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詠史詩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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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詠史詩是中國古代詩體中較有特色的一種,朱自清先生曾將之歸為比體詩。他說:“后世的比體詩可以說有四大類,詠史、游仙、艷情、詠物。”(《詩言志辨》)這四類詩當然都是托諸他物以言情,非徑情直語者。但若細分起來,他們又有層次與程度的不同。就詠史詩而言,有的只是吟詠本事,有的重在發論,而只有意含寄托的作品,才說得上是真正的比體詩。這類作品,在處理史實、運用史料方面,在史體與詩體的取舍上,表現出逐步由史體向詩體過渡的趨向,也體現出古代詩學觀念逐步成熟的路向。
   一、詠史辨體
  上面說過,并非所有的詠史詩都屬比體,而只有蘊含寄托的詠史詩才是真正的比體詩。那么,在詠史詩中哪些或哪類作品才是有寄托的呢?這就需要辨別。
  關于詠史詩的體制,前人已有多種分類。我們這里所關注的,是詩人對歷史的切入點和對史實史料的運用,從這個角度入手,可以分辨出何種形式的詠史詩才是有寄托的比體詩。
  我們通過對歷代詠史詩的排比甄別,發現其運用史實史料的形式大致有以下三類:
  一是以詩體傳述歷史,詩人對史實史料的采用多為一人一事,除對歷史人物與史實作一般吟詠外,對史實之外的東西沒有更多的議論和寄托。我們姑且把這類作品稱之為傳體詠史。比較典型的是《文選》所錄盧子諒的《覽古》一詩: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秦人來求市,厥價徒空言。與之將見賣,
  不與恐致患。簡才備行李,圖令國命全。藺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
  奉辭馳出境,伏軾徑入關。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揮袂睨金柱,
  身玉要俱捐。連城既偽往,荊玉亦真還。爰在澠池會,二主克交歡。……
  這首詩吟詠藺相如澠池之會完璧歸趙的故實。從詩中看,盧諶除了以詩句較為完整地記錄藺相如澠池之行,稱其美德外,無其他托意。《文選》中另錄有張協《詠史》一首,形式也與此相類。盧張二人的詠史,反映了作者對史實史料的依賴,詩人除了對史料的熔裁取舍外,尚不能從一般的敘述歷史進入到對史料不即不離的運用,是典型的“以史為詩”。這一類作品,我們很難將其視為比體詩,充其量可以說它是詩體的歷史。清何義門曾視盧張的傳體詠史為正體,他說:“詠史詩不過美其事而詠嘆之,yǐn@①括本傳,不加藻飾,此正體也。太沖多攄胸臆,乃又其變。”[1]正變之說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向有軒輊高低之意,如漢儒以風雅正變說《詩》即是如此。但何義門此處以正變說張左二人,卻未必有軒輊之意。所謂詠史詩乃yǐn@①括本傳,不加藻飾,是指從班固以來的詠史傳統而言,以先起者為正,繼起者為變,歷史上也有其例。何義門說張盧為正,即自有詠史以來,yǐn@①括本傳,美其事而詠嘆之的寫法是詠史詩的傳統寫法,而到左思,這種寫法發生了變化,是為何義門的正變之說。當然,象盧張二人的傳體詠史詩的寫法,在同時及其后的詠史詩中依然存在,只不過其他類型的詠史出現之后,更受人歡迎,傳體詠史反不為人重視。
  二是論體詠史詩。它比傳體詠史有兩個顯著的變化,一是對史實史料的采用不一定限于一人一事,有的開始錯綜歷史人物和事件;二是在對史實的敘述中摻入了作者強烈的主觀判斷。這一類作品自左思以后非常多見,我們以左思的《詠史》其七為例: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樵采,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業,
  歸來翳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
  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英雄有zhūn@②zhān@③,由來
  自古昔。但世無奇才?
  遺之在草澤。
  在這首詩中,作者吟詠了四賢——主父偃、朱買臣、陳平、司馬相如,采寫的對象已不止于一人一事,而是錯綜人事,混成一體。其二,作者處理史料也不再象盧張詠史的單純敘史,而是史為己用,雜以議論,成為史論合一的體制。
  第三類才是蘊含寄托的詠史詩,我們稱之為比體詠史詩。其發端亦源自左思《詠史》,但至唐代以后才大量出現,這是在論體詠史的基礎上詠史詩的新發展。這類詩一個很突出的特點是“攪碎古今,入其興會”(王夫之語),詩人對史實史料的擷取,不再刻意求其實,也不著意于作一般的敘述,也不是借助史料作直露的渲泄,而是對史實取其一點,融入情景的描繪,令人生成篇終接混茫的藝術感受。這類詠史詩對史料的采用是蜻蜓點水式的,有時甚至如鏡花水月,不粘著,不拘泥。其中成就較高者如李商隱,他的《隋宮》一詩堪稱典范:
  紫泉宮殿鎖煙霞,欲取蕪城作帝家。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
  于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地下若逢陳后主,豈宜重問《后庭花》?
