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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以來，中國金融深化改革取得了重大進步，但隨著改革深入，阻礙和制約深化的矛盾也越來越突出。面對困境，學術界提出了眾多理論與建議。筆者認為，虛擬經濟作為一種新生經濟力量，必然以其獨特的方式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深化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目前中國面臨的金融深化困境可以通過促進以金融創新為標志的虛擬經濟適度發展得以解決。
　　一、以金融創新為典型特征的虛擬經濟是信用經濟高度發達的產物
　　1、虛擬經濟的內涵
　　虛擬經濟起源于虛擬資本，它是信用制度高度發展與貨幣資本化的產物。隨著經濟貨幣化程度不斷加深和金融日益深化，以資本證券化和以金融衍生工具為標志的金融創新不斷進步，衍生金融市場交易額和金融活動本身產值的迅速膨脹，逐漸形成了規模龐大的虛擬經濟。
　　目前學術界對虛擬經濟內涵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一是將虛擬經濟劃分為廣義和狹義兩類，廣義是泛指與傳統物質生產相對應的一切虛擬活動，包括虛擬資本交易（金融交易）、以信息技術為工具進行的經濟活動和計算機模擬的可視化經濟活動；狹義是專指虛擬資本的交易活動。二是將其定義為與虛擬資本以金融系統為依托的循環運動有關的經濟活動或虛擬資本以脫離實物經濟的價值形態獨立運動的經濟。三是將相對于實體經濟之外的虛擬資本的持有和交易活動稱為虛擬經濟。另外，有的學者還將其定義為權益經濟，即以有價證券方式持有并交易權益所形成的經濟活動。
　　綜合上述觀點筆者認為，虛擬經濟的內涵具備以下幾個基本要素：
　　首先，虛擬經濟是一種與實體經濟相對應，與傳統物質生產及其有關一切勞務活動相區別的經濟形態，其主體是虛擬資本以增殖為目的進行獨立化運動的權益交易。它的虛擬性在形式上一方面表現為貨幣由貴金屬轉變為信用貨幣，另一方面表現為銀行等金融機構創造和經營貨幣過程的虛擬性，其本質在于資本證券化后的有價性和有息性，即價值的虛擬性。盡管一切有價證券都可以通過資本化過程表現為價格，并且可以通過不斷運動的貨幣價值表現為一連串的價格運動，但這種價格始終是一種遵照現行利率計算所得收益的貨幣幻想，人們的交易對象實際是虛擬化了的產權、信用和風險，交易的目的在于謀取差價。因此，虛擬經濟其實是一種異化過程，是人們對更多實體財富的追求異化成了對虛擬利潤的追求。
　　其次，信息經濟特別是網絡技術的高速發展為虛擬經濟運行提供了載體與媒介，使其變化更為快捷與便利。但信息經濟并不等同于虛擬經濟，電子化、網絡化只是將物流、商流和信息流分離，而并未從根本上將利潤與實體經濟分離，只是有助于提高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運行效率。
　　第三，虛擬經濟具有“投入溢出”效應和“報酬遞增”特點。傳統經濟學所認定的投入增加和科技進步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的理論在虛擬經濟條件下依然具有合理性，但由于虛擬經濟在資源動員、支付結算、風險配置及信息揭示等方面更具有克服交易成本、提高效率的一般功能，因此，生產能力的提高就不再需要以增加成本為代價，也就使固定投入具備了“投入溢出”效應和“報酬遞增”特點。
　　附圖
　　第四，現代金融創新是虛擬經濟發展的根本推動力。虛擬經濟以金融系統為基礎，其主體是以盈利為目的的資本，其交易媒介主要是金融衍生工具，其交易行為構建了金融衍生品市場。全球范圍內層出不窮的金融創新活動，不僅極大地促進了創新所在國的金融深化和金融制度變革，而且為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注入了持續活力。
　　2、金融創新是虛擬經濟發展的動力源
