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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以詩歌文化學的理論視角，評析當代詩人梁上泉主體意識形成過程的文化環境，可見故鄉北山鄉村文化的蘇區紅色文化啟蒙，并沒有促使其萌發詩歌主體意識。達城城市文化的國統區革命文化，以其精英文化形態及其師文化極化詩觀的具體影響，推動詩人開始詩美創造的實踐，表現出自覺的主體意識，從而完成詩人童年經驗的文化選擇。
　　關鍵詞　童年經驗的文化選擇　蘇區紅色文化　國統區革命文化　精英文化形態　文化極化
　　５０年代中期，梁上泉與聞捷、李瑛、公劉、白樺等１０余位活躍在祖國大西北、大西南的青年詩人一道，以其斐然的創作實績，形成當代詩壇令人矚目的“邊疆詩群”，詩人因此嶄露頭角，迄今為止，僅新詩集已出版２３部。通讀之，明顯感到詩人童年經驗文化選擇的存在。它直接影響著詩人題材選擇，詩美表現等方面的特點。童年經驗是指從兒童時期（現代心理學稱從出生到成熟這一時期為“兒童期”）的生活經歷中所獲得的體驗，既有原本的童年生活的記錄，還有活動主體對自身童年生活經歷的主觀心理感受和印象。［（１）］童年經驗的文化選擇屬于后者，是童年有關文化環境的印象流露出的選擇性，梁上泉童年經驗的文化選擇，是詩人創作中非自覺表現的，屬于學生時代有關文化環境積極影響的印象。
　　１９３１年６月，梁上泉出生于地處大巴山腹地，四川達縣北山鄉的一個農家。抗戰時期在家鄉念完２年私塾，４年小學，１９４５年以優異成績考入達縣城“通川中學”，１９４６年夏轉入“達縣縣立中學”（簡稱縣達中）后，師從李冰如先生習詩詞直到１９４９年底。城鄉文化環境自覺不自覺的轉換，是促成詩人主體意識形成的必要條件，其童年經驗的文化選擇沉潛于此。
　　　　一、北山鄉村文化：蘇區紅色文化的影響與轉型意義
　　１９３３年初川陜蘇區初步形成，到１９３５年４月紅軍撤離北上，暫短兩三年間，緊靠川陜蘇區中心梁上泉的家鄉，天地翻覆。先前封閉、靜態、灰暗的鄉村文化色調被迅速改換，代之以充滿翻身作主人的朝氣，昂揚、奮發、熱氣騰騰的民主革命場面，濃濃地浸透出紅艷艷的蘇區文化色彩。首先土地革命，封建制經濟迅速瓦解，地主豪紳等封建頑劣由頹喪走向沒落，勞苦人民抬頭走上歷史舞臺，成為人民政權的主人而精神振奮。其次紅色文化普及，川陜蘇區文化宣傳工作極有聲勢，主要有戲劇宣傳：話劇、歌舞、活報、舊形式新內容的川二簧……宣傳蘇區政府擴紅、分地等政策時事。特別是借用巴山民歌調的歌劇，老百姓特別喜愛，感情十分投入，場面大爆。又有不刻標語宣傳紅軍各部普遍沒有制作石刻標語的專業隊，利用一切可能鉆刻宣傳紅色政權的文字。數量龐大，遍布巴山，６０年后的今天仍能清晰辨認的有４０００余件之多。更有流行于蘇區的紅色歌謠，老百姓傳習它，又制作它，在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中，成為蘇區生活的真情表現，革命文化意識的真實寫照。蘇區紅色文化用此傳之久遠，在１９３５年紅軍撤離之后，國民黨“圍剿”的非常時期，仍得到巴山民眾自發完好的保護。３０年代末川陜邊天災人禍交織的艱難歲月里，民眾自覺保護與紅軍有關的文物。“口口相傳唱出許許多多感人肺腑的歌謠，以表達他們革命必勝的信念，堅韌不拔的意志。”［（２）］大巴山區成為保存蘇區紅色文化的寶庫。
