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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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前,《經濟學家》周刊發表了一篇有關世界上8 位最優秀的青年經濟學家的文章,他們都是已在其本專業內獲得明星地位的三十五六歲或者更年輕的學者。令人欣慰的是,10年后這些人——他們都是男性——都獲得了超出學術領域的巨大成就。3 人成了家喻戶曉的名字——至少在訂閱一份金融報紙的家庭內。
  這種選擇優勝者的能力鼓勵我們嘗試再次這么做。我們想知道,誰是1998年的青年明星?誰是35歲和35歲以下有望獲得未來的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與以往一樣,我們的做法是非正式的:我們在年長的經濟學教授中間征集意見,包括我們以前的明星。不幸的是,這一次的調查遠沒有那么成功。年長的經濟學家們對誰是經濟學專業的青年明星很少具有共識,或者認為根本不存在青年明星。
  這種空白提出了一些令人感興趣的問題。是否今天的經濟學家的才華不及其上一代?是否在1980年代前后存在某種促使經濟學專業的明星脫穎而出的特殊情況?是否經濟學研究已到達某個轉折點?或者,是否經濟學研究已進入死胡同?要回答這些問題,應該認識到,10年前明星的汗牛充棟和今天明星的看似短缺具有共同的原因。
  星星從何而來?天文學家們會告訴你,它們誕生于原始的由氣體和塵埃組成的云團的崩潰。那么,引起這種云團崩潰的是什么?某種外來沖擊。因此,當沖擊波穿越濃重密集的云團時,星星就可能大量誕生,但如果沖擊波穿越的是較空洞的空間,星星就不可能誕生。同樣的概念可解釋經濟學明星在1980年代層出不窮,而在1990 年代則相對稀缺。在1970年代形成的新的分析工具的影響,似沖擊波一般從經濟學專業的核心向外擴散。這種沖擊在1980年代穿越經濟政策研究這塊肥沃高產的土地,造就了一批轟動一時的明星。
  可是,這并沒有消除沖擊波的能量。它進入一些事先較少預料到會產生明星的領域。如今這種沖擊波創造的是吸引專業人員、但門外漢未經幫助很難辨別的美麗星云。與1980年代的明星不同,今天給人深刻印象的青年學者在位于其學科的傳統邊界或者超越傳統邊界的領域利用經濟學工具。在發生全球經濟危機的世界上,傳統的經濟政策問題對金融、企業和政治來說是至關緊要的,職業經濟學家在銀行和官僚機構中的地位日趨重要,而更多的報紙版面和電視頻道專用于刊登和報道有關經濟學和金融的文章,因此,今天具有創造性的青年經濟學家往往避開經濟學的重大的傳統主題。
      明星是否依然燦爛?
  由于在1970年代形成了“理性期待”理論——一種針對凱恩斯思想的反應,凱恩斯思想肯定人們從其錯誤中學習的觀點——經濟學變得受“新古典主義者”支配。他們停留在一個完全自由競爭、具有完整的信息和完全理性的高度形式化的數字世界,一個對他們來說他們的方法能一清二楚地加以解釋的世界。可是,由于這樣的世界在這些經濟學家們的模式之外并不存在,經濟學科看來處在變得不相干的危險之中。
  這種危險于1980年代中期看來被消除了,這主要多虧一個才華橫溢的青年經濟學家群體,其中大多數在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任教。我們所選擇的許多青年明星就是來自這個群體。這個群體將理性期望革命的復雜的分析工具應用于現實世界——一個人們具有不完整的信息和市場有時失敗的世界。他們是第一代既沉湎于理性期待、又深切地關心經濟政策的經濟學家,而這種結合是富有成果的。
