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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6. 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926(2006)11—0123—05
　　論及對左翼文藝運動的貢獻，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兩位大師級作家魯迅和茅盾可謂居功至偉。其功績可以從多方面作出論證，僅就他們聯手合作、配合默契，合力推動左翼文化運動發展的角度看，就有不同尋常的作用與影響。魯迅和茅盾的聯手，是當時文壇最具影響力的兩位作家的聯手，其緊密合作，對前進的左翼作家產生無形的感召力；其聯手出擊，則對于文壇的保守勢力和反動勢力構成強大的沖擊力。當時的國民黨報刊便驚呼：魯迅和茅盾已成為左翼的“兩大臺柱”，其“雄圖”是想“復興他們的文化運動”[1]，因而感到惶惶不可終日；而前進作家卻因此受到鼓舞，紛紛投身左翼，遂有左翼文藝運動的蓬勃發展態勢。回顧這一段文壇佳話，對于我們深入認識這兩位作家思想傾向與個性氣質大有助益，而探討他們在左翼文藝運動中聯手合作的成因與所作的貢獻，諸如共同的思想基礎、糾正“左傾”文學偏向的一致意見、在反“文化圍剿”中的協力動作、擴大左翼文藝陣地的共同態度等，則對總結左翼文藝運動的經驗教訓，有著不可或缺的意義。
　　一、聯手基礎：“革命文學”論爭中的驚人一致
　　早在20年代，魯迅與茅盾就是惺惺相惜的文壇知音。魯迅的《吶喊》出版不久，在受到普遍贊譽的同時，也出現不和諧的批評聲音。當時身為文藝批評家的茅盾發表《讀〈吶喊〉》一文，對作品予以高度評價，產生重大反響，可見他們日后攜手共進，是有深厚根基的。他們在左翼文藝運動中取緊密合作態度，就取決于文學思想上的一致。“左聯”成立前期，他們由于各自的原因卷入了“革命文學”論爭，但他們對革命文學的理解，對革命文學倡導者——創造社、太陽社作家極左傾向的批評表現出驚人的一致，這為他們聯手推動左翼文藝運動發展奠定了共同的思想基礎。
　　1928年1月25日，作為倡導革命文學的刊物，創造社的《文化批判》在創刊號上刊登了馮乃超的《藝術與社會生活》，接著又在第二號上發表了李初梨的《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成仿吾的《打發他們去》等文章，對魯迅、葉圣陶等作家予以點名批評。不久，他們又升級為對魯迅的圍攻，嘲笑魯迅“常從幽暗的酒家樓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認為“阿Q時代是已經死去了”，“魯迅他自己也已走到盡頭”，甚至嘲罵魯迅是“封建余孽”、“二重性反革命的人物”等等。應該說，在“革命文學”論爭的初期，其主要批評對象是魯迅，但茅盾還是卷入了這場論爭。他于1928年初撰寫的《歡迎〈太陽〉》，在贊賞革命文學的同時，也對當時的“革命文學家”排斥一切“舊作家”的思想，對革命文學的議論趨于偏激的傾向提出了批評，反映出他對當時文壇某種傾向的憂慮。事實證明，這種憂慮并非是多余的。后來茅盾自己也被創造社作家當作“小資產階級文學”的代表人物進行批判，為此，他接連寫出《從牯嶺到東京》、《讀〈倪煥之〉》等文予以還擊，表達自己對革命文學的理解。
　　綜觀革命文學論爭的核心問題在于：怎樣才是真正的“革命文學”。對此，魯迅和茅盾各自發表了意見，顯示出同革命文學倡導者的原則分歧，而他們之間則表現出基本一致的傾向。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文學要為革命服務，但革命并不能代替文學，仍須強調文學自身的獨立性。他們認為提出“革命文學”的口號原是不錯的，一切前進的作家都必須為之而努力，但那還只是在一個更高層次上的對文學的期望。過去的文學家誤于“文以載道”或者視文學為消遣游戲的玩物，文學自身的獨立性都是強調不夠的，革命文學的倡導也切不可只講革命不講文學。