　　國民黨統治時期，巴山農村地瘠民貧，交通閉塞，文化十分落后。一方面來自城市的文化沖擊波因此相對減弱，引起的反饋相應較小；另一方面，又因其沒有形成強勁的排他性傳統文化，而有較濃厚的移民開放性文化色彩（《通川志》云：巴山“土著絕少，而占籍于此者，率多陜西、湖廣、江西之客業”），使之容為接受外來文化，對于蘇區紅色文化極為敏感，反應迅速、強烈且保存影響久遠。梁上泉從記事起到高小畢業前１０余年間，沒有可能的經濟條件，也沒有機會遠離北山鄉。北山是一個典型的農村區域文化所在。梁家更在離北山鄉場１０里地的大山溝底。四面崇山峻嶺，遍布老林，只能步行出入鄉里。蘇區紅色文化是北山最早出現的自覺的農民文化形式。梁上泉小學階段以前的文化印象，滲透著蘇區紅色文化的鄉村文化影響，這成為其童年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念著童謠，度過無光的童年，幸好童謠就是光。”［（３）］蘇區紅色文化從內容到形式都有鮮明的人民性，強烈的革命功利性自然而然地將民眾的生存權、發展權及其他人生權利，與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發展經濟、普及教育明白無誤地統一在一起。千百年來，民眾被封建統治壓抑的文化主體意識因此得以蘇醒，極大地煥發出文化創造的沖天熱情。蘇區紅色文化最終以民眾自己心智制造的形式，得以永久地珍藏在民俗心態之內，口口相傳流布于民間文化活動之中。蘇區童謠即啟發梁上泉童蒙的重要民俗文化形式。但是應該明確的是，蘇區紅色文化與梁上泉第一次遠離家鄉１２０里，到達縣城念中學后大量接觸到的國統區革命文化是有明顯區別的。第一，區域文化空間不同。蘇區紅色文化是在巴山腹地，文化封閉的鄉村中誕生，發展與保存的，具有樸拙的鄉村文化形態。國統區革命文化卻在政治、經濟、文化相對發達，交通方便，信息靈通的城市傳播的，具有較為復雜的城市文化形態。第二，區域文化的層次有別。蘇區紅色文化為滿足幾乎是文盲的窮苦農民為主體的民眾需要，民俗文化品位是目標，成為一種特殊的大眾文化。個人影響是微不足道的，創造者與接受者均以群體為代表，并以群體共同文化需求為媒介，民間戲曲、曲藝、民間歌謠與標語石刻，成為川陜蘇區紅色文化傳播的有效形式即為證明。國統區革命文化的接受者，以市民、工商、學生及知識分子為主，文化品位較高，看重文化精英的個人創造，立足于革命文化統一戰線的建設。文化形式尤為講究。中共國統區革命文化活動的領導者與組織者多為著名知識分子，文化人（例如郭沫若），可見更具精英文化特點。第三，區域文化間的傳統繼承方式完全不同。蘇區紅色文化一般生存于國統區地方勢力的中間地帶，為了適應戰爭，常需轉移，具有一種橫向移植的跳躍性。川陜蘇區的紅色文化，即紅四方面軍從鄂豫皖蘇區搬遷而來，從老區到新區，紅色文化常常是在革命的激進行動鏟除鄉村舊文化代表（例如打掉有宣揚封建王權嫌疑的菩薩）之后開始傳播的，文化形式的制造性更多地表現在靈活運用當地民眾喜聞樂見的民間文化形式上。國統區革命文化因為城市文化現代文明的適應性，強調的是文化的歷史繼承，文化形式的制造性體現為精英文化的歷史銜接（如郭沫若的歷史劇）。所以，蘇區紅色文化與國統區軍部文化的基本區別，當是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的分野。理解這一點，梁上泉到達縣求學的文化轉型意義就有深刻認識的必要了。
