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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C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420(2003)05-0013-08
　　在如何理解人文科學的性質及其定位的問題上，須克服并超越兩種狹隘的科學觀：一種是狹隘的實證主義的科學觀；另一種是狹隘的人文主義的科學觀。前者試圖用狹隘的實證主義的觀念來規范或統一科學，從而大大否定了人文科學的人文性；后者則是對實證主義的反動，試圖用狹隘的人文主義來界定或規范人文科學，從而又大大抹煞了人文科學的科學性。這兩種科學觀不僅對人文科學的性質及其定位都做了片面的理解，而且從根本上切斷了科學與人文之間的關聯，加劇了所謂的科學世界與人文世界的分離和對立。一旦克服并超越這兩種狹隘的科學觀，我們就有可能形成一種新的科學觀。這種科學觀將既從科學經驗出發去理解人文科學，理解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統一性，同時又從人文經驗出發去理解人文科學，理解人文科學與藝術等人文文化的深刻關聯；既將人文科學看做是科學文化的重要環節，同時又將人文科學看做是人文文化的重要環節，從而更加全面而深刻地把握人文科學的性質，并給人文科學以更加恰當的定位。
　　　　　　一
　　以邏輯實證主義為代表的實證主義者似乎并沒有完全排斥人文科學或精神科學，但他們反對狄爾泰、文德爾班、李凱爾特等人欲在自然科學之外，對立以歷史科學、文化科學或精神科學的主張。在邏輯實證主義看來，“科學之為自然理論的體系，之為實際真理的系統，在原則上僅有一種，就是自然科學。所謂精神科學根本不成其為基本科學如自然科學等；它之所謂知識理論與真理體系，無論從理論上與方法上而言，都是屬于自然科學范圍內的”[1]。這就是說，盡管邏輯實證主義者對認識(科學)世界和體驗(人文)世界做了截然的區分，但是他們反對將科學世界進一步區分為自然科學的世界和精神(人文)科學的世界，強調所謂科學在原則上只有一種，那就是自然科學；所謂精神(人文)科學，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方法上而言，都是屬于自然科學范圍內的。當然，邏輯實證主義者對精神(人文)科學能否成立還是持懷疑態度的，至少認為其“在理論上還是非常勉強的”。
　　卡爾納普關于物理主義的觀點在邏輯實證主義那里頗有代表性。卡爾納普宣稱：“物理學語言是科學的普遍語言，這就是說：科學的任何領域內的語言可以保存原來的內容翻譯成為物理學語言。因此可以做出這樣的結論：科學是一個統一的系統，在這個系統之內并無在原則上不同的對象領域，因此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并不是分裂的。這就是統一科學的論點。”[2]顯然，這個觀點進一步強調了科學的統一性，即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的統一，并強調用“物理主義”來規范和統一科學。所謂“物理主義”，其實質就是主張物理學語言是科學的普遍語言，換句話說，一切科學語言都可以還原為物理學語言，從而徹底貫徹邏輯實證主義的“經驗證實原則”，排除一切“形而上學”。因此，“物理主義”也就是一種徹底的實證主義。
　　在邏輯實證主義特別是物理主義科學觀的支配下，人文科學的處境無疑是相當艱難的。因為，事實上人文科學的許多語言幾乎不可能還原成物理學語言，更不可能得到物理學意義上的“經驗證實”，因而只能被當做“形而上學”從“科學”的領域中清除出去。因此，邏輯實證主義在表面上似乎保留了精神(人文)科學，實質上卻以“統一科學”的名義將其徹底架空或否認了。
　　邏輯實證主義者對哲學的改造頗能說明問題。他們將傳統哲學大致分為三個部分，即形而上學、心理學和邏輯學。在他們看來，形而上學與其說是理論，毋寧說似詩歌，應歸入文學藝術范疇；心理學由于已采用實驗方法，因而應歸于經驗科學范疇；傳統哲學所要保留的只是邏輯學部分。卡爾納普明確提出：“用一種嚴格的科學學科來替代傳統哲學。這種嚴格的學科就是作為科學語言的句法的科學邏輯。”[2](P492)他說：“如果哲學對科學性有所要求，那么科學邏輯就是哲學的惟一的構成部分。”[2](P462)這種哲學“不是陳述，也不是理論，也不是體系，而只是一種方法：邏輯分析法……邏輯分析的明確任務就是探討邏輯基礎，與形而上學對立的‘科學的哲學’指的就是這個”[3]。用石里克的話來說，“哲學不是一種知識的體系，而是一種活動的體系，這一點積極表現了當代的偉大轉變的特征；哲學就是那種確定或發現命題意義的活動。哲學使命題得到澄清，科學使命題得到證實。科學研究的是命題的真理性，哲學研究的是命題的真正意義”，然而，“哲學不是一個命題體系，它不是一門科學”[3](P9)。他認為：“過去時代最嚴重的錯誤之一，是認為哲學命題的真正意義和最后內容可以再用陳述來表述，即可以用知識來闡明，這就是‘形而上學’的錯誤。形而上學者的努力一向集中在這一荒謬的目標上，要用知識來表達純粹性質的內容(事物的‘本質’)，也就是要說那不可說的東西。性質是不能說的，只能顯示在體驗中，而認識是與體驗毫無關系的。”[3](P9-10)
