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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里所說的軍事合作，是就其狹義而言的，即雙方在戰爭狀態下協同作戰，或在和平時期為保障國家安全、進行國土防御所采取的有計劃、有組織的聯合軍事行動，而不包括一般意義上講的在交流軍事技術、提供武器裝備、培訓軍事人才等方面的相互援助和協作。從這個角度看，在新中國建立初期及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中蘇同盟充分體現了其軍事意義。此期的聯合軍事行動，主要表現為蘇聯出動空軍部隊和飛機，幫助中共軍隊迅速占領新疆、協助中國進行沿海地區的防空，保障朝鮮戰場志愿軍的后勤補給線等。應該說，這些軍事合作對于鞏固新中國的政權，效果是明顯的，意義是重大的。[1]
　　朝鮮戰爭結束以后，蘇聯在對中國實施全方位經濟援助的同時，也希望進一步加強雙方的軍事合作，鞏固社會主義陣營的東方戰線，從戰略上保證蘇聯的國家安全。同樣，中國在動員全國力量投入經濟建設的過程中，也需要蘇聯提供軍事援助，并聯合蘇聯的軍事力量，以保障國防，鞏固政權。然而，隨著中蘇關系從蜜月走向分裂，雙方在和平環境中的軍事合作始終未能取得成功。
　　綜觀歷史可以得出的結論是，社會主義陣營同盟關系的政治特征決定了中蘇合作關系的脆弱性，同時，赫魯曉夫與毛澤東個人因素的影響也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大概不會有人否認：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執政黨之間的關系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是混淆在一起的；在這里，國家關系是黨際關系的延續，即各國共產黨把他們執政前相互關系的政治形態及其準則帶到了執政后的國家關系中；共產主義運動本身是國際性的，特別是20世紀共產黨在各國（或各地）興起的時候，這種黨際關系表現出一個明顯的政治特征，即各黨都要服從于一個指揮中心，實行下級服從上級的組織原則；由于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正統性和先導性，蘇聯共產黨一直處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地位。然而，這種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其本質是排斥被領導各黨的主權和獨立地位的。因此，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同盟關系有一種內在的不穩定性——一旦處于領導地位的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受到挑戰，他們之間的同盟關系便會出現動蕩，合作也就無法維持下去。在戰后社會主義國家關系中，這種事例不只一次地表現出來。
　　本文著重分析1950年代中后期在中蘇軍事合作方面所發生的三個事件，即遠東防空協定、建立長波電臺和組建聯合艦隊問題。在以往涉及中蘇關系的研究中，國內學者對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問題多有討論，但主要利用的是中方史料，其結論也比較簡單——蘇聯有意侵害中國主權而遭到抵制，導致中蘇合作失敗。本文則結合近幾年披露的俄國檔案文獻及蘇方當事人的回憶，從社會主義國家同盟關系及其政治特征的角度，對上述事件的歷史背景、原由以及兩國領導人處理問題的動機和方式，進行較為客觀的分析，并提出一些或許不同以往的看法，就教于學界同仁。
　　一、雙方的合作愿望與蘇聯的領導者心態
　　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魯曉夫在爭奪蘇聯黨和國家領導權的過程中，調整對華政策，加快和加大了援助中國的步伐，中蘇關系進入蜜月時期，兩國在經濟、外交和政治領域都表現出積極的合作態度。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盡管雙方都有此需要和意愿，中蘇之間的軍事合作卻未能在朝鮮戰場共同作戰的基礎上進一步向前發展。個中原因，恐怕主要就在于，毛澤東認為中蘇兩國在同盟中的地位已經出現了微妙變化，而赫魯曉夫則沒有及時調整原有的心態。
　　1955年1月，蘇聯國防部提議中蘇兩國在遠東的防空方面進一步加強協同合作。中國即派出由副總參謀長陳賡、空軍副司令王秉璋、防空軍副司令成鈞等9人組成的代表團，于1月24日到達伯力（哈巴洛夫斯克），同蘇聯遠東軍區及太平洋艦隊商談防空合作問題。2月6日雙方簽署了蘇聯遠東軍區和太平洋航隊與中國人民解放軍沈陽軍區的聯合防空協議，其內容主要包括3個文件：1、關于防空兵力、兵器殲滅越境敵機的協同作戰計劃；2、關于防空兵力、兵器協作演習的實施計劃；3、中蘇防空作戰協同方案圖。然而，全部文件只有俄文本，卻無中文本，且中國根據協定增設的情報機構和增加的通信設施還要用俄文向蘇方通報。陳賡等人回國匯報后，彭德懷認為這個防空協定沒有按照國際慣例以雙方文字體現，因而是不平等的。在這種情況下，彭德懷向中共中央建議，暫不批準該協定。[2]
　　防空協定的擱淺，并不說明中國不愿進行軍事合作，應該說，中國在遠東防空方面對合作的需求更甚于蘇聯。顯然是蘇聯軍人在言語和行動中流露出來的高高在上的領導者心態引起了中國的反感。如果在斯大林時代，即使蘇方再傲慢的舉動（如中蘇領導人會談從來不許中方做記錄等），中國也未提出異議。現在的情況不同了，朝鮮戰爭以后，中國和中國軍人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大大提高，而赫魯曉夫由于政治上的原因還要求助于中共的支持。此時，盡管蘇聯仍是同盟當然的領導者，但中國已經可以明確地表達自己的不同意見了。這一點，在蘇聯領導的華沙條約集團需要調整社會主義各國的軍事戰略時開始顯露出來。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擴大和日益明顯的軍事化趨向，迫使蘇聯也組織起東歐軍事集團，以顯示其抗衡的力量。雖然華沙條約的宗旨是“保障歐洲的和平和安全”，但在莫斯科看來，中國作為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骨干力量，其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視的。中國是否主動提出過參加華沙條約組織，目前尚無史料說明，但蘇聯確曾在以后幾年提議接納中國或歐洲以外的其他國家(例如古巴)加入這個條約，只不過這一動議受到了東歐各國的抵制而已。[3]在維護社會主義國家的集體安全及對抗西方集團的軍事威脅方面，中國的態度始終是積極的。5月12日國防部長彭德懷在華沙條約組織成立大會上發言說：美國在遠東簽署的一系列安全條約以及頻頻發出的戰爭叫囂，“使亞洲各國人民同歐洲人民一樣面臨著日益嚴重的新戰爭的危險”。因此，中國對于華沙會議“所作的一切決定，都將給予全力的支持和合作”。彭德懷在會議上代表中國政府聲明：“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歐洲和平受到破壞”，中國“一定同我們的兄弟國家的政府和人民進行共同的反侵略斗爭，直到最后的勝利”。[4]彭德懷的聲明似乎是非正式地把中國在1950年中蘇同盟條約中對蘇聯承担的軍事義務擴展到了整個社會主義陣營。華沙會議前后彭德懷在短暫訪問東歐各國期間，也作了類似的保證。[5]這至少說明當時中國對參加社會主義軍事同盟的立場是積極的。
　　彭德懷在參加會議來回途經莫斯科時，與赫魯曉夫及國防部長朱可夫進行了深入會談，中蘇雙方都希望在1950年條約的基礎上使他們之間的軍事合作具體化。然而，中蘇對于華沙條約的防御性要求在總體上的思路是吻合的，但在具體的戰略方針上卻出現了分歧。
