和現代韓國喜歡露肚臍的女孩子，可能都有他們自己的道理，這個道理照我們看或許就是沒有道理的道理。
　　摘自單純：懷念李慎之先生
　　
　　李先生從亞里士多德、柏拉圖談到雅斯貝斯、海德格爾，從孔子、老子談到胡適、馮友蘭，他看我有些聽呆了，便鼓勵我，說我的國學根底還是不錯的，但不能面太窄了，今后應多關注一些西方的東西，這樣對自己的學問長進有好處。
　　我們談話的內容逐漸轉到了“學術大方向”的話題。李先生說，做學問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必須要關注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社會的進步，這樣的學術研究才有境界，才有生命，此之謂“學術大方向”。
　　李先生認為，八十年過去了，但五四的奮斗目標至今不但還談不上超越，而且還遠遠沒有達到。他認為，五四的精神就是啟蒙，就是以理性的精神來打破幾千年來禁錮著中國人思想的專制主義和蒙昧主義。中國歷史上專制主義和蒙昧主義的傳統實在是太長久、太深厚了，這一點同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有所不同，因而在中國完成啟蒙需要更長的時間，需要更多的人進行前仆后繼的奮斗，科學、民主、自由等五四價值仍然是當今中國最需要的價值。李先生極為推崇陳寅恪，他眼中的陳寅恪，不但是一位大史學家，更是一位大思想家，他認為，陳寅恪提出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今天已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共同追求的學術精神與價值取向，而且也一定會成為現代化以后的全中國人民的人生理想。陳寅恪說過，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而且“須以生死力爭”，如此的陳寅恪，就不是以往所知道的那個象牙塔里的陳寅恪，而是一個自由主義的斗士，是一個專制主義傳統的批判者，這樣的陳寅恪，就更為可欽可敬。在談論自由、民主、理性與專制、蒙昧這些話題時，李先生聲音朗朗，語句鏗鏘，說到動情處，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竟至在我這樣一個晚輩后學面前唏噓哽咽！我的心被強烈地震撼了，這不正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嗎？不正是“不自由，毋寧死”和“雖九死其猶未悔”的精神嗎？時至今日，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仍令我激動不已。
　　在這篇短短的序文（“百家爭鳴探源的力作——《稷下學研究》序”）里，李先生并沒有更多地就當年稷下學宮中激烈爭鳴辯駁的各個學派的思想本身發表自己的看法，而是升華出“百家爭鳴的精神”這個主題，這個精神就是思想自由，正是這樣的精神，才使得百家之學在稷下學宮中達到了鼎盛，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的發展才得以經歷了自己的黃金時代。同百家之學豐富的思想內容相比，百家爭鳴時代所特有的思想自由的精神更是值得我們繼承、發揚光大并進一步予以提升的文化遺產。李先生在序文中還將中國先秦時期的百家爭鳴同古希臘的柏拉圖學園進行了比較，指出了中西學術在所謂“發軔時代”即存在不同的文化“基因”，中國的諸子百家無一例外地與政治結下了不解之緣，傾全力探討治國之道，而不是如柏拉圖學園那樣以探求真理為目的，因而也就沒有能形成完全獨立的學術傳統，沒有能開出純粹“為求知而求知”的科學精神。坦誠地說，我對稷下學的研究主要是探討諸子百家的學說在稷下學宮中是如何交流爭鳴，又如何通過交流爭鳴而互相影響、互相吸取的，重點在梳理百家之學的發展脈絡，探尋各種學術思想之間橫向的和縱向的學術聯系，這些都是所謂的純學術的內容。