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簡體     傳統

---

    國際經濟合作是世界各國在經濟國際化條件下加快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信息技術的進步，經濟全球化浪潮席卷了世界各國，國際經濟聯系與合作更加密切，各國都在適應和利用這個大趨勢在毗鄰國家之間建立多樣的經濟合作組織，簽訂區域性自由貿易協定或建立關稅同盟。作為全球性經濟組織重要補充的多樣化區域經濟組織，是走向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多極化必不可少的中間環節。
    　　一、推進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必要性
    當前，世界350個國家中有300多個處于區域經濟中。在號稱世界經濟三大板塊的西歐、北美和東亞三大地區中，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相繼成立，而作為世界經濟近年發展最快、最有活力的東亞地區則呈現出一種松散的組織形式，合作較多的是在雙邊、次多邊基礎上進行，或是通過一些區域性經濟論壇和政府間承諾來促進相互間的經濟合作。這使得東亞各國共同面臨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以及在WTO多邊談判中各自承担壓力，無法形成整合力量，這必然會使東亞地區在國際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對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產生消極影響。東亞各地區面對經濟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應該首先解決自身的一體化問題。
    應當認識到，近幾十年來東亞經濟的良好發展勢頭得益于特定的二戰后的世界政治格局和政治環境。美歐為了遏制當時中、蘇兩個社會主義大國，不遺余力地開放自己的市場，向東亞地區轉移資金和技術，從而扶持其經濟發展和增強其經濟實力，為東亞經濟發展創造了一個寬松的外部環境。現在，美歐已把東亞地區當作自己經濟領域的競爭對手，東亞的歷史機遇和外部環境已經改變。東亞各國現在只有靠自身努力和相互合作才能保持經濟的持續發展。
    同時，東亞三十多年來經濟增長的顯著特點是“高度區域性”，即在東亞集中了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經濟體，“東亞經濟奇跡”也由此得名。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也同樣體現了“高度區域性”特點，即集中爆發于東亞地區，東亞所有的經濟體都受影響，反映出了東亞各經濟體之間的密切的相互依存關系。金融危機的發生，反映了東亞缺乏一個較成熟的地區合作機制。缺乏政策協調機制的東亞，在相互之間的貿易、投資、經濟合作方面存在著層層壁壘，難以抵抗金融風險，難以形成有競爭力的經濟體，不少東亞成員面臨的共同問題，如金融監管、匯率穩定及產業結構調整和貿易投資自由化安排等都難以得到有效解決。
    因此，東亞各國只有攜手加強區域內合作，成立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才能進一步提高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保持和促進本地區的繁榮穩定。
    　　二、成立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優勢
    1.建立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組織的良好基礎
    首先，東亞各國在歷史發展、地理環境、價值觀念方面具有極大的相似性。
    東亞國家間的往來與交流源遠流長，各國在人文價值理念和道德標準上大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響，民族文明及文化有一定的共性，在人權等一系列意識形態上有著不同于西方的獨立性。同時，東亞大部分國家都是二戰后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面臨著發展自己民族經濟的相同任務。戰后東亞大部分國家在采用共同的“東亞模式”發展經濟，實現趕超發達國家和地區目的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重視集體、教育及貨幣儲蓄，強調宗教信仰和團隊精神的“東亞價值觀”，它在鼓舞民心、維護團結和加強國家凝聚力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其次，東亞各國之間在資源方面有極強的互補性，存在著明顯的階梯性產業轉移，區域內貿易投資增長迅速。
