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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4、5月間,奉系主導的北洋軍在華北戰場上節節敗退,作為奉系后臺的日本感覺到這一次北京政府恐怕是過不了這個坎兒了,于是日趨積極的加緊干涉,前文介紹過的“濟南慘案”就是一個例子。5月中旬,日本逼迫張作霖簽訂關于東北鐵路修筑、運營權的五路協定,還計劃收繳關內奉軍槍械,逼令奉軍回奉。5月18日,日本政府通告中國南北政府和歐美列強,說一旦動亂波及滿蒙,日本將在該地區采取維持治安的有效措施,隨即將屯駐于滿洲的日軍部隊主力和濟南、大連的日軍調往奉天,并向山海關、錦州沿線派駐軍警。但是,后來美國國務院表示了“東三省行政主權屬于中國”的嚴正立場,使日本開始猶豫,決定保留張作霖的地位和力量,相機待變,這使早想吞并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激進分子大為失望。
5月25日,張作霖答復日本,聲明東三省和京津都是中國領土,不容日本像對濟南那樣隨意出兵,這實際是拒絕了日本出兵東北“協防”北伐軍出關的要求。5月29日,南京國民政府也答復日本,表明東三省治安和中外人士安全問題都是國民政府的責任,不能接受日本的出兵要求。6月1日,日本公使秘訪張作霖,勸他接受日本的條件,否則對他不利,張作霖則大聲說:“我姓張的不會賣國,也不怕死。”。
1928年6月3日凌晨,張作霖離開北京順承王府私邸,驅車前往前門火車站,乘專車啟程返回奉天。6月4日早晨5時30分,張作霖專列駛入沈陽皇姑屯,突然南滿路和京奉路交叉路橋下一聲巨響,列車被炸。當時的場面可謂是尸骸枕藉,慘不忍睹,重要文件均被毀滅,張作霖被炸成重傷,緊急送往沈陽的醫院搶救,至當日上午10時,張作霖死去,消息被封鎖,外界全然不知。這就是震動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根據日本投降后所解密的各種資料,皇姑屯事件乃日本關東軍所策劃并組織。當時,日本關東軍主要將領都認為張作霖是日本控制東北的最大障礙,如果不除掉張作霖,則日本在東北的阻力將非常之大,所以他們才決心要對張作霖下手。對于在哪里下手的問題,關東軍曾考慮過北京和京奉路巨流河路橋,但鑒于這兩處耳目眾多,戒備森嚴而最終決定在皇姑屯下手。
6月4日中午,身在北京的張學良得到了自己父親去世的噩耗,緊急乘火車返回沈陽。當時,張學良雖然對事情的真相還不是很清楚,但已經在懷疑是日本人幕后策劃;同時,張學良認為,日本人既然敢對張作霖下毒手,那自然也不會放過自己。于是,張學良化裝成伙夫乘火車返沈,在經過南滿路檢查站時,步行繞過,再換乘汽車直駛沈陽,徑入大帥府。這一期間,奉系方面要人封鎖了張作霖的死訊,只發表公報說張大元帥重傷,還把張作霖尸體的頭部用繃帶包扎起來,僅露眼、鼻、口,躺在床上,照樣擺了鴉片爐具和水果,日本人來探望時,則請其在臥室外遙望,使之信以為真。
天津方面,張宗昌、褚玉璞在得知張作霖被炸死的消息后甚為恐慌,急電閻錫山乞降,但閻錫山主張“容褚拒張”。此間,孫傳芳、張宗昌、褚玉璞在天津召集會議,但各將領在和戰問題上仍莫衷一是,直到最后三人為北伐軍所迫離開天津(前文介紹過這段)。
張學良回到沈陽后,摹仿張作霖的筆跡簽署了遺囑,并據此就任奉軍代理元帥,然后急調嫡系部隊星夜返沈,電令各將領約束士兵,維持治安,顧全外交,同時還要求北京方面做好和平讓渡北京的工作。接著,奉軍高層將領及元老先后來到大帥府,表示了對張學良繼承奉系的支持。6月19日,奉天方面宣布張作霖去世,由張學良繼任奉天督辦,停止軍事行動。6月24日,東三省聯合會通電推舉奉系元老張作相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兼吉林司令,張學良為奉天司令,萬福麟為黑龍江司令。但張作相堅持不肯就任,于是7月4日,東三省聯合會改舉張學良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張學良于當日宣誓就職,開始主政東北,時年僅27歲,人稱“少帥”。