魯迅在《醉眼中的朦朧》、《文藝與革命》、《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文學的階級性》等文中，集中批評了“左”傾錯誤在文藝工作中的影響，批評某些人的宗派主義和脫離實際斗爭的空談。在論述文藝與革命的關系時，魯迅提出了“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并非是文藝”的著名觀點，對忽視文藝自身的特征，片面解釋文藝宣傳作用的錯誤觀點提出了尖銳批評。茅盾早期的文學論文《文學和人的關系及中國未來對于文學者身份的誤認》就提出過文學的獨立性問題，批判過“文以載道”和消遣游戲文學觀，因此當革命文學倡導者們將革命文學完全看成只是“革命”問題時，其實是自覺不自覺地走上了“文以載道”的老路，也給予了嚴厲批評。他在《從牯嶺到東京》一文中特別強調，革命文學作品應防止走上“標語口號文學”的歧路，無異為革命文學注入了清醒劑。
　　二是革命文學要注重文藝創作技巧。魯迅在《文藝與革命》中強調，真正的文學作品“當先求內容的充實和技巧的上達，不必忙于掛招牌”。并在《文壇的掌故》中對那些“革命文學家”不從中國實際出發，照搬外國經驗的現象予以批評。在后來寫出的《上海文藝之一瞥》里，又對這一現象進行過評述。他指出：“他們對于中國社會，未曾加以細密的分析，便將在蘇維埃政權之下才能運用的方法，來機械地運用了。”在這方面，茅盾也有大體相同的論述。針對革命文學倡導者們寫的一些自稱為普羅文學的，人物大都是概念化的作品，他在《從牯嶺到東京》一文中指出，將國外的“新現實主義”理論移植到中國來是值得懷疑的，至多是個“待試驗的問題”。并提出了積極的建議：“我們文藝的技術似乎至少須先辦到幾個消極的條件——不要太歐化，不要多用新術語，不要太多象征色彩，不要以正面說教似的宣傳新思想。”[2] 這一些，都是對當時革命文學理論的錯誤傾向及其產生根源的中肯分析。
　　三是革命文學創作者要積極參加社會斗爭實踐。對于怎樣才能寫出反映時代的好作品這一問題，茅盾認為，現有的作家應該深入實際，“站到十字街頭”，去獲得實感，以便寫出富有時代氣息的作品；而已經獲得實感的新作家，則要將實感細細咀嚼，升華為文藝作品。魯迅在《“醉眼”中的朦朧》、《文學與革命》等文中，也強調了文藝與現實斗爭的密切關系，強調革命文學家應該參加革命斗爭實踐，丟掉不切實際的幻想，努力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只有這樣才能寫出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
　　今天看來，魯迅和茅盾對革命文學倡導者的錯誤傾向和觀點提出的批評，都是擊中要害的，為糾正初期革命文學理論的不足作出了積極建樹，也為“左聯”的成立作了思想和理論的準備。這是兩位文學大家的聯手為左翼文學事業打下的第一場硬仗。
　　二、聯手糾“左”，努力提升左翼文學品位
　　在左聯成立后的六年內，由于黨內三次“左”傾路線中就有兩次影響左聯活動的開展，左聯的左傾思潮蔓延和文學創作中公式化概念化流行，一直是困擾左翼文學健康發展的嚴重問題。對此，不少左翼作家為糾正“左”的文學偏向作過努力，但就糾“左”而言，魯迅和茅盾更是不遺余力的，也唯其有他們的聯手動作，才有可能在糾“左”方面取得更大實效。
　　對左傾思潮的防范和斗爭，魯迅和茅盾的努力幾乎貫穿在整個左翼文藝運動中。在“左聯”成立大會上，魯迅發表題為《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演說，就提出了防“左”的意見。他認為：“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斗爭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關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談徹底的主義，然而也最容易‘左傾’。”