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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制度經濟學試圖通過使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在方法上更具有現實性、社會性和歷史性而挽救它，并據之提出私有產權安排對經濟效率有決定性意義，最近30年來它逐漸成為熱門的研究領域。英刊《資本與階級》2002年秋季刊上發表了題為《新制度經濟學和經濟史》的文章，對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概念提出了批判，認為新制度經濟學并不能解決經濟學面臨的挑戰與問題：一方面，經濟學仍舊是非歷史的；另一方面，當涉及歷史、社會關系和現實的矛盾時，經濟學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不同的文化和政府為中心的解釋。因此丹尼爾·安卡魯認為新制度經濟學不是進步的研究方法，而只是新古典經濟學研究工具的退化的一個征候而已。文章的主要內容如下。
    　　導言
    “制度”已成為近年來政治和科學領域討論的關鍵詞。它反映了這樣一種普遍的認識：一個功能良好的市場經濟是以有效的制度框架為前提條件的。越來越多的企業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家也認識到沒有“良好制度”和有效政府的經濟發展是天方夜譚。
    對制度的關注引發了許多有趣的問題。首先，它意味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能自生自滅，它是一種需要設計和支持的社會制度。其次，它已經非常關注資本主義發展史。
    然而，另外有許多難以說清楚的問題暴露出來：比如，如果市場不是整合社會中個體力量的“看不見的手”，而需要來自社會的制度支持，那么市場有何特別的好處？如果資本主義市場不構成社會生存的基礎，而是需要制度的支持，為什么社會制度應該支持市場？這樣的分析能很好地將我們引向資本主義的基本的問題。
    在經濟學中，對市場資本主義的維護被認為是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中最重要的內容，它認為市場能自發形成供求均衡，并能提供協調、自由和效率。然而，該理論已經因其缺乏現實性、非社會特征和非歷史性而遭到批判。
    由于認識到新古典經濟學的局限性，新制度經濟學已經獲得持續、切實的影響，尤其在經濟發展和政策制定的問題上。因為它試圖使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在方法上更具有現實性、社會性和歷史性。它試圖在堅持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的同時通過制度分析來推進它。此外，主要由于諾思的貢獻，新制度經濟學已經成為經濟史中解釋市場資本主義出現與演進的傳統觀點。
    本文的第一部分闡述新制度經濟學的概念框架和它與新古典經濟學的不同；第二部分勾勒出對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批判；第三部分主要以道格拉斯·諾思的工作為重點說明新制度經濟史；第四部分通過對經濟學內工具主義的批判來批評實施“好像經濟史”（指對經濟史的解釋似是而非，違背事實。——編寫者注）的可能性；第五部分是結論，主要總結新制度經濟學失敗的原因。
    　　一、新制度經濟學的基礎
    新制度經濟學從新古典正統理論那里繼承了市場、供求、邊際主義、生產要素等概念，但同時又力圖延伸微觀經濟學的范圍和預測力。
    1.有限理性
    新制度經濟學基本拋棄了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的“不現實”假設，而主張“有限理性”的概念。這個概念，最初來自于哈伯特·西蒙(Harbert Simon)。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由于不確定性、信息問題、交易成本等問題的存在，當事人難以收集全部的信息去解決市場的最優問題。因此，個體往往只能具有有限的理性，而新古典經濟學的最大化均衡是無法實現的。為了減小不確定性問題，經濟當事人必須設計思想和行為的規則以作為決策的基礎。這些規則非常固定，不會隨機改變。正如一位觀察家所指出的：“一個有限理性的個體傾向于最大化，但是發現這樣做代價很大。”
