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棄官歸隱的初唐隱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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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士是個不可多得的榮譽頭銜,一要棄官去職,遠離江湖;二要薄錢尚德,心近自然;三要才識過人,獨立特行。三個要素條件拆開來,相對容易,但如果要全部符合,大浪淘沙,粗篩細選,為數便不算多了。在現實生活中,尋找隱士是一件困難的事情。當我們將目光回到千年之前的大唐王朝,可以在那叱咤風云、興衰成敗的三百年間,在那一群斗酒吟詩、光耀千載的文人群體中,在那些正傳野史、豎排繁體的線裝書籍里,可以尋覓到各式各樣的隱士。歷來的編史者,因為隱士的高風勝情,所以在筆下也是推崇有加,新舊唐書作為反映當時社會生活最權威、最翔實的的文獻專著,專門列了“隱逸”卷,將隱士逸人與孝友、良吏、列女等一同褒獎宣傳。
 
  唐朝的第一位隱士,叫王績。他在朝廷里干不下去,回到家鄉后,聽說附近有一個名叫仲長子光的隱士,“服食養性”,“非其力不食”,而且三十年間始終如此,立即動了心,哎喲,這樣的人是可以結交為友的,大約拜訪過幾次,后來也不管人家同意不同意,干脆搬了過去,結廬相近,與隱士為鄰。那位脾性古怪的仲長子光先生終日不語,兩人卻是飲酒甚歡。誰也不說話,舉杯一碰,一杯又一杯,喝得很高興,喝完了,種田的種田,彈琴的彈琴,寫詩的寫詩,或者想睡覺的就去睡覺。這樣的飲酒小聚,從內容到形式,都是奇怪得要死的。

  每個人,都在尋覓自己人生仰慕的對象,都在追求理想的生活狀態。有些人立志當官,于是熟稔官場規則,忝列其中。有些人刻意經商,不惜破譯商賈秘密,求富于時。王績的人生對象,是遠他三百年前的隱士陶淵明,堪稱陶的隔世弟子。陶淵明的一生,曾經數次出仕,有一次,因為督郵的到來,態度無禮,他自己也受不了穿衣束帶、低頭拜揖的規矩束縛,只做了八十天的縣長便憤然辭官,回鄉采菊。王績當官也是不安分,在先前的隋朝,當到副縣長就受不了了。有一次,因貪酒而遭彈劾,思來想去,平日里迎來送往,寄人籬下,受人拘束,言若由衷上司不高興,言不由衷自己別扭,自己就好像一只鳥,到處都是羅網,再這樣呆下去非把自己逼瘋不可,于是寫了一紙辭呈,掛印棄官,“輕舟夜遁”,轉身之間,就把自己送歸故鄉。來去自由,連離任審計也都免了。 

  隱者自隱。回到鄉下,無事一身輕。沒有了薪俸工資,但王績家有良田十多頃,相當于有房有車、衣食無憂的中產階層,生活倒還算過得去。他自己也說,“酒甕多于步兵,黍田廣于彭澤”,酒比當年的阮籍要充足,田產比起陶淵明的“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也要闊綽得多,家里還有幾個傭人,經濟條件方面是有優越感的。可是,王績知道,自己差的,還是那一份脫離樊籠、融入天地自然的心性。所以,他甚至不惜離開自家的華堂大屋,搬到幾十里之外,與那個貧農仲長子光為伍。他的身邊,擺著《莊子》或者《老子》,讀得意想天開,忘乎所以。有時興趣來了,還幫著村人占占卜,算算卦(依他的性格,大約也不會收金納銀,圖個客氣罷了),樂此不疲地混跡于村野之間。他最樂于做的事,就是到田間做點小活,然后停下來,看看花鳥魚蟲,或者倚在某個幽靜的角落,看著路上那些行人,走走停停,忍不住寫下詩來:

  東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 
  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 
  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野望》

  牧人帶著小犢返家了,獵馬馱著主人捕獲的飛禽回來了,春夏秋冬的景色讓人陶醉,還有那些質樸的農人,這一切,都會讓王隱士心生喜悅。住在東皋,王績自名“東皋子”。一天到晚,東皋子徘徊于瓜田李下,山間溪旁,飲酒望世,自得陶然。自己辭官不算,還煞費苦心地寫了一首詩,奉勸當時身在廟堂的房玄齡:“位大招譏嫌,祿極生禍殃”,又暗示和提醒人家,不如學學聰明的范蠡,功成身退,趁早歸隱吧。隋唐易代之時,王績以敏銳的嗅覺觀測新朝時政,心懷警惕,作出了自己的判斷――遠離官場是非,尋求心靈自由。在田間和在廟堂相比,對象不同,環境迥異,心情也自然不同。

  在《野望》詩里可以看出,這樣的觀望,在骨子里也可以看出棄官之后的矛盾心理。王績的《古意六首》里有這樣一首詩:“竹生大夏溪,蒼蒼富奇質。綠葉吟風勁,翠莖犯霄密……刀斧俄見尋,根株坐相失。裁為十二管,吹作雄雌律。有用雖自傷,無心復招疾。不如山上草,離離保終吉。”你聽聽,言外之意是什么?既希望有司賞識,建功立業,又希望身心自由,不受傷害,這樣的情緒,也恰恰是許多有識之士棄官歸隱的心結。