至于李先生透過稷下百家爭鳴抓住的這些重要問題，我的確是沒怎么思考過，有的甚至想都沒有想過，應該說我的研究還遠沒有達到李先生所思考的深度和高度。我想是否可以作這樣的比喻，如果說我研究稷下學十年是畫了一條龍，那么李先生的序文就是給這條龍點了睛，使它有了原本不具備的神韻。對于李先生的學問之淵博、敏銳、深刻、大氣，特別是始終貫注于其中的對“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上下求索，我實在是敬服得五體投地。在那一段時期，我感到是李先生把我帶到了一個新的思想境界，我的學問也有了實質性的長進。也正是在那一段時期，我逐漸明白了李先生為什么在諸多書稿中挑中了我的《稷下學研究》，為什么會主動提出要為這樣一部書作序。顯然，是這部書稿的題目及內容觸動了李先生對兩千多年前那場空前絕后的自由爭鳴的深思，透過這樣的題目，李先生洞見了思想自由這一當今中國社會亟需的基本價值，洞見了自己為之終生不渝的“學術大方向”。
　　受李慎之先生的影響，也作為對李先生序文的回應，我在《稷下學研究》付梓前夕，為本書加了一個副標題——“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爭鳴”，并在全書的最后補上了一個“結語”，強調了稷下百家爭鳴所給予我們的現代啟悟價值，并通過與秦皇漢武的思想定于一尊的比較，凸現了百家爭鳴時代思想自由的精神之可貴。
　　摘自白奚：李慎之先生與我談“學術大方向”
　　
　　2003年元旦第二天，他給我的信中說：
　　“我前信曾跟你說過，今生已無從根本上研究‘民主’的發展與歷史、理論與實踐的愿望與勇氣，只是還想(寫)幾篇萬言長文；一是破，破秦始皇以來的專制主義和馬列毛以來的極權主義；二是立，立一些民主的規范。
　　“過去幾年，我也寫了一些文章，多少也算做了一些工作，只是自己以為遠遠不夠。今年手頭還有四五個題目，希望老天爺能讓我做完這個工作。但是我最想寫，而且覺得不能不寫的是《民主──中國現代化的目標》一文。”
　　“中國要現代化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全面的充分的民主。這不但是中國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必由之路。”
　　這些話真是鏗鏘有力，誠摯感人，可恨“老天爺”太不公道，愣不讓他完成這項意義深遠的重要工作。
　　在這封信中，他接著討論民主的確切定義問題，要我“用最簡單的文字，(500字以內)回答”民主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是什么，準備把我的答案用在他的文章里。隨后他又說：
　　“進入新世紀后，我常說兩句話，1.對中國之實現民主，我能否及身得見，比較悲觀，2.對中國能在21世紀上半期實現民主，我基本樂觀。”
　　信的最后又討論了中國將來民主化是否會滑向非洲化或拉美化的問題，以及全民啟蒙和公民教育問題。
　　1月23日在給我的長信中說：“近十年來，生活沒有什么波動，平常總以為可以無限期地indefinitely活下去。老妻骨折后，才悟到不變中其實一直存在著變的因素。只希望中國沉默的政治也蘊藏著什么表面看不出的推動力。”
　　接著他說，前兩天讀到王若水未完成的遺著兩卷本《新發現的毛澤東》，“這又使我慚愧，優柔遷延，不肯下決心，下功夫做學問，正如我對你的研究民主問題一樣。
　　“由此想到，我早幾年就有中國近代史(自1840年到21世紀中期民主框架大體完成之日)必須改寫的想法，但總覺得這不是我老朽的事而寄希望于年輕人。最近忽然想，整本的專著寫不出來，萬言長文提出幾個主要論點，或者寫出一個大綱來，總還是應當而且可以的吧。現在想把最初步的意見向你請教。”下面用7頁篇幅告訴我其主要論點。
　　“首先，我認為一個民族最重要的創造是其政治制度，經濟、文化、國民性都由之決定(與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不同)。1840年以前的中國，其政治制度、文化傳統就是專制主義，從秦始皇算起已有二千年，不但養成了中國人的深入骨髓的奴性，而且壓制了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并尖銳指出，“所謂明清之際的‘萌芽’說（指“資本主義萌芽”──良英注），不過是硬套五階段論的文化專制主義的一種偽理論而已。”
