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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近十年來的研究概況
　　近十年來，傳統經濟倫理研究碩果累累，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均有很大的進展。從深度來看，一些理論問題研究進一步深化，如傳統經濟倫理的構成內容、傳統經濟倫理與市場經濟、與東亞經濟發展的關系等，其間既有爭論也有共識。從廣度來看，研究涉及經濟發展、歷史文化、企業管理、商業經營等經濟活動的歷史與現實問題，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
　　（二）從問題研究逐步走向體系建構。近年來，傳統經濟倫理思想史研究不再局限于個別理論問題的分析論證，而是將目光投向了完整的思想體系建構。曾有學者認為，已有的對經濟倫理思想史的研究“帶有斷裂性，未能進行歷史的完整的把握，多停留在片斷上和一般的泛論上”[1]。唐凱麟、陳科華著的《中國古代經濟倫理思想史》以及朱林等著的《中國傳統經濟倫理思想》兩部著作，對我國傳統經濟倫理思想作了系統而深入的研究，使經濟倫理思想史研究的尷尬處境得以改善。
　　（三）應用性研究得以彰顯。學者們的研究沒有僅僅停留于純粹的理論分析，而是著力于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東亞經濟發展、經濟主體倫理人格培育等社會熱點問題，挖掘傳統經濟倫理的內在價值及其當代意義，使得理論研究能夠積極服務于社會發展。
　　（四）學科交叉滲透不斷增強。近十年來，除倫理學以外，有多門學科不同程度地涉獵了傳統經濟倫理研究，如歷史學、經濟學、管理學等學科領域均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學科交叉滲透有進一步增強的勢頭。并且，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充分應用，如價值分析法、規范分析法、實證分析法、數學建模法等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皆成為學者們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理論工具。
　　二、近十年來研究的重要問題
　　（一）傳統經濟倫理的內容與特征
　　傳統經濟倫理包含了哪些內容？對于這一基本理論問題，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開展了討論。主要觀點有以下幾種。（1）從中國古代經濟、政治、文化的特點出發，將傳統經濟倫理的主要內容概括為六個方面。第一，反映“經濟結構”、“產權關系”的倫理模式——“重公輕私”、“重義輕利”；第二，植根于宗法家族制的經營模式——“家族主義”；第三，利益分配的倫理原則——禮以定分，貧富均平；第四，消費行為的倫理原則——力戒奢侈，崇尚節儉；第五，在生產實踐中形成的勞動美德——勤勞敬業；第六，關于市場行為的道德原則——倡導“誠信”，反對“競爭”。其中，“重公輕私”、“重義輕利”的產權倫理，是中國傳統經濟倫理的核心。[2]（2）從經濟運行的角度出發，認為傳統經濟倫理的內容涉及經濟運行的四個環節：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對于這四個環節中具體蘊涵的經濟倫理思想，學者們則是見仁見智①。（3）從社會結構角度出發，將中國傳統經濟倫理的內容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兩大階層共有的經濟倫理；第二，精英階層特有而為大眾階層所缺少或表現不突出的部分；第三，大眾階層所特有而為精英階層所缺少或表現不突出的部分[3]。（4）從儒家經濟倫理的社會價值目標出發，認為傳統經濟倫理的主要內容應為人性論、義利論、經濟論和教育論[4]。
　　傳統經濟倫理具有何種特征？學者們認為，傳統經濟倫理思想最典型的特征是道德與經濟的“倒置”，因而是一種德性經濟思想。有學者指出了這種特征的具體表現。第一，強調經濟生活的道德價值。第二，為政府制定經濟政策確立了道德準則，并以道德教化作為經濟管理的手段。第三，從儒家義利觀出發，制定了約束經濟行為的道德規范，并由此出發評價經濟生活和經濟行為，引導生產、消費，激發人們在經濟生活中追求道德價值。[5] 也有學者從宏觀層面闡述了這一特征，認為經濟的道德決定論，使得儒家關于經濟的本質、經濟的功能、經濟的運行方式，都是在一種德性的視野里進行的。因而，經濟的運行過程實質上是一個道德實現的過程。[6]
　　（二）傳統經濟倫理思想的歷史發展
