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麗民族的族屬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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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句麗族的族源是比較復雜的,既有來自蒙古草原東部的貊人、夫余人,也有東北古老的居民穢人、句麗人、真番人,還有來自中原的漢人。在高句麗政權統治下,上述民族進行長期的民族融合,而后形成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并被貫以其政權的稱呼,被稱為高句麗人。

(一)

  高句麗族中遷自夫余國的部分以夫余族為主體,高句麗的統治集團即出自夫余人。《好太王碑》稱:“惟昔始祖鄒牟王之創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高麗大兄冉牟墓志》:“鄒牟圣王元出北夫余”,都稱高句麗出自北夫余。但據《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高句麗始祖朱蒙為東夫余王金蛙養子,朱蒙率部自東夫余遷出 “是漢孝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卻認為高句麗出自東夫余。中國史書《三國志•魏書•東夷傳》、《后漢書•東夷傳》雖都稱高句麗是夫余“別種”,對夫余人卻未區分為東夫余與北夫余。朝鮮史書《三國遺事》引《古記》載:“前漢書宣帝神爵三年壬戌四月八日,天帝降于訖升骨城(在大遼醫州界),乘五龍車,立都稱王,國號北扶余,自稱名解慕漱。生子名扶婁,以解為氏焉。王后因上帝之命,移都于東扶余。東明帝繼北扶余而興,立都于卒本州,為卒本扶余,即高句麗之始祖”,《三國遺事》引《國史•高麗本紀》:“先是北扶余王解夫婁,既避地于東扶余,及夫婁薨,金蛙嗣位”,證明解夫婁所部原號北夫余,因東遷而改稱東夫余。中國史書《三國志》、《后漢書》所為立傳的夫余,“蓋本穢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以也”,《論衡•吉驗》、《魏略》、《后漢書•東夷傳》都載有夫余人始祖南遷的傳說,說明《三國志》、《后漢書》所載夫余就是東遷后改名東夫余的原北夫余。高句麗人的統治集團即出自這一支夫余人。

  《論衡•吉驗》、《魏略》、《后漢書•東夷傳》所載夫余人的始祖起源傳說與《好太王碑》、《三國史記》、《三國遺事》等朝鮮史書所載高句麗人的始祖起源傳說相同,證明高句麗人的統治集團與東夫余有著相同的遷徙經歷,在遷徙之前,高句麗人的先世也是北夫余(即橐離國)的組成部分,居住在匈奴左地,后與夫余人一同東遷,成為東夫余的組成部分,漢元帝建昭二年從東夫余(即《三國志》、《后漢書》所載的夫余)中分出,南下獨立發展。

  朱蒙所部雖然以夫余人為主體,但也雜有相當部分夫余國內的其他民族。《三國志•魏書•東夷傳》載夫余國“本穢、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說明夫余國的民族共分三大系統:穢、貊、夫余。據《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朱蒙為夫余王金蛙養子,無疑屬于夫余人。朱蒙與“烏伊、摩離、陜父等三人”南遷,烏伊與摩離在公元14年“領兵二萬西伐梁貊,滅其國,進兵襲取漢高句麗縣”,此時距朱蒙南遷已51年,烏伊、摩離即使與朱蒙遷徙時僅20歲,至此也已70多歲了。高句麗前三位王中,朱蒙享年40歲,其子琉璃明王約56歲,大武神王最高壽,也只61歲。烏伊、摩離70多歲仍健在,并能領兵遠征,是很令人懷疑的。此三人名字也不見于中國史書,《魏書•高句麗傳》:“朱蒙乃與烏引、烏違等二人,棄夫余,東南走”,而沒有烏伊。則烏伊、摩離可能是隨朱蒙遷徙的部族的名稱,在經過長期的對古史的神化以后,在其始祖起源傳說中演變為人名。烏伊,《三國史記》中也寫作鳥伊,伊字《東國史略》寫作夷,則烏伊也可以寫成鳥夷。《尚書•禹貢》“島夷皮服”,島字原作鳥,唐人改為島,王肅注:“鳥夷,東北夷國名也”,是堯時東北古部族。烏伊的原型就是鳥夷人,也就是夫余國內的穢人。高句麗一詞《闕特勤碑文》作“Bokli”,以漢字標音,正是摩離。