　　由此可見，經過邏輯實證主義者一番改造，哲學的人文科學地位已經不復存在：它不僅喪失了人文性(關于價值哲學、倫理學、美學等內容均被當做“形而上學”予以徹底清除)，而且也喪失了科學性(它不是一種知識的體系，而只是一種活動的體系；它不是一門科學，而只是一種“科學邏輯”)。當然，在邏輯實證主義的支配下，像歷史學、文學、藝術學等其他人文科學并不會比哲學有更好的命運。如果說，哲學尚能保留其“科學邏輯”的名義的話，那么，其他人文科學由于既不可能還原為“物理學語言”，又拿不出“科學邏輯”，因而將面臨更加艱難的境地。
　　與實證主義科學觀相對立的是人文主義科學觀，其中伽達默爾的哲學解釋學頗有代表性。伽達默爾在他的《真理與方法》一書“導言”中明確指出：“下面的研究將從現代科學內部這樣一種對抗開始，這種對抗反對關于科學方法的普遍要求。這里所關注的是，尋求那種超越在科學方法控制范圍內的關于真理的經驗……于是，人文科學與科學以外的各種經驗(即哲學、藝術和歷史本身的經驗)方式便結合在一起了。所有這些都是表達某種真理的經驗方式，但是，它們是不能用科學方法論的手段來加以證實的。”[4]因此，“這里所發展的解釋學不是一種人文科學的方法論，而是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超越科學方法論自我意識的人文科學和什么使它們同我們關于世界的全部經驗相聯系的一種嘗試”[4](PⅩⅢ)。
　　同邏輯實證主義的實證主義和物理主義相反，伽達默爾的哲學解釋學對精神科學或人文科學的理解是人文主義和藝術主義的。伽達默爾說：“我的出發點是，形成于德國的浪漫主義運動并變得富有現代科學精神的歷史的人文科學，始終保存著一種人文主義的傳統。這種傳統使它們同所有其他類型的現代研究相區別，并且使它們接近于另一類完全超越科學的經驗，尤其是藝術所特有的經驗。”[4](PⅩⅦ)伽達默爾的哲學解釋學的整個思路就是，從以“藝術經驗中真理問題的展現”作為出發點，進而將“真理問題擴大到人文科學的理解”問題，去發展一種與“我們整個解釋學的經驗相應的關于知識和真理的概念”[4](PⅩⅢ)。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伽達默爾的哲學解釋學主要關注的是精神科學或人文科學的理解問題，但是，它似乎也包含有“統一科學”的意味。在伽達默爾看來，“理解的現象不僅遍及所有人與世界的關系，而且，在科學內部也有一種獨立的合法性”[4](PⅪ-ⅩⅡ)。他反對“面對諸如數學或美學這種超歷史的存在方式，解釋學方面有其限制”的觀點，強調“解釋學方面的普遍性在其他領域也不能被隨意地限制或剝奪”[4](PⅩⅧ-ⅩⅨ)。
　　顯然，如果說用狹隘的實證主義和物理主義來理解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及其統一性，是一種片面的和極端的傾向的話，那么，用狹隘的人文主義和藝術主義來理解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及其統一性，同樣也是一種片面的和極端的傾向。因為，盡管科學與藝術有著深刻的關聯，并包含著諸多的“解釋”因素，但并不能因此將科學的本性歸結為“藝術經驗”或“解釋學”，正如藝術也包含著諸多“實證”因素和“物理”因素，但并不能因此將藝術的本性歸結為“實證性”或“物理學”一樣。即便是人文科學，也許它的確比自然科學包含更多的“解釋”因素和“藝術”因素，也不能僅僅從狹隘的人文主義和藝術主義的角度來理解。事實上，伽達默爾的哲學解釋學在形式上似乎捍衛了人文科學的獨立性和合法性，但實質上卻是突出了人文科學的人文性，貶低了人文科學的科學性。因為它將人文科學最終歸結為“另一類完全超越科學的經驗，尤其是藝術所特有的經驗”范疇，它所揭示的所謂人文科學的真理，充其量只不過是“非科學經驗”或“藝術經驗”里所“展現”的“真理”，而不是真正科學意義上的真理。
　　　　　　二
　　理解人文科學的關鍵，首先在于理解人文科學的科學性。也就是說，從科學經驗出發去理解人文科學，理解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統一性。