　　會談中，赫魯曉夫開誠布公地向彭德懷講述了華沙條約國部隊的戰略意義，及其與北大西洋集團軍事力量對比的狀況，介紹了蘇聯新式武器的發展和威力，特別講到大型遠程轟炸機和空對地、空對艦導彈，并表示可以考慮用這些武器幫助中國。談到蘇聯的政策時，赫魯曉夫說，華沙條約是防御性的，目的是促進和平。因此，蘇聯要提出裁軍方案，并將自動裁減軍隊，以爭取和平談判、和平競賽和緩和國際緊張局勢。蘇聯將撤回駐在奧地利的軍隊，盡管在這個問題上蘇聯內部還有意見分歧。彭德懷表示同意赫魯曉夫對國際問題的看法，認為應該緩和國際局勢，中國也需要一個和平時期進行建設，訓練整編軍隊，建立國防工業和加強沿海國防工程。雙方討論了中國與華沙條約的關系問題，赫魯曉夫在會談中兩次提到，華沙條約不僅是針對西方的，也是針對東方的，希望考慮采取什么方式把中國和華沙條約結合起來。中蘇之間已有同盟條約，一旦形勢有新的變化，我們就可執行這一條約，也可以把這一條約與華沙條約結合起來或考慮把中蘇條約加以發展。目前重要的是考慮和研究一些具體合作問題，形式上一定要同華沙條約完全一樣，但要適合遠東和中國的情況，這就可以使美國不敢輕舉妄動。赫魯曉夫還說，蘇聯在遠東地區和太平洋有強大的軍事力量，特別是海軍和空軍力量，如果中國需要，隨時都可與中國軍隊合作，今后要采取步驟加強這方面的合作。問題就是要研究合作的形式，以便能合法地、機動地發揮兩國合作力量，保衛遠東和平及安全。彭德懷認為，華沙條約國會議對穩定當前國際局勢是一個及時的、具有遠見的重大戰略措施，是對保衛社會主義國家安全和保衛世界和平的巨大貢獻，對亞洲和中國的安全也起著重大的作用。發展中蘇同盟條約，以加強軍事上的合作，是好的，也是必要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該互相配合。彭德懷表示，中國支持蘇聯的國際政策，中國也要并已經在裁減軍隊，這是在政治上配合蘇聯。至于雙方的軍事合作，彭德懷表示，赫魯曉夫提出的這些問題很重要，特別是海軍、空軍的合作，這將有助于加強中國海岸線的防御體系，他將請示中共中央考慮和研究這些意見。彭德懷還提出要求蘇聯加強對中國的軍事援助，特別是軍事新技術的援助。赫魯曉夫說，感謝中國對華沙條約的支持，特別是彭德懷親自參加，這是中國支持華約的最有力的表現，并表示同意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要彭德懷與蘇聯國防部或派專門代表團來蘇進行談判。[6]
　　這里有一個值得引起注意的問題，即赫魯曉夫談到蘇聯內部在對外政策方面是有分歧意見的。當時，赫魯曉夫雖然已經成功地將馬林科夫從部長會議主席的位置上拉了下來，但自己的地位尚未鞏固，特別是在外交和軍事領域，還沒有達到完全控制的程度。[7]主張對西方采取強硬態度的，不僅是主管外交工作的莫洛托夫和一些東歐國家領導人，還有蘇聯軍方的領導人。赫魯曉夫雖然也參加了對馬林科夫所謂“核戰爭無法預計的破壞性”言論的譴責，但強硬路線于事無補及核武器發展的現實使他很快就轉向了靈活的個人外交。赫魯曉夫未與其盟友商量就做出的單方面裁軍64萬人的決定，不僅受到東歐國家的懷疑，也引起了蘇聯軍方的強烈不滿和消極抵制。[8]對于赫魯曉夫來說，華沙條約的重要性不在于內部，而在于外部，其主要目的不是為了采取軍事行動，而是在冷戰的環境中獲取一種與西方進行緩和談判的資本。而在莫洛托夫看來，華沙條約完全是加強社會主義陣營凝聚力的軍事組織和防御工具。這種分歧在蘇聯的報刊宣傳上也可以隱約看出：作為黨報，《真理報》強調緩和，并高度評價赫魯曉夫對歐洲形勢的分析，而軍方報紙《紅星報》則不斷重復莫洛托夫的警告，認為在一個敵對的世界中需要增強華沙條約各締約國的防御力量。[9]5月22日朱可夫在與彭德懷討論未來反侵略戰爭的戰略思想時，反映了蘇聯軍方領導人的這種思考。朱可夫認為中國的積極防御戰略已經過時，在目前條件下的戰爭，以核武器實施突擊具有決定性意義，現在的戰爭不同于以往的常規武器戰爭，不能聽任對方先動手。中方的意見恰恰相反，彭德懷出國前（4月29日）提出，擬就未來反侵略戰爭中如何協同作戰與蘇聯進行磋商，毛澤東表示同意并明確：中國的戰略方針是積極防御，決不先發制人。[10]于是，彭德懷到莫斯科時便帶了這樣一份關于中國戰略思想和軍事方針的國防部文件草案。由于雙方各執己見，彭德懷便將中蘇在戰略問題上存在分歧的情況告訴了赫魯曉夫，但赫魯曉夫只是無可奈何地表示雙方還可以再討論。[11]中蘇軍事合作的前景已經不容樂觀，蘇聯軍人卻在與中國的具體合作中繼續表露出同盟領導者的傲慢態度。
　　1955年9月，蘇聯國防部再次提出外貝加爾軍區與沈陽軍區訂立協同防空協定的問題。沈陽軍區空軍司令周赤萍受命同蘇方進行商談。行前，總參謀長粟裕和空軍司令劉亞樓向周赤萍交代，此行談判僅限于雙方在防空情報方面的合作問題。但周赤萍于9月23日到達赤塔后，蘇方把已經準備好的協議拿出來要周赤萍簽字，其內容包括蘇聯飛機可進入中國領空并在中國機場降落，而事先不必通知中方，但中國飛機在本國飛行或進入蘇聯領空，均須事先向蘇方通報，北京軍區所得敵機情報也要通報給蘇方。議定書還要求中國在東北北部地區增建幾個機場，以滿足蘇軍飛機降落之需要。此外，在為對方提供油料及食宿方面，條件也不對等。因為超出了事前協商的談判范圍，周赤萍便向國內請示如何應對，劉亞樓回電答復：不能同意，應只談防空情報合作。但周赤萍收到的復電卻是同意按蘇方的議定書辦，于是9月27日便在防空協定上簽了字。周赤萍回國進行匯報時，劉亞樓感到驚詫，彭德懷則憤怒不已，并報告給周恩來。由于中國代表團與國內的往來電報都是經蘇軍通訊系統傳遞的，很可能蘇聯人從中作了手腳。周恩來指示，在查清事情真相之前，不理會蘇聯顧問關于在12月開始執行協定的意見。12月29日中央軍委召開辦公例會，會議認為，中國沒有必要再投資增建飛機場，并決定告訴蘇聯總顧問和轉告蘇聯國防部：周赤萍違背總參和空司的指示，擅自在兩國防空協定上簽字，是無組織無紀律行為，應受到處分。此協定不能執行。[12]對事情真相調查的結果目前還不得而知，但蘇方提出的協定本身確實沒有把中國放在一個平等的位置上，這無疑是導致此期中蘇在防空領域軍事合作未能具體實施的主要原因。
　　類似這樣不平等的做法，并非僅有。例如，50年代蘇聯專家幫助中國開展了軍事測繪方面的各項業務，在此基礎上，中國繪制出五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于是，蘇方提出每繪制一批新圖都應給他們一份，但同時卻不愿意將蘇聯繪制的中蘇邊界地區軍用地圖交給中方，而只同意提供繳獲后經過改制的日本地圖。軍委測繪局自然婉言拒絕了蘇方的要求。又如，1955年5月駐旅大地區蘇軍撤走時，蘇方移交了海軍基地的設備，卻扣留了旅大附近海區的測量資料和海圖。后在中方交涉下，才提供了一份《旅大地區測量標志坐標資料》。[13]所有這些都說明蘇聯人在同盟中始終保持著那種領導者的心態，盡管情況已經開始發生變化。不過，當時中蘇關系正處在蜜月時期，雙方相互支持和援助的大趨勢并沒有因此受到影響。1956年1月28日在華沙條約締約國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上，作為中國派出的觀察員，聶榮臻指出，“歐洲和平和亞洲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六萬萬中國人民將永遠同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團結在一起，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團結在一起，為世界和平和各國人民的安全而奮斗。”[14]
　　中蘇關系表面上的變化是中國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繼續全力配合蘇聯，這主要表現在幫助蘇聯處理與波蘭的沖突、解決匈牙利事件以及召開莫斯科共產黨會議的問題上。同樣，蘇聯在經濟和軍事領域也不斷加強對中國的援助，特別是在1957年10月15日與中國簽訂了《國防新技術協定》，承諾在發展原子能工業和核武器方面向中國提供援助。1957年11月的莫斯科共產黨會議顯示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強大力量和空前團結，也把中蘇同盟關系推向了高潮。然而，就在此后不久，中蘇領導人之間為軍事合作問題爆發了一場嚴重分歧，這就是通常所說的“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15]”事件。人們普遍認為，中蘇領導人之間第一次發生的這場正面沖突是中蘇國家關系走向破裂的導火索。而導致這場沖突的原因，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黨政軍領導人，幾乎都異口同聲地指責說，蘇聯的做法侵害了中國的主權，赫魯曉夫的意圖在于控制中國。[16]長期以來，這種看法在中國社會上和史學界頗為流行，似乎已成歷史定案。[17]然而，人們沒有看到，表面上的蜜月關系掩蓋了中蘇雙方在同盟中所處地位的微妙變化。中蘇領導人之間的分歧和爭吵，正是因為一方對同盟關系現狀已有不滿，且在努力促成和顯示這種變化，而另一方對此則沒有相應的察覺，行為方式依然如舊。
　　[1] 詳見沈志華：《中蘇結盟與蘇聯對新疆政策的變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抗美援朝戰爭中的蘇聯空軍》，《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2期。
　　[2] 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86頁；鄭文翰：《秘書日記里的彭老總》，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62頁。筆者2001年6-9月采訪王亞志記錄。王亞志在50年代曾担任周恩來的軍事秘書和彭德懷的參謀。
　　[3] 美國學者克雷默引證捷克斯洛伐克的檔案文獻說明了這一點，見Mark Kramer，The Warsaw Pact and theSino-Soviet Split, 1955-1964，The Paper for An InternationalConference： The Cold War in Asia, Hong Gong, 1996。