　　金融創新是指金融領域內部通過各種要素的重新組合和創造性變革創造或引發新事物。它是一個動態的廣義概念，它不僅伴隨著金融發展的全過程而且是各個國家普遍存在的現象。金融創新的表現多種多樣，既包括貨幣和信用形式的創新，又包括金融機構組織和經營管理上的創新，還包括金融工具、交易方式、操作技術等技術上的創新等。概括起來主要是業務創新、市場創新和制度創新三方面。
　　金融創新始終是虛擬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沒有創新推動，只能出現同一級別、同一層次上的數量擴張，而不可能有更高層次和升級性的發展。虛擬經濟的發展從初始走向繁榮并非是一種直線勻速運動，而映射出一條由低向高的螺旋形上升軌跡。歷史表明：虛擬經濟的產生是由創新發動的，發展進程中的每一次升級性的突破也是在金融創新的推動下實現的，創新貫穿了虛擬經濟發展的全部歷程。其中的道理很簡單，當舊的運行方式不能適應經濟發展新要求時，便會產生矛盾和沖突，而當單純憑借原有層次上的數量擴張不能解決這一矛盾時，就只有通過創新使之發生質的變化，滿足經濟發展新需求，從而將經濟推上一個新層次。
　　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的金融創新進入了一個全盛發展時期。廣泛采用新技術、不斷形成新市場、層出不窮新工具，有利的沖擊著傳統的經濟運行方式。創新不僅革新了傳統的業務活動和經營管理方式，打破了金融活動的國界局限，而且改變了金融總量與結構，重塑了金融運作機制，提高了金融在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導致金融業發生了全面而深刻的變化，極大地推動了虛擬經濟發展。
　　通過上述分析，本文將虛擬經濟的內涵作如下表述：虛擬經濟是在經濟全球化、信息化條件下，通過金融創新使資本脫離于實體經濟而獨立運動的經濟形態。
　　二、虛擬經濟發展與中國金融深化的關聯效應
　　附圖
　　表4-2 國內信貸對GDP比率的國際比較
　　附圖
　　1、虛擬經濟適度發展促進中國金融深化的理論分析
　　1973年麥金農和肖建立了金融深化模型，分析了金融壓制的危害，認為金融自由化可以加速經濟增長。他們反對利率控制，認為利率控制對經濟有扭曲作用，并指出對儲蓄者的實際利率水平是取得高投資水平的關鍵，投資的質和量的改善將對經濟增長有積極效果。麥金農和肖的建議是提高利率，降低通貨膨脹率，取消利率和信貸管制。既深化論產生后，這一理論的繼承者和各國經濟學者不斷補充完善它，產生了深化理論的第二代、第三代模型，并進而指出促進金融深化的措施不僅限于取消利率和信貸的管制，更重要的是從宏觀和微觀多角度完善整個金融體系，最終實現金融體系的良性可持續發展。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金融深化論的產生和不斷完善是金融創新和虛擬經濟產生發展的理論支撐之一。
　　深化理論明確提出了金融創新的必要性，而以金融創新為特征的當代虛擬經濟發展由于打破了金融壓制造成的金融與經濟發展之間的惡性循環局面并擴大了金融中介作用，最終促進了金融深化目標的達成。這一相輔相成關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從微觀角度，虛擬經濟提高了金融機構的運作效率。金融創新一方面通過提供大量個性化金融工具、金融服務等手段，從數量和質量兩方面同時增加金融商品和服務的效用，增強了金融企業的基本功能，另一方面，又借助電子信息技術提高了支付清算能力和速度，從而提高了資金周轉速度和使用效率，相對減少了實際貨幣需求，節約了大量流通費用。運作效率的提高使金融企業的信用創造功能得以充分發揮，引起了資金流量和資產存量急速增長，由此提高了金融機構經營活動的規模報酬，降低了平均成本，使金融機構的盈利增加，效率提高。