　　伽達默爾的哲學解釋學只是從“非科學經驗”，尤其是從“藝術的經驗”的角度來理解人文科學，自然就難以理解人文科學的科學性。的確，人文科學的研究對象包括藝術等非科學文化，因而需要更多的關注“非科學經驗”，尤其是“藝術的經驗”。然而，“非科學經驗”以及“藝術的經驗”并不是人文科學的惟一因素，甚至可以說不是其主要的因素。人文科學之所以能夠成立并被稱為“科學”，關鍵是它依靠了科學的經驗，即用科學的思想、科學的方法和科學的精神去探討和研究人文領域的各種問題和經驗，包括“非科學經驗”以及“藝術的經驗”。應當看到，“非科學經驗”以及“藝術的經驗”與對“非科學經驗”以及“藝術的經驗”的研究，這兩者之間是有明顯區別的，決不能將人文科學簡單地歸結為“非科學經驗”以及“藝術的經驗”。
　　事實上，近現代人文科學的產生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的確是建立在近現代科學經驗基礎之上的。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沒有近現代的科學就沒有近現代的人文科學。近現代哲學的產生和發展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懷特海在談到科學對近現代哲學的影響時指出：“現代哲學的起源和科學近似，而且也是同時的。它的總趨勢是在17世紀奠基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在建立現代科學原理的那一部分人手里確定的。”[5]他總結說：“笛卡兒曾經創立了一種思想體系，使日后的哲學在某種程度上和科學保持了接觸。萊布尼茲則以同樣的方式創立了另一種思想體系，使終極實在的事物——實有在某種意義上成了組合的過程。這一體系一直是德國哲學偉大成就的基礎。康德反映了兩個傳統，他在一個基礎上反映了另一個。康德本人是一個科學家，但從康德學說中導引出來的學派對科學思想的影響則很小。直到20世紀，哲學學派才把上述兩個傳統結合起來，表達了一個從科學中導引出來的世界觀，因此也就結束了科學跟美學以及倫理經驗所肯定的東西分道揚鑣的狀態。”[5](P149-150)在這里，懷特海僅用幾句話就精辟地勾畫了科學對西方近現代哲學的重大影響。
　　的確，科學對近現代哲學的影響，是任何其他文化所無法比擬的。歷史上無數科學家(如笛卡兒、萊布尼茲、康德、羅素、卡爾納普等)同時也是哲學家。他們將科學的經驗，包括科學的思想、科學的方法和科學的精神導入哲學，從而大大推進了哲學的發展。所謂“分析的時代”、“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邏輯實證主義”等都是哲學科學化的重要標記。石里克甚至斷言：“所有過去的哲學進步都是來自科學的知識和科學問題的研究。”[6]雖然這種說法未免有些言過其實，但它的確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科學對哲學的巨大影響。可以說，離開科學經驗，而只是用“非科學經驗”來理解哲學，特別是近現代哲學，那么，如此理解的哲學將變得非常狹隘、空洞和膚淺。對于作為世界觀的哲學是如此，對于歷史學、文學、藝術學等人文科學也是如此。如果歷史學、文學、藝術學等人文科學僅僅停留或局限在“非科學經驗”的層面上，那么，就談不上是人文科學，并從根本上失去了其意義。
　　如果說，科學與藝術是“一個硬幣的兩面”，那么，人文科學恰好處于這個硬幣的中間層面，一面與科學相連，另一面與藝術(人文)相連。人文科學的科學性在于，與自然科學一樣，它在本質上也是一種認識活動，并且其思維方式在本質上是理性的。在這方面，人文科學與以體驗和情感為主的藝術活動有著很大區別。即使用邏輯實證主義的“邏輯”和“實證”這兩個最強的科學標準來衡量，應當看到，人文科學的科學性也不是可以完全抹煞的。因為人文科學也強調“邏輯”和“證據”，要求材料詳實，論據確鑿，推理嚴密，結構嚴謹，等等。例如，一般說來，哲學非常講究邏輯性，邏輯實證主義者甚至試圖將其改造為“科學的哲學”，用以探討科學的邏輯基礎，確定或發現命題的意義，這正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哲學的科學性。而歷史學則非常講究歷史事實和歷史依據，頗有“實證”的色彩。
　　當然，人文科學也許難以做到像自然科學那樣精確，難以歸結為“物理學”，并且其直覺因素和思辨因素也比自然科學要強得多。然而，這些都不足以否定人文科學的科學性。應當看到，數學化的物理學僅僅是自然科學中關于精確性和實證性的典范，但并不是所有自然科學都能夠轉化為物理學語言，都能做到像物理學那樣“精確”和“實證”。物理學與化學有較大差別，物理學與生物學的差別則更大。如果要將所有的科學都歸結為“物理學”，這顯然是一種嚴重的機械論傾向。更進一步說，即使是物理學，其精確性和實證性也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正如皮亞杰所說：“任何實驗科學包括理論物理學都永遠只能是近似的”[7]。而且，不少自然科學理論，如生物學的達爾文進化論，地質學的災變論與漸變論、大陸漂移說與板塊構造理論，現代宇宙學的大爆炸理論，等等，也帶有很強的直覺因素和思辨因素。