　　他對160年來中國所經歷的各個階段的歷史，都有自己獨特的看法，且常有驚人之語。如說1949年以后，“是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論與最最最專制的傳統相結合，使中國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澤東思想三十年的統治。中國傳統的專制變成了極權主義。”
　　這封信非常有價值，可以說是他準備寫的中國近代史大綱的一個初步框架，是他多年思考的結果，處處閃耀著他的思想的光芒。當然，也難免有考慮欠周的地方。我給他的回信，首先贊同他提出的政治制度決定經濟、文化、國民性的大膽論點，這顯然與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馬克思論斷直接對立。我可以用一系列的史實來支持他，尤其是作為西方文明源泉的2500年前雅典民主制最能說明問題。同時我又提醒他，政治制度的形成還是受制于經濟、文化等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對他一些明顯考慮欠周的地方，我也坦誠地講了自己的看法。例如他提到，1946年后“三年戰爭共產黨大獲全勝，可稱歷史奇跡。我是過來人，但除了佩服毛主席英明偉大之外，到現在還有莫名其妙之感。”對他的這兩點感受，我感到意外，在回信中這樣回答他：“毛澤東精于權術，詭計多端，軍事指揮上確有高招。但由于軍隊士氣高昂，各路將領大多身經百戰，才藝高強，完全能獨立作戰，統帥即使換上周恩來這樣的人，戰爭照樣會勝利，充其量不過時間可能拖后一年半載。把功勞主要歸功于毛澤東，我在感情上接受不了，即使在1949年我也不會同意。我始終認為，革命事業只能依靠集體力量。……1946年蔣介石發動內戰必然失敗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心向背問題。”
　　3月28日他寫給我一封短信，說從一個刊物上讀到一篇介紹愛因斯坦自由思想的文章，“深感愛因斯坦關于自由的思想之豐富與深邃”，建議我也可以寫這樣的文章，“也可以為你在刊物上露面打開一條路”。他顯然是希望我能夠沖破14年來不讓我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的禁錮，我回信告訴他，目前看不出有這個可能性，而且介紹愛因斯坦的自由觀已有更好的渠道，這就是去年秋天我已為浙江文藝出版社編了一本20萬字的《愛因斯坦文錄》，其中關于自由、人權的文章就有6篇。此書估計今年6-7月間可以出版。
　　80年代中期茅于軾告訴我，他所在的美國所的所長李慎之說，“現代化就是美國化”。我覺得很有見地。1989年“六四”后，聽人說，李慎之憤辭社科院副院長職務，說“不愿在刺刀下當官”。以后第一次見面時我提起這兩句話，他坦誠地說，這兩句話都沒有公開說過，而只對一二個人私下說過，而他是到1990年才不當副院長的。可見在80年代他是象以后悼念王若水的文章中所說的，“被連續幾十年的運動嚇破了膽，因此還是噤若寒蟬。”
　　慎之同我最初交往是在1998年2月，他托老朋友華貽芳同志(解放前杭州高中的地下黨員)帶他的文稿《中國傳統文化中有技術而無科學》給我，征求我意見。……我仔細讀了他的文章，即給他寫回信，完全同意他的基本論點，并深有同感。1985年以來，我國上下把科學與技術混為一談，已產生嚴重惡果，我寫過兩篇文章予以批駁。慎之的文章是從另一個角度來審視，同我不謀而合。接著討論了“科學”的涵義，真理是否中性，以及李約瑟的一些論點。