　　學者們的研究從四個層面展開。（1）體系研究。以傳統經濟倫理思想發展的歷史邏輯為線索，對中國思想史上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主要人物、主要流派的經濟倫理思想進行了梳理，從體系上較為完整地把握了中國傳統經濟倫理思想的主要內容②。（2）分類研究。根據傳統經濟倫理的特點，將其劃分為德性主義、功利主義、理想主義、三民主義、新民主主義五大流派，概括了我國古代和近代的經濟倫理思想[7]。（3）代表人物的經濟倫理思想研究。對孔子、孟子、荀子、墨子、管子、老子、司馬遷等中國思想史上代表人物的經濟倫理思想展開研究，并挖掘出其對當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價值③。（4）原著解讀。從經濟倫理學的視角對《管子》、《鹽鐵論》等古典名著進行解讀，提煉出其中蘊涵的經濟倫理思想及其現代性價值④。對《管子》的研究尤為深入⑤，論題涉及《管子》的生產倫理思想、交換倫理思想、分配倫理思想、消費倫理思想、管理倫理思想等。
　　（三）傳統經濟倫理與市場經濟
　　學者們普遍認為，傳統經濟倫理對市場經濟的影響具有雙重性，并從不同的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探討。
　　1. 從傳統經濟倫理的構成內容出發，深入剖析了影響市場經濟發展的積極因素與消極因素。一些學者認為，在中國傳統倫理道德體系中，經濟道德存在著明顯的先天不足，致使中國古代占統治地位的道德意識形態缺少現代經濟生長和發展的良好基礎和動力，甚至成為極大的不利性制約因素，如“重義輕利”、“官本位”、“重本抑末”、“制禮明分”等⑥。同時，傳統經濟倫理中的某些道德規范也具有積極因素，可以成為市場經濟發展的直接動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消除市場經濟的弱點和負面影響。這些具有積極因素的傳統經濟倫理思想主要有：“仁”、“取財有道”、“誠信”、“敬”、“和”、“孝悌”、“勤儉”、“廉潔”等。[8]
　　2. 從哲學層面研究儒學的道德理性與市場經濟之間的關系。一方面，儒學的道德理性與市場經濟之間并沒有直接的肯定關系，不能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直接性的文化依據和具體性的知識；另一方面，儒學與市場經濟在邏輯上又是一種間接性的肯定關系。儒學的“內圣”觀念所凸顯的道德理性對人的行為起著制控、規范和導向的功能，從而對市場經濟的發展顯現為一種間接性的功能。[9]
　　3. 從儒家倫理與市場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出發，分析二者之間的復雜關系。一方面，二者由于異質相互沖突，具體表現為價值觀念、精神傾向、理性方式、約束機制的沖突；另一方面，二者又存在著一些同構契合的因素。儒家的互助交往思想、規范有序意識、自強自律精神、誠信為本原則等，可以通融于市場法則之中，對市場經濟的發展發揮積極作用；同時，儒家倫理還可以在一定條件下與市場價值形成一種異質互補關系，如義與利、和與爭、群與己、人與物等等。[10]
　　4. 從儒家倫理的內在張力出發，闡述儒家倫理與市場經濟的內在相關性。在儒家倫理的道德要求中，成就君子人格存在著巨大的內在張力。憑借其內在張力，能夠培育一種“提升意義上的市場精神”，從而更有效地推動市場經濟高速發展。[11]
　　（四）傳統經濟倫理與東亞經濟發展
　　20世紀70年代以來，儒家倫理與東亞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一直是爭論不斷、最富影響力的重大理論課題之一。近十年來，有關這一問題的研究仍在延續和深化。
　　儒家倫理與東亞經濟發展究竟是何種關系？學者們就這一曾經爭論不休的問題達成了共識，認為儒家倫理對東亞經濟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但這種作用只是文化層面上的，因而是有限的。機械地套用韋伯的理論，把“儒家倫理看成東亞經濟成功的根本原因”的觀點是不符合實際的，它夸大了文化因素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有學者指出，“儒家文化只是在某種新環境和條件下，與某些新因素結合時，才發揮了它的一些潛在優勢，從而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因素之一”[12]。
　　儒家倫理在東亞現代化過程中的變遷。與東亞經濟發展相對應的儒家倫理并不是一種傳統意義上的儒家倫理，而是一種經過改造并賦予新意的現代化的儒家倫理[13]。東亞國家一方面很好地保存和發揚了文化傳統中和現代化相容的部分；另一方面也對儒家傳統文化有選擇地加以吸收和創造性地綜合，克服了如傳統集體主義價值觀、“序化文化”、“人治”等傳統道德價值的負面效應，使得儒家文化成為東亞現代化的重要精神資源[14]。
　　儒家倫理對東亞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從宏觀層面上看，儒家倫理對東亞經濟發展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政府主導型經濟模式和企業組織管理模式的積極影響；二是培養了人的工作倫理；三是促進了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社會條件[12]。從微觀層面上看，儒家倫理在日本、韓國、新加坡及臺灣地區的經濟發展中發揮了不同的作用⑦。