    2.交易成本
    新制度經濟學的主要理論成就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它起源于科斯1937年的關于企業的論文。科斯認為建立企業的原因在于使用價格機制存在一個成本，即交易成本。這個概念很難理解，至今仍有爭議，其定義也在不停變動。例如諾思將交易成本定義為“界定、保護、實施產權的成本”；威廉姆森引用阿羅的觀點，將“制度運轉的成本”類比作“物理中的摩擦”，等等。
    新制度經濟學家認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市場和價格不能充分創造新古典均衡，并進而認為交易成本已經滲透進每個經濟體系的所有經濟體中。交易成本是一個社會和經濟制度結構的關鍵。從新古典意義上說，在一般均衡狀態下，產權分配對于解決市場的均衡問題是不重要的，但是考慮到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產權的最初分配對經濟效率有決定意義。為了保證私人產權的獨占性，必須很好地對私人產權加以界定和實施，最好的實施者是政府。假如產權能輕易地被政府界定、保護和實施，那么交易成本就會很低，新古典市場觀點中的交易所固有的獲利就會實現。就像在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中一樣，在新制度經濟學里市場交易是增長的原因，但現在它要依賴于政府的運行以及產權和制度的運作方式來降低交易成本。
    3.制度
    制度是“人們設計用來約束人類行為的”。由于這個概念，新制度經濟學在方法上接近了一些現實。它的奠基人科斯認為：“現代制度經濟學應該研究現實中的人，即將人置于真實制度的約束之內。”制度是“非正式約束”（風俗、文化、禁忌等）和“正式約束”（法律、產權等）的總和。制度是經濟中的游戲規則，組織（游戲的參與人如企業等）的出現是對制度結構的回應。諾思解釋說：“制度和組織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經濟中的制度演進。”承認新古典均衡不會在現實中出現，以及產權結構、社會制度演進決定了經濟行為，諾思得出如下結論：歷史在起作用，不僅僅是因為我們能從過去有所收獲，而是因為現在和未來是靠社會制度和過去連接成一個整體的。
    4.新制度經濟學的特征
    有了概念和理論創新，新制度經濟學試圖使新古典經濟學更加現實。關于這一點的典型例子是將人類行為的假說修正為“有限理性”的概念，后者更接近真實的人類行為。有了“交易成本”和產權的概念，新制度經濟學把經濟學引向了更社會化的方向，指出制度和政府支持對市場運行的重要性。
    　　二、新制度經濟學中的理論問題
    　　“交易成本”的理論問題
    交易成本概念的問題與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密切相關，該概念并非解釋資本主義制度起源和演進的有益工具。
    1.交易成本和新古典經濟學
    交易成本是使用市場機制的成本或價格。而市場和價格的概念之間又發生無窮的同義反復。解決這個問題的可行方案是把交易成本看成是不通過市場價格來反映的或看不見的成本。這種認識要求必須承認一個并非完全主觀的和依賴于個體選擇的成本即受制其他的非主觀邏輯的成本的存在。簡而言之，要求一個不由市場決定、也不反映在市場上的客觀成本理論。如果我們遵循交易成本的這種定義，那么就必須把它定義為由其他力量而不是單個經濟人的成本—收益核算所規制的成本和潛在的制度。這就得出了結論：制度影響選擇。
    如果潛在的成本和制度扮演了基本角色，那么去研究這些制度的結構確實似乎是合理的也是必需的，而不是從消費者選擇、經濟核算和市場價格開始。確實如此的話，在既定制度框架以外的理性和選擇概念看起來是沒有根據的。因此，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概念框架岌岌可危。