　　3月4日他給我寫了回信，這是他寫給我的第一封信。一開頭就說：“我的文章屬于‘冒叫一聲’，實在憋得太久了，不能不一吐為快”。他對李約瑟的“極端親華”情緒和偏見很反感。“可是這話是我們做中國人的幾乎不能說，說了就有賣國之嫌。”“我所以要冒叫一聲，是為了要讓人注意到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別，西方(以希臘為代表)從源頭上就重視求真，中國從源頭上就重視求善，這個差別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差別實在太大了。這些話其實是老生常談，不過中國現在已經成了市儈社會，已經沒有多少‘老生’了。”
　　信最后說：“明年是五四80周年了。朋友們在研究怎么‘回到五四，重新啟蒙’。”人們“只注意到五四口號之一的‘民主’，而忽視五四的另一個口號──科學”。“我認為‘科學’在中國根本就沒有生根。有些科學家甚至‘院士’有多少科學精神，我也很懷疑。”于是要我寫一篇闡明科學精神的文章，交他們擬議中的《中國啟蒙文獻精選》上發表。
　　我在回信中告訴他，我從1985年開始已把主要精力用于學習、研究民主的歷史和理論，已很少關注科學問題了，而且我認為，要紀念五四，重點還應在民主啟蒙，1989年我寫過這樣的文章，現在還可以寫。
　　我的回答大概使他感到意外。他回信中說，民主問題已有十來個青年人“著意研究”，而科學精神問題，一個也沒有。他隨信寄給我兩篇文章，一篇是敘述他所以被打成右派的《“大民主”和“小民主”》。他在信中說，被劃為右派后，頭兩年思想不通，59年底60年初“算是徹底覺悟了”，悟出自己的思想“根本與毛澤東思想背道而馳，不可能調和。這樣一想也就心安理得”。當時我還在迷信毛澤東，直至1974年才猛醒過來，比他遲了14年。不過，對他發明的并被毛澤東采納的“大民主”、“小民主”這兩個概念，我不贊同。從歷史上看，民主只有有無的問題，不存大小的問題。所謂傾聽群眾意見的“小民主”或“民主作風”，根本談不上什么民主。
　　1999年8月，他從美國回來以后不久，在信中向我訴述了他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收獲和自己難以忍受的孤獨感。他說：
　　“在美三個月讀五四之書，最后悟出中國雖無宗教，卻有意識形態，其強烈不下于宗教，沒有宗教刺激人求真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優點，這個意識形態就是專制主義，就是外儒內法。二千年來只有五四沖擊了一下，但談不上徹底，因此，又以革命名義卷土重來，變本加厲，中國至今仍在其統治下，這就是我在介紹哈維爾的文章中說的‘后期極權主義社會’。最理想的辦法是和平進化，但是可能性幾乎沒有。國內外現在都沒有‘愛國志士’，有的只有利祿之徒。你說我關于哈維爾的文章，對‘當前的中國會產生沖擊力’，但是我卻看不到會有什么影響。從中國到外國，再從外國到中國感到的只是極度的孤獨。”
　　這番肺腑之言深深地感動了我，我為他最新的思想收獲感到高興，為他的孤獨感感到傷心。但我覺得他對現實過于悲觀了。表面上，中國這塊幾千年來沉積成的板塊是堅不可破的，但在整個人類文明洪流的不斷沖擊下，早已在逐漸溶化中，因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是不可侮的。我1976年清明前每天路過天安門廣場所見的感人場面和1989年4-5月間更加激動人心的所見所聞，都驗證了這一真理。1987-88年間，人們普遍為當時大學生只關心個人利益、不關心國家命運而憂心忡忡；可是，1989年4月中旬以后，他們所表現的政治熱情竟如此高漲，在北京甚至有三千人以絕食這種準備犧牲自己生命的方式為中國的民主事業而抗爭。經過血腥鎮壓和十年的意識形態嚴密控制后，是不是人心都死了？普天之下竟沒有一個“愛國志士”了？完全不是。相反地，倒是處處感到魯迅所說的“于無聲處聽驚雷”!我告訴他，“你每年發表這么多文章，又有這么多人爭請你寫序，顯然，理解你和仰慕你的人是很多的。……總之，我覺得你決不是‘孤獨’的，至少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是你的知音。”