　　其次從宏觀角度，虛擬經濟提高了整個金融市場的運行效率。一方面創新加強了全球市場一體化，提高了各國金融市場間信息傳遞和價格反應的能力，滿足了國際化虛擬經濟交易客觀上要求提高市場價格對信息反應的靈敏度的需求，另一方面創新創造了大量金融新產品，使各類投資者不僅能進行多元化資產組合，還能及時調整其組合，在保持效率的同時分散或轉移風險，增強了剔除個別風險的能力。特別是持續性創新使金融市場始終保持著對投資者的足夠吸引力，活躍了交易市場。
　　第三，虛擬經濟增強了金融產業的持續發展能力。金融產業發展能力主要體現為金融機構在經營活動中開拓新業務、新市場的能力、資本增長的能力、經營管理水平和人員素質的提高能力等。在當代虛擬經濟浪潮中，這些能力都有較大幅度的提高。當代金融制度和組織結構方面的創新為金融機構開拓新業務、提供新服務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和組織保障，而金融業務和管理方面的創新則把金融機構的業務開拓能力發揮到最大。虛擬經濟的出現導致了對資本一資產比率的國際一體化監管，在市場創新和管理創新的推動下，金融機構的盈利能力和籌資能力大大增強，使資本增長能力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加之各種新型的管理理論、管理技術和管理模式不斷涌現，信息工程、數學方法和計算機技術被廣泛應用于經營管理之中，促使金融機構的經營管理從傳統的經驗型向現代的科學型轉化，從整體上提高了經營管理的水平，這就從根本上增強了金融產業的持續發展能力。
　　最后，虛擬經濟使金融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力大大增強。金融對整體經濟的作用通過對經濟活動和經濟總量的影響及其程度體現出來，深化程度越高，其作用力越大。當代虛擬經濟通過提高金融資源的開發利用與再配置效率使發達國家從經濟貨幣化推進到金融化的高級階段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貨幣化程度大幅提高，社會投融資的滿足度和便利度上升，金融業產值迅速增長，加大了金融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度，從總體上提高了金融作用力，把金融業推進到前所未有的深度。
　　總之，虛擬經濟通過金融創新這一主要表現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對整個金融體系產生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影響。金融創新不僅提高了金融體系的運行效率，促進了一國金融體制的深化，而且大大加強了金融經濟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力，保證了金融業和宏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隨著虛擬化的加深，社會收入不斷增加，社會儲蓄也會增長，投資隨之增長，投資效率會提高，經濟會發展。經濟發展又反過來刺激金融業再發展，會再一步推動經濟增長，金融體系和經濟發展實現了良性循環。
　　但在鼓勵虛擬經濟發展促進金融深化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指出，虛擬經濟的發展規模應限定在與實體經濟規模相適應的范圍內，否則非但無助于經濟穩定發展，還會引發金融甚至經濟危機。即需要實行適當的“經濟虛擬化約束”。這種約束主要體現在政府通過直接制定一系列金融政策，間接制約虛擬交易的過度膨脹，并在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機會。這里所說的租金是指超過競爭性市場所產生的收益。這樣做是由于在現實中瓦爾拉斯均衡的市場條件難以普遍成立，況且由于經濟中存在著信息不對稱、代理行為、道德風險等，即使在瓦爾拉斯均衡的市場條件下，資金資源也難以被有效配置，所以政府的適當干預是必要的。政府對金融交易進行適當約束并通過“租金效應”與“激勵作用”，可以規避潛在的逆向選擇行為和道德風險，鼓勵有效創新，維護金融穩定，從而對經濟發展起到正向效應。可見，在政策上虛擬經濟發展約束更強調政府干預的重要作用，有選擇的政府干預有助于金融深化。