　　在皮亞杰看來，就自然科學意義上的實驗而言，并非只是人文科學有困難。有些自然科學，研究的是一去不復返的歷史，由于問題的復雜性以及無法對其進行大范圍的實驗，因而這些學科的處境與人文科學差不多。比如天文學，尤其是還屬于歷史學科的宇宙學與地質學就是如此。對它們來說，既不能進行實驗，也不允許做嚴格的演繹推理。[7](P34-36)因此，其“邏輯性”和“實證性”便大打折扣。如果真的用“物理主義”的標準來衡量，那么，不僅人文科學，而且許多自然科學都將被排除在“科學”的范疇之外。更進一步說，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業已表明，即使是物理學也不夠“邏輯”和“實證”，因為邏輯實證主義的根本原則，即“經驗證實原則”已遭到普遍懷疑。
　　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統一性在于，它們之間不僅是相互銜接的，而且是相互滲透的。這首先表現在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存在著不少交叉領域(如心理學、地理學等)，這些領域可以說既屬于自然科學，又屬于人文科學。心理學就是最明顯的典型。一方面，心理學無疑同生物學、生理學等學科密切相關，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地可以采取自然科學的實驗方法，與哲學思辨保持一定的距離；另一方面，心理學畢竟主要研究的是人，而人又是社會的和文化的，于是，心理學又不能完全擺脫人文科學，特別是哲學。因此，心理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哲學的臣仆”[7](P76)。即使在今天，“事實上，每個心理學家都部分地屈從于自己的認識論”[7](P81)。
　　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相互關系的不可分割性還表現在，兩者的方法往往是相互滲透和相互補充的。例如，考古學需要運用精確的自然科學方法，特別是物理學和化學的方法；分析哲學則借用了自然科學的分析方法和數理邏輯方法。而生物學、宇宙學和地質學則需要運用歷史的方法；每門自然科學都或多或少包含著哲學的思索，甚至可以說處在自然科學最深層的東西往往是哲學的。
　　皮亞杰關于人文科學在整個科學體系中的地位的論述頗有參考價值。他反對孔德“按照學科復雜性的遞增和普遍性的遞減”方式進行排列的“線性分類的模式”。按這種方式排列大致的順序是：“數學、物理科學、生物科學、心理學、最后是相互依存的社會科學”。這種排列方式當然有可能削弱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重要性，以及科學的統一性。在皮亞杰看來，“事實上，任何一門科學都不能在一個平面上被顯示出來。每門科學都具有各種上下層次：(a)它的客體或研究的物質內容；(b)它的概念性解釋或理論技術；(c)它自有的認識論或對它的基礎的分析；(d)它的派生認識論或結合其他科學的、主客體之間關系的分析”[7](P60)。他強調，“只要一考慮到學科的客體(即a層)和派生認識論(d層)，那么馬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邏輯的客體不能完全脫離主體，因為邏輯加以形式化的是由主體建造的運算結構。于是，科學的順序又必然變成環形的了”[7](P60)。盡管人文科學是“最復雜、最困難的學科”，但它“在科學的圓圈中卻占據著優越的位置”，它是“建造其他科學的主體的科學”，并且只有人文科學才能“使這個科學圓圈的封閉性，或者更確切地說，它的內在緊密性，變得可以理解”[7](P61)。
　　無疑，皮亞杰關于“科學圓圈的封閉性”和“內在緊密性”的觀點，從一個側面不僅有力地論證了人文科學的科學性，而且也有力地論證了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統一性，表明人文科學是整個科學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科學圓圈”中的重要一環，是使科學體系保持“內在緊密性”的關鍵因素。一旦失去人文科學這一重要環節，“科學圓圈”就會斷裂，變成孔德意義上的松散的線性序列，甚至變成卡爾納普意義上的物理學的一個點，從而使得科學體系的整體性、緊密性、豐富性和多樣性受到嚴重損害。
