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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南沖突的焦點集中在巴爾干地區。1948年1月，莫斯科得到的兩個消息使斯大林大為震怒：一個是南斯拉夫試圖派軍隊進入阿爾巴尼亞，理由是希臘反動派可能對阿發動進攻；一個是季米特洛夫在羅馬尼亞對記者發表談話時宣稱，一旦條件成熟，在巴爾干和多瑙河一些國家之間將決定成立聯邦或關稅同盟的問題，這些國家是羅、保、南、阿、捷、波、匈，其中還特別提到了希臘。這兩件事情的要害是事先都沒有向莫斯科通報，更沒有得到批準，而其結果則可能在敏感的希臘問題上引起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武裝干涉，導致美蘇直接對抗。在共產黨情報局成立僅僅幾個月后就發生這樣的事情，斯大林無論如何是不能容忍的。于是，蘇聯下令要南、保領導人到莫斯科進行緊急會談，著重討論南保關系、南阿關系以及與此相關的希臘問題。
　　關于建立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聯邦的主張，是斯大林在1944年秋天與鐵托初次見面時提出的，11月22日會見卡德爾、西米奇和舒巴希奇時，斯大林又催促南斯拉夫人盡快進行此事。于是，南保雙方于12月底和翌年1月初進行了商談。但是南斯拉夫對此態度消極，保加利亞內部對是否成立聯邦也有不同看法，特別是關于聯邦應采取何種形式的問題，雙方意見分歧很大。保加利亞人希望兩國以平等地位進入這一聯邦，而南斯拉夫人則要求保加利亞必須作為南斯拉夫現有六個聯邦共和國之外的第七個共和國加入聯邦，所以會談沒有結果。1月底，莫洛托夫又把南、保代表團召到莫斯科，與蘇聯代表共同做進一步的討論。盡管會談各方一致同意建立聯邦是需要的，但在如何組建聯邦的問題上仍然存在分歧。最后，鑒于時機尚未成熟，決定先不簽署建立聯邦的條約，而起草一個合作互助條約。后來因英國提出抗議，這個條約的簽署也推遲了。[1]新的檔案文獻表明，在建立聯邦的原則上，蘇聯是站在保加利亞一邊的。斯大林1945年1月9日接見赫布朗時說，南斯拉夫關于聯邦的條約草案不合適，“這個聯邦的前景是在二元制原則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全聯合這兩個國家”。斯大林強調，必須逐步走向聯合，但只能“是自由結成聯邦的兩個國家的有機聯盟。不能造成想吞并保加利亞人的印象”。蘇聯之所以急于促成聯合，是担心“如果形勢急劇轉變，保加利亞人可能會倒向美國和英國，甚至倒向土耳其”。[2]
　　由于得到蘇聯的支持，保加利亞還是希望盡快建立起這個聯邦。1945年10月，保加利亞駐南公使托多羅夫兩次與薩德奇科夫談話，表示保加利亞方面對未能及時建立聯邦感到遺憾。[3]1946年初，保加利亞政府又一再向南斯拉夫領導人和蘇聯領導人提出繼續進行一年以前中斷的談判。對此，南斯拉夫持明確的反對態度。鐵托在與蘇聯大使會談時，“以異常堅決的口氣聲明，他現在不能支持與保加利亞結成聯邦這種思想”，因為保加利亞仍然是真正的君主立憲制國家，而共產黨在保加利亞的影響與南斯拉夫是無法相比的。同時，鑒于保加利亞人可能會重新提出這個問題，鐵托請求蘇聯大使明確一下莫斯科對這一問題的意見。此后不久，在與蘇聯大使商議鐵托訪蘇的議事日程時，鐵托再次提出要討論同保加利亞的關系問題。[4]