　　2、對中國金融深化現狀的數量分析
　　(1)中國金融資產總量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
　　金融資產總量是一個量性發展指標。它反應一國金融部門的總體規模和金融發展絕對水平。開放以來，中國金融發展的一個突出方面就是金融資產總量的迅速增長，其增長速度明顯超過了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見表1），體現了經濟貨幣化和金融深化的程度的變化。
　　(2)金融相關比率
　　作為不同增長速度的發展結果，以金融資產總量／國民生產總值表示的金融相關比率反映出一國金融深化的程度
　　(3)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比例
　　這一比率是一個質性發展指標，反映了融資方式的轉變過程。我國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比例見表3。
　　由表3可以看出，同貸款總額相比，我國證券余額所占比例年平均僅為11.39%；同存款總額相比，證券余額所占比例年平均僅為11.3%；同金融資產總量相比，證券余額占比例年平均僅為4.97%。可見中國的直接融資比重十分低下，間接融資比重太高，它反映出社會融資對銀行體系的過度依賴，信用渠道單一，資本市場欠發達以及證券化程度低下。
　　(4)中國金融深化指數——M[,2]/GDP
　　近年來，我國銀行信貸活動和貨幣需求水平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不斷上升，表現為貨幣供應量增長速度平均高于經濟增長速度，其后果就是金融深化指數總體呈上升趨勢。（見表4-1）
　　如果我們從銀行資產運用角度來看，結果會有所不同。表4-2給出5國銀行國內信貸對GDP比率的對比數據。
　　從上述指標來看，中國這一比率比韓國、美國要高，與日本、英國情形相似。從國際經驗看，盡管中國國內信貸對GDP的比率不特別高，但反映到M[,2]/GDP上，則顯得較高，這說明中國的銀行資產結構、負債結構單一，在金融創新方面落后于發達國家。
　　3、對我國金融深化程度的理性評判
　　中國金融深化指數從表面上看同發達國家差別不大，但實際上這只是一種假象，通過以下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的金融深化在質上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首先，我國的金融運作效率較低。從概念看，經濟貨幣化程度加深是外部融資和間接融資在儲蓄一投資轉化過程中比重逐漸擴大的過程，表現在金融結構上是非金融企業和居民持有的貨幣化資產增多的過程；表現在經濟運行上則是更多的經濟資源通過社會資金的流動來進行配置的過程。而我國由于金融市場欠發達，貨幣化其實僅是被動地適應著經濟市場化，較高的貨幣化比率揭示了一種金融資源流動過程中的粗放經營。從微觀上看，過多的貨幣實際上源于銀行業務種類單一造成的中國各企業部門效率低下的信貸資金；從中觀上看，高貨幣化實際上表示了我國整個金融體系的低效率；而從宏觀上看則意味著儲蓄一投資轉化過程的渠道不暢，乘數沒有達到應有的放大效果。實際上開放以來，我國的貨幣供應量增長速度一直超過了GDP增長速度，這意味著中國的GDP增長有相當部分是由貨幣供應增長量增長推動的。
　　其次，我國金融工具單一，金融市場欠發達。中國的銀行金融工具單一，銀行提供等量信用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平均創造的貨幣供應量就相對較多。另外，納入銀行概覽以外的金融機構的業務量較小，金融機構的信用集中于銀行，也使M[,2]/GDP的比率較高。公眾的籌資渠道單一，公司債券市場和商業票據市場不發達，造成居民金融投資集中于銀行，企業融資主要靠銀行，貨幣流通速度下降。這樣在全社會單邊債務對GDP比率不變的條件下，中國的M[,2]/GDP就比債券市場發達的國家的水平要高。要解決這一問題根本在于鼓勵金融機構進行業務創新，大力發展資本市場，發展多樣化的投資工具。