  10年后,令人驚訝的是,在當時我們所選擇的這8 位青年經濟學家中,有這么多人所產生的影響遠遠超出了經濟學象牙塔的范圍,而仍在參與積極的經濟研究的又是如此寥寥。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和杰弗里· 薩克斯(Jeffrey Sachs)是這種趨勢的代表。薩默斯先生在19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從事國際經濟政策范圍之內的研究,最初作為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此后又作為美國財政部的首席經濟學家。毫無疑問,他是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薩克斯先生的名噪一時——一些人可能說聲名狼藉——是由于在1990年充當波蘭“震蕩療法”式經濟改革的設計師。此后,他在不同程度上充當許多其經濟正處于發展和過渡中的國家的正式顧問。他的不屈不撓的倡導、激烈的公開批評(最引人注目的是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批評)以及滿腔熱誠,使他的一些更穩重的學術界同事感到不滿,但毫無疑問,他影響了許多國家的政策決定。
  薩克斯先生不是由于我們的共產主義的失敗而走出象牙塔的唯一明星。也是哈佛大學的安德烈·施萊菲爾(Andrei Shleifer )因為研究金融市場行為而出名,他對其出生國俄羅斯的經濟政策發揮了重大影響,在俄羅斯的私有化計劃中起了重要(和有爭議的)作用。他仍在繼續提供令人感興趣的研究,尤其是深入探索腐敗以及公司管理。
  麻省理工學院的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用自己的筆、而不是用自己的政策發揮影響。他利用若干暢銷著作、《財富》和《記錄》(基于網絡的雜志)上的定期專欄、以及別處的無數文章,對輿論發揮了別的經濟學家做不到的影響,最近他提倡在亞洲實行資本控制。
  另一個哈佛人格雷戈里·曼基夫(Gregory Mankiw)同樣關心著書立說而不是調查研究,結果碩果累累。他因調查長期利率與短期利率之間的關系而確立了自己的學術地位,但最近轉向撰寫教科書。他的第一本教科書《宏觀經濟學》深受大學二三年級學生的歡迎。這導致出版商為他的下一本介紹性教科書《經濟學原理》預付140萬美元稿酬, 而銷售數字表明,出版商的這140萬美元并沒有白花。 目前在沃頓商學院工作的桑福德·格羅斯曼(Sanford Grossman)同樣放棄研究,去從事更有利可圖的事務。利用基于信息在金融市場上的作用的模式的聲譽,格羅斯曼先生建立了他自己的貿易公司。在我們最初選擇的8 位青年經濟學家中,目前他顯然是最富有的。
  1988年的其余兩位明星將隨后10年的大部分時間用于繼續進行其研究。雖然阿爾貝托·阿萊西納(Alberto Alesina)偶爾充當政策顧問,并在其出生國意大利担任報紙專欄作家,他將大部分精力用于繼續進行對選舉周期的經濟影響的開拓性分析,并對經濟與政治之間的聯系進行更深入的學術研究。他考察了不平等可能損害經濟增長的政治渠道,并通過勤勉的經驗主義研究證明,財政收入減少不一定意味著經濟衰退,而且在政治上可能是受歡迎的。我們所選擇的8 位青年經濟學家中的最后一位是瓊·蒂羅爾(Jean Tirole),他在1988 年就已經是著名的微觀經濟學家,目前仍在提供數量驚人的第一流研究成果。可是,較之其他任何一位明星,蒂羅爾先生更忠于象牙塔和傳統的微觀經濟學。結果或許是,他是這8位明星中最不出名的。
  10年前的這些明星現在不再具有優勢,這并不令人感到十分意外。許多諾貝爾獎獲得者依靠一兩篇論文建立聲譽,接著在數十年時間里拿不出任何新東西。可是,有趣的是,現在他們仍被認為是經濟學專業的年輕能人。若干老教授在應邀列出最優秀的青年經濟學家的名字時,仍提出我們于1988年選擇的陣營的成員——他們覺得,除了這一群人,根本不存在同樣才華橫溢的研究者群體。
      經濟擴張主義