　　[4] 1955年5月14日《人民日報》
　　[5] Mark Kramer，The Warsaw Pact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6] 劉曉：《出使蘇聯八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第9-13頁。
　　[7] 參見：Е.Ю.Зубкова，Маленков и Хрушев： личный фактор в политикепослесталинскогоруководства，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5，№4；В.П.Наумов，Борьба　Н.С.Хрущёваза　единоличную　власть,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2。
　　[8] Vojtech Mastny, NATO in the Beholder’s Eye： Soviet Perceptionsand Policies, 1949-1956, Working Paper №35, Cold War InternationalHistory Project,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Washington, D.C.，March2002，pp.79-83。由沈志華主編的《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26卷中刊載了19件有關蘇聯裁軍的檔案，其中一些文件反映了蘇軍下層人員對裁軍的抵制和不滿。
　　[9] 羅賓·艾莉森·雷明頓：《華沙條約》，上海師大歷史系世界史翻譯組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8頁；Mastny, NATOin the Beholder’s Eye，pp.81-82。
　　[10] 《彭德懷年譜》，第595頁。據參加這次談話的總參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講，這是中央領導人首次明確提出中國的戰略方針。
　　[11] 《出使蘇聯八年》，第9-13頁。
　　[12] 《秘書日記里的彭老總》，第61-63頁。
　　[13] 采訪王亞志記錄。
　　[14] 1956年1月29日《人民日報》。
　　[15] 俄文原文совместный флот，也有譯為“共同艦隊”的。
　　[16] 毛澤東1966年3月28日接見日本共產黨代表團時說，中蘇鬧翻實際上是在1958年，他們要在軍事上控制中國，我們不干。章百家：《從“一邊倒”到“全方位”——對五十年來中國外交格局演進的思考》，《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24頁。
　　[17] 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112頁；唐家璇主編：《中國外交辭典》，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第727、728頁。
　　二、中蘇實現軍事合作的良好條件和背景
　　莫斯科會議以后的一段時間，中蘇友誼進入了空前繁榮的時期。中國黨政代表團回國后，軍事代表團繼續在蘇聯參觀訪問。11月27日，赫魯曉夫在彭德懷舉行告別宴會上即席講話，真誠感謝中國黨對蘇聯的理解和支持，盛贊中蘇兩國、兩黨的團結和友誼。當時的氣氛和場面，使在場的中國人頗受感動。在莫斯科的蘇聯高級干部中，甚至盛傳中蘇同盟條約將同華沙條約銜接以及中蘇兩國軍隊在共同區域將實行聯防等消息。[1]這種傳言并非空穴來風，莫斯科會議的結果確有把社會主義陣營經濟和軍事一體化推向擴展和深入的趨勢。
　　據俄國的檔案文獻，12月14日，中國向蘇聯提交一份備忘錄。在備忘錄中，“中國政府提議建立一個聯合的中蘇委員會來管理國防工業，委員會由雙方的幾位代表組成，每年會面一到兩次。”中國設想的聯合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一、交換出版的和未出版的書籍、雜志、手冊、電話號碼簿、技術標準以及其他雙方認為合適的資料；二、討論諸如標準化、技術條件、規格、國家標準及雙方可以接受的各種武器生產方式一類的問題；三、討論技術規格的標準化問題，并向雙方提供標準的產品及測量器具；四、討論邀請和接觸事宜，包括技術專家及援助的步驟、期限和數量；五、在互惠的基礎上邀請或派遣專家和代表團，以便進行現場審查、參與會談、報告研究成果以及短期實習；六、在雙方國防工業的科研和生產條件方面建立經常性的聯系；七、討論交流和提供教學指南、教科書或其他有關國防工業培訓的資料，或提高國防工業人員技術、技能所必需的資料；八、交流采用新機器、新設備、新技術以及將研究成果用于武器生產方面的經驗和教訓；九、研究在武器生產方面提供技術資料的保證問題；十、討論其他雙方認為必要的有關國防工業的問題。”[2]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歷史文件。問題并不在于該建議的內容實際上幾乎完全是蘇聯對中國單方面提供援助，而在于中國提出建議的方式——沒有像以往那樣“請求”蘇聯提供援助，而是以平等合作的形式表現這種要求。更值得引人思考的是，這個無疑體現了軍事一體化內涵的建議本來似乎應該是處于同盟領導地位的蘇聯提出，現在卻是由實力相對弱小的中國提出。這也許表明了中國領導人希望改變在中蘇同盟處于不平等和被領導地位的意向。
　　沒有進一步的史料證明蘇聯是如何對中國建議做出回應的，不過在隨后的幾個月里，中蘇雙方密切接觸，互通情報和協調政策，繼續推動兩國在外交、經濟和政治領域的一致行動。
　　1958年1月27日，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轉告周恩來說，蘇聯政府提議在亞洲建立一個無核區，征求中國政府的意見。周恩來當即說，這是一個很好的主意，待報告黨中央和政府商量后再答復。[3]2月1日，周恩來約見了蘇聯參贊克魯季科夫（尤金生病），告知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完全贊成關于建立亞洲無核區的提議，這一提議對緩和國際緊張形勢和反對原子戰爭威脅很有利。周恩來還答應按照蘇聯的意見，由中國去動員印度首先提出這一倡議。[4]同日，周恩來接見印度臨時代辦辛格，表明了上述立場。[5]3月31日，赫魯曉夫宣布蘇聯政府決定單方面停止核試驗，[6]4月4日，向美國和英國政府首腦提交了備忘錄，強調蘇聯已單方宣布終止核試驗，并要求迅速達成協議。[7]同日，赫魯曉夫致函周恩來通報了這一情況，并呼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支持這一倡議。[8]4月7日《人民日報》刊登了蘇聯的倡議，并發表社論表示支持。[9]4月9日，周恩來即在一次外交場合說，蘇聯政府“這個造福于人類的偉大和平創議是值得我們歡迎和支持的”。4月13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正式函復赫魯曉夫，支持蘇聯政府帶頭停止核武器試驗，認為美英負有不可推卸的義務，應當立即用行動響應蘇聯的倡議。[10]同時，中國也向蘇聯通報了調整對日政策的打算。5月9日，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張聞天對蘇聯參贊安東諾夫說，中國將對岸信介政府施加壓力，以便在日本國會選舉中加強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的力量。張聞天要求將這一情況轉告蘇聯政府，以便“讓莫斯科知道，我們準備采取哪些措施和我們的目的是什么”。[11]