　　重視人文科學的科學性，并將人文科學看做是整個科學體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有助于更加全面而深刻地理解人文科學，而且也有助于更加全面而深刻地理解自然科學，特別是理解自然科學的人文底蘊。由于受實證主義的影響，自然科學常常“被看成為是某種超出人類或高于人類的本質，成為一種自我存在的實體，或者被當做是一種脫離了它賴以產生和發展的人類的狀況、需要和利益的母體的‘事物’”[8]。這就潛藏著一種危險，那就是自然科學與人類其他文化活動的分離和科學與人文精神的分離：當實證主義者們強調自然科學的“實證性”和科學方法的獨特性，否認人文學科的科學性并宣布其在認識上無意義的同時，實質上也排除或否認了自然科學的人文意義或人文價值，否認了科學與人文精神的關聯。相反，強調人文科學的科學性及其在整個科學體系中的地位，顯然有助于深刻地理解自然科學的人文意義和人文價值，理解自然科學與人類其他文化活動和人文精神的關聯，從而從根本上克服并超越實證主義科學觀，使對自然科學的理解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和新的境界。
　　　　　　三
　　理解人文科學的關鍵，其次在于理解人文科學的人文性。也就是說，從人文經驗出發去理解人文科學及其特殊性，理解人文科學與藝術等人文文化的深刻關聯。
　　我們說過，人文科學恰好處在科學與人文的中間層面，一面與科學相連，另一面又與人文相連。如果說，人文科學是“科學圓圈”的重要環節的話，那么，它同時也是人文體系的重要環節。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少人文主義者包括哲學解釋學者從人文的角度，特別是從“藝術的經驗”這個角度來理解人文科學，應當說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從一個側面深刻地揭示了人文科學的人文性。他們的根本缺陷在于，只看到人文科學的人文性，而看不到人文科學的科學性，但無論如何，這對于糾正實證主義的觀點還是有其重要意義的。
　　首先，人文科學的研究對象就是人文，它不僅建立在人文文化的基礎之上，而且本身也是人文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有著重要區別。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自然，而人文科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人文。所謂人文，簡單說來，就是“人”與“文”(文化)，其核心即是人的精神生活或精神世界。盡管自然科學也研究人，但它往往將其研究局限在生物學、生理學或至多心理學的范圍之內，并不是從文化學的意義上來研究和探索人的精神生活或精神世界。而后者正是人文科學的核心任務。所謂從文化學的意義上來研究和探索人的精神生活或精神世界，就是說，人文科學對人的精神生活或精神世界的研究和探索，是在文化意義上的，人文科學往往也正是通過研究文化來研究和探索人的精神生活或精神世界。
　　人文科學的任務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它試圖對文化及人的精神生活或精神世界做理性的研究；另一方面，這種研究同時也是對人的文化理想、生命理想和精神境界的表達與追求。如果說前者更多的體現了人文科學的科學性的話，那么，后者則更多的體現了人文科學的人文性。就關注和探索人的精神生活或精神世界，追求人的文化理想、生命理想和精神境界而言，人文科學與藝術、詩等人文文化的目標是一致的，其文化意義和作用也是十分相近的。所不同的是，前者側重于理性的形式，而后者側重于感性的形式。也正是這種差別，使得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如果說藝術、詩等人文文化代表著人的生命體驗的話，那么，美學、詩學等人文科學則是對生命體驗在理性層面上的深化。沒有藝術、詩等人文文化，美學、詩學等人文科學就失去感性的基礎；反之，沒有美學、詩學等人文科學，藝術、詩等人文文化就缺乏理性的深度。只有兩者的有機結合，才有可能真正揭示人的精神生活或精神世界的豐富性和深刻性，才能更好地表達和追求人的文化理想、生命理想和精神境界。
　　其次，人文科學的研究方法具有人文的特點。它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的主要區別在于：