　　亞洲價值觀與東亞金融危機。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后，學者們紛紛從不同的角度重新反思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的亞洲價值觀。（1）亞洲價值觀是否是導致東亞金融危機的原因？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有兩種相互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亞洲價值觀是導致危機爆發的深層次原因。有學者提出，東亞金融危機爆發除了與金融層面、結構層面的問題有關外，“更深層次的因素則與東亞的發展模式、社會制度與亞洲價值觀中的弊病和弱點有關”[15]。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亞洲價值觀非但不是導致危機爆發的原因，相反卻是抵擋危機影響的重要因素。有學者指出，臺灣、新加坡、大陸、香港等在金融風暴中表現得相當不錯，因為他們保持了儒家文化的特色。而韓國受到經濟打擊較為嚴重，是因為其在戰后產生了“外在文明的沖突”，實際上已經違背了儒家文化圈的基本精神。[16]（2）亞洲價值觀的負面影響。學者們認為，在東亞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亞洲價值觀確實對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隨著東亞經濟現代化進程的加速，亞洲價值觀中的負面因素對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阻礙作用。有學者指出，亞洲價值觀中的“朋黨資本主義”是滋長金融危機的內在根源[15]。也有學者稱之為“裙帶關系資本主義”，認為其由東亞文化中的團體導向衍生而出，導致了政治上的準家族統治、虛假民主和官商結合[17]。還有學者從宏觀層面分析了亞洲價值觀與現代化的沖突。第一，政治文化傳統與市場經濟體制之間的沖突；第二，傳統的小農意識與現代經濟意識的沖突；第三，工具理性發展滯后與現代產業發展需要之間的沖突[18]。（3）亞洲價值觀重塑。學者們認為，一方面要繼承亞洲價值觀中的積極因素，另一方面要改造其中不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方面。如何改造？有學者認為，“首要任務是制度改造，實現真正的民主和限權政府。與其相聯系的是對團體導向倫理范圍的限制，克服經濟和政治活動中的裙帶關系”[17]。改造或重塑并不意味著全盤西化。有學者認為，“中國經濟思想的哲學性與西方經濟思想的科學性必須同時兼顧”[16]。也有學者認為應當“部分地借鑒外來文化，部分地發掘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重要的是，分清自己傳統文化中哪些是落后的東西，需要借助外來文化的先進因素來克服和彌補”[17]。
　　（五）傳統經濟倫理與商人倫理
　　儒家倫理與商人倫理是分屬兩種不同價值體系的意識形態，二者之間能否通約？學者們認為，就一般意義而言，儒家倫理自身的一些特質以及核心價值使其能夠對中國古代的商人精神發生影響甚至對其進行重塑。從歷史的角度審視，儒家倫理從先秦時期就對商人的經營活動產生著重要的影響。同時，隨著時代的變遷，傳統的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之間也存在著沖突，其結果是儒家倫理在社會變革中發生了一些蛻變，而商人則在此基礎上開始建立起屬于自己的新的倫理⑧。儒家倫理在何種層面上對商人的倫理價值觀發生影響？有學者從儒商演變與發展的角度，認為儒家倫理對商人的商業價值觀、工作倫理精神、職業道德規范、經營之道、管理思想、處世風格等都產生了積極影響[19]。
　　儒家倫理對明清時期商幫的形成、發展與衰落產生了何種影響？學者們以翔實的史料為依據，以徽商、晉商為主要考察對象，著重研究了如下幾個問題。（1）儒家倫理與明清商業倫理文化的形成。有學者認為，明清時期的商業倫理具有兩重性特征，它既需要體現作為一種“新型”經濟力量的合理性要求，也即是說把“不正常”轉化為“正常”，又要體現傳統社會的主導性倫理——儒家倫理的道德規范和價值的要求。因此這種商業倫理必然兼具儒與商兩種性格特征，也即廣義上的儒商倫理[20]。（2）儒家倫理對明清商人倫理價值觀的影響。學者們考察了明清時期士商關系的變化，指出商人的倫理價值觀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表現出亦儒亦賈的特點⑨。（3）儒家倫理的核心價值對明清商業經營管理的雙重影響。學者們總結了儒家倫理思想中的基本道德原則與道德規范在明清商人的經營活動中的體現，認為這些原則與規范起了雙重作用：一方面促進了明清商業的發展與興盛，另一方面又阻礙了明清商人掙脫封建性的束縛而向近代資本主義轉化⑩。
　　（六）傳統經濟倫理的現代轉型