　　在外交方面默契配合的同時，中蘇在經濟領域的合作也不僅限于雙方的互相援助和支持，而是考慮在更大的范圍內發揮作用。1958年2月赫魯曉夫召見中國駐蘇大使劉曉，提出了在社會主義陣營建立“盧布區”的設想。對于這次談話的內容，蘇聯方面尚未通知駐華使館，中國領導人已經做出了積極的反應。2月28日毛澤東與尤金談話時強調說：“中共中央完全支持蘇聯正確而有成績的政策”，最近幾個月，“我們在中國高興地注視著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積極的對外政策行動，滿意地看了你們相應的文件”，“我們完全支持蘇聯最近的所有政策，這些政策表現出了很大的靈活性，是深思熟慮的”。在會談結束時，毛澤東說，中共中央非常高興地看到了赫魯曉夫同劉曉的會談記錄。“這是一次很好的會談。我們同意會談中提出的所有問題。總的來說，赫魯曉夫同志進行了很好的工作，我們非常高興。”[12]3月9日朱德在同尤金的談話中指出，“赫魯曉夫關于建立‘盧布區’的思想使我們感到欣慰和高興，它是與‘美元區’對抗的一種形式。”朱德還說：“莫斯科會議大大加強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力量，進一步鞏固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在此之后，加強社會主義陣營經濟統一的時機逐漸成熟起來。”朱德贊揚，“赫魯曉夫提出的想法在各方面都是好的”，并指出解決所有這些重要的問題都應由蘇聯負責。至于經濟合作，“像其他所有事情一樣，這事應由我們的首領——蘇聯來做。”[13]5月20-23日，在莫斯科舉行了經濟互助委員會成員國會議。會議討論了社會主義各國在貫徹社會主義國際分工以及合理安排生產專業化和協作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經濟合作的問題，并通過了一致同意的建議。中共代表也應邀參加了會議。會后《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稱贊說，這次會議所取得的重大成果，無疑“將進一步加強社會主義國家兄弟般的互助合作”，并表示中國政府“一向認為不斷加強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是我們最高的國際義務”。[14]
　　在政治方面，中蘇更是緊密配合。由于南斯拉夫在匈牙利事件中的表現，特別是鐵托拒絕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黨會議的做法，使赫魯曉夫大為光火。于是，蘇聯決定不派代表團出席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第七屆代表大會，并要對南共綱領提出批判。為此，赫魯曉夫首先征求了毛澤東的意見。4月5日毛澤東在武漢召見尤金，表示非常贊成蘇共中央來信中對南共所做的結論，尤其是蘇共中央決定拒絕出席南共七大。毛澤東說，關于如何對待南共綱領草案，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將在4月5日和6日召開會議，進行詳細討論。毛澤東保證，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定表態贊成蘇共中央關于不向南斯拉夫派代表團的決定，而且無條件地同意蘇聯同志們對南共綱領的評價。周恩來當場給在北京的劉少奇打電話商量，因時間來不及，確定推遲一天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表示同意后，又對尤金說，考慮到這個問題很緊迫，雖然會議尚未召開，但應該現在就把政治局的答復通報給莫斯科，即“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這個問題，表示同意蘇共中央的立場”。毛澤東強調說，在這樣的問題上表明中蘇兩黨完全一致是特別重要的。會談結束時，毛澤東請尤金轉達他對赫魯曉夫被任命為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祝賀，并說“這是非常正確的加強統一的一步，是非常重要的保證領導完全統一的一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合情合理的一步”。[15]4月9日，周恩來向尤金介紹了4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的情況，并將中共中央給南共中央的信交給了尤金。周恩來特別說明，這封信尚未發出，因為中共需要先了解一下蘇共中央給南共信件的內容。尤金當即遞交了蘇共的信件，周恩來接著詢問了蘇共曾向哪些兄弟黨通報過這一情況，并得到了答復。[16]幾天以后，劉少奇和鄧小平又分別會見尤金，互相通報了各自得到的各國共產黨對南共綱領及七大的態度和立場的情況。[17]在4月18日與克魯季科夫交談時，外交部副部長曾涌泉批評南共的綱領草案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綱領”，并指出，由于它的虛假性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一些兄弟黨，因此會對社會主義陣營的統一產生瓦解作用。中共中央聯絡部副部長劉寧一在談到南共綱領草案時，則聲明說，南斯拉夫人是在向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和兄弟黨挑釁，對這種挑釁應該給予堅決的反擊。[18]5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現代修正主義應該受到譴責》的文章。
　　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的問題就是在這樣友好合作的氣氛及團結統一的背景下提出來的,在赫魯曉夫看來，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到1957年底，在軍事上，中國面臨的一個問題是海軍如何在新技術、新裝備方面有所發展，而蘇聯遇到的則是怎樣在戰略上發揮太平洋艦隊作用的問題。中蘇各自的需要驅使他們共同謀求進一步推進雙方在軍事領域的合作，然而，赫魯曉夫提出的合作方式卻令他意外地受到了毛澤東的堅決抵制和憤怒譴責。赫魯曉夫顯然沒有察覺到，當談到社會主義國家關系時，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之前強調的是各國的獨立發展道路和各黨的平等地位，而在此之后更多強調的是維護和加強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統一，是各黨協調一致行動的必要性。這種變化表明，中國黨已經不再是一般的處于被領導地位的政黨了，而中共領導人一再提出“應以蘇聯為首”的本意似乎是在提醒赫魯曉夫：社會主義陣營現在需要的是一位更加革命的和朝氣蓬勃的新的領導者。
　　三、赫魯曉夫的一廂情愿與毛澤東的過激反應1958年12月蘇聯的第一艘核動力潛艇試航成功，實現了潛艇艦隊脫離海岸進行遠洋航行的愿望。[19]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外出潛艇與本土的通訊和聯絡問題，那時還沒有衛星，只能依靠無線電臺。在此之前，蘇聯海軍經過反復討論，向國防委員會提交了兩個方案。第一個方案是在蘇聯本土建立長波發射電臺，但因其耗資巨大且通訊質量沒有可靠和穩定的保證而被否決。第二個方案是在中國的海南島和印度各建一個長波發射臺，分別承担與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行的潛艇艦隊聯絡的任務。赫魯曉夫毫不猶豫地否決了印度方案，他不想因此造成尼赫魯的反感而破壞剛剛建立起來的蘇印關系。對于海南島方案，赫魯曉夫認為不僅是可行的，而且不會有任何困難，因為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與蘇聯有共同的安全利益，況且中國海軍也是在蘇聯的幫助下發展起來的。[20]于是，1958年1月6日，蘇聯國防部的普拉東諾夫海軍上將致函中國的海軍司令肖勁光，試探性地提出了由兩國海軍共同建立和使用長波電臺的問題，同時提交了一份協議草案。[21]
　　恰在此時，中方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早在1954年海軍第一支潛艇部隊建立時，中國就開始著手長波電臺的建設了。在蘇聯的幫助下，進口的三套“突浪型”長波電臺設備于1957年分別安裝在青島、寧波、湛江地區。但這些都是中小功率的長波電臺，隨著潛艇部隊的發展和遠航訓練任務的增多，迫切需要建設大功率的長波電臺。鑒于中國難以承担這樣的工程，海軍便與蘇聯有關方面聯系、商洽，希望他們能給予幫助。[22]
　　建立長波電臺是雙方的共同需要，但如何建立呢？4月18日，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致函彭德懷，建議從1958年至1962年在中國華南地區，由中蘇共同建設1000千瓦大功率長波發信臺和遠程收信中心各一座，投資1.1億盧布，蘇聯出7000萬，中國出4000萬，建成后中蘇兩國共同使用。4月24日，毛澤東指示有關部門作如下答復：同意在中國建設該項設施，但費用全部由中國負担，所有權是中國的。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在5月10日召開的第一五二次軍委會議上，彭德懷主張，電臺不要合辦，應由中國出錢自己辦，平時可向蘇方提供情報，戰時蘇方也可來人，總之不要讓外國人在中國搞軍事基地，這樣影響不好。會議確定將蘇聯的建議交海軍和總參通信部研究并提出意見。5月23日軍委再次開會，確定不同蘇聯合辦長波電臺。6月4日，彭德懷向蘇聯在華軍事總顧問杜魯方諾夫陳述了中方的意見。[23]