　　這個回音大概是打動了他的心，使他不再感到“極度的孤獨”，而是知音遍天下，使他覺得需要在這個鴉雀無聲的年代，用更大的聲音“冒叫”，把多年憋在心里的話痛痛快快地吐出來。隨后我寄給他一篇我半年前寫的《“89”十年感言》，對驚天地泣鬼神的悲壯的1989年民主運動作了簡要的回憶和反思。他回信說：“有錯不敢承認是懦夫，錯誤已過去十年不敢改正是無能。他要自取敗亡，我們也無能為力。”
　　摘自許良英：痛悼摯友、同志李慎之
　　
　　周實、王平同志：
　　收到了你們的信，上面本來有你們的新地址的，不慎丟失了，今天電詢王平同志，重新得到了你們的地址，才能寫這封回信。
　　《書屋》全面改組，雖不出意料，但仍然令人扼腕。我上個月寄給你們的文章大概已經沒有發表的可能了。
　　承轉林賢治給我的信。他是研究魯迅的專家，研究者果然比我們這些自以為了解魯迅的人了解更深更廣。我估計他的這封信應該還能刊布，而我則是一個文思極其滯澀的人，衰年盛暑，實在沒有氣力寫答復的文章了。何況有許多話現在還不好說。
　　我對魯迅的了解遠不如林賢治，不過我的那些看法是六十年親身經歷的結果，這也是他不好體會的。至于我所謂“誤導”云云，當然主要與我自己這個“接受主體”有關，是不能把主要責任推到魯迅頭上的。林賢治先生說如果我當年確實是受了魯迅的引導，那末，這個“導”并不見得便“誤”，我也還“很可以引為光榮的”，我要說的是，四十多年前，我已經感覺到“光榮不起來”了，年紀越老，越覺得羞慚。
　　自從四年以前，我提出“自由主義”這個在中國臭了半個多世紀的詞以來，雖然“自由主義”因為攻擊者太多，在中國還不算很香，但是也算是“恢復名譽”了。近三年來，我一直慊然于心的，是總想給被謚為“萬惡之源”的“個人主義”正名，認為“自由主義”不落實到“個人主義”上就還沒有落地。但是學力才力都不允許我寫一篇正式的文章，只能在有些文章中提到自由主義時補上一兩句為個人主義恢復名譽的話。現在林先生卻把我看成是一個“把個人主義從民主、法治、自由主義那里分開的人”。我自己也不知道在哪里說了這樣的話，難道我確是已經老朽昏聵到辭不達意，心口相違的程度了嗎？除了以后多多注意而外（我也不會有幾篇文章好寫了），我倒想請你們轉懇林先生寫一篇堂堂正正鼓吹個人主義的文章，也可以了卻我的一個心愿。
　　再就是《中國的道路》與我毫無關系，完全是不法書商擅自搜羅我發表過的文章編輯出版的。這點也請轉告林先生，在他的文章的開頭處刪掉這個對我是極大的侮辱的書名。我迄今還沒有出過文集。
　　當荷見諒。專此。即請暑安。
　　李慎之　2001.7.17
　　摘自周實：慎之先生與《書屋》
　　
　　有一次，在電話中，他突然問我：“你知道《大西洋宣言》么？”我一時茫然。他接著說：“二次大戰時候，羅期福和邱吉爾在軍艦上發表宣言，所以也叫‘羅邱宣言’，提出四大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匱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懼的自由。宣言只有幾百字，當時各黨派報紙都全文登載了。六十年后再看，它其實主導著世界的總潮流。”他侃侃而談：“四個自由，言論自由是第一條。把歷史攤開來理出頭緒，就是自由主義：人人有追求自己幸福的自由，但不得妨害他人的自由----兩句話把主要內容全包括了。沒有自由就沒有財富。”他笑說：“我自己批判了五十年自由主義----就是資本主義，現在又是第一次在中國提出自由主義這個概念！”
　　又有一次，我在與他通話中問他：對中國的前途如何預測？他不假思索地說：“我常說的一句話：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他補充說，中國的基礎太差，即使民主了也還得五十到一百年的調整……
　　還有一次，他跟我談憲政問題時，突然提高了聲調，冒出一句：“政府是必要的‘惡’!”他用江南口音講的“惡”字我一時聽不懂，他又重復了兩次。我感到驚訝，無以相對。他解釋說：“社會最理想的狀態是無政府，但是沒有政府就要亂。政府一方面要辦好事，另一方面它也會辦壞事。如何制約它，使它不辦壞事，就是憲法的根本思想。”