  《后漢書•東夷傳》:“句驪一名貊耳”,摩離就是貊的變音,摩離即貊,是高句麗族的別稱,摩離的原型就是夫余國內的貊人。由此證明,朱蒙所部從東夫余南遷時,有相當一部分穢人、貊人隨行。《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記載著夫余王說朱蒙:“誘我臣逃至此,欲完聚以成國家”,也可以證明隨朱蒙南下的不僅僅是夫余國的統治民族夫余人,也有夫余國內的被統治民族穢人與貊人。但在朱蒙所部中,占主導地位的應該是夫余人,所以,朱蒙剛到卒本川立國的時候,才被稱為卒本夫余。

  從夫余國“本穢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來看,其國的統治民族為夫余,被統治民族是穢人與貊人。從“其邑落皆主屬諸加”、“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俱担糧飲食之”來看,夫余國中盛行的是具有相當強的軍事移民性質的領主制,為實現自我防御及征服并奴役穢人與貊人,夫余人舊有的部族組織并未受到削弱。從“邑落有豪民,名下戶皆為奴仆”來看,夫余人與穢人、貊人之間還缺乏心理認同,夫余人與穢人、貊人的關系是征服民族與被征服民族的關系,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才剝奪了被征服者當兵的權力,而不得不“諸加自戰”。據《三國遺事》引《古記》的記載,夫余人于公元前59年東遷,朱蒙所部自夫余國中分出是公元前37年,夫余人與所遷入地區的原居民穢人、貊人,在僅僅22年的時間里,也不可能完成民族融合。也就是說,朱蒙所部包含著三個民族。但在朱蒙所部南下的過程中,因為戰爭的需要,朱蒙所部夫余人與穢人、貊人之間原有的統治民族與被統治民族的界線漸漸消失,共同成為朱蒙政權所依靠的力量,共同構成統治集團。琉璃明王三十三年,“王命烏伊、摩離,領兵二萬西伐梁貊”,以穢人與貊人組成的部隊出征另一支貊人――梁貊,說明隨朱蒙遷徙的穢人與貊人已成為高句麗政權的重要軍事力量,與在夫余國內穢人、貊人不能當兵是完全不同的,這標志著在朱蒙所部內,夫余人與穢人、貊人已經開始結合成新的政治共同體了。從《三國史記》的記載來看,這一結合過程僅僅經歷了兩代人,大約50年的時間,之所以如此迅速,當是上述特殊的歷史環境決定的。新的政治共同體的出現,對民族融合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

  《翰苑・高句麗》注說高句麗五部“皆貴人之族”,《三國志•魏書•東夷傳》載高句麗僅三萬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余口,下戶遠担米糧魚鹽供給之”,若以一戶五口計,則“大家”的人口約占總人口的十五分之一,貴族在總人口當中的比例不可能如此之高。這里所說的“大家”與《通典》所說的“貴人”就是朱蒙所部的夫余人與穢貊人相結合形成的統治集團,“下戶”則是被他們征服的當地舊有居民。

  在朱蒙所部遷入卒本川一帶以前,這里已經存在夫余人的方國。據《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麗語謂復舊土為多勿”,朱蒙立國第二年以沸流國所在地為多勿部,《三國志・魏書・東夷傳》說高句麗“言語諸事,多與夫余同”,此時所謂麗語,也就是夫余人的語言,朱蒙為代表的高句麗統治者夫余人認為,對沸流部的收降是收復夫余民族的舊土,可見,沸流部屬夫余人,先于朱蒙所部入居卒本川。琉璃明王在東夫余時,他的母親曾對他說:“汝父非常人也,不見容于國,逃歸南地,開國稱王”,所謂的“逃歸南地”,也就是回到夫余人在南邊的故地,也證明在朱蒙所部南下之前,卒本川當地已存在夫余人的部族。當朱蒙所部遷入這一地區后,因為同族的關系,二者很快結合到一起。琉璃明王“納多勿侯松讓之女為妃”,即可以證明這一點。