　　6月5日，彭德懷將這次談話記錄呈送毛澤東，并報告說，蘇方仍堅持原來雙方共同投資建臺的意見，并提議6月上旬即派專家來華進行選址、勘查設計、擬制協定等工作。為了不影響勘查設計工作的進行，彭德懷建議，同意蘇方來人著手進行一些技術性工作，有關投資和使用等問題可放在下一步解決。6月7日毛澤東在談話記錄上批示：“可以照所擬辦理。錢一定由中國出，不能由蘇方出。使用共同。”如果蘇方施加壓力，“則不要回答，拖一時期再說。或者中央談一下再答復。此事應由兩國政府簽訂協定。”毛澤東還在彭德懷的談話記錄中特別加了一句：“這是中國的意見，不是我個人的意見。”[24]此時，毛澤東對蘇聯的固執態度已經有些不耐煩了。
　　6月12日，彭德懷正式給馬利諾夫斯基復信，再次說明了中國政府的立場，并建議兩國政府就此簽訂一項協定。6月28日，蘇聯海軍通信部部長助理列特文斯基率領一個6人專家小組來到中國，并帶來了一份協議草案。蘇方仍然堅持由中蘇兩國共同建設長波電臺，費用可以雙方各承担一半。隨后，中蘇雙方進行了多次洽商，未能就協議達成一致意見。7月21日，彭德懷根據中央軍委討論的精神，又一次致函馬利諾夫斯基，重申了由中國自行建設的原則：“歡迎蘇聯在設計和建筑等技術方面給予幫助和指導。有關工程的建筑費用、設備費用和其他方面的一切費用，由中國全部承担，這是我們責無旁貸的事情。”[25]
　　就在這一天，蘇方又提出了“聯合艦隊”的問題。這個建議是針對中國要求提供海軍援助而提出的，但同時也有可能是解決長波電臺問題的一種變換方式。
　　通過《國防新技術協定》，解決了中國陸軍和空軍發展新式武器的問題，海軍自然不甘落后。在莫斯科會議期間，作為中國軍事友好代表團成員，肖勁光向蘇聯海軍司令戈爾什科夫提出了援助中國建造核潛艇和導彈潛艇的問題。蘇方表示，中國不必建造這些潛艇，蘇聯現在尚未研制成功，將來蘇聯有了，可以提供給中國。[26]回到北京后，海軍領導人經過認真研究和仔細論證，于1958年4月向彭德懷和軍委寫了一份報告。報告認為，盡快獲得新技術對于海軍建設來說已是極為重要的問題，蘇聯現已改進了某些艦艇的動力和結構，且試制成功幾種用于潛艇和魚雷艇的導彈，而中國海軍目前仍然按照蘇聯在一五計劃期間提供的5種舊艦艇圖紙進行生產。因此，海軍急需獲得建造新艦艇的設計圖紙及其他資料，并建議以政府名義向蘇聯提出請求。于是，在彭德懷和軍委其他領導人的支持下，6月28日，周恩來致信赫魯曉夫，希望蘇聯政府對中國海軍給予新技術援助，在可能的條件下，有計劃地、有步驟地提供建造新型戰斗艦艇的設計圖紙和資料。[27]同日，周恩來還批轉了聶榮臻關于開始研制核潛艇的具體方案。聶榮臻報告說，“關于設計和試制原子潛艇問題，二機部劉杰同志曾與該部蘇聯專家談過，專家表示，他個人愿大力支持。”[28]
　　7月21日，尤金要求緊急會見毛澤東，說有重要的事情匯報。當日晚10時，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旁會見尤金，蘇方有使館參贊安東諾夫和魏立夏金，中方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彭德懷、陳毅參加。尤金說明，他剛剛參加了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回到北京，并受委托向毛澤東匯報會議的情況。尤金談了中東局勢、南斯拉夫、幫助中國加強海軍和海岸防御及蘇聯國內經濟情況等4個問題，會談持續了3個半小時。其中，主要討論的是海軍問題。尤金說，赫魯曉夫希望中國同志能了解，蘇聯的自然條件使其不可能充分發揮核潛艇艦隊的作用，而中國的海岸線很長，條件很好。同時考慮到將來如果打仗的話，中蘇共同的敵人是美國。因此，赫魯曉夫希望與中國同志一起商量，建立一支聯合潛艇艦隊，越南也可以參加。希望中共中央派周恩來、彭德懷去莫斯科具體商量。毛澤東立即指出，中國只是請蘇聯提供幫助，沒有考慮過“合作社”的問題。尤金匯報結束后，毛澤東即抓住聯合艦隊的問題，不斷追問：是否只搞合作社，蘇聯才干，否則就不提供幫助？尤金一再解釋，這只是一個提議，要請中國同志去一起商量。但毛澤東強調，首先要確定方針，是中蘇合辦，還是蘇聯幫助中國辦。如果蘇聯不愿提供幫助，中國可以不搞核潛艇。[29]
　　尤金等人回到使館后，連夜進行討論，最后得出結論：毛澤東反對建立中蘇聯合艦隊。尤金隨即起草了致蘇共中央的報告，并于天亮發出。[30]
　　第二天上午11時，毛澤東又將尤金等人召到中南海去談話，這次參加的中方人員包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的全體委員——毛澤東似乎是在強調，他的談話表達了所有中國領導人的看法。談話內容的主要部分現已在中國正式發表，根據這個節選的談話記錄，毛澤東重申了不搞聯合艦隊的立場，并宣布撤回請蘇聯援助的要求，毛澤東的用詞比前一天更加激烈：“蘇聯同志勝利了四十年，有經驗。我們勝利才八年，沒有經驗，你們才提合營問題。”“你們就是不相信中國人，只相信俄國人。俄國人是上等人，中國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腳的，所以才產生了合營的問題。要合營，一切都合營，陸海空軍、工業、農業、文化、教育都合營，可以不可以？或者把一萬多公里長的海岸線都交給你們，我們只搞游擊隊。你們只搞了一點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權。”[31]除此之外，毛澤東談話的大部分內容是借題發揮，指責蘇聯，發泄他長期以來積壓的對蘇聯領導人，特別是斯大林的不滿情緒。蘇聯參贊魏列夏金的回憶錄補充了許多在中國發表的文獻中被刪節的內容——主要是對蘇聯的指責，如在毛澤東第一次訪蘇時，斯大林在中國使館安裝竊聽器；蘇聯前任大使羅申在中國外交部發展情報員；貝利亞與高崗勾結，多次派人與高崗聯絡；蘇聯駐新疆領事館通過非法渠道收集情報等等。此外，彭德懷也插話，講述了在簽訂中蘇遠東防空協定時，蘇方利用中方代表不懂俄文而騙取簽字的錯誤做法。盡管毛澤東一再聲稱，這些現象只是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問題，但給蘇聯人留下的印象是：“毛澤東滔滔不絕地講了一整天”，“所有這些問題實際上都與中蘇兩國關系、兩黨關系”有關。他們感到“心情沉重”，并認識到“對中國的政策不完全理解，過高估計了共同的意識形態這一因素的重要性，而對國家利益的差異估計不足”。[32]
　　正是感到問題嚴重，尤金在談話中一再解釋，蘇共中央主席團開會時，關于所有權、租借權、指揮權的問題，一概沒有談到，也沒有說要在中國建立軍事基地，只是想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與中國同志研究具體措施。[33]尤金還主動提出，他贊同最好是赫魯曉夫本人來中國，直接與毛澤東舉行會談。[34]此外，盡管毛澤東強調要將他的談話原原本本地轉告赫魯曉夫，但尤金在整理談話記錄時，還是特意刪去了毛澤東所說的“如果潛艇問題不能得到真正解決，那么，可以不舉行會晤”這句話。尤金對此的解釋是：“我干嘛要使赫魯曉夫和毛澤東沖突起來呢？”[35]不過，正如尤金自己的感受以及他所預料的一樣，毛澤東的談話確實使莫斯科感到震驚和不安。赫魯曉夫在與尤金通電話時相當激動地說：莫名其妙！并問到：毛澤東是怎么啦？赫魯曉夫認為他需要當面向毛澤東解釋清楚，但因當時為解決中東沖突的訪美行程已定，無法立即與毛澤東會談。[36]
　　顯然是接到了莫斯科的指示，尤金請求再次會見中國領導人。7月27日，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約見了尤金。尤金向中國領導人通報說，赫魯曉夫對中國同志認為蘇方在幫助中國建立海軍艦隊方面似乎提出了某種政治條件表示很奇怪。劉少奇問，蘇共中央是否提出幫助中國建立艦隊要以艦隊歸蘇中兩國共同所有為條件。尤金十分明確地回答說：蘇聯方面不僅沒有提出任何政治條件，而且連一點暗示的跡象也沒有。接著，周恩來對長波電臺問題提出質問，尤金仍然表示，蘇方在這方面也沒有提出政治性條件。劉少奇說，照他的理解，蘇聯方面已經同意幫助中國建立海軍艦隊了。尤金回答說，上次會晤他在通報情況時已談過此事。于是，劉少奇對此表示贊同，并再次提出，中國方面請求幫助建立中國的海軍艦隊，但正像毛澤東所說，如果蘇聯不能給予這種幫助，那么，中國可以收回或者推遲提出這一請求。最后，尤金通報說，赫魯曉夫近期不能來華訪問了。[37]風暴似乎過去了。
　　然而，赫魯曉夫并不放心。當他確信在巴格達公約國家的倫敦會議上沒有提出入侵伊拉克的問題后，立即取消了美國之行，秘密趕到北京。[38]
　　[1] 對此，彭德懷告訴中國駐蘇大使劉曉，有些問題正在討論中，有些是蘇方的想法，也有些是猜測。《出使蘇聯八年》，第60-61頁。
　　[2] 該文件以英文刊登在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的專業雜志上，見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Project Bulletin, Issues 6-7, Winter 1995/1996,Washington，D.C.，pp.160-161。
　　[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121-122頁。
　　[4] 1958年2月1日克魯季科夫與周恩來會談備忘錄，ЦХСД（當代文獻保管中心），ф.5，оп.49，д.139，р.8893，лл.10-13.