　　作為給斯大林準備的與鐵托會談的背景材料，外交部巴爾干司司長拉夫利舍夫起草了一份調查報告。報告指出，“盡管使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結成聯邦符合兩國的利益”，但是，在締結與保加利亞的和平條約以及解決兩個國家內部的復雜的政治問題之前，無論是結成聯邦，還是締結南保友好互助條約，都為時尚早。[5]這份報告使斯大林稍微改變了一下策略。在5月27日蘇南領導人的會談中，鐵托說：“搞聯邦是不會有什么結果的”，并重復了對拉夫連季耶夫講過的理由。斯大林立即反駁說：“這件事應該做”，“開始可以限制在友好互助條約問題上，但實質上應該做得更多一些”。鐵托只得表示同意。[6]隨后，南斯拉夫代表團與同時趕來莫斯科的保加利亞領導人舉行了會晤。6月7日，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領導人與南、保代表團舉行了三方會晤，商妥兩國實行最緊密的合作，但同盟條約要等到和約簽字后再行締結。[7]
　　然而，一年以后情況發生了變化。一方面，南斯拉夫迅速從戰爭的廢墟中恢復和強大起來，其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都足以使鐵托加強了成為巴爾干地區主宰的欲望和信心；另一方面，南保關系日益密切，鐵托和季米特洛夫的私人交往已經不同尋常。因此，1947年2月10日對保和約在巴黎簽字以后，南保兩國加快了實現同盟和聯邦的步伐，以至鐵托在6月可以雄心勃勃地向保加利亞報界宣稱：“自由的巴爾干各國人民”必須建立“一個強大的堅如磐石的統一體”。7月底鐵托邀請季米特洛夫前來談判，并順利地排除了阻礙南保關系發展的馬其頓問題——同意將原屬保加利亞的皮林馬其頓并入南斯拉夫的馬其頓共和國。8月1日，南保領導人在布萊德簽署了4項涉及雙邊關系的條約，并且發表了公開聲明。[8]但此時斯大林的心情已經完全不同了。對馬歇爾計劃的猜疑，對德國局勢的憂慮，特別是正在考慮之中的對西方政策的調整，使莫斯科感到必須統一安排和妥善處理所有歐洲事務。因此，當鐵托和季米特洛夫向蘇聯通報即將簽訂條約一事時，斯大林于7月5日答復說，南保條約應當延期到和平條約生效后再簽訂。使斯大林感到意外和氣憤的是，鐵托和季米特洛夫都認為無須等到和平條約的正式批準，可以先草簽南保條約，并將這一消息公之于眾。他們在沒有得到莫斯科首肯的情況下，竟然擅自付諸行動了。8月12日斯大林在給鐵托和季米特洛夫的內容相同的信函中嚴厲斥責了他們的行為。[9]
　　鐵托和季米特洛夫雖然接受了莫斯科的批評，但只是放慢卻沒有停止他們的工作。1947年秋天，鐵托成功地訪問了索菲亞、布達佩斯和布加勒斯特，所到之處受到熱烈歡迎，這無疑使他感到自豪和榮耀。在11月訪問保加利亞時，鐵托發表講話說：“很多人說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個聯邦。但我們正在創立的是一個關系更密切，范圍更廣泛的聯盟，至于聯邦只不過是個形式而已。”11月28日，南保領導人簽署了為期20年的合作和共同防御條約。[10]兩周后，保加利亞部長會議副主席科斯托夫談到，最近的事態發展正在導致“在不久的將來成立所有南部斯拉夫人的聯盟并建立一個共同的南部斯拉夫國家”。[11]正是在這種樂觀的氣氛中，季米特洛夫在與羅馬尼亞簽訂了共同防御條約后發表前述關于東歐國家聯邦的講話。
　　1948年1月22日英國外交大臣貝文對季米特洛夫的講話發出警告，聲稱西歐將聯合起來共同對付東歐的蘇聯化。[12]或許是缺乏政治敏感，或許是出于職業慣例，1月23日的《真理報》未加評論地轉載了季米特洛夫講話的大部分內容。但斯大林對此事則十分敏感。第二天，索菲亞便收到了莫斯科發來的一封含有嚴厲斥責內容的電報，批評季米特洛夫的行為“對新的民主制國家有害無益，使英美更容易反對這些國家”。1月28日，《真理報》又發表了編輯部述評，表示絕不贊同季米特洛夫在聯邦問題上所持的觀點，并認為這種聯邦是“不可靠的和憑空虛構的”。季米特洛夫對蘇聯領導人的激烈譴責做出了順從的反應，但1月30日蘇斯洛夫在回電中對保通社聲明試圖進行解釋和修正的說法再次提出了批評，并責令保共領導人立即前往莫斯科。[13]顯然，斯大林認為事態的嚴重性不僅在于保加利亞人和南斯拉夫人的行動性質相同，而且還在于時間吻合——莫斯科正在為鐵托對阿爾巴尼亞的擅自行動大傷腦筋。