    在東亞地區，日本是經濟最發達的國家，韓國、新加坡和我國的香港、臺灣經過近幾十年的發展，經濟實力也迅速上升。相比于東亞其他經濟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或地區，這些經濟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具有很高的科學技術、生產力水平和大量資金，但在自然資源、礦產和勞動力資源方面不占優勢，這必然會成為阻礙其進一步發展的瓶頸。而中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等國家，則具有較豐富的自然資源及勞動力資源，尤其在制造業領域具有極低成本的勞動力優勢，缺少的正是開發其優勢資源的資金和技術。這種互補性很強的產業供需關系，為國家間階梯性產業轉移提供了必然而又必需的基礎。
    近些年東亞各國及地區之間的階梯產業轉移，大體上通過以日本為雁頭，亞洲四小龍為雁身，東盟以及中國為雁翅的“雁形模式”得以實現。以“雁形模式”為鮮明特點的東亞經濟發展奇跡，正是利用了東亞各國間存在的產業轉移優勢，從而帶動了整個東亞地區經濟的騰飛。實質上，“雁形模式”就是資源稟賦不同的東亞先進國家（地區）與后進國家（地區）之間的一種動態的產業梯次傳遞過程，并且這種過程形成了東亞地區特有的區域產業循環：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就以外國直接投資(FDI)的形式向韓國、新加坡及臺灣地區轉移勞動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制造產業，特別是機電類產品。繼而日、韓、臺都開始向東盟和中國進行勞動或技術密集型的制造業投資，這使得這些國家制造業的附加值比重不斷上升。近些年，泰國制造業產值在出口總額中的比重達70%以上，韓國則為80%以上，馬來西亞和印尼也都在50%以上。同時，日本則開始從技術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的服務業轉移。通過資金流和物流的交替循環，東亞各個國家或地區實現了產業結構的調整，促進了工業化水平的提高。
    盡管“雁形模式”自身有一定缺陷，例如容易導致產業結構趨同和單一化等，但這種模式仍是東亞各國短期內調整產業結構比較有效的重要方式。最重要的是，區域內產業轉移的存在為東亞國家將來的進一步合作提供了深厚的經濟基礎和背景。
    東亞國家（地區）間FDI的增加，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工業化水平的提高，使得該區域內貿易和投資迅速增長。近十年來，東亞國家和地區間貿易額年平均增長率為19.3%。以中、日、韓為例，三國間的貿易額從1990-1997年就一直以19.5%的速度遞增，目前，日本已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則是日本的第二大貿易伙伴，是韓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再以往日的“亞洲四小龍”為例，1996年底，其相互間投資為80.21億美元，占其吸收外國FDI總量的8.5%；對東盟的投資為412.51億美元，占東盟吸收FDI總量的20.1%；對中國大陸的投資占大陸吸收FDI總量的75%。1997年后，東亞國家間貿易雖因金融危機而下降，但仍占東亞各國外貿總額的50.4%。區域內貿易依存度的不斷提高和投資的持續增加，使東亞地區作為一個整體市場的向心力進一步加強。
    2.東盟的經濟發展與“10+3”、“10+1”合作框架的開展為東亞區域經濟組織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開端和廣闊的發展前景。
    1998年，東盟的GDP產值達7370億美元，1999年GDP平均增長率達3.3%。預計到2010年，其GDP總值可達到9550億美元。1992年1月，東盟六國貿易部長會議簽署了設立“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的協議，通過減少成員國之間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加強東盟區域一體化和促進區內貿易與投資，從而增強東盟地區作為單一生產單位的競爭優勢。1995年召開的東盟首腦會議加速了AFTA的時間表，當時決定在2003年前成立東盟自由貿易區。這一計劃于2002年1月1日正式啟動，已經進入了實施階段。盡管截至目前東盟成立自由貿易區的目標還沒有實現，但東盟的發展模式與較強的經濟實力，為成立東亞經濟共同體提供了合作的經驗與基礎。
