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百年(五):南京國民政府的黃金十年(17)——“九一八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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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

從今天開始,我們將進入“黃金十年”部分的第三個重要話題——日本侵華的前奏。在前面講“晚清亂局”時,我曾介紹過第一次中日戰爭,即中日甲午戰爭。日本自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之后,國勢日強,但它畢竟只是個彈丸島國,資源非常匱乏,甚至連自給自足都做不到;另一方面,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工業高速發展,對原料和市場極其需要,因此勢必會采取對外擴張的政策,這也是日本侵略中國的根源所在。早在明治維新初期,日本就制定了所謂大陸政策,不斷向中國擴張;民國后,日本又積極干預中國內政和軍閥斗爭,其最主要的勢力所在是中國的東北和臺灣。

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發生了武力強行收回英國租界和打殺外國人的南京事件,于是,日本政府在1927年6月27日召開了“東方會議”。“東方會議”主要是討論日本的對華政策問題,按理說中國本來在日本西方,這次會議不該叫“東方會議”,但日本卻一直習慣將中國稱為東方,而將自己看作西方,這與當時日本脫亞入歐的思想有關,日本人認為他們在地理上屬于東方,但政治上屬于西方,外表上看是東方人,但內心精神卻是西方人,所以日本政府把關于中國問題的會議稱為“東方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日本朝野和關東軍強硬派提出了“滿蒙分離,武力解決滿洲主權問題”,但時任日本內閣首相的田中義一和外交部卻強烈反對,認為這樣做是明顯的違反了《九國公約》(條約中規定“九國共同保證中國的領土完整”),可能會在國際上招致麻煩,雙方爭執不下,最后達成協議:萬一中國的內戰波及到滿洲,危及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利益時,日本將采取“自衛的措施”。

這里要捎帶的說一事情。很多歷史書籍上都說,在召開“東方會議”時,田中義一首相曾向日本天皇上奏說:“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亦即所謂“田中奏折”。但歷史研究卻表明,所謂“田中奏折”實屬子虛烏有,二戰后盟軍收繳了日本的全部檔案,既沒有發現田中奏折,也沒有發現與田中奏折有關的資料。現在有證據顯示,所謂“田中奏折”實際上是蘇聯情報機關偽造的,其目的在于挑起中日戰爭,以坐收漁利。歷史的真相是:盡管日本的軍政界高層在“東方會議”上商討過滿蒙分離問題,但并沒有制定一個征服滿蒙的計劃,也沒有制定征服中國的計劃——盡管本人也對日本毫無好感,但在歷史真相問題上,卻仍要力保客觀公正的操守。

東方會議后,日本少壯派軍人不滿日本政府的優柔寡斷,不斷挑起事端,尋找武力解決滿蒙問題的借口。1928年6月,張作霖戰敗后,日本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策劃了“皇姑屯事件”,將張作霖炸死,意圖引起東北內亂,給關東軍制造出兵滿洲的借口。誰料后來張學良平穩接班,關東軍的如意算盤落空,河本大作也被日本軍部以“違紀私自挑發事端”為由解除了軍職。這部分內容,我在前面文章中曾詳細介紹過。

到1931年時,中日在東北的摩擦越發頻繁和激烈。7月間,吉林萬寶山的漢族和朝鮮族農民因引水灌溉發生沖突,日本以護僑為名派出軍警,射殺中國農民,并煽動朝鮮境內各地舉行大規模排華運動,導致近千華僑被殺,中日關系惡化,此即“萬寶山事件”。6月,日本參謀本部派陸軍大尉中村震太郎冒稱黎明學會干事,到中國境內禁止外人進入的地區偵查軍情,結果被守軍發現并扣押。后來中村趁夜逃脫,被衛兵擊斃,中國士兵担心引起國際糾紛,遂將中村尸體焚毀投河。8月17日,日本駐沈陽總領事林久治郎向遼寧省政府和東北軍提出抗議,中國政府在查明真相后,懲辦了肇事者,但日本軍部仍以此為借口派飛機散發傳單,激起日本人的反華情緒,并增兵南滿,加緊戰備——此即“中村事件”。

1931年9月18日夜10時30分,日本關東軍炸毀南滿鐵路柳條湖段,反誣中國軍隊所為,并以此為借口進攻東北軍駐地——沈陽北大營,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當時,張學良正在北平,而東北軍則采取了不抵抗政策,開始全面后退。9月19日清晨,日軍占領沈陽,同日又占長春、營口、鞍山、撫順、安東等20座城市;一個星期后,遼寧、吉林兩省全部淪陷;11月底,黑龍江大部落入日寇之手。1932年1月,由于遲遲得不到南京方面的增援,東北軍被迫撤出錦州,全部退入關內;2月5日,日軍占領哈爾濱。至此,東北三省徹底淪喪。

民國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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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九一八事變”前后的歷史真相歷來就充滿爭議,歸結起來主要是兩個問題:一、“九一八事變”是否是一個偶然事件;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否屬實。