　　南阿關系的背景更為復雜，在斯大林看來，也更為敏感。還在戰爭當中，南共就成為阿爾巴尼亞游擊隊的支持者和庇護者，而且兩者都是依靠自己的軍事力量建立起新政權的，所以關系密切。按照赫布朗的話說，“阿爾巴尼亞人是南斯拉夫最好的朋友”。但是在盟國關于戰后勢力范圍的劃分中尚未確定阿爾巴尼亞的地位時，斯大林對南阿關系的發展持謹慎態度。在雅爾塔會議之前，斯大林叮囑赫布朗說，與阿爾巴尼亞的關系問題，“應當慎重”，“必須等一等，斟酌一番”，應當避免在那里與英國人發生沖突。[14]戰后一段時期，蘇聯不想因為與阿關系密切而引起西方盟國的猜疑，且鑒于南阿關系的歷史狀況和對南共的信任，所以同意讓阿共接受南共的領導，有關阿共的事務也交由貝爾格萊德處理。莫斯科與地拉那的聯系是通過南斯拉夫人進行的，包括蘇聯提供的武器也是經由南斯拉夫轉交的。[15]隨著南阿關系的日益發展，南共便提出了阿爾巴尼亞加入南斯拉夫聯邦的問題。對于阿黨內反對這一方針的政治局委員馬列紹瓦，南共認為有必要對阿共的政策施加影響，以清除這種站在“機會主義立場”上的人物。1946年2月，阿共中央舉行全體會議，于譴責“機會主義”之后，將馬列紹瓦開除出了領導集團，同時把發展與南斯拉夫“更加緊密而又具體的兄弟情誼”列為黨的任務之一。[16]1946年3月27日，南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做出決定，邀請阿共總書記霍查正式訪南，以訂立南阿友好互助條約。同時，簽訂關于密切經濟合作、簡化(在頗大程度上廢除)兩國之間邊界制度的各項協定，以及關于共同防御的秘密軍事協定。4月初，南阿分別通報莫斯科征求意見。[17]
　　南阿談判的前景引起了莫斯科的嚴重關注。當鐵托在4月22日向蘇聯大使透露出“阿爾巴尼亞早晚應當加入南斯拉夫聯邦”的口風后，拉夫連季耶夫接到了緊急指示，立即查明情況，搞清擬議中的南阿條約是針對誰的。4月23日，卡德爾做出了說明：條約是針對意大利的，既然在條約中規定了在保衛南、阿領土完整和獨立方面互相幫助的條款，那么間接地也是針對希臘的，因為后者曾經妄想得到阿南方的一些地區。[18]鐵托本來已確定就南蘇經濟合作以及請蘇聯幫助援建“軍工生產基地”的問題，親自前往莫斯科參加與蘇聯政府的談判。拉夫連季耶夫根據來自莫斯科的指示通知鐵托說，同意他在巴黎和會以后進行訪問。但5月7日，蘇聯大使通知鐵托說，訪問將安排在巴黎和會之前，即5月下半月進行。同時，蘇聯政府將要同他討論南阿條約的問題。[19]顯然，關于南阿條約談判的消息促使蘇聯方面突然把訪問的日期提前了。
　　在鐵托到達莫斯科之前，拉夫利舍夫起草了“關于南阿關系問題”的調查報告。報告稱，簽署南阿友好互助條約是“有益和重要的事情”，但建議在條約中不要直接提及意大利。至于“討論阿爾巴尼亞歸入南斯拉夫聯邦的問題”，報告建議這件事應推遲進行，“以防止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的國際地位復雜化”。報告還建議不簽訂秘密軍事協定，不簽訂簡化邊界制度的協定，以免引起英國人和美國人的注意。[20]于是，在1946年5月27日與鐵托的會談中，斯大林主張推遲南阿聯合的事情，但同意南阿首先簽訂友好互助條約和經濟合作協定，并表示贊成阿爾巴尼亞接近南斯拉夫的方針。[21]鐵托順從了斯大林的意見。7月初霍查訪問南斯拉夫，在莫斯科同意的范圍內與鐵托簽署了條約和協定。不久，阿政府便得到莫斯科的通知，為了“加強阿爾巴尼亞與南斯拉夫的聯系”，蘇聯政府支持簽訂這些文件。[22]