　　20世紀以來的中國，是缺少思想家而又迫切需要思想家的時代。李先生做學問的目標之一就放在對20世紀以來中國思想家的追尋上面。他曾在電話里對我說：“反思整個20世紀的人物，還是胡適對。魯迅我也沒有貶低他，但他的東西有抽象玄妙的一面，而胡適則有政治綱領即可操作的一面。”一年后，又在電話交談中說：“在我看來，顧準超過陳獨秀、胡適、魯迅，是中國近代最偉大的思想家。”他說，對胡適沒有認真研究，魯迅晚年是越來越受約瑟夫的影響，蘇聯的傾向很明顯。他向我提醒：“再過三年即2005年，是顧準九十歲誕辰紀念，全國要有一個讀顧準的高潮。希望你注意研究。”
　　摘自張懷遠：哭李慎之先生
　　
　　在中國特殊的政治狀況之下，民族主義只會幫助反對改革開放，反對自由民主的勢力。
摘自丁學良：中國大陸自由主義的首席發言人──對李慎之老師的遲緩追悼
　　
　　第一次見到李先生，是在90年代初中國文化書院在泉州舉行的“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討論會上，晚上去拜會他，聆教的主要內容就是先秦諸子哲學思想，對傳統文化摯愛之情溢于言表。后來他在一封來信中寫道：“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天然地認為中國哲學最符合未來的全球價值，比如‘道’的概念就比‘神’的概念更好”。（1995年9月13日）但是，他深知根本沒有什么統一的亞洲價值，中國必須吸收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拒絕東方主義一類叫囂。
　　李先生清醒地看到，全球化不是田園牧歌，必然伴隨著血與火及其他污穢，但這是無法抗拒和有利人類長遠發展的歷史潮流。與他發表《全球化與中國文化》、《亞洲價值與全球價值》等宏文的同時，在給我的手教中寫道：
　　“人類雖是同源而文化（或曰文明）確實是多元的。這個局面到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而有根本的變化。如果說五百年前的歷史是分的歷史，則五百年來的歷史卻是合的歷史，要說全球化在那個時候也可以說是開始了。不過人類意識到這一點而開始有全球化的自覺，則始于冷戰結束以后，也就是二十世紀的九十年代。這雖然又是一個轉折點，然而以五百年來的歷史與當今的現實推斷，要出現真正的全球化價值標準，即使再過五百年也不算長……而要達到這一點，我担心還是要經過多次的沖突甚至殺戮……從目前世界各國民族主義的高漲來看，我對長期的樂觀掩蓋不了對近期的悲觀。”（1995年9月13日來信）
　　他語重心長地指出：“在目前的中國，最需要的是要有真正懂得中國的弱點與缺點而又真正向外國學習的人，取人之長補己之短，老老實實，學他幾十年，中國是會有希望的，僅僅是自以為是地逞英雄充好漢，只能給給我們苦難深重的民族再添苦難。”（1995年5月31日來信）
　　這些話絕非無的放矢。他寫道：“現在學術界刮起一股反東方主義，反后殖民主義之風。其維護中國文化之志可敬可佩，但是奇怪的是：一，這些愛國志士對中國文化的知識之貧乏，令人吃驚。像我這樣七十幾歲的老人完全可以認為他們還比不上六十年前的中學生。二，他們用的‘話語’完全是西方‘后現代化’的話語，為我這樣的人難以了解。這樣他們在思想以至語言上都已首先‘自我殖民地化’了，卻還要義憤填膺地反殖民化，這是當今學術界最為奇妙的景觀之一。”（同上）
　　他是在90年代中頂著逆流說這些話的。后來，經過亞洲金融危機的風浪，連提倡亞洲價值最力的李光耀的認識也有所改變，足見李先生遠見卓識的可貴。
　　摘自袁偉時：從顧準到李慎之
　　
　　九十年代初，中美經貿關系中的最惠國待遇問題，成為當時聯系中美十分脆弱關系中最重要的一環。一些領導人甚至放出話來，取消最惠國待遇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中國可以發展與日本、歐洲的關系，況且，美國也同樣會受到損失。針對這一論調，李慎之曾經用鄧小平的一句話來說明妥協的必要性：“我是會打橋牌，不要以為自己有4個老K就了不起了，別忘了人家還有四個A”。很顯然，中美之間的相互依賴是不平衡的，而且，日本和歐洲在對華關系上基本上是唯美國馬首是瞻，沒有良好的中美關系，不可能有良好的中日和中歐關系。在美國所和其他一些機構的努力下，中央終于采取了一些變通措施，維護了中美關系中的最惠國待遇。歷史證明，正是這一關系保證了中美經濟關系在政治關系停滯、甚至倒推的情況下，繼續迅猛發展，最終成為中美關系的防波堤和安全網。