關于日本對外擴張的動機和中日自民國以來的摩擦,我前面已經有所講述。值得特別提到的是,1929年的時候,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陷入了一場規模空前的經濟危機之中,1930年,這場經濟危機波及到了日本,造成日本大量工人失業(在中國東北的日本人就有數萬人失業),農民遭受滅頂之災。這時,日本政府找不到什么好的辦法來解決危機,于是采用軍事手段占領富庶的中國東北就成了他們的最佳選擇。此外,這一期間,中國正在進行聲勢浩大的“中原大戰”,負責東北防務的張學良也率幾十萬東北軍進入關內支援蔣介石,東北兵力薄弱,所有一切都十分有利于日軍的行動。

1931年5月29日,在一次軍官會議上,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發表了《關于滿蒙問題》的講演,提出“打破目前經濟困局的根本方法就是向海外發展”。8月,新上任的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舉行了海外司令官會議,共商日本海外駐軍的任務及彼此之間如何保持密切的聯系,日本陸軍省也于9月同意增兵中朝邊境,以提高日軍在海外的應變力。后來,有“關東三羽烏”之稱的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和花谷正共同策劃了“九一八事變”,這三人被視作日本少壯派軍人的英雄,而有人認為“九一八事變”正是日本關東軍少壯派將校獨自策劃的,日本東京參謀本部高層事先并不知情。這些少壯派將校們策劃“九一八事變”的原因之一是由于當時日本政界高層受賄成風,他們懷疑政府高層是因為被中國行賄收買,所以才不愿對中國采取強硬政策。

對于張學良“不抵抗”的問題,大陸方面歷來是說,張學良不抵抗乃是奉蔣介石的命令,而臺灣方面則指責張學良狂妄墮落,軍紀廢弛,在“九一八”當夜正在玩女人,因此無力抵抗,只得撤退。顯然,這兩種說法都帶有水分,不值得相信。

事實上,“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張學良正在北平前門外中和戲院里觀看梅蘭芳的京劇《宇宙鋒》,在得到下屬的報告后,他立即起身離開了戲院,而不是如有些資料說的,張學良當時正在與某女星風流快活,直到次日才去處理軍情。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當時年僅29歲的張少帥沒有正確判斷日軍可能發起的軍事行動,在東北軍和日軍的摩擦、沖突日益激化的時候,張學良只是一味的恬退隱忍,并沒有進行必要的軍事部署。

萬寶山事件后,張學良下令低調處理,并在事后致電東北政務委員會:“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方將對我要求割地賠款,東北將萬劫不復。宜亟力避沖突。” ;中村事件后,張學良又在北平指示:“沉著應付,勿使擴大,敵果挑畔,退避為上……對于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 。1930年,由于中原大戰挺蔣,東北軍已經大量被調入關內。1931年7月,被日本用30根金條收買的石友三,接受汪精衛廣州國民政府的任命,在華北起兵,占領石家莊,對抗入關的東北軍,張學良為此又調動大批東北軍入關,結果導致關外東北軍兵力越發薄弱。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關外東北軍雖然人數不少,但主力卻仍集中在從山海關到遼河的北寧路沿線及中東路沿線數百里的地域內,基本上屬于“一字長蛇陣”。所以,只有一萬多人的日軍仍然能夠利用“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的戰術迅速擊潰東北軍,更何況當時駐守沈陽的東北軍只有一萬五千人,且士氣、訓練和裝備都遠遠不及日軍,張學良也沒有親臨指揮或任命主持東北大局之人,就連東北軍的重要軍政人物也不在自己的崗位上(吉林省主席張作相和黑龍江省主席萬福麟都因故不再省內),甚至遭到日本關東軍進攻的北大營的最高軍事長官也去參加社交活動了。從上述幾點來看,當時東北軍面對日本關東軍的進攻,不敗才叫奇怪呢!

關于“不抵抗命令”的下達者,中共數十年都說是蔣介石,但實際上并非如此。首先,當時張學良的東北軍并沒有必要非得無條件的執行蔣介石的命令,而且張學良本人也從來沒有執行蔣介石命令的先例,如果張學良決心向日軍開戰的話,蔣介石根本不可能阻止。另外,1931年12月中旬蔣介石下野后,汪精衛曾代表國民黨中央多次下令張學良對日出兵,收復東北失地,但張學良均拒不執行,可見張學良的不抵抗只不過是為了保存自己的家底——東北軍的實力,而并不是為了執行國民黨中央的命令。另外,有記載顯示,張學良在“九一八”當晚曾親自下命令“尊重國際和平宗旨,避免沖突……不抵抗”,并于19日凌晨才電告蔣介石,所以不抵抗的命令可以明確是張學良自己下達的,并沒有經過國民政府的任何指示。

最后,1991年5月28日,張學良在紐約接受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偕老報人李勇等人訪談時,有人問:“大陸拍攝的電影《西安事變》說,蔣介石下手諭,令你對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沒有這道手諭呢?”,張學良立即回答:“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占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藉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指令,與蔣介石無關。”。此外,張學良晚年還在好多不同場合下澄清了這一點,的確是一條漢子。 


三鑒齋 2010-07-20 15: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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