　　[5] 《周恩來年譜》中卷，第124-125頁。
　　[6] Yuri Smirnov and Vladislav Zubok，Nuclear Weapon after Stalin'sDeath： Moscow Enters the H-Bomb Age，CWIHP Bulletin,1994, Issues4，p.16.
　　[7] Morton H. Halperin，Sino-Soviet Nuclear Relations，1957-1960，Morton Halperin ed.，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ArmsControl，Cambridge：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1967，p.136.
　　[8] 《赫魯曉夫言論（1958年1-4月）》第八集，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中文版，第522頁。
　　[9] 1958年4月7日《人民日報》。
　　[10] 《周恩來年譜》中卷，第136-137頁。
　　[11] 1958年5月9日安東諾夫與張聞天會談備忘錄，ЦХСД，5/49/136/8893/77-81。
　　[12] 1958年2月28日尤金與毛澤東會談備忘錄，АВПР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100/51/432/6/86-96。不過，關于赫魯曉夫與劉曉談話的詳細內容，目前在中俄雙方的史料中均未有反映。
　　[13] 1958年3月9日尤金與朱德會談備忘錄，АВПРФ,100/51/432/6/97-103。另參見В.Зубок，ПереговорыН.С.Хруш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 июля‐3 августа 1958г. и 2 октября 1959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1，л.102。
　　[14] 1958年5月26日《人民日報》。
　　[15] 1958年4月5日毛澤東與尤金談話備忘錄，АВПРФ，100/51/432/6/122-134。
　　[16] 1958年4月9日尤金與周恩來會談備忘錄，АВПРФ，100/51/432/6/141-147。
　　[17] 1958年4月12日尤金與劉少奇會談備忘錄，АВПРФ，100/51/172/6/150-160。1958年4月17日尤金與鄧小平會談備忘錄，ЦХСД，5/49/131/71-74。
　　[18] АВПРФ，100/51/432/8/231-233；100/51/432/9/80。Б.Т.Кулик，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вия，Москва，2000，л.321。
　　[19] Н.С.Симонов，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 в1920-1950-егоды： темп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структур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управление, Москва,1996，л.245。由蘇聯402廠建造的這艘核潛艇在試航中共航行3802海里，其中水下航行2002海里。
　　[20] 謝·赫魯曉夫：《導彈與危機——兒子眼中的赫魯曉夫》，郭家申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第264-165頁；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回憶錄》，馬貴凡譯，《中共黨史資料》總第71輯，第208-209頁。
　　[21] 徐明德：《第一座大型超長波電臺的建設》，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海軍回憶史料》，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第509頁。
　　[22] 肖勁光：《肖勁光回憶錄》(續集)，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第200-201頁。
　　[23] 《彭德懷年譜》，第680-681頁；中國軍事博物館編：《毛澤東軍事活動紀事（1893-1976）》，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第907頁。
　　[2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265-266頁。
　　[25] 《當代中國外交》，第112-113頁；《海軍回憶史料》，第508-509頁；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157-160頁。
　　[26] 《肖勁光回憶錄》(續集)，第175-182頁。
　　[27] 《肖勁光回憶錄》(續集)，第183-184頁；《周恩來年譜》中卷，第149頁。
　　[28] 聶榮臻傳記編寫組：《聶榮臻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第553頁；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下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43-644頁。
　　[29] 1958年7月21日毛澤東與尤金談話記錄。參見《十年論戰》第157-160頁。
　　[30] 魏列夏金：《1958年7-8月赫魯曉夫訪問北京》，陳春華譯，《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100-101頁。
　　[31] 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 1994年，第322-333頁。
　　[32] 《赫魯曉夫訪問北京》，第101-103頁。筆者核對了中方記錄的全文，魏列夏金的回憶相當準確，只是記述簡單一些。
　　[33] 《十年論戰》，第160-162頁。這段內容在中國發表的文獻中也被刪去了。
　　[34] 1958年7月22日毛澤東與尤金談話記錄。
　　[35] 《赫魯曉夫訪問北京》，第103頁。
　　[36] Н.С.Хрущев，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Москва，1997，с.334；Зубок，Переговоры，лл.101-102；《赫魯曉夫訪問北京》，第103頁。
　　[37] 《赫魯曉夫訪問北京》，第103-104頁。
　　[38] Зубок，Переговоры，л.102。
　　四、中蘇兩黨會談的表面結果與潛在陰影
　　毛澤東與赫魯曉夫會談后發表的公報宣稱：“雙方在極其誠懇、親切的氣氛中，就目前國際形勢中迫切和重大的問題，進一步加強中蘇之間友好、同盟、互助關系的問題和為爭取和平解決國際問題、維護世界和平而進行共同奮斗的問題，進行了全面的討論，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見。”[1]然而，這些言辭無論如何也不能消除這次事件留在雙方領導人心理上的潛在陰影。
　　7月31日下午5時至9時，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了會談。會談中，赫魯曉夫首先絮絮叨叨地對蘇聯為何提出潛艇艦隊的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解釋。赫魯曉夫堅決否認蘇聯曾使用過“聯合艦隊”或“共同艦隊”的說法，認為是尤金轉達有誤，整個事情是“一次誤會”，并一口咬定，他本人和蘇共中央主席團討論這個問題時，“從來就沒有過像中國同志所想的那樣要共同指揮中國的艦隊，從來就沒有過兩國共有的想法和影子”。赫魯曉夫還委屈地說，“我們沒有想到，毛澤東同志竟把這個問題提高到侵犯主權的程度。你們這樣看我們，令我們感到傷心。”于是，毛澤東在發了一番牢騷后，主動結束了關于“合作社”問題的談話。雙方約定，以后“永遠不會提這樣的問題”。接著，赫魯曉夫開始談長波電臺問題。赫魯曉夫推托說，這個問題蘇共中央沒有討論，是軍方提出的。蘇聯的意圖是在中國南方建立一個長波電臺，以便需要的時候用來指揮蘇聯在太平洋的艦隊。如果中國同意蘇聯通過提供貸款的方式參加電臺的建設，那就更好了。電臺的所有權屬于中國，蘇聯只是要求通過協議，允許蘇聯使用這個電臺。同時，蘇聯在海參崴、千島群島和北海的電臺也可以供中國使用。但如果中國不同意，蘇聯可以取消這個建議。毛澤東則強調，馬利諾夫斯基提出蘇聯出錢，就是要有所有權。中國同意建立長波電臺，費用全部由中國負担，所有權是中國的，蘇聯可以使用。赫魯曉夫再次表示，所有權肯定是中國的，但蘇聯既然使用，出些錢也是應該的，可以用貸款的形式。毛澤東堅持：中國不需要貸款，如果蘇聯要出錢，中國就不搞了。關于這個問題的談話到此結束。[2]