　　蘇區的紅色歌謠，基本上是非城市化的，具有相對于城鎮和文化中心的民間藝術形態，與美國當代學者阿諾德、豪塞爾所說的民俗詩歌相類。他說“藝術社會學”認為，只有當階級和教育存在著差別，社會和精神上出現了貴族，才會有與受教育階層的藝術比較存在的民俗藝術（民俗詩歌即為一種類型），“象上層階級的藝術一樣，是一個社會等級，一個階級的藝術。”［（４）］并強調說：“當人們意識到自己是作為一個個體存在以前，或者把自己從其他人中區別開來，至少是試圖去區別以前，不可想象他們已經創作詩歌了。個性可以溶化在文化背景中，就象在民俗藝術中那樣，但它仍然是任何藝術活動的先決條件。”［（５）］因之，沒有一點藝術詩歌精英文化的歷史意識，完全沉溺于鄉村文化民俗詩歌的原初自然情景中，并不能自然培育出藝術詩歌來。藝術詩歌的個性要求和藝術制造的個人能力，必須依賴于精英文化的歷史傳統，相應的歷史文化意識及其能夠感同身受的現實文化環境。抗戰勝利的１９４５年，梁上泉從北山到達縣城念中學前后６年之久。每年間，因送學米（費）放寒暑假等因由，多次往返于鄉村文化和城市文化了了分明的兩個區域文化環境之間，巴山區域文化類型并非自覺的鮮明對照，進一步加深了文化閱歷一天天豐富，文化意識一天天自覺的梁上泉，對于前往達縣求學文化意識轉型意義的感性體悟。達縣之行，成為梁上泉童年經驗中獲取精英文化歷史傳統的關鍵。
　　　　二、達縣城市文化：國統區革命文化的精英文化形態
　　４０年代中后期，達城已給梁上泉文化意識轉型制造了必備的城市文化條件。就精英文化而言，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代表達縣悠久文化歷史的文人詩歌傳統。歷史上，達縣因其所處川東北特殊的地理位置，多為郡、州、府、縣等治所，是巴山地區的著名古城。文人詩歌傳統即從唐代大詩人元稹于唐憲宗和元十年至十三年（８１５－８１８）貶通州司馬時算起，綿延不絕直到當代已有１０００多年。有《嘎云詩稿》及其續編選錄達縣古今１０００多位詩作者１６２０余首舊體詩詞，可見達縣“今日詩風之一斑”。［（６）］本世紀以來，達縣一直是巴山地區的文化教育中心，公、私立各級學校遍布城區，地方報刊隨處可見。屬于精英文化傳統的舊體詩詞趣味，一直被視為傳統的雅文化時尚，詩詞制作在學校老師示范提倡指導下，蔚然成風，并與時代、社會、民族現實息息相關，中國詩歌傳統一脈相承的現實主義精神充溢其間，達城文人詩歌所體現的精英文化的歷史傳統于此可見。
　　（二）以有識之士、文人墨客和青年學生為主體，依托各類學校教育開展活動的達城國統區革命文化傳統。民國時期是中國社會劇烈變動時期，也是新舊文化反復較量，尖銳斗爭的時期，達縣國統區革命文化活動亦有此特點，而逐漸形成傳統。１９１９年“五、四”運動爆發次月，達縣中即組織了“讀書會”，閱讀《新青年》，成為達城新文化思潮的濫觴。２０年代達縣地方黨組織成立后，達縣新文化運動與黨領導的政治斗爭因現實需要而結合起來。政治斗爭往往以文化斗爭的形式出現。到建國前夕形成三次高潮迭起的階段：其一，２０年代到３０年代初，在學校集中表現為進步師生反國家主義派的斗爭，出現大批以研究宣傳馬列、傳播革命思想為宗旨的進步社團；其二，抗戰時期，以抗日救亡為主題的大眾文化活動空前繁榮，話劇演出與音樂、詩歌朗誦活動最有影響；其三，解放戰爭時期，緊扣“和平”、“民主”的時代主題，揭露和抨擊國民黨統治的黑暗、期望，謳歌人民解放和新社會的到來。這個時期國民黨采取“戰亂建國”的高壓政策，特務密探嚴密監視和限制民眾的思想、言行，黨的地下組織連遭破壞，很多黨員被迫離開達城，但達城革命文化傳統已形成，因為斗爭手段靈活而更加發展。梁上泉正是這個時期考入達城念中學的，在師友的引導下很快投身到革命文化的洪流中去。