　　摘自任東來：“一個具有世界眼光的愛國者”――追記李慎之先生
　　
　　自3月20日開始的伊拉克戰爭，引發了一系列國際政治與國際關系問題，李老一直思考這些問題。這也是當時北京知識界討論的熱點。
　　4月初，在一個飯局上，李老對我說：“我告訴你，捷克總統――哈維爾之后的新總統――在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說他感到很困惑。困惑什么呢？薩達姆政權是個血腥的殘暴政權，結束這個專制政權的統治，是全世界人民所期盼的，這沒有問題。但是能不能用這樣的戰爭手段推翻這個政權呢？他想不好。”
　　在座的沈昌文、雷頤、查建英、徐時霖諸君也都點點頭。
　　他接著說：“國際無政府狀態不可取，亂哄哄的‘叢林法則’，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總要想個辦法了結。人權至上，人權高于主權，從理論上講，也沒有錯。問題是要想個辦法。”
　　我問：“聯合國能不能發揮新的作用？”
　　他說：“很難。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五個國家的結構和否決權，是20世紀40年代的產物，落后于時代，應該改革。比如印度有10多億人口，法國只有6000萬人口，但是法國能夠否決掉任何自己不喜歡的決議，而印度一點表決權沒有。這種權力是否合理？”
　　我說：“對，我們現在正處于國際政治的歷史轉折點。”
　　他沉思了一會兒，說：“看來，康德設想的世界政府，還是有道理的，早晚要有世界政府，形成處理全球問題的規則和架構。靠聯合國和各個民族國家，很難承担全球治理的重任。比如上一次海灣戰爭，伊拉克占領了科威特，怎么樣呢？聯合國只是發表一通譴責決議，別的辦法沒有。要不是美國帶頭出兵，伊拉克是不會老老實實退出科威特的。再比如非洲一些國家部族仇殺，一死就是幾十萬人，聯合國能阻止嗎？最近非洲聯盟中的30幾個國家簽署協定，賦予非洲聯盟越境干預權力，以阻止大屠殺，這就是個探索。有人說世界政府萬一決策有誤怎么辦？現在各國政府就沒有失誤嗎？把各國政府取消行不行？”
　　我說：“康有為也這樣設想，他的《大同書》設計了全世界一個政府，一個議會，使用一種貨幣，他還預見到各國貨幣紙幣漸歸于一，各國主權必漸削。毛澤東贊成《大同書》。”
　　那一天飯局上，并沒討論出個結果。李老要我回去再想一想，看看有什么好辦法。
　　在電話中。李老像往常一樣哈哈大笑起來：“我告訴你，我想的辦法是，先擴大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成員，從現在的五個擴大到九個或十一個，取消一票否決權，實行多數票決定制，你看怎么樣？”
摘自馬立誠：最后一個電話

　　①李慎之自注：1987年我訪問日本時，有一次與當時的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談話，他告訴我他在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時期第一次訪問中國時受到中國總理周恩來接見。當接見結束。周恩來已送客轉身，竹入一行也已經走到樓梯口的時候，周恩來突然又折回來，走到竹入跟前說了一句：“竹入君，我們中國不會永遠這樣下去的。”說罷轉身就走。竹入義勝告訴我，他當時分明看到周恩來的眼里噙著眼淚。我也分明看到竹入告訴我這句話的時候眼里閃著淚花。今生今世，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句話。