  若干教授認為,經濟學專業可能再也吸引不了這樣的天才。在過去10年間,投資銀行和咨詢公司向最優秀的大學畢業生提供的起始工資,遠遠超過一位在職教授的薪水。戈德曼—薩克斯公司可能比研究生院更具有吸引力,而華爾街日益愿意向青年經濟學家提供職業滿足以及金錢,尤其是如果他們對宏觀經濟問題和市場問題感興趣。因此,對天才有了新的需求。然而,在這種背景下,必須確定一種新的供應來源:高等教育的全球化現在允許美國一流大學(這些大學仍是大多數占優勢的研究的基地)從大量申請者中選拔人才。
  似乎缺乏明星的另一種解釋是,現有天才的多少是不斷變化的,有時很多,有時沒有。這或許有幾分符合實情,但一種更令人感興趣的解釋是,1980年代的青年明星具有精心制定的、令人感興趣的研究日程——將理性期待應用于政策領域——而這種研究日程現在大致已經完成。因此,今天最優秀的青年學者必須進一步在實踐中尋找其研究課題,提供精確的、在某些情況下具有超越其學科的傳統界限的現實意義的深刻見解。這樣的研究是極其出色的,但在年長的經濟學家們看來,這種研究領域很難有冒出明星的可能。
  將經濟學工具應用于別的學科的問題不是新東西。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們尤其喜歡研究法律和社會科學問題。  正是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于1950 年代首先在芝加哥大學利用經濟學工具解釋家庭行為。此后他始終在將經濟學應用于社會學方面起開拓作用,并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獎。今天的青年經濟學家以他為榜樣,正在探索歷來由社會學家、政治科學家、教育學家、流行病學家、甚至犯罪學家研究的問題。這種趨勢的代表是5位青年研究人員的工作, 他們的研究課題各不相同,從艾滋病傳播、販毒集團的財源到宗教需要。
  麻省理工學院的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因為在作為研究生時所寫的兩篇論文而贏得最初的贊譽。兩篇論文之一《經濟發展的O形環理論(O—ring Theory )》為經濟學家提供了一種觀察生產過程的新方法(O形環是合成橡膠制成的扁平環, 用作高壓接頭密封墊圈——譯者注)。傳統的“生產函數”允許公司以質取代量。克雷默先生認識到,在許多復雜的現代過程中,情況并非如此。許多作業中的任何一項作業的差錯都可能大大降低最終產品的價值:“挑戰者號”航天飛機的固體火箭助推器中的O形環的溫度敏感性摧毀了這架航天飛機。 這種框架有助于解釋許多現代經濟現象,從日趨擴大的收入不平等到窮國有更多的小公司的事實。
  這篇論文本身為進一步進行足以奠定事業成功的無數探索提供了途徑。但是,克雷默先生如果不是使其興趣多樣化,他就算不了什么。他的具有挑戰性和創造性的論文往往集中關注那些影響發展中國家的問題,包括大象生存、艾滋病傳播和稅收改革等模式。很少有人懷疑,克雷默先生具有對經濟學發揮重大影響的潛力,但一些資深同事担心,他的研究的零散性質預示他的影響難于持久。
  另一位提供有關邊緣問題的極好成果的經濟學家是哈佛大學的愛德華·格拉澤(Edward Glaeser),他對解釋為何存在城市以及是什么決定城市規模的模式進行了闡述和驗證。在制造業時代,運輸的高成本是把事情集中于城市的重要原因;在現代經濟中,來自充裕的信息的利益變得更重要。他嚴謹地分析了從城市種族隔離給黑人造成的損失到租金控制的社會成本等城市現象。目前,他正在研究用以解釋一些人為何上教堂的模式。
  芝加哥大學的凱西·馬利根(Casey Mulligan)對通常可能被視為社會學問題的領域進行了類似的探索,從而為他自己贏得了最初的名聲。他在貝克爾先生指導下完成的博士論文,提出了代際利他主義的模式。他發現,諸如父母的職業道德等社會因素,對不平等所起的作用遠遠超過金錢制約因素。他的更近的著作已返回對主流問題的研究,但利用了新手法:例如,他與貝克爾先生一起,制定了試圖證明為何無效率的稅收制度可能優于有效率的稅收制度的模式(因為更多的稅收實際上意味著對社會來說沒有效率的更大開支)。
      經驗主義分析東山再起