　　與北山鄉比較，梁上泉很快發現達城全然不同的城市文化特點。首先是文教發達，學校密集，師生人數相當可觀。這直接影響著達城的區域文化形態，因為知識分子與知識青年是精英文化自覺的接收者，主要的創造者，又是其得力的傳播者。加之抗戰時期從淪陷區有大批文化人流亡于此地，他們中很多人操作種種方言在學校任教，戰爭使達城成為中國城市現代文化信息交流最迅速的地方之一。其次是文化活動多運用新文藝形式，而不是單純的民間文藝。１９４５年底，達城舉辦的獨唱音樂會，唱片欣賞會，重慶中華歌劇團公演《雷雨》及西洋歌劇，都給梁上泉極深的印象。而學校師生秘密閱讀新文化進步書刊的濃厚風氣，使梁上泉受益菲淺。當時蘇聯及中國現代進步作家的作品與社會名流的時文（諸如發表在《憲政》、《中華論壇》、《民主》、《民主星期刊》、《世界知識》等刊物論及時事政治類的文章），使達城的莘莘學子真正領略到現代文明的內涵。總之，梁上泉最先感受到的達城城市文化環境的特點，正是達城國統區革命文化的基本存在方式。這是北山鄉的封閉文化環境中不可能見到的。
　　當然應該說明的是，由上文粗略的分析可見達城國統區革命文化形態因為時代關系，表現出相應的復雜性。２０年代的作為與封建舊文化尖銳對立的“五、四”時期的新文化思潮，沒有單一集中的政治色彩，而以后的發展則與黨的政治斗爭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其中于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５年，紅軍兩次解放達城，蘇區紅色文化一度成為達城革命文化的主要內容。而抗戰時期，達城革命文化活動致力于“國防文學”這種大眾文化的宣傳。凡此種種，其實并未改變達城國統區革命文化主體所具有的精英文化形態。理論界一般認為，“精英文化是專業人員所創造的文化成品。”［（７）］（反之，相對而言，則屬于大眾文化。）這個界定如果不是狹義地去把“專業人員”限定為專門家的話，可能更符合文化理論的現實需要。也就是說，凡受專業訓練，掌握專業知識，具有專業修養的人（當然包括專門家）所創造的文化成品即屬于精英文化。因此，文化成品創造者的專業意識存在與否，應是判斷文化成品是否屬于精英文化形態的最重要的條件之一。這是文化成品賴以存在的前提，文化成品作為客體是后于文化成品的創造主體而存在的。另外，文化成品與文化形態是兩個外延雖有交叉，但內涵根本不同的概念。文化成品一般具有可以具體實在感知的物質特征，如故事，可以言說，語言成為它的物質形式；可以櫻萆書，可視的文字符號賦之以形。換言之，文化成品是已成的文化（專業）意識的物質傳達。文化形態則不局限于此。它涵括了創造主體的精神意識，創造主體精神意識已成的物質傳達。還包括創造主體及其創造成品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因此，文化形態實際上是文化精神與文化物質（即文化成品）兩極構成系統的抽象概括。在概念使用上，當與文化成品對應時，偏重于文化精神的內涵。所謂國統區革命文化的精英文化形態，即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的概念，具體說，國統區革命文化的精英文化形態是指與知識分子有關的革命文化行為。而達城革命文化史料所載每一個歷史時期革命文化活動的組織者，無一不是達城著名知識分子。［（８）］如第一個時期創辦“明達公學”，學生時代即被贊賞為“有范仲淹之風，以天上為己任的思想”的陳慕勤”；第二個時期有高深音樂修養，熟諳裴多芬樂章，莫札特樂曲，中國古典音樂亦有研究，畢生致力于音樂社會化的教育家王抒情；第三個時期，達城社會賢達，著名詩人，縣達中教師李冰如等等。因此，達城革命文化所具城市文化的精英文化形態是明確的。
　　　　三、“平民化詩人”李冰如的影響與文化極化定型