　　(1)自然科學的方法偏重于邏輯(數學)，而人文科學的方法則偏重于歷史。顯然，數學方法是近現代自然科學得以成立并取得迅速發展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近現代自然科學的“演繹公式化”特點，以及它所引以為自豪的精確性和嚴密性，都是由數學方法來保證的。雖然科學理論的數學化未必能保證在邏輯上天衣無縫，但是它滿足了科學實踐中所能達到的最高標準的形式上的嚴格性。一般說來，盡管人文科學也講究理性和邏輯，但它難以像自然科學那樣普遍地應用數學。相比之下，人文科學更多使用的是歷史的方法，因為人文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與文化，而人與文化在本質上是歷史的。
　　文德爾班甚至將人文科學稱之為“歷史科學”。他對經驗科學做了“純粹方法論上的”分類，將其區分為“自然科學”與“歷史科學”兩大類，認為前者是“制定法則的”，后者是“描述特征的”[2](P68)。在文德爾班看來，“對于自然科學家來說，他所觀察的個別特定對象本身根本就沒有什么科學價值”，他所關注的是“一種合乎規律的普遍性”。但是，“對于歷史學家來說，任務則在于使某一過去事象絲毫不走樣地重新復活于當前的概念中。他對于過去曾經實存過的東西所要完成的任務，頗像藝術家對于自己想像中的東西所要完成的任務。歷史工作之與美術工作相近，歷史科學之與文藝相近，根源即在于此”[2](P71-72)。當然，文德爾班關于“自然科學”與“歷史科學”的截然區分似有諸多不妥之處，因為“自然科學”也需要運用歷史的方法，而“歷史科學”也存在著尋找客觀規律的問題，將兩者在方法論上截然對立起來，勢必有損于科學的統一性。況且，將人文科學歸結為“歷史科學”，正如將自然科學歸結為物理科學一樣，顯然也是有問題的。但是，他的確從一個角度(即從歷史方法這個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文科學在方法論上的特殊性。
　　(2)自然科學的方法偏重于實證(實驗)，而人文科學的方法則包含更多的直覺和思辨。實驗方法也是近現代自然科學得以成立并取得迅速發展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近現代自然科學的實證性和確定性(因此常常被稱之為“硬科學”)，主要是由實驗方法來保證的。邏輯實證主義者所強調的“經驗證實原則”和波普爾所強調的“大膽嘗試，嚴格檢驗”，都從不同的角度揭示了科學方法的實證性和實驗方法的重要性。盡管從認識論上講，科學實驗對做出成功或驚人預言的理論的檢驗和確證，未必能保證該理論就是正確的，但這是迄今為止對科學理論最強的客觀性的要求。一般說來，人文科學難以采用自然科學意義上的實驗方法，因而也難以達到自然科學意義上的那種實證性。相比之下，人文科學的方法包含更多的直覺與思辨，這是同其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密切相關的。
　　正如前面所說的，人文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與文化，而人與文化又是歷史的，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文科學具有文德爾班所說的“歷史科學”的性質。要研究一去不復返的歷史進程，采用實驗方法當然有較大的困難。文德爾班認為，“在自然科學思想中主要是傾向于抽象，相反地，在歷史思想中主要是傾向于直觀”[2](P72)。因為“歷史的批判在對它所陳述的東西加工制作的時候，盡管需要進行一些非常細致復雜的概念工作，但是它的最終目的永遠在于從大量素材中把過去的真相栩栩如生地刻畫出來；它所陳述出來的東西是人的形貌，人的生活，及其全部豐富多彩的特有的形成過程，描繪得一絲不茍，完全保存著生動的個性”[2](P72-73)。盡管這種看法似乎抹煞了歷史敘述與歷史研究之間的區別，但無疑，歷史研究的確比自然科學帶有更強的直觀性和直覺性。
　　除了歷史性以外，人文科學還有一個更為顯著的特點，即它試圖研究和揭示人的精神生活或精神世界，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文科學又具有狄爾泰所說的“生命哲學”的性質。它既涉及研究人的理性層面，也涉及研究人的非理性層面，當然更多的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結合；有些可以通過語言、行為、文字、實物等來進行研究，但更多的則觸及包括生活的意義、價值、理想、信念、精神境界等在內的所謂“形而上”的層面，這一層面的許多問題顯然是難以用實驗或實證的方法來解決的。狄爾泰將人文科學建立在“生命哲學”基礎上，將人文科學的方法論歸結為解釋學，從而開啟了現代解釋學的先河。他的靈感顯然來自“藝術的經驗”，來自“德國文學中一個新世界觀”，于是，他強調通過直觀、體驗、移情、理解進入人的精神世界，體會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他宣稱：“我們偉大詩學時代日益增強的潮流帶來了許多東西：新的生活理想，一個新的世界觀，甚至科學研究的新的方法。”[9]無疑，從狄爾泰到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的現代解釋學，從“藝術的經驗”這個角度出發來理解人文科學，其片面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大大忽視了人文科學的科學性。然而，它也的確從一個側面深刻地揭示了人文科學的特殊性及其與自然科學的差別。