　　轉型的可能性。有學者認為，從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和社會意識的傳承性來看，傳統經濟倫理有可能轉化成現代化的動力；從方法論上看，通過認真鉆研、吸收、融化和發展，可以實現傳統經濟倫理與現代化的對接；從東亞經濟成功的實踐經驗和傳統經濟倫理的深刻內涵來看，傳統經濟倫理轉化為現代化的動力具有可行性[21]。
　　轉型面臨的對象。有學者提出，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已經不是原生態意義上的傳統經濟倫理，而是深受計劃經濟影響的傳統經濟倫理。因為“建國以后，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由于沒有也不可能建設和發展市場經濟，因而也就不可能提出繼續變革‘傳統經濟倫理’的歷史課題，卻形成了傳統經濟倫理‘現代改革’的新的起點。就是說，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傳統經濟倫理改變了原生形態而獲得了新的形態，體現了傳統的‘韌’勁”[2]。
　　轉型的具體內容。代表性的觀點認為，變革的內容涉及四個方面的問題。第一，產權倫理的變革；第二，利益分配倫理原則的變革；第三，傳統的商業誠信與現代的“市場信用”；第四，家族企業與“家族主義”傳統及其變革[2]。
　　如何實現轉型。有學者認為，應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道德體系，以此實現傳統經濟倫理的現代轉型。其基本模式結構應該是：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新教倫理精神的合理因素、東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儒家倫理精神（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主體）的合理內核和社會主義倫理道德三者的有機統一[22]。也有學者認為，必須創造一種規范和開放的制度條件，實現儒家倫理與市場經濟的契合互補[10]。還有學者認為，應當在保持儒家倫理基本精神（以及某些具體內容）的同時，將其變為一個開放系統，在此基礎上對某些具體內容進行變革，以此培育提升意義上的市場精神[11]。
　　當然，正如一位學者所指出的，由于存在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傳統經濟倫理的現代變革將是一個相當艱難的過程[2]。
　　三、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近十年來，傳統經濟倫理研究在論域拓展、視角更新以及對社會熱點問題的把握等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就此止步不前了。目前的研究中仍然存在著一些尚待解決的問題，需要學者們進一步思考與努力。
　　（一）研究視野需進一步拓展。目前的研究主要從儒家經濟倫理的層面展開，尤其是對現實問題的研究，較少涉及其他流派的經濟倫理思想。其實，中國傳統經濟倫理是一座豐富的思想寶庫，道家、墨家等古代非主流意識形態的經濟倫理思想對當前的社會主義建設也有著深刻的啟迪意義，同樣需要學者們的關注。另外，中西方傳統經濟倫理比較研究目前仍是尚待開發的“凈土”，僅有些許零星的研究成果，并且缺乏足夠的學術影響。中西方傳統文化中皆蘊涵著豐富的經濟倫理思想，由于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差異性，中西方傳統經濟倫理思想有諸多可以比較之處，有比較才會有啟迪與借鑒。因此，這項工作的研究當有較高的理論與現實意義。總之，我們需要進一步擴展研究視野，不斷地尋找新問題、新視角。唯其如此，傳統經濟倫理研究才會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二）不同學科之間缺乏應有的交流與互動。如前所述，傳統經濟倫理研究在近十年間呈多學科交叉融合的態勢。應該說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學術研究的氛圍因此而更為寬松。但是存在的問題是：倫理學、經濟學、管理學、歷史學等紛紛在本學科領域里各自為戰，彼此之間缺乏交流的意愿與對話的機制。這一狀況導致各學科之間不能取長補短，對問題的研究不能深入下去，無法產生具有影響力的成果。以商人倫理研究為例，歷史學的實證分析與倫理學的哲學分析不能很好地結合起來，其結果是歷史學的研究流于史料的堆積，而倫理學的研究則有流于空談之嫌。因此，當前迫切需要建立一個有效的學科交流機制，促成各學科之間的對話與合作。
　　（三）對傳統經濟倫理的動態把握尚顯不足。傳統經濟倫理思想有其內在的發展邏輯，并且在不同階段上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對社會的影響也有所不同。從目前的研究來看，學者們所討論的傳統經濟倫理大多是忽略了動態變化的相對穩定的內容。雖然也有學者從整體上對中國傳統經濟倫理思想作了動態的把握，但只是一種宏觀把握，沒有對各個歷史時期傳統經濟倫理思想的特點、變遷及其社會價值作深入的理論探討。對近代經濟倫理的變遷尤其缺乏應有的關注。