　　第三，我國銀行不良資產比率過高。從M[,2]/GDP的水平與銀行不良資產比率的關系來看，不良資產比率高是M[,2]/GDP水平高的原因。一方面，不良資產比率較高，貸款回收較困難，貸款周轉慢。為了維持正常運轉，銀行必須不斷地提供新信貸。另一方面，不良資產不能得到及時沖銷，表現為銀行國內信貸對GDP的比率高于銀行有效國內信貸對GDP的比率。存款人不承担投資失敗的責任，自然不能沖銷存款人的存款，這就造成了M[,2]/GDP居高不下。此外，不良資產比率過高還會引起公眾悲觀預期，提高公眾的貨幣需求。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中國金融深化指數的高水平并不代表我國金融業發展的高效率，相反卻是計劃體制慣性的后遺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國以金融創新為代表的虛擬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因此，加速我國金融領域虛擬化發展已經成為促進我國金融繼續深化的必要措施。
　　三、促進虛擬經濟發展是加速中國金融深化的戰略舉措
　　1、虛擬經濟發展必須遵循高效與適度原則
　　虛擬經濟發展首先要對金融資源合理運用。合理運用既包括對國內金融資源的運用，也包括對國外金融資源的運用。一般而言，國內金融資源是較為穩定而安全的，而且國內資源運用效果對外部資源的運用具有極大的傳導性。因此我國應首先對國內資源進行充分運用，在此基礎上才談得上運用外部資源。在中國金融深化進程中，首先應注重培育內生的金融環境和金融機制。
　　其次，虛擬經濟效率的提高在于充分發揮市場自發調節作用，強化政府的宏觀管理職能。政府人為構造金融結構和金融市場來促進經濟增長，在短期內會有一定的效果。但由于這種發展是外生而表層的，因而獲得的增長通常是短期的“量”的增長，缺乏深厚的持續增長的基礎，使金融發展的效率降低。因此，金融的可持續發展首先需要建立富有效率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同時由于金融業高負債性、高風險性以及高脆弱性的特點決定了政府需要對其加強監管。從中國監管實踐來看，目前最關鍵的問題是監管技術和監管效能的提高。如果金融監管技術的發展跟不上金融創新的步伐，監管的效能就不能發揮，反而會誘導金融機構規避監管。這樣既會使金融體系的風險增大，也會加大金融監管的成本。
　　第三，在積極發展虛擬經濟的同時，還要不斷提高金融風險意識，積極預防虛擬經濟膨脹演變為泡沫經濟。泡沫經濟總有一天要破裂，并造成實體經濟的波動和虛擬經濟大起大落。一旦虛擬經濟危機與實體經濟危機相復合，經濟就會迅速走向蕭條。因此，要高度警惕泡沫經濟的發生。泡沫經濟的產生表面源于虛擬經濟的過度膨脹，金融沖擊是其導火線，但實體經濟的內在失衡才是導致泡沫經濟的根本原因，即投機僅是泡沫破裂乃至危機爆發的催化劑，而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不對稱發展才是內在根本原因。所以，我們一定要打牢實體經濟的基礎，把握好虛擬經濟發展的“度”，加強對虛擬經濟運行的監督與管理，控制其與實體經濟的偏離度，使虛擬經濟形成的資產、交易量與實體經濟的對應從發散變為收斂，促進與實體經濟運行的良性互動。
　　2、加速金融創新是虛擬經濟推動金融深化發展的核心
　　發展經濟學認為，經濟成長從量性區間向質性區間轉換必須依賴創新因素的推動，同時，長期維持質性成長的最佳狀態也需要創新作用的持續發揮。概括地說，經濟成長就是一種持續的創新過程。