　　此后，看似順利發展的南阿關系漸漸露出了危機的苗頭。問題的根源還是在于冷戰的出現。南阿友好互助條約的簽訂在西方和巴爾干地區引起了軒然大波，意大利、希臘和土耳其各大報紙紛紛進行指責，而特別感到憤怒的是希臘人。雅典《論壇報》的一篇社論直截了當地指出：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的條約是對希臘和聯合國的挑釁。這一條約可能成為巴爾干火災的起因![23]西方世界對南阿條約的強烈反應，使斯大林感到必須限制南斯拉夫在希臘內戰中的行動。另一方面，當斯大林有心在東歐共產黨中進行整肅，以便于采取統一行動時，南阿之間的親密關系，特別是將阿爾巴尼亞納入南斯拉夫的道路，在莫斯科已經行不通了。斯大林開始關注地拉那了。1947年7月，斯大林邀請霍查和組織書記、內務部長佐澤訪問了莫斯科，此后蘇聯與阿爾巴尼亞逐漸建立了直接聯系。莫斯科不僅派遣蘇聯專家到阿爾巴尼亞勘探石油，而且向地拉那派駐了公使。為了安撫鐵托，蘇聯公使丘瓦金通知南斯拉夫人說，斯大林向霍查表示，蘇聯在南阿關系問題上的立場沒有改變，并將一如即往地尊重貝爾格萊德在阿的特殊地位。但是，斯大林在會見霍查時曾聲明，阿爾巴尼亞是獨立的國家，應該獨立自主地發展與其他國家的關系，這實際上暗示了蘇聯對南斯拉夫對阿政策的不滿。[24]
　　在這種背景下，阿黨內以政治局委員、經濟部長斯皮洛為首的反南勢力悄悄崛起，并且越來越贏得霍查的信任，而以佐澤為主要代表的親南派則遭到冷遇。阿爾巴尼亞與南斯拉夫的合作消極起來，斯皮洛與丘瓦金的交往卻日趨密切，阿電臺和報紙也不斷出現對蘇聯的贊揚和吹捧。[25]鐵托終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憂慮和不滿，在致函霍查提出警告未能奏效以后，于1947年8月直接向蘇聯提出了要求，他向拉夫連季耶夫明言：“在阿爾巴尼亞政府代表團的莫斯科之行以后，某些阿爾巴尼亞領導人開始對南斯拉夫采取了錯誤的態度，并且錯誤地評價南斯拉夫對阿奉行的友好政策。”鐵托指責斯皮洛“奉行使阿爾巴尼亞疏遠南斯拉夫的政策”，對南共扶植起來的霍查采取模棱兩可的立場也表示不滿，同時贊賞佐澤是“最堅定的和始終如一的領導人”。鐵托要求蘇聯同意他非正式地邀請霍查和佐澤訪問南斯拉夫，并認為應當向霍查和佐澤指出，“不能把蘇聯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看成是蘇聯希望阿爾巴尼亞疏遠南斯拉夫的表現，而是恰恰相反，應當將其視為是對兩個鄰國之間親密關系的促進”。同時，南共還打算向阿爾巴尼亞人建議解除斯皮洛的職務。[26]自然，鐵托沒有得到回音。至11月，當南共認為阿黨內部反南派的行為已超出限度時，鐵托又發出了一封措詞更加激烈的信件，要求阿共中央政治局弄清事實，做出解釋。鑒于鐵托和南共的威望和影響，霍查只得召開中央全會，討論鐵托的信件和斯皮洛事件。看到霍查再次與佐澤接近以后，斯皮洛感到失望而開槍自殺。關于斯皮洛的死，霍查含糊其詞地向莫斯科解釋說，斯皮洛有反蘇情緒，是帝國主義的間諜。對此，丘瓦金呈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份長篇報告，認為這種說法沒有證據。據說，斯皮洛是斯大林看中的人，因此，這一事件震動了克里姆林宮，斯大林大發雷霆，對蘇駐阿使館橫加指責。然而，鐵托并不知道莫斯科已另有打算。南共于12月初再次致函蘇聯領導人，提出對斯皮洛的指控，并要求莫斯科同意召回蘇聯駐阿專家和采取措施加強南在阿的支配作用。作為答復，斯大林建議派吉拉斯或其他“非常熟悉阿爾巴尼亞情況”的“負責同志”到莫斯科來。[27]