  其非主流著作引人注目的其他兩位研究人員——芝加哥大學的斯蒂夫·萊維特(Steve Levitt)(他著重研究犯罪)和哈佛大學的卡羅琳·霍克斯比(Caroline Hoxby)(她分析教育系統中的激勵因素)——代表了經濟學專業方面的另一種變化:轉向日益創造性地利用經驗主義分析。10年前,獲得統計資料和進行分析歸納耗費大量時間,而經驗主義經濟學家只能通過整理和分析大量數據成名。今天,復雜的軟件使研究生能夠依賴其個人電腦,在幾分鐘內進行歸納。各種資料能夠通過聯機方便地獲得。因此,經濟學家需要更大的想象力來進行卓有成效的經驗主義工作。今天的第一流論文利用獨創性模式分析新問題,并尋找獨創性方法驗證這些模式的有效性。
  經驗主義經濟學的最大問題之一是,難于分辯因果關系與相互關系。近幾年來,經濟學家們利用日益復雜的方法以回避這種困難。訣竅在于找到一種“工具性可變因素”,它能在統計分析中代替某種可變因素,但它顯然與其他可變因素無關。萊維特先生和霍克斯比女士都是這方面的專家,并使他們的專門知識越出了經濟學的傳統界限。
  萊維特先生的論文之一探討監禁人犯與減少犯罪之間的關系。如果你觀察一下原始資料,你很難看到監禁率的增加產生了很大效果。而且,人們能夠推測為何監禁的增多(把監禁看作訓練計劃)可能增加、而不是減少暴力犯罪的理由。萊維特先生通過發現一個顯然對監禁有影響、但很難直接與犯罪率聯系起來的可變因素,解決了這個難題。這個可變因素是:因監獄人滿為患而產生的訴訟。在提出訴訟(以及監禁人數下降)的地方,犯罪明顯上升。另一篇論文通過觀察犯罪如何在選舉周期內變化,澄清了警官人數與犯罪率之間的聯系:犯罪在選舉年因警察人數的增多而下降。
  霍克斯比女士在教育領域利用類似的經驗主義方法,盡管在教育機構中爭論激烈,但許多人認為,美國糟糕的教育質量與教師工會的權力有某種關系。然而,由于很難確定因果關系,這個論點很難得到證實;認為糟糕的教育質量可能促進工會化并非不合情理。霍克斯比女士通過追蹤直接影響工會權力的立法的變化證明,減少教師工會的權力既能降低學生的人均開支,又能提高學生成績。她考察了教育質量與家長選擇之間的關系——在學區越多的地方,家長的選擇余地就越大——并認識到糟糕的教育質量可能是事實上促使建立新學區的力量。她認為不同地區的河流數量應該是學區數量的依據(當學區最初被劃定時,它們往往以自然分界線為界)。這種研究證明了選擇與成績之間的聯系。
      理論轉向應用
  這5位經濟學家既表明了今天的經濟擴張主義, 又表明了使理論與經驗主義工作結合在一起的趨勢。其他第一流的青年研究人員更明顯地留在一個陣營內。麻省理工學院的格倫·埃利森(Glenn Ellison )被普遍視為他的一代的最出色的理論家。他因對策論和學習過程的模式方面的非常不落俗套的著作獲得名聲。可是,在追隨今天的使理論與數據相結合的趨勢的同時,他也撰寫了一些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經驗主義論文。他最近與朱迪思·薛瓦利埃(Judith Chevalier)(芝加哥大學商學院)合寫的著作提出,年輕的共同基金管理人員較之較年長的管理人員,更容易因為業績糟糕而被開除,因此他們更容易受群體行為的影響。
  其他理論家為理解政治建立模式。例如,普林斯頓大學的應用理論經濟學家沃爾夫岡·佩森多費爾(Wolfgang Pesendorfer)與凱洛格商學院的蒂莫西·費德森(Timothy Feddersen)合作, 提出了一種吸引人的理論,這種理論解釋人們為何不選擇投票贊同選票上的某些具體項目。傳統經濟學家為選民不投票提出的解釋是投票的代價高昂,可是,如果你已經到了投票箱前,這種解釋就幾乎不適用。相反,佩森多費爾先生認為,存在一種類似拍賣經濟學中常見的“獲勝者禍因”的“獨立選舉人(常對投票結果起決定作用)禍因”。
  根據定義,幾乎參與拍賣的每一個人都希望獲勝,而除獲勝者之外的每一個人都認為,拍賣品的價值低于最終的拍賣價格。因此,一個天真的出價者即使獲勝,十分可能付出太多的錢:這是他的禍因,而最好的避免辦法是出價低于拍賣品的價值。選民在某些問題上面臨類似的禍因,而類似的推論表明,如果他們認為他們自己得到的信息不準確,他們能夠避免這種禍因的最好辦法是棄權。