　　以下是一個包含創新過程的金融深化模型（陳子季，《金融創新的宏觀效應分析》，《金融與保險》2000.11），如圖1所示。在圖1(A)中，縱軸表示金融深化水平，橫軸表示時間次序。現假定用平行線S表示一種標準深化狀態，M[,0]是處于標準深化狀態下的標準深化水平。一般來說，現實深化水平總是處在標準深化水平的下方，如處于M[,1]點。任何一種現實的金融深化政策總是把現實深化水平向標準深化水平的靠近作為追求目標。但是，由于創新因素的介入程度不同，現實深化水平向標準深化水平的靠近存在不同的時滯。從圖1(A)中可以看出，注重創新作用的金融深化改策，將縮短時滯，現實深化水平在很短時同內接近標準水平，即與T[,1]時序對應，現實深化狀態表示M[,1]S[,1]線。同理，與T[,2]T[,3]時序分別對應的M[,1]S[,2]、M[,1]S[,3]兩條深化線則反映創新程度下降的深化遲滯狀態。如果一國執行的是一種單純追求金融量擴張的金融深化政策，那么，現實深化線則表示為一條幾乎與S線平等的直線，如圖1(A)中的線S'，從而導致金融深化的低水平徘徊。
　　附圖
　　圖1 含有創新過程的金融深化模型
　　考慮到創新因素對增長與發展的不同效應，可以在一個與圖1(A)完全對應的時間次序中對深化過程作進一步討論。首先假定：第一，在理論上存在一條增長與發展的對稱線，用o表示；第二，在創新過程開始之前，相對于發展因素，增長因素一般占有較大份額。在縱軸M上，增長的起點G處在對稱點M(,o)'的上方，而發展的起始點D處于對稱點的下方。還需說明，在上述的增長份額與發展份額之間并不存在數量上的對應關系，它們僅表示金融資源的不同使用方式。
　　我們考察創新過程的增長效應與發展效應。在圖1(B)中，當創新時序為T[,1]時，增長份額下降曲線GO[,1]和發展份額的上升曲線DO[,1]都較陡峭，二者迅速聚合于對稱點O[,1]，這是一種以金融創新為基調的金融變革績效。隨著創新時序拉長，增長份額的下降曲線和發展份額的上升曲線都將變緩，二者的聚合點將在對稱線上向右推移，如O[,2]和O[,3]點。如果創新程度進一步下降，兩條曲線的走勢將進一步變緩，甚至呈現相恃狀態，如圖中的O'與O''線，與此相伴隨的將是金融資源的嚴重浪費，由此導致金融資源的高度短缺，經濟產出只有依靠金融資源的單方面擴張來支撐。
　　從數理角度看，創新程度(I)與金融深化水平(M)之間存在一種函數關系：M=M(I)
　　在上式中，dM/dI＞0，表明金融深化水平是創新程度增函數，創新程度越大，金融深化水平越高。而創新程度對金融深化水平的促進效應，又是通過它對增長份額與發展份額的不同作用來實現的。事實上，就增長份額和發展份額而言，它們與創新程度存在不同方向的函數關系。若用D表示發展份額，用G表示增長份額，那么，可得到以下兩個函數表達式：

　　D=D(I)　　　　　　G=G(I)

　　在表達式中，dG/dI＞0，表明發展份額是創新程度的增函數。相反則表明增長份額是創新程度的減函數。另外，我們已知，金融深化與增長份額、發展份額兩者之間存在著函數關系，
　　可表示為：M=M(D,G)
　　在式中，δM/δD＞0，即金融深化是發展份額的增函數，δM/δG＜0是增長份額的減函數。若將上述表達式一并代入最后函數，可以獲得一個總括的函數表達式：

　　M=M[D(I),G(I)]

　　附圖
　　上式如圖2表示。
　　可見，金融創新是不斷改變增長線與發展線交點的過程。當創新程度從I[,1]推移I[,2]時，兩線交點從P[,1]推移到P[,2]，同時，金融深化水平從M[,1]提高到M[,2]，增長線沿著發展線向右上方移動的內涵是：隨發展份額的增加，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會逐步提高，由此引起金融資產規模的擴大和金融深化水平的提高。但對增長份額與創新程度之間的減函數關系是假設增長份額中不包含發展份額的激勵因素，如果考慮到發展份額增大引起增長份額增加的情況，那么創新程序也對增長份額起間接的推動作用。基于以上分析，不難推論，提高一國金融深化水平的出路是增加發展份額，而增加發展份額的關鍵又在于推進金融創新。
　　3、培育金融衍生市場是推進我國金融深化的必然選擇
　　隨著中國金融市場化改革的步步深入，銀行商業化、資金商品化、利率自由化和貨幣國際化正在逐步實現，與其伴生的價格風險、利率風險、匯率風險等也愈加突出，各經濟主體逐漸對風險及其管理愈加重視，這就必然要求金融市場提供價格發現和風險轉移機制。鑒于國際經驗，中國培育金融衍生市場將是必然選擇。