　　這次會談的氣氛雖然是緊張和敏感的，毛澤東對赫魯曉夫也同樣表現出毫不客氣，但已經不像對待尤金那樣激烈和粗暴了。畢竟，赫魯曉夫是上門來解釋問題和承認“錯誤”的。而赫魯曉夫把所有問題都推到尤金大使身上，當然不是因為尤金突然中風，而未能參加這次會談。赫魯曉夫顯然已經感覺到，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問題在中國領導人當中引起的反應，其激烈和嚴重程度足以影響整個中蘇關系，而他沒有別的辦法，只能找一只替罪羊——1959年初，尤金離任回國。從目前披露的檔案文獻以及當事人的回憶看，尤金并沒有歪曲赫魯曉夫的意圖，他的失誤充其量是在第一次聽到毛澤東的反對意見后，沒有立即轉彎、改口，反而進行詞不達意的解釋，結果使毛澤東抓住機會，大發雷霆。而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的問題，確實都是經過蘇共領導人研究后提出的，其主要目的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在中國沿海為蘇聯遠洋潛艇艦隊謀求一處停靠的基地。不過，所有這些考慮完全是針對美國的，而絕非有意控制中國。正如戈爾什科夫向赫魯曉夫解釋的，蘇聯海軍堅持要在海南島建立長波電臺，是因為美國的海軍基地就設在夏威夷群島、中途島，尤其是在菲律賓和臺灣。一旦出現危急情況，蘇聯太平洋艦隊的艦艇可以在中國港口停泊和修理，這樣就大大節省了往返的時間，提高了海軍的戰斗效率。[3]曾長期担任蘇共中央國際部中國處處長的庫里克也回憶說，當時蘇聯沒有一種導彈能夠從蘇聯本土打到美國的西海岸，于是海軍就想搞一個潛艇艦隊，可以對美國實施導彈襲擊。這樣就需要在中國沿海停泊，需要有一個長波電臺進行聯絡。蘇聯學者甚至認為，如果當時建立了聯合艦隊，蘇聯的核潛艇得以在南太平洋游弋，也許就不會發生后來的古巴導彈危機了。[4]
　　的確，蘇聯領導人并沒有侵犯中國主權的意圖，更沒有設想要通過建立長波電臺或聯合艦隊的方式對中國進行控制。至于蘇聯最初堅持出資建長波電臺（貸款方式是赫魯曉夫后來在北京提出的）是否考慮到所有權，目前還不得而知，但就國際合作的方式而言，即使如此，也不存在侵犯中國主權的問題。問題在于，當時蘇聯考慮的僅僅是如何對付美國，而完全沒有考慮到中國的感受。赫魯曉夫想到的是，“這個建議符合社會主義陣營的共同利益”，中蘇同是社會主義國家，又有同盟條約，而且長波電臺和修理基地對中國海軍也是需要的，再說根據禮尚往來的原則中國艦隊也可以使用蘇聯的基地。“無論我們的艦隊、中國的艦隊，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切軍事設施，都是服務于一個目的：準備在帝國主義把戰爭強加給我們的時候進行反擊。”所以，對于這個建議，“友好的、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中國肯定會欣然接受”，“不會有什么困難”。甚至在接到尤金的電報后，赫魯曉夫還認為“只要當面談談，一切障礙即可迎刃而解”。[5]事情過去很久以后，赫魯曉夫才承認，蘇聯的建議“觸及了這個曾長時期受到外國征服者統治的國家的敏感問題”，“觸及了中國的主權”，也傷害了毛澤東和他的民族感情。赫魯曉夫曾親口對兒子說：“當時我們有些急躁，夸大了各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一體化的意義”，并在回憶錄中后悔地說，“如果我們事先知道會有這樣的反應，那我們無論如何不會提出這個建議”。[6]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蘇聯領導人的想法本無惡意，提出合資建設電臺和組建聯合艦隊本身也沒有涉及國家主權問題，只是蘇聯建議的方式有些簡單、唐突，特別未能考慮到中國人的民族感情。如此看來，毛澤東的反應則顯得過于敏感了。雖然在一個長期遭受外國侵略和凌辱的國家，從民族感情上講，對于蘇聯這樣的建議有受到傷害的感覺，是可以理解的，但作為蘇聯的盟國，特別是作為一國領袖，毛澤東對于一個具體的建議表現得如此激動，怒不可遏，卻是難以理解的，其中似乎另有原因。現在來分析，毛澤東的激烈反應固然與他的個人性格有很大關系，但更重要的恐怕在于中蘇之間同盟關系此時發生的微妙變化，以及在這一變化中毛澤東本人的心態。
　　對于斯大林的大國主義和老子黨作風，毛澤東早就心存不滿，只是礙于當時中蘇兩國所處的不同地位而未曾表露。朝鮮戰爭使中國黨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猛然提高，斯大林去世后，毛澤東的革命資歷又不亞于其他國家的共產黨首領，特別是在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以后，蘇聯的威信受到打擊，而毛澤東則在某種程度上幫助赫魯曉夫度過了難關。蘇聯黨居高臨下指揮各方的時代已經過去，至少在國際共運中北京已經可以同莫斯科平起平坐了。與毛澤東第一次訪蘇相比，1957年他在蘇聯的境遇也不可同日而語了。在這種時候，毛澤東怎能甘居被人指揮的地位，又怎能容忍赫魯曉夫再重復斯大林時代的做法？！就以蘇聯租借的旅順海軍基地為例，1952年中國曾主動要求蘇聯海軍延長駐守旅順口的期限，甚至在1954年蘇聯提出提前撤出旅順基地時，毛澤東還曾表示猶豫。[7]因為那時中國的力量還不強大，地位還不鞏固。現在不同了，毛澤東雖然一再申明社會主義陣營還要“以蘇聯為首”，但實際上這個“頭”凡事都要與中國黨進行商議。至于中蘇兩國的關系，莫斯科此時更不能有任何非分之想。例如，就在蘇聯提出長波電臺問題的同時，中國要建立一個水聲學研究站，并需向蘇聯購買一艘700噸的水聲科學研究船。聶榮臻于7月12日給在莫斯科的外貿部長李強復電說，此事已經中央批準，“現決定我們自己在榆林建立水聲研究站(不是中蘇合作建)，所需設備請蘇方供應，費用由我們償付，但凡國內能解決的應自己解決”。“建站技術及研究工作請蘇派專家來我國具體指導，所獲資料可互相交換。”[8]如果赫魯曉夫稍微留意一下此時中國在類似問題上的處理方式，恐怕就不會如此冒失地提出問題了。
　　對于莫斯科來說，的確沒有任何征兆預示著將有一場風暴來臨，[9]但毛澤東卻是心中有數，胸有成竹——由尤金匯報而引起的軒然大波完全在毛澤東的掌握之中。在這次與蘇聯領導人的交往中，毛澤東小心地把握著分寸，既要給赫魯曉夫一點教訓，讓他知道蘇聯以前做過許多對不起中國的事情，而現在中國黨在社會主義同盟中的地位似乎需要改變了，又要強調中蘇關系的主流是友好合作，以便實現從蘇聯得到海軍援助的目的。為此，在與尤金的談話中，毛澤東指名批評最多的是斯大林，其次還有貝利亞、莫洛托夫、米高揚、羅申等等，但唯獨沒有對赫魯曉夫本人提出任何指責，甚至在許多地方還表示了對赫魯曉夫的贊賞和感謝。[10]毛澤東的策略是成功的。
　　首先解決的是長波電臺問題。8月3日，彭德懷和馬利諾夫斯基分別代表兩國政府在北京簽署了《關于建設、維護和共同使用大功率長波無線電發信臺和專用遠距離無線電收信中心的協定》，即《八三協定》。這個協定的主要內容是：一、長波電臺由中國自己建設，主權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二、蘇聯在設計和建筑等技術方面給予幫助和指導，裝備器材凡中國不能解決的請蘇聯援助，通過訂貨解決。蘇聯根據協定所提供的設計資料、裝備器材和派遣的來華專家以及其他方面的一切費用，均由中國通過貿易賬戶償付。三、蘇聯需要使用該電臺的問題由雙方另行談判。同年11月，雙方又簽訂了關于蘇聯提供設備器材和派遣專家的合同。1959年9月13日，蘇聯超長波電臺臺長伊林中校帶著8人專家組來到中國，與中方技術人員共同組成了工程設計辦公室，開始投入大型超長波電臺的工程設計。1960年2月經中央軍委批準設計方案后，施工部隊開始進入施工現場。[11]