　　“文化極化”［（９）］是一種非局限于階級斗爭歷史，鑒別文化事實，普遍觀照文化史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雙向交流規律的文化理論。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不是只有對立而無統一，互不相干的文化兩極。例如詩歌，從其文體規范，審美特征以及在各時代藝術文化系統中的地位來看，整體的詩歌藝術屬于精英文化形態。“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新詩的語言革命推動著中國詩歌藝術的“平民化”，另一方面，詩人們又成功地用詩美形式吸收、純化大眾文化的若干質素。如《王貴與李香香》的“信天游”形式，詩歌文化在兩極間雙向交流是清楚存在的。國統區革命文化的精英文化形態，其文化極化特征依然明顯：精英文化的文化精神與大眾文化的文化物質（文化成品），成對立交流的兩極。如國統區革命詩歌，整體而言屬于精英文化形態，因為現實斗爭的需要，不同程度的藝術大眾化走向，在詩歌作品中表現出來，諸如語言表達的通俗化努力，少用典，或不用典，口語化等等；詩情提煉的平民化，諸如順應或導引民眾“大我”的感情傾向，符合時代、社會、人民進步要求的道德倫理，是非觀念，善惡評判與行為準則。但詩歌藝術，就是詩歌藝術，作為詩歌文化成品創造者的詩人，其主體意識深深保留著文人墨客的文字趣味，層次分明的詩藝標準，活躍著幾千年來中國詩歌藝術長盛不衰的現實主義文化精神。文化精神與文化成品在對立中尋求協調，在適應時代、社會、人民的選擇中相互交流，不斷地呈現出國統區革命詩歌新的精英文化形態。從蔣光慈、般夫、中國詩歌會詩群、田間……到馬凡陀的詩歌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４０年代中后期，達城國統區革命文化的文化極化現象，在一個地方著名詩人那兒鮮明地表現出來，并給梁上泉童年經驗文化選擇決定影響的，是縣達中國文老師李冰如。李冰如對梁上泉來說，是精英文化的直接現實，既體現著達城千余年來的文人詩歌傳統，又是國統區革命文化的現實創造者。可以說，梁上泉詩美創造主體意識的自覺及其詩美藝術實踐精英文化形態的文化極化定型，都是在李先生示范下完成的。１９５０年李冰如將自己“五四”以來創作的新詩編為《芳澤集》，其“序”云：“白居易說：‘詩合為事而作’我詩亦多為事而作，芳與澤其為事的好壞兩面，而美刺由此可見……亦可借此表現我詩的思想性和藝術未能達到純粹融合云。”此序正是李冰如，“平民化詩人的”主張，所具文化極化特點的最好注腳。首先，此語中心詞在詩人。李冰如的人生最高理想是作一個傳統文人型的詩人，而非一般文化素養的平民百姓，文化主體意識的鮮明個性表現得活脫脫的。他認定詩文可與日月同在，是個人主體意識的最高表現，因而告誡學生創作的價值：“文藝足千秋”（《南鄉事·贈達中壁報冠軍》句，１９４５），這自然是曹丕名言“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典論、論文》）的翻版。其次，“平民化的詩人”含有李冰如對作為詩人的自己與人民關系的明確嚴格的規范要求：平民化，即“多站在民眾立場，為民眾說話”（《記者節贈言》“跋”，１９４１）。他為自編舊體詩詞集《腐草》寫序明志：身如腐草，化為螢火，驅散黑暗，帶來光明。第三“平民化的詩人”也是李冰如對自己詩風的基本要求，他常說“寫詩貴在表達思想感情，應效白居易‘老嫗能解’的大眾化詩風。”（《澄翠樓詩話》）