魯迅對左翼作家切忌“左傾”空談的提醒，無疑是極有遠見的。此后左傾思潮的不斷滋長證明了這一點，魯迅繼續進行不懈的斗爭。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中，魯迅特別強調革命文學家必須“和革命共同著生命，或深切地感受著革命的脈搏”，克服一切浮躁情緒和左傾情緒，是典型的例證。茅盾也同樣，對于從1928年開始盛行的“革命文學”左傾空談，在《讀〈倪煥之〉》等文中予以尖銳的批評。其批評重點，是在創作方面，對左傾思潮帶來的公式化、臉譜化創作模式的流行，給予了毫不留情的批評。《關于“創作”》一文，茅盾對1928年以來的普羅文學運動進行了分析總結，認為左聯成立的“一年半的時期內，所產生的少量的作品還是非常淺薄，人物結構——甚至題材，都還不脫‘公式化’的拘束。以前的‘論文’化，算是克服了，但現在的‘公式化’也非克服不可”。他對《地泉》三部曲等作品中的“革命浪漫蒂克傾向”的批評，對糾“左”有更直接的指導意義。《〈地泉〉讀后感》直言不諱地指出，《地泉》中的作品類似于以蔣光慈為代表的“革命文學”作品，只是“臉譜主義”地去描寫人物，只是“方程式”地去布置故事，以及用標語口號的言詞去表達感情，要求作家“更刻苦地去磨煉藝術手腕的精進和圓熟”，提出了克服左傾傾向的辦法，表現出茅盾對左翼作家創作出真正有價值的無產階級文學作品的熱情期盼。他后來竭力推崇左翼新人的創作，對青年作家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線》給予熱情評價，認為作品中沒有公式主義的結構，沒有臉譜式樣的人物，卻有著作者自己的風格，“作者用了寫實的手法，很精細地描寫出社會現象——真實的生活圖畫”，熱情“盼望沙汀努力，再給我們一些”，[3] 實際上包含了他力圖糾正錯誤創作傾向的期盼。
　　在理論上糾正“革命文學”偏向的同時，魯迅和茅盾還致力于創作實踐，為左翼文學創作作出表率，既可以提升左翼文學品位、顯示左翼文學實績，也是對偏離文學規律的創作現象的有效匡正。在左聯時期，魯迅除創作大量雜文外，又完成了《故事新編》的創作，為文壇提供了一種完全新穎的小說樣式，其鮮明的革命內容和完美的藝術形式為左翼文學作出了榜樣。同時他還積極鼓勵其他左翼作家拿出有真正藝術價值的左翼文學創作來，其中對茅盾的鼓勵和期盼是生動的例證。1931年11月，茅盾辭去左聯行政書記職務，請長假準備撰寫一部長篇小說。魯迅對茅盾的創作計劃表示贊賞，認為現在的左翼文藝，只靠發宣言是壓不倒敵人的，要靠我們的作家寫出點實實在在的東西來。一年以后，茅盾創作了“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的長篇小說”[4]《子夜》，還完成了《春蠶》、《林家鋪子》等優秀的短篇小說。對茅盾創作的成功，魯迅感到由衷喜悅，給予了熱情評價。《子夜》出版后，魯迅在致曹靖華的信中即表示：“國內文壇除我們仍受壓迫及反對者趁勢活動外，亦無甚新局，但我們這面，亦頗有新作家出現；茅盾作一小說曰《子夜》(此書將來寄上)，計三十余萬字，是他們所不及的。”[5] 他又對小說《春蠶》及經《春蠶》改編的電影給予好評，認為這個作品恰恰顯示出革命文學作品從污濁的文壇中“掙扎起來”走向“進步”的標志。[6] 魯迅與茅盾聯手推進創作實踐，顯示了革命文學的創作實績，并以其實績糾正“革命文學”公式化概念化傾向，對推動左翼文藝運動的健康發展有著不可低估的意義。
　　三、搶灘《自由談》，凸現“兩大臺柱”的作用
　　在左聯期間，魯迅與茅盾聯手占領保守勢力陣地《申報·自由談》，進而擴大左翼陣線的影響，同時又互相呼應、緊密配合，發表大量雜文給反動當局以重創，這是他們推動左翼文藝運動的一次最密切的合作，這次合作完全凸現了左翼“兩大臺柱”引領左翼文藝的作用。