  某一個月夜,他會在山間擺下琴來,獨奏一曲,弦動于心,孤芳自賞。隱士多是性情慈善之人,與世無爭,他把自己,徹頭徹尾地“藏”了起來。即便是刺史慕名登門拜謁,也不予理睬。請他去講學,王績也只是揮揮手,婉言謝絕,我在家里釀酒呢,哪能“談糟粕,棄醇醪”!拒人于千里之外不算,還狠狠地潑了人家一盆涼水。不過,有位叫杜之松的刺史對他也還算尊敬,雖然請他講學不肯去,每年仍不忘派人給送些酒脯來,以示尊重。除了自己過著“置酒燒枯葉,披書坐落花”的神仙生活,王績也常常拄杖入深山,尋訪隱士。一個隱士,總是要在內心里,想尋找到更多的隱士。

  功名放得下,榮利放得下,偏偏有一樣,王績始終放不下,那就是酒,而且嗜酒成癮,矢志不渝。他哥哥大儒王通是有名的“書蟲”,王績卻是個不折不扣的“酒鬼”,酒量大約比李白還要大些,可以飲五斗不醉,自詡為“五斗先生”,并且大約在一次酒氣深沉之后,寫過一篇《五斗先生傳》: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游于人間。有以酒請者,無貴賤皆往,往必醉,醉則不擇地斯寢矣。醒則復起飲也。常一飲五斗,因以為號焉。先生絕思慮,寡言語,不知天下之有仁義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來。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故萬物不能縈心焉。嘗言曰:“天下大抵可見矣。生何足養,而嵇康著論;途何為窮,而阮籍痛哭。故昏昏默然,圣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一提有酒,可愛的王績先生立馬腿軟嘴饞,移步不前,不知東南西北。而且只要有酒,無論貴賤皆往,坐在席上,以飲酒為樂事。唐代隋后,他以前朝舊臣待詔門下省,別人問他:您現在待詔無事,有什么可樂的呢。王績說,每日朝廷供應的三升好酒足以使我留戀于此。他哥哥的門生陳叔達當時主事,聽說以后,特例給他每日供應一升酒,人稱“斗酒學士”。后來聽說太樂署史焦革家多有好酒,便想著法子到焦大人手下當差。吏部不批,王績三番五次地找組織找領導,陳述緣由,主事者問,為什么非要到那里工作?他說,其中有深意。好說歹說,總算得到允許。想必其間王績是工作稱心順意,辦事勤快,然后下班后提著熏肉等物,到焦大人家中品嘗美食,大飽酒福。焦革死后,焦夫人還時時從家里派人給他送酒,一年之后當聽說焦夫人也死,王績大嘆,“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沒有酒,王績對于工作也失去興趣,長嘆一聲,再一次棄官而去。 

  酒成為王績一生鐘愛,常常是乘著牛車,途經酒店,聞香下車,開懷暢飲,數日不歸。一定是經常醉酒,醉了便隨便倒地,醒后復飲。即便到了后來隱居鄉里,也是“阮籍醒時少,陶潛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興且長歌”,他的詩文中,出現頻次最多的,當是“酒”字,他一次次把自己灌醉。王績在酒業上的鉆研與投入不比詩歌少,為杜康立祠祭祀,尊為酒師,并且把曾經一起喝酒、釀得一手好酒的焦革也一起供奉。此外,還寫下《酒經》、《酒譜》各一卷。后來的李白,不知是否從其詩酒之中得到啟發?

  王績自己也承認,“有道于己,無功于時”,自號“王無功”。風燭殘年,他曾寫過一篇《晚年敘志示瞿處士》,坦言自己也曾經“明經思待詔,學劍覓封侯”,可是,他一生之中由進而退,辭官歸隱,大約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有學者從王福峙(王績的侄子)《錄東皋子答陳尚書書略》中找到了這樣的答案:

  貞觀初,仲父太原府君(王凝)為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為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于是太尉與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

  原來如此。這是對于王績嗜酒與歸隱之謎的最好詮釋。大凡隱士,都有不得己的隱退苦衷,誰人不想華衣美食,誰人不愿顯赫一方,可是人性中最大的弱點,就是相互之間的爭斗性,大人物與大人物爭權柄、爭勢力、爭江山、爭功勞,小人物與小人物爭生意、爭田產、爭美色。明爭暗斗,唇槍舌劍,背里使絆,過河拆橋,爭得你死我活,甚至世代為仇。人類的智商發展了文明,也發展了斗爭。人人都希望個性解放,王績在爭斗里看破了――沒有永恒的勝利,只有暫時的羞辱。如果遁世躲避,其羞自解,其心自寬,至少像仲長子光這樣的朋友,“服食養性”、“非其力不食”,是不會加害于人的,而且與天地自然相處,更多的是心靈深處的輕松與悠閑。他讓自己在精神上解放了。當隱士,無欲則剛,重新回歸到了精神貴族的行列。

  應該說,王績學陶淵明,是學得極為神似的一個。辭官、歸隱、嗜酒、耕作、著書、彈琴、自作《墓志銘》……簡直是一整套的學習。王績要將自己修煉成為一個隱士,他成功地做到了。當隱士,其實真的挺難,不是想做就能做到的。

網載 2013-09-10 21: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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