　　1948年1月15日，蘇聯領導人會見了吉拉斯。會談中，斯大林雖然表示斯皮洛自殺一事不應發生，但是當吉拉斯試圖進行解釋時，斯大林卻打斷他的話說：“我們在阿爾巴尼亞沒有什么特殊利益可言。我們同意南斯拉夫吞并阿爾巴尼亞!”在不到十分鐘就結束的談話中，斯大林做出結論，蘇南在阿爾巴尼亞的問題上沒有分歧，甚至委托吉拉斯替蘇聯政府起草一封給鐵托的電報，通報這一結論。[28]斯大林這番話的真實用意引起了研究者的疑問，[29]而目前尚未發現新的檔案證據可供參考。不過，從事態的發展以及談話時的語氣和用詞可以判斷，斯大林說的是反話。況且，此事直接涉及到斯皮洛與蘇聯的關系，斯大林顯然也有難言之隱。莫斯科在等待徹底解決問題的機會。
　　這樣的機會很快就來了。根據南斯拉夫檔案材料，在得到吉拉斯發自莫斯科的關于蘇聯立場的報告后，1月19日，鐵托建議霍查在阿南部提供一個基地，供南斯拉夫的一個師進入，理由是有消息說，存在著希臘在“英國人和美國人”的支持下入侵阿的危險。[30]或許是斯大林關于維持南在阿優勢地位的表示鼓勵了鐵托，抑或是斯大林關于南阿不得急于合并的警告刺激了鐵托，無論如何，鐵托做出這樣的決定時沒有同蘇聯商量，也沒有向蘇聯通報。莫斯科從霍查那里得知這一情況后，激烈地譴責了南領導人的這類行動，并指出在理解南阿兩國關系時，蘇聯同南斯拉夫存在著“嚴重分歧”。拉夫連季耶夫緊急約見鐵托，要求對方確認是否存在南軍隊將進入阿的決定。鐵托對此予以承認，但申辯說是征得霍查同意的，并強調發生對阿入侵的可能性。鐵托還提出，他不同意莫斯科關于在南軍隊進入阿的情況下，美英除進行輿論攻擊外還會出兵干涉的說法。但同時也表示，既然蘇聯反對此舉，南政府將不會派出軍隊。斯大林對鐵托的答復仍不滿意，要求派“南斯拉夫政府的重要代表”來莫斯科討論“分歧”。[31]在南向阿派駐軍隊的問題上，斯大林除了担心南阿關系進一步發展可能對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地位形成威脅以外，更多考慮的則是與阿爾巴尼亞密切相關的希臘局勢。因為希臘與阿爾巴尼亞在北埃皮爾地區有領土爭端，根據南阿條約，一旦希臘使用武力，南斯拉夫就有義務向希臘宣戰。但是早在1944年10月與丘吉爾劃分兩國在巴爾干的勢力范圍時，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斯大林就把希臘給了英國。[32]希臘本來就不是蘇聯的勢力范圍，而美國對希臘革命的強烈反應也使得莫斯科在這個問題上必須謹慎從事。從美國政策的角度看，希臘問題與土耳其和伊朗事件一樣，都是杜魯門主義產生的重要背景，是對蘇聯擴張架勢和世界革命運動的本能恐懼，而蘇聯的對策則反映出斯大林維護雅爾塔體系的主旨，特別是1947年馬歇爾計劃引起蘇美關系趨向緊張以后，斯大林更不想在巴爾干地區引火燒身。所以，莫斯科不得不“一再以國際形勢微妙而須審慎從事為由”來敷衍希臘游擊隊。據希臘游擊隊領導人馬科斯回憶，莫洛托夫一直為了外交上的原因拖延被編成“外籍軍團”的志愿軍進入希臘作戰，后來答應如果成立“一個正式政府”，蘇聯“將立刻承認”。然而，當1947年底希臘臨時民主政府宣布成立后，莫斯科又答復說，“要等弄清英國人和美國人會做出什么反應，才能承認這個政府”。[33]在這種情況下，鐵托試圖向阿爾巴尼亞派遣軍隊，斯大林當然不能允許，何況南共還是背著莫斯科做出這一決定的。
　　斯大林對希臘革命和臨時民主政府的態度，最突出地表現在2月10日蘇南保三國領導人的會談上，而正是這次會談，成為蘇南走向分裂的起點。
　　[1] 詳見《卡德爾回憶錄》，第110-114頁；《南蘇關系》，第106-108頁。
　　[2]АВПРФ,ф.6,оп.7,п.53,д.872,лл.8-28.