　　其次解決了防空協定問題。在7月31日的會談中，彭德懷指出，原蘇聯起草的防空協定不平等，對兩國友誼不利，故中方沒有簽字。馬利諾夫斯基表示，此事可以重新審議。經雙方商定，于11月20日在沈陽開會。為了給蘇方一個臺階下，陳毅在彭德懷的送審報告上還特別批示，要淡化處理，把責任說成是下面人員的。11月25日至12月7日，蘇聯遠東軍區司令佩尼科夫斯基和外貝加爾軍區司令克列伊澤爾與沈陽軍區司令鄧華進行磋商，并簽署了《關于雷達兵相互報知協同計劃》和《防空兵力兵器在邊境地帶的協同動作計劃》。隨后，經兩國國防部批準實施。[12]
　　最后，向中國提供海軍新技術援助的問題也得到了順利解決。赫魯曉夫回國以后，很快于9月8日致電周恩來，同意向中國海軍提供技術援助，并提議派代表團進行商談。[13]經過談判，1959年2月4日在莫斯科，海軍司令蘇振華和曾任駐華總顧問的蘇聯代表阿爾希波夫分別代表兩國政府簽訂了《關于蘇聯政府給予中國海軍制造艦艇方面新技術援助的協定》，即《二四協定》。根據協定，蘇聯將向中國出售629型導彈潛艇、633型魚雷潛艇、205型導彈快艇、183型導彈快艇、184型水翼魚雷快艇和Р-11ФМ型彈道導彈4枚、П-15型飛航式導彈2枚，以及這些艦艇的動力裝置、雷達、聲納、無線電、導航器材共51項設備的設計圖紙資料，還有部分艦艇制造器材及導彈的樣品，并轉讓了這些項目的制造特許權。蘇聯的60名專家隨即來到中國，協助開展設計和仿制工作。大部分技術資料和部分設備材料也陸續到貨。這一協定的執行，對于中國海軍從常規武器裝備逐步向新的動力裝置和導彈武器過渡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14]
　　一場風波終于過去了，中國得到了期望中的援助，赫魯曉夫也認為解決了所有有爭議的問題，并對這次訪問的結果十分滿意。[15]然而，中蘇關系并未因此好轉，反而越來越呈現出一種緊張狀態。毛澤東對這次事件的處理方式無疑使赫魯曉夫有一種啞巴吃黃連的感覺，盡管中蘇之間繼續保持著政治上的一致性，但毛澤東的言辭和做法在赫魯曉夫心理上留下的陰影卻是揮之不去的。在雙方缺乏相互信任感的情況下，任何一方做出的出乎意料的舉動都可能刺激對方，而引起雙方關系進一步趨向惡化。此后中蘇關系正是沿著這條路線發展的：先是中國在事前未通知蘇聯的情況下炮擊金門，并拖延向蘇聯提供墜落在中國境內的美制響尾蛇導彈，引起赫魯曉夫的強烈不滿；接著是蘇聯暫停按《國防新技術協定》向中國提供核武器樣品，遭到中國領導人的憤怒譴責；以后是中國未同莫斯科協商而在中印邊界采取的軍事行動使赫魯曉夫惱火，而蘇聯在中印沖突中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態度也激怒了北京；中蘇領導人之間1959年10月在北京和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的直接沖突，終于導致中蘇兩黨公開分裂。最后，赫魯曉夫單方面宣布撕毀合同，撤退專家的輕率舉動，不僅意味著中蘇之間的軍事合作最終夭折，而且使得中蘇同盟條約也成為一紙空文。
　　本文無意追究中蘇未能實現軍事合作的責任所在，不過，研究的結果對于理解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國家關系的特點確有一些啟發。在不少研究此期中蘇關系的論著中，動輒就提出蘇聯侵犯中國主權的問題，其實在大多數情況下，表現出來的只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黨際關系通行的政治準則，即一種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范式。既然各國共產黨都強調和承認國際共運必須有一個領導核心，并在意識形態一致性的前提下維護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地位，那么也就在實際上放棄了各自的獨立性。于是，在黨政合一的政治體制下，在國家關系混同于黨際關系的狀態下，社會主義同盟中各國主權的完整性就很難得到保證。同時，這種關系范式壓抑了同盟各國追求獨立發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團結統一往往掩蓋了同盟內在的不穩定因素。平時大家以兄弟相稱，言談舉止無所顧忌，淡漠了正常的國家關系，一旦政治關系發生變化，或領導者地位和權威受到挑戰，或意識形態的正統性受到懷疑，那種籠罩在民族感情和心理上的陰影就會立即顯露出來，侵犯國家主權就會成為指責同盟“為首”者的最常見的罪名，而這種同盟關系也就隨之遭到破壞。類似的狀況，不僅存在于中蘇之間，某種程度上也存在于中朝和中越之間。[16]因此可以認為，中蘇在1950年代中期以后未能在軍事合作方面取得進展，反而導致雙邊關系惡化，究其根源，恐怕就在于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關系本身的政治特征。中蘇關系最終破裂的根本原因也存在于社會主義國家關系范式和準則中的某種結構性失衡，而不應僅僅去追究哪一方的責任。
　　發表于《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5期。2003年第3期《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將摘要轉載。
　　[1] 1958年8月4日《人民日報》。
　　[2] 關于1958年7月31日和8月3日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的談話記錄，出自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的俄國著名軍事歷史學家沃爾科格諾夫（Д.Волкогонов）私人檔案。沃爾科格諾夫生前收集了大量有關蘇聯歷史的檔案文獻，根據他的遺囑，美國在2000年公布了這批檔案。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研究人員祖伯克（В.М.Зубок）整理并發表了這兩份檔案，俄文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1，№1，лл.111-128；英文見CWIHPBulletin, Issues 12-13, Fall/Winter
　　2001，pp.250-262。遺憾的是筆者一直沒有找到蘇共中央主席團的會議記錄，無法通過檔案文獻確定蘇聯究竟是如何提出這些問題的。
　　[3] 《導彈與危機》，第264-165頁。
　　[4] 庫里克在1997年10月“中蘇關系與冷戰”國際學術研討會的發言記錄。丁明整理：《回顧和思考——與中蘇關系親歷者的對話》，《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2期。
　　[5] 《導彈與危機》，第264-165頁；《赫魯曉夫回憶錄》，《中共黨史資料》，總第71輯，第208-209頁。
　　[6] 《赫魯曉夫回憶錄》，《中共黨史資料》，總第71輯，第209-211頁。Зубок，Переговоры，л.110。
　　[7] Хрущев，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с.356。
　　[8] 《聶榮臻年譜》下卷，第646頁。
　　[9] Зубок，Переговоры，л.102。
　　[10] Зубок，Переговоры，л.101。可參見各次談話的記錄原文。
　　[11] 《海軍回憶史料》，第509-512頁；《肖勁光回憶錄》(續集)，第201-202頁。
　　[12] 采訪王亞志記錄；《秘書日記里的彭老總》，第61-63頁；《彭德懷年譜》，第710頁。
　　[13] 《肖勁光回憶錄》(續集)，第181頁。
　　[14] 侯向之：《憶〈二·四協定〉的簽定》，《海軍回憶史料》，第413-415頁；《肖勁光回憶錄》(續集)，第181-182頁；《聶榮臻年譜》下卷，第665頁。
　　[15] 奧·特羅揚諾夫斯基：《跨越時空——蘇聯駐華大使回憶錄》，徐葵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第314-315頁。作者當時是赫魯曉夫訪華的隨員。
　　[16] 參見沈志華提交2001年10月25日漢城學術會議論文：《中朝在韓戰期間的矛盾、分歧及其解決》（未刊）；李丹慧：《中蘇在援越抗美問題上的分歧和沖突》，李丹慧編：《中國與印度之那戰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第126-191頁。
 

沈志華 2013-08-28 10:1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