　　（四）理論解決現實問題的力度有待加強。如前所述，傳統經濟倫理研究與現實問題的結合較為緊密。但是目前二者的結合僅止于面向現實，解決現實問題的力度尚顯薄弱。從研究成果來看，除了對東亞經濟的研究外，學者們主要是從宏觀層面探討社會現實問題，滿足于分析一些概念與原則，而對于如何用理論解決企業經營管理、商業活動等微觀層面中存在的問題則鮮有細密的具體研究。筆者認為，使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齊頭并進，加強理論解決現實問題的力度，是新世紀傳統經濟倫理研究的意義與價值所在。
　　注釋：
　　①相關論述參見曹剛. 儒家德性經濟論[J]. 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1，（3）；安云鳳. 中國傳統經濟倫理思想論析[J]. 首都師范大學學報，1999，（4）.
　　②參見唐凱麟，陳科華. 中國古代經濟倫理思想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朱林，等. 中國傳統經濟倫理思想[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③如夏偉東. 墨子的節儉思想及其當代價值[J]. 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3）；羅蔚，鄧少海. 墨家經濟倫理思想簡析[J]. 江西社會科學，2000，（4）；溫冠英，朱林. 孔子經濟倫理思想初探[J]. 江西社會科學，2003，（3）；唐凱麟，陳科華. “善者因之”——司馬遷經濟倫理思想研究[J]. 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4，（1）；唐凱麟，陳科華. 孔子經濟倫理思想研究[J]. 孔子研究，2004，（6）.
　　④周俊敏. 《管子》經濟倫理思想研究[M]. 長沙：岳麓書社，2003；周俊敏. 《鹽鐵論》中蘊含的經濟倫理思想[J]. 經濟論壇，2003，（3）.
　　⑤據對中國期刊的檢索統計，近十年來研究《管子》的文章約30余篇，專著一部，《中國古代經濟倫理思想史》中對《管子》的經濟倫理思想亦有專門的論述。
　　⑥參見戢斗勇. 論儒家經濟道德的兩重性[J]. 河北學刊，1995，（6）；趙福春. 儒家經濟倫理與中國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發展[J]. 新視野，1996，（4）.
　　⑦參見徐遠和. 儒家思想與東亞社會發展模式[M]. 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2；趙春明. 儒家文化對日本經濟的影響[J]. 當代亞太，1998，（6）；孟慶義，劉會清. 日韓現代管理思想中的儒家文化因素[J]. 史學集刊，2006，（3）.
　　⑧參見彭正穗. 儒家經濟倫理與中國古代商人精神[J]. 江漢論壇，1996，（4）；陳寶良. 明代的致富論——兼論儒家經濟倫理與商人精神[J]. 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4，（6）；馬濤. 儒家傳統與現代市場經濟[M].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⑨參見張海鵬，王廷元. 徽商研究[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葛賢慧. 商路漫漫五百年——晉商與傳統文化[M]. 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6；朱林，等. 中國傳統經濟倫理思想[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⑩參見張海鵬，王廷元. 徽商研究[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葛賢慧. 商路漫漫五百年——晉商與傳統文化[M]. 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6；朱林，等. 中國傳統經濟倫理思想[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洪璞. 儒家經濟倫理與徽商[J]. 南京大學學報，1995，（1）；龍達云. 試論明清時期徽商的商業道德[J]. 道德與文明，1996，（2）；葉顯恩. 儒家傳統文化與徽州商人[J]. 安徽師范大學學報，1998，（4）.
道德與文明津89～93B8倫理學陳繼紅20072007
陳繼紅，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江蘇 南京 210098
作者：道德與文明津89～93B8倫理學陳繼紅20072007

網載 2013-09-10 21: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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