　　②編者注：據楊繼繩在《燦爛的夕陽——悼李慎之》一文中介紹：“現在一些印刷品轉載《無權者的權力和反政治的政治》這篇文章時，都將“后期極權主義”誤為“后極權主義”。李慎之在給我這篇文章的打印稿上，特意用鋼筆在“后”字之后加了一個“期”字，大概是表示與各種“后學”之區別。”
③笑蜀編，《<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社論選：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汕頭大學出版社，1999年9月，第3頁。
④出處同上，第6頁。
⑤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43至264頁。
⑥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655頁。
⑦陳獨秀，“民主黨與共產黨”，《新青年》8卷4號，1920年，引自《陳獨秀文章選編》中冊第67頁，三聯書店1984年版。
⑧《歷史的先聲》，第15至23頁。
⑨出處同上，第157頁。
⑩《歷史的先聲》，第67至69頁。
? “反面教員”的概念是毛澤東1957年在反右派運動中發明的。不過事實上他并沒有借樹立這個概念而在政治上真正得到好處，反而因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人為地制造“反面教員”而逐步敗壞了他自己的威信。
?我把它從上海帶到北平燕京大學，還沒來得及看，太平洋戰爭就爆發了，日本人占領了學校，我因為怕出校門時被搜出來而沒有帶走。
?抗戰時我倒在成都的地攤上買到過一本莫斯科出版的中文版《聯共黨史》。
? 《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333頁注2。1941年4月16日黨的文件“中國共產黨對蘇日中立條約發表意見”說：“蘇日條約使蘇聯的國際地位極大地提高了。......蘇日聲明互不侵犯滿州和外蒙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外蒙是與蘇聯訂了互助條約的。現在蘇日聲明卻保證了外蒙不受侵犯，這不但對外蒙有利，即對于全中國爭取解放也是有利的。說到東四省的收復，原是我們自己的事，絕不能像有些投機家，總是希望蘇聯同日本打起來，以便坐收漁人之利，及見蘇聯聲明不打滿洲，他就認為蘇聯不對，這種人至少也是毫無志氣的家伙。我們必須收復全國一切失地，必須打到鴨綠江邊，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這是中國全民族的神圣事業，社會主義的蘇聯也必是贊助我們這種事業的。”（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1—1942》，第75至77頁）。
?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680頁。
?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691頁。
?本刊編輯部注:1999年12月10日的《人民日報》消息，12月9日中俄兩國外交部長在北京分別代表本國政府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俄羅斯聯邦政府關于中俄國界線東段的敘述議定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俄羅斯聯邦政府關于中俄國界線西段的敘述議定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俄羅斯聯邦政府關于對界河中個別島嶼及其近水域進行共同經濟利用的協定》，江澤民主席和葉利欽總統共同出席了簽字儀式。但該《議定書》和《協定》的內容一直未在任何傳媒公布。
? 《歷史的先聲》，第101頁至120頁及以下。

　※李 慎 之 文 集※

李慎之 2013-08-22 14:5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