　　[3]АВПРФ,ф.6,оп.7,п.53,д.868,лл.3-4頁.
　　[4]АВПРФ,ф.144,оп.30,п.118,д.15,лл.39-41,47-48,100.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3,№2,л.31.
　　[5]АВПРФ,ф.144,оп.30,п.118,д.10,лл.13-17.
　　[6]АПРФ,ф.45,оп.1,д.397,лл.107-110.
　　[7] 《季米特洛夫的晚年》，第68頁。
　　[8] 彼得·卡爾沃科雷西等編：《國際事務概覽（1947-1948年）》，上海譯文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234頁。
　　[9] 以上材料出自保加利亞國家中央檔案館和鐵托檔案館，轉引自Новаяи н 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1,лл.168-169。也有學者認為斯大林對此事并沒有強烈反應。見Mastny前引書，第34頁。
　　[10] 見Stefan前引文，第390頁；《季米特洛夫的晚年》，第186-188頁。條約原是無限期的，在報請莫斯科批準時，期限被改為20年。
　　[11] 《國際事務概覽（1947-1948年）》，第235頁。
　　[12] 見Mastny前引書，第37頁。
　　[13] 以上電報存保加利亞國家中央檔案館，轉引自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1,лл.160-161;№2,л.159。關于季米特洛夫對莫斯科指責的反應，詳見《季米特洛夫的晚年》，第219-220頁。
　　[14]АВПРФ,ф.6,оп.7,п.53,д.872,лл.8-28.
　　[15]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1947-1948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1,л.166.
　　[16] Arhiv Josipa Broza Tita，ф.KMJ，I-3-b/19, С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3,№2,лл.17-18.
　　[17]АВПРФ,ф.144,оп.30,п.118,д.10,лл.1-2;д.15,лл.24-25,56.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3,№2,лл.18.
　　[18]АВПРФ,ф.144,оп.30,п.118,д.15,л.45.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3,№2,лл.18.
　　[19]АВПРФ,ф.144,оп.30,п.118,д.15,лл.31,62,76,100.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3,№2,лл.17-18.
　　[20]АВПРФ,ф.144,оп.30,п.118,д.10,лл.1-3.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3,№2,лл.31.
　　[21]АПРФ（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ф.45,оп.1,д.397,лл.107-110.
　　[22]АВПРФ,ф.144,оп.30,п.118,д.15,лл.167-168.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3,№2,лл.31.
　　[23] 《霍查政治傳記》，第124-125頁。
　　[24]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1,л.166.
　　[25] 《霍查政治傳記》，第132-134頁。
　　[26]АВПРФ,ф.6,оп.9,п.82,д.1285,лл.110-112.
　　[27] 《霍查政治傳記》，第135-138頁；《同斯大林的談話》，第104-106頁；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2,л.158。蘇南往來信件見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9,лл.1-5,8.
　　[28] 《同斯大林的談話》，第111-115頁。
　　[29]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2,л.158.
　　[30] 有學者認為是鐵托誤解了斯大林的真實意圖，以為莫斯科仍然承認南斯拉夫在阿的特殊地位。吉拉斯后來披露，鐵托出兵的真實意圖是為使阿成為南斯拉夫聯邦的第七個共和國做準備。見Mastny前引書，第37頁。
　　[31]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2,лл.158-159;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7,№4,лл.102-103. 按照南斯拉夫人過去的說法，是霍查主動要求南斯拉夫派遣兩個師的部隊赴阿爾巴尼亞的南部，南政府原則上同意了這一要求。見《鐵托傳》，第111頁。但新材料表明，在阿共政治局討論這一問題之前，霍查曾問過斯大林的意見，而莫斯科立即答復：沒有迫在眉睫的軍事威脅，這種行動是完全不必要的。斯大林還解釋說，“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輕易激怒我們以前的盟友們”。見Mastny前引書，第38頁。
　　[32] 過去有人對斯大林與邱吉爾的這個協定持懷疑態度，但蘇聯檔案中的新證據說明確實存在這樣一個協議。АПРФ,ф.45,оп.1,д.283,лл.3-16. См.：М.М.Наринский： "И.В.Сталин и М.Торез, 1944-1947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1,л.19.
　　[33] 《國際事務概覽（1947-1948）》，第243頁；《南蘇關系》，第218-219頁。
　

沈志華 2013-08-27 16:2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