    由于東盟與東亞其他國家間密不可分的經濟和貿易聯系，更由于金融危機的爆發所帶來的教訓，再加上美國經濟增長放緩促使東盟的亞洲意識不斷增強，東盟加強了與其他東亞國家的經濟合作，尤其是在金融服務業及高新技術產業領域的合作。
    從1997年到2002年，東盟十國與中、日、韓三國領導人已舉行了六次領導人會議，初步建立了“10+3”合作框架，藉此通過成員間攜手合作來解決共同面臨的問題，這為探索東亞經濟自立的途徑邁出了重要一步。這一合作機制尊重各國國情多樣性和經濟發展不平衡性的現實，遵循互利互惠、循序漸進、注重實效的原則，充分照顧了各方特別是中小國家的利益，在短短的幾年里取得了重要進展。1999年3月，這13個經濟體召開了“10+3”框架下的首屆財長會議，討論關于開展金融合作的問題。1999年在馬尼拉召開的第三次“10+3”領導人會議發表了《東亞合作聯合聲明》，將東亞合作明確作為“10+3”合作的目標。2001年11月和2002年7月的第五次及第六次領導人會議進一步促進了與會各方在經濟、金融、信息技術、環境保護、湄公河流域開發以及非傳統安全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與此同時，2001年11月5日至6日在文萊舉行的中國與東盟“10+1”領導人會議確定了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目標，這為推動東亞經濟合作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又跨出了重要的一步。2002年底，“10+1”領導人會議簽署了《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2003年2月，中國與東盟全面啟動了自由貿易區的談判，取得了積極進展。中國將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并與東盟簽署《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伙伴關系聯合宣言》，這些都標志著雙方關系邁上了新的臺階，中國和東盟年貿易總額在2005年有望突破1000億美元。從2004年1月1日起，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架下的“早期收獲”計劃將付諸實施。
    毫無疑問，“10+3”與“10+1”合作機制的建立和開展將促進東亞地區產業結構升級及技術轉移，促進東亞社會、經濟各方面的優勢整合，發揮東亞共同體的橋梁紐帶作用。
    3.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及包括了亞洲和大平洋地區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等區域合作組織的成立具有借鑒意義。
    這些合作組織的成立分別從制度約束和非制度約束方面為東亞經濟共同體的建立提供了經驗和教訓，使東亞地區區域經濟組織的建立能夠在現在和將來避免不必要的彎路。
    4.日本近些年采取的回歸亞洲的政策，以及國內經濟的衰退，使得這個東亞經濟強國加強了與東亞各國的合作。
    由于日本與東亞各國間產業轉移的存在和在機電產品方面的競爭優勢，使得東亞一直是日本對外投資的重點及重要的產品生產和原料供應基地。日本早在1994年對以東亞為主的亞洲投資就占其對外投資總額的23.7%，超過對北美地區的16%，而居第一位。尤其是對中國的貸款和投資逐年遞增，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國。近十年來，日本經濟持續低迷，連續多年經濟增長率為零，甚至出現了負增長，歐美市場進一步萎縮。不少日本企業為利潤所驅使，更加重視東亞市場，加大了對東亞地區的投資和貿易往來。尤其是中、日、韓三國的經濟合作，近幾年雖發生過貿易摩擦，但幾乎未受金融危機影響，投資與貿易額逐年穩步增加，這三國作為東亞地區經濟領頭羊的地位更加明顯，其對東亞經濟發展和區域合作的影響不言而喻。
    5.人口眾多、內需市場廣大的東亞各國已逐步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