    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成本理論認識到了價格機制的局限。如果沿著這條路線走下去，會遇到對市場和個人選擇的正統理論的另一個主要挑戰。逃避價格機制有局限這一問題的惟一辦法似乎是證明經濟當事人在對價格毫不知情甚至根本不存在價格的情況下仍能進行成本—收益核算。這種方法在某種程度上拓展和補充了正統價格理論。新制度經濟學承認價格并不能充分傳遞理性選擇所需要的信息。惟一能保全這種觀點即經濟當事人能夠根據制度安排和產權結構的成本收益作出理性選擇的方法，是描繪出這些個人在未使用價格機制時也能作出理性選擇。這就意味著價格機制不是理性經濟核算的必要條件。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之一的價格機制就面臨沖擊。
    2.交易成本和制度的歷史變遷
    新制度經濟學構建于世界充滿交易成本、信息問題、非均衡的認識之上。然而，對這些現象的解釋卻來自于正統的均衡論：這是一個交易成本為零的世界，其中制度是不存在的。但是交易成本是如何從無制度和無摩擦的構架中產生的呢？制度如何從沒有制度的地方出現并改進的呢？當制度缺乏的時候，真實的個體是如何行動和創造制度的呢？這些當然是與歷史研究相關的問題。
    我們可以放寬嚴格的條件，假定交易成本為零的世界實際上是存在制度和組織的世界，但其中制度有效率與否則無關緊要。由此，出現了如下問題：如果我們認為一個交易成本為零的世界充斥制度和組織，那么我們必須承認通常意義上的交易成本不是制度和組織的原因。在一個帶有制度的零交易成本的世界，一條制度的存在與否和效率即所謂的科斯定理無關。但是如果我們想根據交易成本為零的世界解釋制度在歷史上變遷的方向，制度結構就不可能是無關的。一般而言，這是擺在新制度經濟學面前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即如何解釋制度變遷的方向及其在經濟增長、衰退和效率中的作用。
    交易成本被認為是有益于解釋歷史中的制度，但反過來前者又依賴于后者。因此，用這個概念來解釋經濟史中的制度變遷似乎并不理想。
    　　為什么沒有市場？
    新制度經濟學似乎不能解釋市場的起源。相反，它假定市場存在，并且從已經存在的市場引出這樣的問題，如為什么有其他的制度和組織存在。從這樣一個主張出發，一切其他的配置體系都被作為市場的偏離和約束而解釋為無效的，或者至多只在市場失靈時引入。
    諾思、托馬斯等人力圖證明，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產權、領地體系、開放地體系等，從新古典意義上可以被認為是理性和有效率的。盡管這些主張考慮了一些歷史事實，仍然存在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假設能依據產權結構和隨后的選擇作出成本—收益核算。根本的前提仍舊是市場是已存在的可供選擇的產權結構。如果經濟當事人沒有選擇它，那是因為給定的約束條件、交易成本等使得其他的產權結構更加有效。然而，從歷史觀點來說，很難看出，像產權經濟學家所描述的那樣，有不同產權結構已提供好以供經濟當事人進行獨立的選擇。簡而言之，在新制度經濟學中，市場即使是在缺失的情況下也是被描述為存在的。然而，畢竟市場是歷史演進的結果而不是初始就存在的。第二個問題是，一旦我們承認了制度和產權結構影響了選擇，這些制度和產權結構就不能被和市場一樣的核算和選擇所解釋。假如同樣的理性和效率的觀點被用來解釋制度的存續和變遷，那么就出現這樣的情況：如果存在市場，那是因為效率；如果市場不存在，那也是因為效率。
    　　經濟學的消失
    新制度經濟學的范圍日益擴大，近幾年當諾思試圖通過吸收意識形態、心理模型、法律、政府等來擴展他的制度主義時尤其是如此。諾思已經認識到經濟增長和衰退是由非正式約束和政府決定的，因此并非由傳統意義上的交換和市場領域決定。然而，他在這條路上走得越遠，經濟領域就越消失于他的新制度經濟學模型中。一旦承認新古典經濟學是靜態的框架，歷史上社會變遷的動力必定來自于其他地方。這是新制度經濟學中制度概念的主要理論功能。但是，新制度經濟學越試圖更具現實性、社會性、歷史性，它就越遠離新古典經濟學。