　　最后，人文科學的研究成果也具有較強的人文性，它比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富有更多的價值因素和個性色彩。
　　應當指出，即使是自然科學也并不是價值中立的，也往往包含著某些個性色彩。20世紀科學哲學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揭示了科學與價值的關聯。但是，無論如何，自然科學的價值因素和個性色彩還是頗有限度的。正如羅素所說：“科學知識的目的在于去掉一切個人的因素，說出人類集體智慧的發現。”[10]顯然，這對于自然科學來說，至少在原則上還是適用的。
　　然而，人文科學的情況往往并非如此。它的價值因素和個性色彩要比自然科學強得多。它們之間的差別之大，以致長期以來人們往往認為，人文科學是有賴于價值的，而自然科學是價值中立的；人文科學的思維方式是個性化的，而自然科學的思維方式是普遍化的。在這方面，邏輯實證主義關于認識(科學)世界和體驗(人文)世界截然區分的觀點是一個典型；李凱爾特關于“文化科學”與“自然科學”截然對立的觀點也是一個典型。這類觀點的偏頗之處在于，他們看不到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的聯系，看不到自然科學也是一種人類的歷史的活動，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包含著價值因素和個性因素。但是，反過來，像后實證主義者和后現代主義者那樣，完全抹煞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的差別，特別是否定其在價值因素和個性因素上的差別，甚至將自然科學的特征也歸結為“解釋學”，這種觀點則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也是相當偏頗的。
　　人文科學之所以比自然科學包含更多的價值因素和個性色彩，關鍵在于：(1)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側重于自然，而自然本身是與價值無關的；人文科學的研究對象側重于人與文化，而人與文化同價值密切相關。(2)自然科學強調實證性，任何理論(不管屬于何種“范式”)都要接受嚴格的檢驗，因而對價值因素和個性因素是一種很強的制約；人文科學帶有更多的直覺性和思辨性，因而容易滲透更多的價值因素和個性因素。(3)自然科學強調邏輯化、形式化和數學化，這對價值因素和個性因素也是一種很強的制約；人文科學由于其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故難以做到這一點，因而也容易滲透更多的價值因素和個性因素。(4)盡管自然科學也難以避免價值因素和個人因素，但其最終成果至少在形式上要求去掉一切價值因素和個人因素，說出人類集體智慧的發現；人文科學由于與意識形態和研究者個人的價值取向的關系更為密切，因而其最終成果不僅難以去掉一切價值因素和個人因素，相反，往往需要凸顯研究者個人的獨特的視角、風格、方法和理論的個性。因此，在這種意義上說，人文科學的確比自然科學更加靠近藝術，或具有更多的藝術因素。
　　綜上所述，理解人文科學的關鍵是，既要理解人文科學的科學性，又要理解人文科學的人文性；既要從科學經驗出發去理解人文科學，理解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統一性，又要從人文經驗出發去理解人文科學，理解人文科學與藝術等人文文化的深刻關聯；既要看到人文科學是科學文化的重要環節，又要看到人文科學也是人文文化的重要環節。因此，人文科學是溝通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的橋梁和紐帶。