    東亞經歷了1997年金融危機引起的幾年經濟衰退后，又重現生機。到1999年底，危機對東亞地區的沖擊基本結束。受危機沖擊最大的韓、泰、印尼、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等東亞五國匯率穩定，股市回升，失業率下降，物價趨于穩定。在1999年，上述五國GDP平均增長率已達到4.9%，經濟恢復勢頭強勁。其中，韓國1999年經濟增長了10.9%，2000年又增長了9.3%。到2002年第一季度，韓國、馬來西亞和印尼的經濟增長率雖有所下降，但仍然分別達到5.7%、1.1%和2.47%。同時，從1998年到2000年，受國際電子產品市場恢復增長影響，以出口電子產品為主的東亞各經濟體的出口不斷增長，外貿盈余和外匯儲備增加。再以韓國為例，韓國在1997年底外匯儲備僅有38億美元，而到2000年外貿盈余已達230億美元，外匯儲備到當年2月份已升至710億美元。至2002年4月底，韓國外匯儲備奇跡般地上升到了1077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居世界第五位。1999年后，在金融危機時流出東亞地區的外資重返東亞，表現了投資者對東亞經濟恢復的信心，這無疑為東亞經濟復蘇打了一針強心劑。一系列數據和事實說明，東亞仍是世界經濟增長最快和充滿希望的地區。
    6.中國的發展壯大及與東亞各國、地區的緊密經濟聯系，必將是成立東亞經濟共同體的中堅力量。
    東亞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中國作用的增強。1996年，中國對東亞的進出口額增長率、出口額增長率和進口額增長率分別占對世界的總增長率的67.3%，62.1%和61.43%。到2000年，東亞對中國的投資已占到中國吸引外資的80%以上，中國已成為東亞重要的貿易伙伴和富有吸引力的投資市場。尤其是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了WTO，保持了7%的經濟增長率，2002年經濟增長率更高達7.8%，在世界各國中一枝獨秀。中國作為貫通亞洲東、南、西、北、中的地區，正憑借其經濟實力對區域經濟起著核心作用，中國大陸與港、澳、臺構成的大中華區經濟圈與日、韓一起已經成為東亞的經濟核心。所以，中國和東亞國家、地區間存在的市場拉動和投資推動因素必將繼續拉動東亞經濟的整體增長。
    　　三、建立東亞經濟共同體面臨的障礙
    1.美國的強烈反對，尤其是對東亞事務的插手，勢必影響東亞的整合。
    美國在二戰結束后向東亞轉移生產技術和開放本國市場，一方面是出于政治目的，試圖通過扶持中蘇周圍的中小國家經濟增長來遏制中蘇的發展壯大；另一方面則是出于自身經濟結構調整的需要。美國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東亞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既可以得到價廉物美的消費品，又能集中力量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同時還可以通過美元的杠桿作用，使東亞國家對美的貿易順差中的很大一部分又以債券或投資等形式回流美國。
    由于東亞地區沒有在經濟及政治上聯合，美國可以在雙邊談判中通過單方面制裁等手段施加壓力，各個擊破，迫使東亞國家對美讓步。為確保自身利益，美國當然不愿東亞國家在經濟上聯合，不愿看到一個可以與之競爭的東亞區域經濟組織出現。
    美國等西方大國對東亞經濟一體化的消極態度，使得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十幾年前提出的定期舉行“東亞經濟會議”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日本提出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AMF)的構想，均因美國強烈反對而夭折。而且，東亞許多國家因與美國存在經濟和貿易依賴關系，因此對美國的態度有所顧慮，在對待東亞區域經濟聯合問題上猶豫不決。
    2.一體化進程較快的東盟要實現建立自由貿易區的目標仍困難重重，經濟合作仍處在較低水平。
    東盟是東亞地區區域經濟合作水平較高的經濟組織，從1992年提出建立“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至今已有十余年。由于各成員國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新加坡因國家太小又無力帶動整個東盟發展，所以東盟的內部合作進展緩慢。