  可是,雖然大多數第一流的青年經濟學家,都將其工具箱帶入了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的領域,在這種表面之下隱藏著一股微妙的逆流。行為經濟學家這個小學派正在增強影響力,它的有關自私、理性的個人的假設正在得到更認真的對待,而這種假設乃是主流經濟模式的基礎。這些經濟學家從心理學獲得啟示,認真地對待每一個俗人都知道的東西:人們并不總是以自私的或者甚至合理的方式采取行動。
  行為經濟學家們多年來在經濟學專業的邊緣苦思冥想。近幾年來,在諸如芝加哥大學的迪克·特勒(Dick Thaler)等開拓者的影響下,這種局面已發生變化。行為經濟學家已開始把似乎合理的現象(諸如人們在說他們希望什么時所具有的困難,或者他們對他們明知不適用的理想化世界觀的重視)與正式的數學模型結合起來,而且,他們已開始利用現實世界的資料,根據經驗對這些模型進行驗證。
  代表這種趨勢的是兩位青年經濟學家。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馬修·拉賓(Matthew Rabin)被廣泛認為是主要的行為理論家。 他專門從事將心理學家們所觀察到的行為現象與正式的模型相結合的研究。尤其是他的有關公正的著作,在經濟學專業范圍內引起了很大反響。哈佛大學的戴維·萊布森(David Laibson)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名字。他致力于儲蓄心理學的研究,闡述了“雙曲線貼現率”概念。根據這種概念,個人為遙遠將來的事件利用的貼現率低于為較近期事件利用的貼現率。例如,如果人們在就養老金儲蓄作出決定時利用固定貼現率,他們可能在儲蓄達到適當數目后停止儲蓄。可是,他們大體上不會這么做。萊布森先生用這個例子說明,人們為遙遠的事件利用的貼現率,不同于為較近的事件利用的貼現率。他的經驗主義著作已證明,這種框架能比傳統模式更好地解釋實際的儲蓄模式。他的經驗主義著作也表明,政府“鎖定”養老金儲蓄(通過特殊的養老金帳戶)的政策可能有助于克服自我控制問題。
  這些研究人員在現實世界具有的即期影響或許遠遠不及他們10年前的前輩。犯罪學家、社會學家和教育學家充分領會經濟學的洞察力需要時間,而經濟學家理解他們正在進入的領域的所有微妙之處或許也需要一段時間。而且,這些新經濟學家正在進入的領域具有大體上是地方層面的、而不是全國層面的政策含義。
  可是,這一代青年經濟學家將對經濟學產生深遠影響。作為美國第一流大學的青年教師(許多人已經具有終身職位),他們的著作將影響未來幾代研究生。經濟學內部傳統障礙的削弱以及經濟學與其他學科增強結合的趨勢將繼續下去。再過10年,你將不僅很難區分經驗主義經濟學家與理論家,而且同樣很難將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區分開來。今天的青年研究人員或許不能在很大程度上改變經濟政策,但他們有助于使經濟學獲得活力。
  摘自英國《經濟學家》周刊1998年12月19日
  
  
  
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滬15~18,24F11理論經濟學《經濟學家》周刊19991999杜玨[英]《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周刊 作者: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滬15~18,24F11理論經濟學《經濟學家》周刊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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