  在琉璃明王之后,還陸續有夫余人南下與高句麗人相結合。比較典型的是《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所載,大武神王攻夫余后,夫余王從弟“與萬余人來投,王封為王,安置椽那部”,《東國通鑒•高句麗》作“置椽那部”,證明最初設立椽那部,就是為安置夫余降人。《三國史記》稱隨夫余王從弟降者為“國人”,而不是“下戶”,可見其屬于夫余國的統治民族,即夫余族,與高句麗王室族源相同,也正是因此,椽那部才得到世代與王室通婚的特權。由于族源的相同,這部分夫余人很快融入高句麗族之中。

(二)

  雖然南下的夫余人構成高句麗國的統治集團,但高句麗族源的主導方面卻是當地土著居民集團。在朱蒙所部從東夫余南下之前,居住在后世高句麗族居住地的主要有穢人、貊人、句驪人、真番人,還有來自中原的漢人。

  此地區的土著居民數量最多的是穢人。《漢書•武帝紀》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東夷穢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降,為蒼海郡”,依每戶5口計,穢人總計5萬6千戶。對比《三國志•魏書•東夷傳》所載,曹魏時高句麗3萬戶、穢人2萬戶、沃沮人5千戶,總計才5萬5千戶,可見穢人分布地域之廣,并可證明穢人是此區域內的主體民族。

  穢人的分布范圍,西南至單單大嶺,《三國志•魏書•東夷傳》稱穢:“今朝鮮之東皆其地也”,“自單單大領以西屬樂浪,自領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穢為民”,說明單單大嶺不僅是古朝鮮與穢人的政治隸屬關系的分界線,也是古朝鮮族與穢人民族聚居區的分界線。西北接匈奴左地,《史記•匈奴列傳》:“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此穢貉與匈奴接,當在古朝鮮以北。北至漢代夫余人的居住區,《三國志•魏書•東夷傳》說夫余“國有故城名穢城,蓋本穢貊地也”,《后漢書•東夷傳》則直稱“本穢地”,《山海經•海內西經》郭璞注也認為“扶余國即穢貊故地”。東至海,《三國志•魏書•東夷傳》的“穢傳”稱其“東窮大海”,這雖然是指夫余族進入東北,占據部分穢人居住區建立夫余、高句麗政權以后,尚未直接隸屬于夫余人或高句麗人的穢人的分布范圍,但參之穢國出班魚的說法可知,夫余人進入穢人的居住區以前,穢人的東界也至海濱。大體上說,《三國志》、《后漢書》中所載后世夫余、沃沮、高句麗等族的居住地曾經都是穢人的分布區。朱蒙所部南遷進入的地區主體民族就是穢人。

  《史記・朝鮮列傳》稱衛滿在奪取箕氏朝鮮政權以前即已“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此真番當為族稱,真番國可能是以族稱為國號。真番郡的位置學者們認識不一致,但考慮到樂浪郡以南是箕氏朝鮮的后裔建立的韓國、臨屯郡以南是從馬韓分立出來的辰國,則真番郡只能在玄菟郡以北。夫余人南下,首先進入的就是四郡中最北面的原真番郡所在地,也就是真番人的居住區。

  這一地區在當時已并于玄菟郡,所以高句麗國開始接受玄菟郡的統轄,《三國志•魏書•東夷傳》載高句麗:“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籍”,說明高句麗國隸屬于漢玄菟郡首縣高句麗縣,但此時的玄菟郡也已非武帝滅衛氏朝鮮時的玄菟郡故地。《漢書•地理志》玄菟郡注引應劭的說法,認為玄菟郡是“故真番、朝鮮胡國”,但《漢書•地理志》所載,即《后漢書•東夷傳》中所說的“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真番,以并樂浪、玄菟”之后的政治區劃,此時的玄菟郡的轄區一部分是原真番郡,另一部分就是“朝鮮胡國”。參之《漢書•地理志》高句驪縣注引應劭的說法,認為高句麗縣是“故句驪胡”,可知,玄菟郡的所謂“朝鮮胡國”就是“句驪胡”,當是因其隸屬于衛氏朝鮮,故也被稱為“朝鮮胡國”。玄菟郡在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徙于高句麗縣時,《三國志•魏書•東夷傳》即稱其“徙郡句驪西北”,此名稱出現比之朱蒙南遷尚早,可見,當時居于高句麗縣東南的“句驪胡”與后來的高句麗族不是同一民族。《漢書•地理志》:“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穢貉、句麗蠻夷”,則早在漢武帝滅朝鮮以前,此“句麗蠻夷”即已存在,隸屬于衛氏朝鮮。《后漢書•東夷傳》:“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為縣”,證明玄菟郡高句麗縣是因為設于此族的居住地而得名。由此看來,在武帝滅朝鮮以前,此族有“高句驪”、“句驪胡”、“朝鮮胡國”、“句麗蠻夷”等多種稱呼。朱蒙之子琉璃明王時,卒本夫余的勢力進至這一地區。從《后漢書•東夷傳》將此族列入高句麗傳來看,當是其與卒本夫余發生了民族融合,此后卒本夫余改稱高句麗。