    同時，東盟從1993年開始實施“共同有效普惠關稅”(CEPT)減稅計劃，但是在實施過程中因為各國意見分歧較多從而導致實現其預定目標有一定困難。特別是金融危機的爆發對東盟內部合作沖擊也很大，東盟國家對國際資本的吸引力銳減，外國投資額從1996年的300億美元降至1999年的160億美元。各國都忙于恢復自己國內的經濟，紛紛減緩了關稅減讓、推進服務業自由化進程的步伐。這使得其在近年內實現建立自由貿易區的計劃非常渺茫。
    一體化進程較快的東盟在實現其自由貿易區等一系列問題上都面臨如此多的問題，那么包括了發展水平差異較大的眾多國家和地區的東亞要實現區域一體化就更是難上加難了。
    3.日本的政治大國野心和依附西方的本性，以及不能正確對待歷史的態度引起東亞其他國家的懷疑和警惕，使得東亞地區的合作蘊涵著不穩定因素。
    國土狹小、資源貧乏、自然災害頻繁，造就了大和民族強烈的生存危機意識和對外擴張的欲望。隨著近幾十年日本經濟強國地位的確立，其追逐“政治大國”地位的欲望進一步強烈。以金錢開道，通過“雁形模式”建立以其為主導的東亞經濟圈，是日本實現“政治大國”目標的重要途徑。此外，日本近些年來進一步依附美國等西方國家，加強了與其技術、軍事聯系，通過了《日美防務合作指針》和與美合作建立戰區導彈防御系統(TMD)的協議，這已經引起了東亞其他國家的警惕。加上日本否認二戰時的侵略歷史，近兩年又借美國打擊恐怖主義借口出兵海外，進一步引起東亞國家的反感和輿論譴責，使得東亞國家堅決反對日本在亞洲經濟及政治領域扮演“領袖”角色。
    4.東亞國家還沒有完全擺脫金融危機所造成的影響，經濟恢復仍受諸多因素制約，導致近幾年貿易自由化程度后退。
    從1999年起，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的東亞國家經濟有了較明顯恢復，但要想完全擺脫金融危機，解決危機所暴露出來的問題，還需一段時日。應該說，東亞經濟的復蘇離不開國際環境的改善：2001年以前美國新經濟的暫時繁榮和國際電子產品市場、歐洲市場的穩定為其注入了一定的活力，人民幣堅持不貶值又為其做了堅強的后盾。而最重要的因素則是東亞各國政府的國內財政擴張政策，即依靠大量借貸、擴大公共投資來刺激國內需求。這種恢復顯然不是東亞各國從根本上解決了危機所帶來的問題的結果。事實上，美國新經濟的泡沫增長到了2000年下半年已開始初露遏止的勢頭，代表高技術概念的納斯達克指數在2001年又跌到了歷史最低點。美國經濟增長的放緩和隨之產生的國際電子產品市場的萎縮，對東亞各國還未進行升級的出口產業結構造成了極其不利的影響，使得以電子產品出口為主的東亞出口難度進一步加大，對經濟恢復產生了制約作用。
    與此同時，東亞銀行業不良債權仍未徹底清理，呆壞帳數額仍然驚人；金融改革舉步維艱，進展緩慢；國內的產業結構調整和企業制度改革也同樣未深入進行，包括政府部門和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在內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尚未開始啟動。在這種狀況下恢復經濟快速持續增長顯然有非常大的難度。
    受上述因素影響，近幾年東亞的投資與貿易自由化程度不進反退。一方面是因為東亞各國的經濟實力大打折扣，達不到進一步推進自由化的水平。另一方面則是因各國為恢復國內經濟，紛紛采取了關稅或貿易壁壘，相互之間合作障礙增多，信任度下降。總之，單從經濟恢復的角度考慮，繼續富有成效地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還有一段曲折的路要走。
    5.受經濟發展水平、社會制度、經濟體制、地域及宗教意識差異的影響，東亞各個國家間存在著互不信任。
    在領土爭端方面，存在著中越馬南沙群島矛盾，日朝“獨島”、日俄北方四島、中日“釣魚島”之爭。眾多的領土爭端將成為東亞地區和平與穩定的隱患。而近年的朝核危機，牽涉到中、日、韓三國，美國又積極插手此類東亞事務，使得東亞政治安全和經濟合作存在不穩定的因素。
    　　四、推進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措施
    從以上分析中不難看出，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實行必將面臨一系列困難，將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但建立東亞區域經濟組織是一個必然的趨勢，是東亞走向繁榮，推動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必由之路，符合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和東亞地區自身利益。