　　發展金融衍生市場首先是中國經濟國際化的客觀要求。我國目前大量通過吸收產業資本和通過國際資本市場融資，這種融資方式要求開辟衍生市場為資本流動和避險增值提供場所和機制，并拓寬國際資本融資渠道。金融衍生市場的創立對于完善我國資本市場和與國際市場接軌具有重要意義。其次，鑒于我國即將加入WTO，金融市場開放迫在眉睫，中國金融業面臨與外國金融巨頭競爭的嚴峻挑戰，必然要盡快開發金融衍生工具，參與衍生品交易，走綜合化發展，從監管到創新的階梯式發展道路。因此衍生市場的建立是增強我國金融市場競爭力的需要。第三，隨著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和我國對外依存度的提高，國內企業也需要大量金融衍生產品用于保值和規避風險，加之我國建立離岸金融市場和國際金融中心的規劃，都需要衍生市場的軟硬件支持，而且衍生市場是吸引國際資金、防范金融市場空心化的重要保證。
　　金融衍生市場的發展實際是虛擬經濟深化的過程。這一過程既需要經濟制度的支撐又需要金融市場的完善。從經濟制度方面看，我國市場化進程的不斷深入和宏觀調控體系的逐步健全，都為衍生市場的建立和健康發展提供了制度保證，可以說，我國的宏觀制度基礎基本具備。而從金融市場條件看，由于我國市場規模小、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進程尚未完成，因此發展衍生市場的微觀條件尚不充足。這就要求我們在金融深化進程中，一方面要把發展基礎性市場和金融衍生市場統籌考慮，既把衍生市場作為市場化改革的目標，又將其視為改革的手段；另一方面，又要把開放金融市場和發展衍生市場統籌考慮，使它既是開放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成為開放經濟風險的預警器和吸收器。
　　從我國實踐來看，目前促進虛擬經濟發展，加速金融深化首先要完善基礎金融市場。只有基礎市場的金融產品品種豐富和交易規模適度了才能滿足衍生市場的需要。我國現在已經建立起來的同業拆借、票據、外匯、股票債券等市場開了一個好頭，下一步的任務就是將其廣度與深度擴展，并加強其規范性。其次，金融深化的發展要求盡快實現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只有實現了二者的市場化才能產生足夠的金融衍生產品需求，衍生產品的形成才能真正體現市場規律。另外，我國金融衍生市場的規范健康發展還有賴于市場理性投資者的培育與參與。因此，盡快普及金融衍生產品知識和交易常識，促進商業銀行和國有企業改革，健全機構參與者的自我約束機制和風險機制就成為奠定衍生市場理性參與者的重要基礎。
[from]F62金融與保險天津財經學院金融系課題組20012001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金融創新與虛擬經濟發展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本項目負責人：天津財政學院金融系教授王愛儉博士，課題組成員：孟昊、于茲志、于紅鑫本文執筆人：天津財經學院金融系孟昊 作者：[from]F62金融與保險天津財經學院金融系課題組20012001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金融創新與虛擬經濟發展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本項目負責人：天津財政學院金融系教授王愛儉博士，課題組成員：孟昊、于茲志、于紅鑫本文執筆人：天津財經學院金融系孟昊

網載 2013-09-10 21: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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