　　收稿日期：2003-05-16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京13～20C1社會科學總論孟建偉20032003在如何理解人文科學的性質及其定位的問題上，須克服并超越狹隘的實證主義和狹隘的人文主義的科學觀。既要理解人文科學的科學性，又要理解人文科學的人文性；既要從科學經驗出發去理解人文科學，理解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統一性，又要從人文經驗出發去理解人文科學，理解人文科學與藝術等人文文化的深刻關聯；既要看到人文科學是科學文化的重要環節，又要看到人文科學也是人文文化的重要環節。人文科學是溝通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的橋梁和紐帶。人文科學/科學性/人文性/human sciences/scientific property/human property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OOBZX018)On Scientific and Human Properties of Human Sciences　　MENG Jian-wei　　College of the Humanities,Graduate School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Beijing 100039As concerns how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 of the properties andorientation of human sciences,the narrow science outlooks of positivism and　humanism should be overcome and transcended.We need(1)understand both thescientific properties and human properties of human sciences;(2)understandhuman sciences and the unity between human sciences and natural science from the experience of science,and understand human sciences and the deepconnections between human sciences and human culture from the experience of　humanities as well;and (3)look upon human sciences as both the importantlinks of scientific culture and the important links of human culture.Humansciences are bridges and ties between two cultures.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人文學院，北京　100039　　孟建偉(1955-)，浙江紹興人，哲學博士，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科技哲學與文化哲學。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京13～20C1社會科學總論孟建偉20032003在如何理解人文科學的性質及其定位的問題上，須克服并超越狹隘的實證主義和狹隘的人文主義的科學觀。既要理解人文科學的科學性，又要理解人文科學的人文性；既要從科學經驗出發去理解人文科學，理解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統一性，又要從人文經驗出發去理解人文科學，理解人文科學與藝術等人文文化的深刻關聯；既要看到人文科學是科學文化的重要環節，又要看到人文科學也是人文文化的重要環節。人文科學是溝通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的橋梁和紐帶。人文科學/科學性/人文性/human sciences/scientific property/human property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OOBZX018)

網載 2013-09-10 21: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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