　　艱苦嚴格的詩藝探索，古雅傳統的筆墨趣味與直陳世事，為民請命，鞭抽丑惡、揮斥方遒的創作實踐，對立而又和諧地統一在一起，使李冰如成為一位主體意識與行為實踐均體現文化極化特征的典范進步詩人。中學時期的梁上泉一度視李冰如為偶象，轉學縣達中后即在其指導下作舊體詩詞，一部《白香詞譜》幾乎翻爛，音韻平仄頗多講究。在此基礎上李先生又啟發其寫自己熟悉的事物，真有所感的東西，習作漸漸不同以往。如《長相思·細農雨耕》）　
　　“雨蒙蒙，霧蒙蒙，布谷高啼嶺樹中，催耕向老農。水溶深，血溶溶，憑染田疇片片紅，苦犁多是空！”
　　詩藝入門之時，李先生主張“將電的作用推揚出去，產生更多的社會影響”（《澄翠樓詩話》）［（１０）］，使詩美藝術實踐與參與現實斗爭齊頭并進。于是１９４６年秋，師生二人與另一位同學詩友聯合創辦壁報《三友》，以詩配畫的通俗形式參與現實文化斗爭。１９４８年因現實情況需要，《三友》與另一壁報合并，更名《秋星》，以犀利、潑辣的詩文抨擊時事。這期間成為梁上泉早期舊體詩詞創作的高峰時期，到建國前為止，散佚其他詩稿不可確計，唯舊體詩詞留存１５０余首。［（１１）］同年１２月李冰如先生選錄《獵情》等６首推薦給上海《現代農民》［（１２）］發表，成為梁上泉早年詩詞的代表作，時年１６歲。大山其中《秋雨雜感》七絕三首可見梁上泉受李冰如影響，具有文化極化詩美實踐的特點：

連天風雨不勝寒，　　　　　　　　摧得園中草木殘；遙憶北山窮谷里，　　　　　　　　貧農個個尚衣單！寒風簫颯雨凄凄，　　　　　　　　遙和無邊戰馬嘶；愁殺征夫驚殺夢，　　　　　　　　淚痕多應在秋閨！連日荒園值雨秋，　　　　　　　　美人蕉下不勝愁；青年多為紅妝惜，　　　　　　　　對影難逢花月幽！

　　綜上所述，梁上泉童年經驗的文化選擇以主體意識（詩美制造的自覺意識）形成過程來看，表現在三個方面：北山鄉村文化的蘇區紅色文化，達城城市文化的國統區革命文化，和李冰如文化極化詩觀的具體影響。
　　注釋：
　　（１）參閱童慶炳：《作家的童年經驗及其對創作的影響》《文學評論》１９９３，４。
　　（２）傅鐘：《川陜蘇區紅色歌謠選·序》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
　　（３）梁上泉：散文詩集《獻給母親的石竹花》成都出版社。
　　（４）（５）［美］阿諾德·豪塞爾：《藝術史的哲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２８２，２８３頁。
　　（６）賈之惠主編：《戛云詩稿·序》。
　　（７）（９）葉潮：《詩歌與文化極化》江陵師專學報　１９９０，４。
　　（８）參閱：《四川省達縣地區革命文化史料匯編》。
　　（１０）蒲心成：《澄翠樓詩話》載《訣竅何在》科技出版社重慶分社。
　　（１１）參閱拙作：《梁上泉革命詩詞文化傳統的繼承》。
　　（１２）第１１卷第１２期　１９４９，１。
　　　　　　　　（作者單位：四川重慶教育學院中文系　責任編輯：高杰）
　　［＊］本文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０日收到
　　
　　
　　
延安大學學報（社科版）082-08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趙心憲19951995 作者：延安大學學報（社科版）082-08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趙心憲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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