  同樣隸屬于高句麗的穢人與沃沮在《三國志》、《后漢書》中都有單傳,而句驪胡與真番卻無傳,當是因為前者雖然隸屬于高句麗,但還保持著本民族的民族特性,未與卒本夫余發生民族融合,《三國志•魏書•東夷傳》稱沃沮“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其中大人為使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責其租稅”,就可以證明這一點。

  中國史書《三國志•魏書•東夷傳》載:“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為小水貊”,朝鮮史書《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稱有梁貊之國,都可以證明,在朱蒙所部遷入之前,當地也有相當數量的貊人。

  在卒本夫余遷入的地區中,早就有中原漢人居住。《史記•朝鮮列傳》:“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筑障塞”,已有中原人進入真番地區。高句麗琉璃明王有漢妃也可以證明這一點。在卒本夫余進入玄菟郡高句麗縣的轄境以后,與中原文化接觸漸多,在朱蒙所部夫余人、穢人、貊人與當地的穢人、貊人、句驪胡、真番人、漢人的民族融合過程中,接受了許多漢文化的因素。據《三國志•魏書•東夷傳》的記載,高句麗國的官名有主簿、丞,是高句麗人對五部部長的稱呼,這都來自漢王朝的縣令屬官的官稱,明顯反映著高句麗國受制于漢高句麗縣的史實。高句麗人“祠靈星、社稷”,都是仿自中原的祭祀。特別是靈星祠,據《史記•封禪書》,漢高祖始令“郡國縣立靈星祠”,也反映著高句麗國對漢的依附關系,證實著《三國志》“高句麗令主其名籍”的說法。

  綜上,高句麗的族源是多元的,當朱蒙所部最初遷入卒本川立國時,其國內至少包括夫余、穢、貊三大民族,每一民族還都分成原居民和遷徙者兩部分,從琉璃明王有漢妃來看,當地很可能還有一小部分漢人,民族成份比較復雜。在中國北方及蒙古草原上,當不同民族在同一地域雜居時,古人往往將所在地的地名加在該地起主導作用的族的族名前,來稱呼雜居各民族組成的共同體,隨著雜居的不同民族間民族融合的完成,這一地名也就演變為新出現的民族的族名。朱蒙所部之所以稱“夫余”,是因為其統治集團出自夫余,所以此國被認為是夫余人建立的另一個國家,但前邊貫以“卒本”這個地名,明確表示著,這一部雖然也被稱為夫余,卻與其他夫余人不同,不僅標志著朱蒙所部不全是夫余人,而是多民族的共同體,也標志著朱蒙所部內已經開始了民族融合。當卒本夫余進入漢高句麗縣的轄區之后,進一步與句驪胡、真番人、漢人等民族雜居,從民族成份上講,比稱卒本夫余時更加復雜,特別是新地域中雜居民族還有句驪胡、真番人,都是原卒本夫余中不包括的民族成份,這都是卒本夫余這一稱呼所不能概括的了。卒本夫余一稱已不能準確地代指新的多民族共同體,所以才再一次采用所在地的地名來稱呼新的共同體。因為其處于漢高句麗縣治下,所以采用高句麗縣名改稱高句麗。當其群體內民族融合完成之后,高句麗一詞也就成為新的民族共同體的族稱了。高句麗族形成之后,還繼續與其他民族進行著民族融合,但這已超出本文所討論的范圍了。


網載 2013-09-10 20:5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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