張作霖雖出身綠林,沒讀過書,但卻深知國家民族大義,他不肯作日本人的傀儡是他致死的最大原因。民初,日本人雖在北京向袁世凱敲詐成功,簽訂了“二十一條”,但到了東北現場,他們和張作霖糾纏多年,始終未能達成所愿。張作霖沒有執行“二十一條”中關于“南滿、東蒙古農工業的中日新約”部分,而是和日本人裝傻充愣,采取各種措施限制、挫敗日本圖謀東北的計劃。到最后因戰事不利準備退出關外時,張作霖仍不肯屈服于日本軍閥的威脅利誘,關東軍也只好圖窮匕見了。
關東軍謀殺張作霖后,當時的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最為失望。田中所進行的外交壓迫已經見效,張作霖簽署了五路協定,而奉軍回師關外亦受到日方勸告,田中認為他分離滿蒙的策略只要假以時日便必能實現。然而,皇姑屯事件徹底打亂了田中的部署,關東軍炸死了張作霖,等于逼迫整個奉系反日,因此除了強占東北外,已無他路可走。為此,田中義一本打算將關東軍首要分子及暗殺的策劃人交付軍法懲辦,但參謀本部和陸軍部的中級軍官則堅決反對,認為關東軍這么做也是為了日本,其本意實可嘉許,就算迫于形勢,不能公開嘉獎他們,也該對其免予懲罚,給個行政處分就算了。此外,當時日本的執政黨也怕事情鬧大了給反對黨以可乘之機,所以勸說田中義一含糊結案。
在經過了一年多的“調查”后,田中義一屈從于少壯軍人的恐嚇,以“張案經過周密調查,發現關東軍并未牽涉在內”的含糊語句結案,并且呈報裕仁天皇。天皇對于田中在張案發生時的報告和一年后的報告完全相反(前者肯定關東軍為主謀,認為應把肇事首犯交付軍法審判,后者則說關東軍沒有牽連在內)大為震怒,佛袖離座,予首相極大的難堪,甚至在退席后余怒未息,告訴侍從說此后不愿再見田中。田中受到天皇這樣大的斥責,大為羞憤,于是呈請辭職,幾個月后抑郁而死。
關東軍暗殺張作霖的舉動雖然沒有動搖日本分離滿蒙的既定國策,但田中為分離滿蒙所選定的代理人則因皇姑屯一炸而需要重新安排。當時,曾任張作霖顧問的日本陸軍少將松井七夫主張扶植楊宇霆,日本駐奉天特務機關長主張擁立張學良,而關東軍參謀長齋藤恒卻看上張作相,刺張的主謀河本大作則擬定張景惠。東京方面對張作霖的繼任人選雖沒有特別的主張,但卻有一個原則,那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只要他能阻擋南京國民政府的勢力伸入東北,使東北成為一個特區,為日本勢力范圍。事實上這一點非常困難,因為在張作霖被關東軍炸死后,東北上下對日本的仇恨尤為強烈,他們不一定喜歡張作霖,但卻對日本關東軍用如此卑劣之法對付張作霖感到十分不滿。
張學良執掌東北軍政大權后,日本朝野各派紛紛以各種手段向其施壓,阻止張學良投向南京國民政府,以破壞中國的統一,同時還想方設法攫取滿蒙鐵路權益。當時,日本曾向張學良表示,只要東北不與南京方面發生連系,則如果國民政府武力進攻東北,則日本愿出兵相助,同時愿意向東北提供經濟援助;在國內,閻錫山、李烈鈞等均通電或派專人勸告張學良以政治方法達成中國統一。張學良一方面受到日本的壓力,一方面又以父仇不共戴天,亟望投向中央,只是迫于形勢,始終不敢輕舉妄動。
1928年6、7月間,全中國都心向統一,除山東濟南和即墨兩縣因受日軍干涉沒有易幟以及東北尚未正式表示外,其它各省市均是一片青天白日旗飄揚,就連遠在國外的各使領館以及僻在西陲的新疆也不例外(1928年6月20日,新疆楊增新通電歸順南京政府)。面對如此形勢,張少帥該何去何從?
三鑒齋 2010-07-20 1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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