    1.實現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必須遵循五大原則，即互利互惠原則、漸進式原則、非歧視性原則和市場相互開放原則，而最重要的則是開放的地區主義原則。
    開放的地區主義就是政府的政策基本以非歧視性的措施促進經貿活動為核心，在企業進行區域內經營的基礎上，有力促進區域內貿易和投資增長及區域經濟一體化。東亞地區近年來采取的促進經濟發展合作框架，主要是APEC的有關多邊協定和倡議、國家和地區間雙邊協議及為實現某一局部地區或個別項目開發而制定的多邊協定。所有這些框架內容無不具有開放性特征。因為本地區以外市場是東亞地區最主要的出口市場，所以，東亞采取任何自我區域封閉性政策，建立任何排他性制度都不利于自身發展和東亞一體化進程。
    2.吸取APEC的非制度約束的經驗，采用適當的一體化模式，采取循序漸進的原則，逐步、分階段實效。
    APEC作為一個官方性質的論壇，一直承認成員的多樣性，強調靈活性、漸進性和開放性，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協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則。成員單邊行動與多邊行動相結合的磋商機制，是其非制度約束的一個重要特征。現階段的東亞應依據自己的現實情況，把建立自由貿易區作為近期目標：在承認經濟發展水平和承受能力不同的前提下，在自愿的經濟合作范圍內，以公開對話為基礎，參與者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加強彼此間信任和理解，求同存異，穩步推進東亞地區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在經濟差別縮小的情況下，逐步向歐盟式的關稅同盟和共同市場一體化邁進，最后達到完全的區域經濟一體化。
    3.東亞既應開展自由式的區域內合作，又應加強與歐美等域外國家或地區的交往和合作。
    東亞的經濟特點和發展模式決定了東亞對域外市場有著很大的依賴性。事實上，沒有歐美市場的支撐，東亞經濟近年來不會有如此驕人的業績。脫離了歐美，不但這些國家或地區不愿意，就是東亞成員自己，也不會答應放棄促進經濟增長的國外市場。
    東亞的大部分成員，包括中國在內，既是WTO的成員，又是APEC成員，亞歐會議的舉行又為靈活的多邊及雙邊合作提供了更廣闊的舞臺。所以，鼓勵東亞成員在積極推進域內合作的同時，加強與域外地區的交往，既符合東亞地區的利益，又會減少西方發達國家對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反對或阻撓。
    4.調整改善中日經濟合作關系，加強東北亞各國在雙邊合作基礎上的地區一體化進程。
    日本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位居世界第一，沒有日本參加，東亞區域聯合難以成功。而日本脫離亞洲，不與中國合作，也將孤掌難鳴。中國在經濟上與日本有共同的戰略利益和合作潛力，政治上又比日本占盡優勢。所以，在新世紀里，中國既要高度警惕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蘇，又要促進中日經貿往來，擴大開放，加強與日本的安全合作。中日雙方應站在東亞地區的立場上，從長遠角度出發，建立相互融洽、相互信賴的雙邊關系，為維護東亞地區利益，在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發揮各自的作用。
    東北亞地區涉及了東亞地區的中、日、韓、朝、俄、蒙等多個國家，是整個東亞地區的一個次區域，是與東南亞地區進行產業階梯轉移的重要地區，東亞地區區域經濟合作的機制也必然在這個次區域內各國之間的經濟合作中發揮作用。促進東北亞地區在雙邊合作基礎上的一體化進程，對于培養東亞新的經濟增長點，更好地發揮中、日、韓三國的經濟優勢和作用，推動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有著重要作用。
    5.東亞各國在恢復經濟的同時，應加強信息、金融、教育、資源、國家安全方面的發展與合作，尤其是高新技術方面的經濟技術轉移的合作，改進各自的產業結構。
    因為經濟全球化和以信息技術為特征的新經濟的崛起，是繼金融危機以后對東亞地區的又一次沖擊。無論是從鞏固地區經濟復蘇的需要出發，還是從應對新經濟的沖擊來看，東亞都迫切需要進行高新技術及其產業的合作。提升整個地區產業結構是防止泡沫經濟發生和抵御金融危機的根本出路，也是促使東亞經濟在復蘇后繼續保持增長的根本途徑。