　　《申報·自由談》原是鴛鴦蝴蝶派文人的陣地，雖然其篇幅有限，但由于其天天和讀者見面，且《申報》發行量高達十幾萬份，其影響之大非一般文學刊物可比。左翼作家如能在上海這第一大報，著名的保守勢力《申報》上撕破一角，占領一席陣地，對推動左翼文藝運動的發展無疑具有重要的作用。1932年12月，《申報》副刊《自由談》實施改革，由剛從法國留學回來，具有民主思想和進步文學主張的黎烈文接任《自由談》主編。左聯適時地抓住這一機遇，擬以支持《自由談》的改革開辟新的文藝陣地，其中主張最力所起作用最大的，就是魯迅與茅盾。對于支持黎烈文，以開辟新的左翼文藝陣地這一點上，魯迅與茅盾不謀而合。交談之后，兩人更是密切配合，聯手支持《自由談》的改革。茅盾以每星期兩篇，魯迅以每星期三篇的數量給《自由談》投稿；在魯迅與茅盾的帶動下，其他左翼作家和進步作家如瞿秋白、郁達夫、老舍、巴金、葉圣陶等也很快成為《自由談》的常客，《自由談》一度成為革命文藝陣營的刊物。這終于引起反動當局及其御用文人的恐慌。國民黨《社會新聞》上的一篇題為《左翼文化運動的抬頭》的文章就發出驚呼：“《申報》的《自由談》……現在已在左聯手中了。魯迅與沈雁冰，現在已成了《自由談》的兩大臺柱了。”[7] 緊接著《社會新聞》又刊登了《魯迅與沈雁冰的雄圖》一文。文章說：“自從魯迅、沈雁冰等以《申報·自由談》為地盤，發抒陰陽怪氣的論調后，居然又能吸引群眾，取得滿意的收獲了。在魯、沈的初衷，當然這是一種有作用的嘗試，想復興他們的文化運動，現在，聽說已到組織團體的火候了。”[1] 由此看來，在搶灘《自由談》上，魯迅與茅盾的確起到了最突出的作用，因此使他們成為論敵首先攻擊的目標；而魯迅與茅盾的聯手出擊，也的確給反動勢力以重創，由此遂有“兩大臺柱”一說，以至于使論敵恐慌不已。
　　此一時期魯迅與茅盾聯手在《自由談》上發表的大量雜文，集中抨擊反動當局的腐敗與無能，特別在揭露當局的媚日反共、推行投降路線方面緊密配合、互相呼應，顯示出完全一致的步調，也構成對反動勢力極大的殺傷力。茅盾以玄署名的第一篇雜文《“自殺”與“被殺”》刊登于1932年12月27日的《自由談》上。隨后發表的《緊抓住現在》、《血戰后一周年》便是直接針砭時弊的雜文。如《血戰后一周年》[8]，揭露了國民黨政府所謂“長期抵抗”的謊言；《最近出版界的大活躍》是對國民黨鉗制言論，取締進步書刊行徑的有力抨擊；《歡迎古物》一文則是對國民黨當局從北平搬運古物到江南之事給予辛辣的諷刺。魯迅在《自由談》上發表的第一篇雜文是以何家干署名的《“逃”的合理化》(1933年1月30日)，辛辣地諷刺了國民黨政府自己不抗日，導致山海關失守，反而責罵學生要求停課是“貪生怕死”。接著，又連續發表了《觀斗》、《崇實》、《航空救國三愿》、《戰略關系》、《中國的生命圈》、《天上地下》等一系列抨擊當局的“先安內、后攘外”的不抵抗政策，揭露其勾結日本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將其假抗日，真反共的賣國本質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當然，在并不“自由”的社會環境中是不可能有完全的“自由談”的，以魯迅與茅盾領銜的左翼作家以犀利的社會批評文字觸痛了當局，勢必會遭到當局的迫害，而首當其沖的自然也是左翼的“兩大臺柱”魯迅與茅盾。由于當局不能容受《自由談》的批評文字，便對《申報》施加壓力，魯迅與茅盾的投稿也因此一連幾篇都被扣壓，如魯迅的《保留》、《再談保留》、《“有名無實”的反駁》和茅盾的《漢奸》等。魯迅曾在《偽自由書·前記》中說：“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五月初，竟接連不能發表了，我想，這是因為其時諱言時事而我的文字卻涉及時事的緣故。”到5月25日，《自由談》主編也不得不刊出啟示：“吁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但左翼作家并不因當局“諱言時事”而放棄手中的筆，他們仍以各種方式繼續堅持斗爭。魯迅與茅盾利用《自由談》陣地開展斗爭，持續了很長時間，其雜文從多方面揭露時弊，取得顯著成就。