    盡管諾思在著作中一再重復交易成本的概念僅僅是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傳統概念旁邊對解釋性變量提供補充，但傳統變量，如價格、市場、技術、生產，卻越來越被推向一邊。相反，心理模型、意識形態、法律和政府作為主要的解釋變量出現了。新制度經濟學試圖用經濟術語解釋政策和政府。但通常在政治市場上，沒有自愿性合約、沒有產權的交換、沒有根據價格信息的經濟核算。如果有交換，那也是和市場交換大相徑庭的。可以說新制度經濟學在通過向這些領域擴展市場和交換的概念時，冒著失去它們的概念曾有的特別解釋力的風險。這種做法不能拯救新制度經濟學，卻使它走向窮途末路。新制度經濟學現在要同時支付放棄和依附新古典經濟學的雙重代價。
    　　三、新制度經濟學和經濟史：諾思的工作
    通過諾思對新制度經濟學工具的持續不斷的應用，新制度經濟學在經濟史領域已獲得了影響。他最初關于經濟轉型方面的突破性的分析是關于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變遷（和羅伯特·托馬斯合著）。他認為領主制是有效的，因此被經濟當事人選中。農奴被迫向地主和保護人提供服務，因為商品交易中涉及了極高的交易成本，而領主制這種合約與其他的合約相比，更能保證經濟當事人付出較小的交易成本而獲得較多的收益。因此，封建領主的“奇特”組織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困擾諾思經濟史的問題仍然是，資本主義的決定性制度和特殊的人性特點在資本主義到來以前就被設定為已經存在了。在他的模型中，制度的演進是通過微觀經濟學中的理性人對相對價格變化進行的理性反映。但諾思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即自由個人是資本主義市場的結果。在諾思的理論中，這些個人沒有歷史，這個新古典理論的問題成為諾思標榜“歷史重要”的計劃的嚴重缺陷。
    在諾思看來，土地對勞動力的比例的改變影響經濟系統和它的潛在邏輯，使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變遷。但反對者認為這些變化不能調整為價格變化和微觀經濟的選擇中介，除非土地和勞動力已經是商品了。但諾思在他的封建主義的定義中，勞動力和土地都不是商品。因此只能選擇一條路：要么資本主義來自于某個不同的經濟體系，要么它是無處不在的。在第一種情況里，必須按照非資本主義的本來面目來描述這個前資本主義體系的經濟邏輯；在第二種情況下，前資本主義經濟史就必須修正為資本主義史。
    諾思和托馬斯試圖用“不明確和約”來解決這個困境。不幸的是，諾思接著就遇到了在交易成本分析中的挑戰：封建時代的被假設為選擇最有效率的產權的人，是如何根據不明確信息作出核算的？如果沒有市場，他們如何想象和有效地利用它？考慮到農奴制的存在，即使個人能夠在不存在市場的情況下進行核算，那么他們將如何根據這種核算行動？農奴對地主的依附束縛了勞動力的流動，這就意味著，即使有市場機會，勞動力也難以利用它們。
    非歷史的假設和解釋構成諾思工作的一根前后一致的亮線。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諾思始終堅持：所有制度框架的運行都好像根據資本主義的微觀理性原則運行，即使當他知道并不如此時也這樣做。為使其工作在理論上解釋得通，他必須秘密偷運進他知道是謬誤的歷史假設。我將此做法稱為“好像經濟史”。
    　　四、對經濟史中“好像”方法論的批判
    既然新制度經濟學使用不真實的假設作為基礎，那么它還有可行的換救辦法嗎？因為逃離現實就等于采取了工具主義的“好像”策略。這里可以參照弗里德曼的觀點，他說：“雖然我知道極少有經濟學家相信經濟學的行為假設準確反映了人們的行為，但他們的確相信這樣的假設對于構建經濟學中的市場行為模型是有用的。”弗里德曼的方法論中的主要觀點是，雖然假設是錯誤的，但跟隨“好像”理論后的預測是正確的。他最著名的例子是樹上的葉子當然不會核算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享受陽光，但如果我們觀察那些葉子就會發現它們“好像”是這樣做的。