    6.東亞各國政府高層官員應闡明各自關于建立東亞經濟共同體的觀點，開辟東亞共同論壇，就區域經濟合作和地區安全成立一個進行共同磋商和合作討論的官方組織，從各國政府的高度積極推動合作進程。
    7.以已經發行和流通的歐元為樣本，借鑒歐盟經驗，逐步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為亞洲金融穩定和東亞區域內貿易提供穩固的貨幣基礎。
    歐元問世和進入流通領域消除了歐元區各國之間的匯率風險，成為歐洲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的穩定因素。除此之外，它進一步促進了歐元區國家價格的趨同趨勢，加強了歐盟內的公平競爭，促進了歐元區國家旅游業的發展，節省了大量的貨幣兌換費用。以歐元為模板，積極探索在東亞或亞洲區域內實行貨幣統一，將是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到自由貿易區后必須考慮的步驟。
    總之，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符合經濟發展的規律和東亞各國的經濟利益。中國作為東亞重要的經濟、人口大國，應積極參與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這不僅有利于我國經濟的外向發展，也將進一步密切我國與東亞各國友好關系，有助于化解一些政治矛盾。同時，在開展東亞區域內合作的同時，我國應注意選擇經濟合作的重點地區和重點產業，促進我國的產業升級，尤其是現代信息等高新科技產業。其次還要考慮經濟全球化對本國的影響，在與東亞開展經濟合作和交往的同時，加強與歐美的往來和次區域的經濟合作。
    2001年以來，發達國家經濟疲軟，全球經濟增長進一步放緩，給剛剛走出亞洲金融危機陰影的東亞經濟造成新的困難；美國及東南亞部分國家遭受恐怖襲擊，增加了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不穩定因素。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要有效應對經濟、社會和安全領域的各種挑戰和風險，實現國家穩定和經濟發展，必須進一步加強區域合作。東亞走向區域經濟一體化是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是經濟全球化的客觀要求。只要東亞地區按照既定原則有步驟、有秩序的積極推動地區經濟、金融、高新技術、政治等方面的合作和經濟一體化進程，一個富有競爭力、嶄新的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必將在新的世紀里產生，這將有利于世界經濟新格局的平衡和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形成，并有力地推動全國際經濟合作京10～15F8世界經濟導刊邵惟楠20042004美國布什政府于2001年和2003年兩次提出減稅計劃并得以通過和實施。2003年美國經濟出現全線復蘇的局面，尤其是下半年的經濟增長情況令人振奮。本文將在這樣的背景下回顧布什減稅政策的經濟背景和內容，分析其初步成效，并對減稅政策和經濟復蘇的前景做出一定的預測。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批準號：04BJL054）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高啟杰李The Primary Effect of Bush Administration's Tax Relief Policy and Its Prospective
  LI Xiang
  (School of Economic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邵惟楠　商務部信息化司 作者：國際經濟合作京10～15F8世界經濟導刊邵惟楠20042004美國布什政府于2001年和2003年兩次提出減稅計劃并得以通過和實施。2003年美國經濟出現全線復蘇的局面，尤其是下半年的經濟增長情況令人振奮。本文將在這樣的背景下回顧布什減稅政策的經濟背景和內容，分析其初步成效，并對減稅政策和經濟復蘇的前景做出一定的預測。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批準號：04BJL054）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高啟杰

網載 2013-09-10 21:25:41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