　　《自由談》的革新，以1933年5月25日為界。這之前為革新前期，言論還有一點自由，這以后至黎烈文辭職(1934年5月10日)則為后期，即“多談風月”時期。在前期，魯迅與茅盾寫的雜文以議論時政為多而少談文藝，涉及諸如古物搬遷、募捐飛機、圍剿“蘇區”、“安內攘外”主張，以及形形色色的“救國”理論等話題。后期雖然以多談風月為主，但也不乏諷刺之作。如魯迅的《談蝙蝠》、《喝茶》等文章，實際上是從“風月”映出“風云”，所言者小，所見者大，顯然都已越出了只談“風月”的框框，依舊與揭露時弊緊密相關。茅盾的《雙十閑話》[9] 也是一篇諷刺當局只許人們談風月的雜文。文章說到：“‘雙十’是國慶紀念日，在這一天，誰要是想照舊談談風月，一定得被罵為無聊”，但“說說眼前的‘牛鬼蛇神’罷，不行，立刻要遭兇”，使文人陷于兩難，對國民黨統治下的作家不能談“治國平天下的至理”表達了強烈的憤慨。這些文章嬉笑怒罵、尖銳潑辣，顯示出極強的戰斗效用。在《申報·自由談》革新的一年半時間里，魯迅與茅盾通力協作、配合默契，把雜文的戰斗性、諷刺性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們在《自由談》上發表的雜文多達200余篇(魯迅140多篇，茅盾62篇)，發揮了極大的社會作用，反映了廣大群眾的愿望和呼聲，獲得了廣泛的讀者。因左翼“兩大臺柱”的合力倡導，雜文這一文學武器為更多左聯作家所駕馭，進一步推動了雜文創作的繁榮。
　　四、聯手辦刊，擴展左翼文化陣地
　　左聯的文化陣地，借助過《申報·自由談》這類報刊，但首先是也主要是左聯自己創辦的刊物。這當中，凝集了眾多左聯作家的心血，而魯迅與茅盾的聯手辦刊，則有更顯著的影響，也記錄了兩位文學大家為左翼事業攜手合作的深厚情誼。
　　左聯成立之初，沒有自己的刊物，只得借用其他刊物作為左聯的機關刊物，如《萌芽》、《拓荒者》等，有些新辦刊物，也大多是出版一期就被禁止，且印數又少，所發揮的實際作用不是很大。1931年4月，由魯迅、茅盾等編輯的第一個具有一定生命力和影響力的左聯機關刊物《前哨》創刊了。在編輯過程中發生了“左聯五烈士”事件，于是臨時又把創刊號改為“紀念戰死者專號”，并在雜志封面大書“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機關雜志”。該刊發表了由魯迅發起，茅盾、史沫特萊等參與起草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為國民黨屠殺大批革命作家宣言》、《為國民黨屠殺同志致各國革命文學和文化團體及一切人類進步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書》，還發表了魯迅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柔石小傳》及遇難同志遺著。由于刊物“揭露和控訴了轟動世界的蔣介石大批屠殺青年作家的罪行，刊物又經史沫特萊傳到了國外，引起了國際進步輿論的抗議，因此收到了很大的宣傳效果”。[10] 后由于國民黨的嚴加查禁，《前哨》第二期開始只得改名為《文學導報》繼續出版，魯迅和茅盾仍參與其事，使該刊依舊發揮著重要作用。
　　魯迅和茅盾聯手創辦的另一重要刊物是《譯文》。他們都一貫重視介紹外國文學以作為中國文學的借鑒，并已發表大量譯作。左聯時期，針對當時介紹外國文學的譯作質量差，翻譯家的“身價”一落千丈的現象，為疏通運輸精神食糧的渠道，刺激一下作家的翻譯熱情，魯迅與茅盾商量著手創辦一個純文藝的翻譯刊物，后又邀黎烈文、黃源加盟，這就是1934年9月創刊的《譯文》。由于消息很快傳出《譯文》是魯迅主編的，又由于刊物具有“原料沒有限制：從最古以至最近。門類也沒有固定：小說、戲劇、詩、論文、隨筆都要來一點”，“文字之外多插圖”，“并不敢自夸譯得精，只能自信尚不至于存心潦草”[11] 等編輯特點，因此，創刊號出版一個月就重印了四次。《譯文》是我國歷史上嚴肅認真地翻譯和介紹外國文學的第一份專業雜志。在國民黨當局加緊對左翼文藝運動壓迫之時，能堅持出版，的確并不容易，這自然得益于兩位大作家的卓著聲望及其悉心的努力。