    可是新制度經濟學中與經濟史相關的問題能像弗里德曼所說的那樣解決嗎？回答是否定的。首先，從弗里德曼的觀點來看，倘若科學的檢驗和目標是預測性，那么社會當事人的動機和行動是無關的。為了擁護歷史的觀點，我們必須堅持認為歷史研究的目標是描述歷史上發生的事件，但既不考慮人們的動機，也不考慮人們實際上是如何行動，這是十足的荒謬。其次，歷史研究的檢驗和目的不是預測，即使我們認為它可能是其他科學研究的目標。作為歷史學家，我們不想用某些人為創造的行為假設和謬誤預測人類史中已經發生的事情。相反，我們寧可解釋過去歷史的發展，或者至少去描述它們。
    　　五、結論
    新制度經濟學在試圖為新古典經濟學創造一個在方法上更具現實、更具社會性、更具歷史性的形式時面臨一個基本矛盾。制度的概念是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在認識到新古典經濟學的問題時提出的。因為新制度經濟學試圖保留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要素，所以公認的非現實性、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基礎在新制度經濟學中又重現，成為其通向成功的主要障礙。另一方面，當新制度經濟學試圖通過它的制度分析轉向現實、社會和歷史的方向時，它的新古典經濟學基礎顯得多余，甚至有些矛盾。這種窘境的解決是通過秘密地引進在歷史上周知的謬誤和錯誤的歷史起點，如“在開始就有市場”和觀察歷史采取“好像”的理論假定，而不是通過理論的系統闡述來整合歷史研究。歷史是根據現實理解的，而不是相反。簡而言之：新制度經濟學中有經濟學之處幾乎沒有歷史，有歷史之處幾乎沒有經濟學。因此，正統經濟學的問題不是解決了，而是被遺留下來了。新制度經濟學不是一項進步的令人振奮的研究方法，而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工具退化的證明。
    上述的結論表明，新古典經濟學未能為資本主義市場提供充分理論依據，新制度經濟學也同樣不能。新制度經濟學不是對問題的解決，而是對問題仍然存在這個事實的一國外理論動態京33～37F11理論經濟學張紅鳳/高歌20042004本文在對經典博弈論中的納什均衡概念進行批評性評論的基礎上，著重對演化博弈理論中的兩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演化均衡概念——演化穩定戰略均衡和隨機穩定均衡做了簡要的介紹，并對這兩個概念的聯系和區別做了進一步的分析。隨后，本文將演化均衡的概念同制度演化分析相聯系，著重指出了演化均衡概念對于制度演化分析的重要意義。本文在寫作過程中，曾與浙江大學經濟學院跨學科研究中心的梁捷進行討論，從中受益匪淺，在此謹致謝意。當然，文中的錯誤和疏漏之處，由作者本人負責。高啟杰水金　男，1938年生，博士，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研究員，1007A Framework for Institutional Excess Analysis
  LU Zhi-wang 1,LI Xiong-bin 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4,China;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069,China)張紅鳳　高歌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作者：國外理論動態京33～37F11理論經濟學張紅鳳/高歌20042004本文在對經典博弈論中的納什均衡概念進行批評性評論的基礎上，著重對演化博弈理論中的兩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演化均衡概念——演化穩定戰略均衡和隨機穩定均衡做了簡要的介紹，并對這兩個概念的聯系和區別做了進一步的分析。隨后，本文將演化均衡的概念同制度演化分析相聯系，著重指出了演化均衡概念對于制度演化分析的重要意義。本文在寫作過程中，曾與浙江大學經濟學院跨學科研究中心的梁捷進行討論，從中受益匪淺，在此謹致謝意。當然，文中的錯誤和疏漏之處，由作者本人負責。高啟杰

網載 2013-09-10 21: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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