　　除了聯手合作創辦、編輯左翼文藝刊物外，魯迅和茅盾還各自主編其他左翼刊物、進步文藝刊物，得到對方的支持和合作。如魯迅主編的《萌芽月刊》、《十字街頭》等左聯機關刊物，雖然發行時間不長，卻在左翼文藝初期的宣傳中發揮過不可小視的作用，這兩個刊物就得到過茅盾不同程度的支持和評價。《文學》創刊于1933年7月，到1937年11月停刊，前后持續了四年多的時間，可說是30年代上海大型文藝月刊中壽命最長、影響最大的一個刊物。作為隱形主編的茅盾，從籌辦時就與鄭振鐸商定辦刊方針：要創辦一個屬于“自己”的而又能長期辦下去的文藝刊物，其“內容以創作為主，提倡現實主義，也重視評論和翻譯。觀點是左傾的，但作者隊伍可以廣泛，容納各方面的人。對外還要有一層保護色”。[10] 這一方針貫穿于辦刊的全過程。其編委會的組成，除茅盾與鄭振鐸外，還有魯迅等作家共計十人，魯迅對該刊予以全力支持。該刊的稿子大體上是左翼作家和進步作家所寫。因此《文學》從表面上看是個“商業性”的刊物，不屬于左聯領導，但它實際上是左翼作家、進步作家馳騁的陣地。難怪國民黨的文痞們認為《文學》的創刊是文學研究會的復起，認定是左翼作家重新集結和進擊的信號。《文學》的創刊號，一個月內就重印了三次，其反響強烈由此可見一斑。
　　受到魯迅和茅盾支持的左聯刊物還有《北斗》、《文學月報》及左聯外圍刊物《文藝新聞》、《太白》等，他們都是這些刊物的積極撰稿者。只要有益于推進左翼文學事業的刊物，魯迅和茅盾都會取同一步調，給予熱情支持。在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出他們的心靈相通。正由于此，魯迅支持過的進步刊物，同樣會受到茅盾的關注。茅盾于1933年9月撰寫了《幾種純文藝刊物》一文，所評論的刊物，主要就是魯迅1932年11月北京之行時，北平作家受到其熱情鼓勵創辦的《文學雜志》、《文藝月報》、《北方文藝》，以及同樣受到魯迅厚愛的左翼青年作家葉紫等于新近在上海創刊的《無名文藝》等進步刊物。茅盾對幾種刊物作了分析評述，并都寄予了厚望，表達了茅盾同魯迅相通的立場和共同對發展左翼文藝事業的關注。事實上，在編輯文藝刊物的過程中，魯迅和茅盾始終把培植青年文藝戰士當作一項重要工作來做。他們在發掘文學新人，擴大青年文學隊伍方面，可謂嘔心瀝血，辛勤勞作，或從經濟上給予資助，或對書刊的出版予以幫助，或推薦新人新作，或指導青年作家創作，或介紹、評議作品，或以書信和談話的不同方式與青年作家溝通，使許多青年作家受益匪淺，在左翼文藝運動中脫穎而出。正是由于兩位“左翼臺柱”在聯手辦刊中協同動作，培養了一批又一批文學新人，不斷壯大左翼作家隊伍，左翼文藝事業才能長盛不衰，歷史同樣記住了他們的功績。
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成都123～12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桂良20072007
魯迅與茅盾/聯手合作/推動左翼文藝/兩大臺柱/革命文學
20世紀30年代的左翼文藝運動，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作為左翼“兩大臺柱”的魯迅與茅盾，在聯手批判“革命文學”初期創作理論，糾正“左傾”文學偏向，創辦和支持進步文藝刊物，擴大左翼文化陣地，推動左翼文藝運動發展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挖掘分析魯迅與茅盾聯手推進左翼文藝事業的幾個方面特點，對于全面、深入總結左翼文藝運動的經驗教訓有著重要意義。
作者：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成都123～12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桂良20072007
魯迅與茅盾/聯手合作/推動左翼文藝/兩大臺柱/革命文學

網載 2013-09-10 21: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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