  詩中混用隋煬帝欲另取蕪城作帝都、又欲從揚州南游會稽、以及在東都景華宮征求螢火蟲數斛以光照山谷、并開河植柳等故實,以諷刺煬帝貪圖享樂,昏頑不明的品行。篇末點出陳后主、后庭花,與隋煬帝作比,更使人聯想到唐末社會現實,寓意深遠,頗有托意。詩中對若干引用的故實,并不作細密的鋪敘刻劃,而是點到即止,使讀者自悟。這種處理史實的手法,有異于上述兩種詠史詩較為單一的視角,較為質實的鋪敘,而是融史實、情景、意緒于一體,包容性更強,意蘊更豐富,應是詠史詩的至高境界。
  從上述三種體制的詠史詩來看,并非所有的詠史詩都屬比體。象傳體詠史,徒詠一人一事;論體詠史,體制如同史贊,均更近于史體,與詩的特質尚有不小的距離。只有立足于史料,又不依賴于史料,融通于古今、飛躍時空限制,在史料中寓有個人意緒情操的詠史詩,才是比體詠史。而這類作品,往往寓含寄托,是我們考察的重點。
   二、寄托與詠史
  詠 史詩的寄托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不易考辨,搞不好就會流于穿鑿。其實,寄托應是一個較為寬泛的概念,錢鐘書先生所謂:“詩中所未嘗言,別取事物,湊泊以合,所謂‘言在于此,意在于彼’。”[2]即可謂之有寄托。也就是說,詠史詩中,所言為舊事,所托為今事,所寓有己意者,均可謂之有寄托。至于所寄托的今事,有可資考索的,當然可以依據一定的史實發抉深衷,有些不一定有具體所指的,倒不一定坐實,否則就會流于穿鑿。
  以此為準則,就會發現有寄托的作品在詠史詩中占有較大的比重。詠史詩的發端很早,《詩經》大雅及楚辭中已初露端倪,至班固《詠史》正式立體,其間已經歷了相當長時期的孕育發展,但詠史詩一直未能擺脫用詩句對歷史故實的一般吟詠,甚至是在魏晉時期,單純的詠史依然是詠史詩的主流。無論是詠一人一事,還是錯綜人事,都是圍繞著史實而不越雷池半步。改變這一情形的應是左思,他的《詠史》八首,雖然其中仍有一些作品是單純的詠史,但已經有個別篇章開始突破這種限制,或以發論,或以寓意,具備了寄托的基本條件。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他的《郁郁澗底松》,何義門《義門讀書記》說:“左太沖《詠史》,‘郁郁’首,良圖莫聘,職由困于資地,托前代以自鳴所不平也。”[3]《郁郁澗底松》一詩,為大家所熟知,茲不引述,那是一首借先漢史實以抨擊門閥制度、寄托牢騷的作品。除何義門指出左思詠史詩的寄托特征外,沈德潛也說:“太沖詠史,不必專詠一人,專詠一事,詠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見,此千秋絕唱也。后惟明遠,太白能之。”[4]也指出左思詠史的根本性轉變在于他的詠史詩是詠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見,亦即有寄托。左思之外,東晉也只有陶淵明的詠史能擺脫對史料的依附,出史入詩,繼左思之后,將詠史詩帶入一個新的境界。沈德潛《說詩zuì@③語》指出:“陶公以名臣之后,際易代之時,欲言難言,時時寄托,不獨《詠荊軻》一章也。”以往人們論陶詩,多言其田園詩,且以恬淡的風格目之。其實從朱熹以來,就有不少詩論家看到陶詩金剛怒目與寄托的一面,只不過其光芒被田園詩所籠罩罷了。象他的《讀〈山海經〉》、《詠荊軻》二詩,藉精衛、刑天以明補天濟世之志,借荊軻以抒發壯志未酬之憤,不只是吟詠史實而已。所以明王圻《稗史》云:“《詠荊軻》一篇,蓋藉之以發孤憤耳。故朱子謂此篇始露本象。”[5]都指出了陶詩是在借詠古人而實發自己的孤憤,非徒詠史實者。應該說,中國古代詠史詩是經過了左思、陶淵明之后,才出現了一個新境界,而這個新境界的標志就是對史料不再尺尺而寸寸之,能夠“托前代而自鳴其不平”,在吟詠故實中寄托詩人的情志意緒。自左陶以后,以史言志寄托的作品逐漸多了起來,尤其是唐代,是詠史詩最為繁盛的時期,寄托一體也為不少詩人所習用,出現了大量的寓有寄托的詠史懷古詩。此后宋元之際,明清之際,時值國破家亡,以史寄托的作品也應運而生,成為與詠物、艷情等類別的作品并駕齊驅的比體詩,豐富了古代以比興為特征的寄托傳統。
  在中國古代詩歌創作中,詩人的寄托一般借助于詠物、詠史、艷情、游仙等幾條路徑。詩人的懷才不遇,牢騷不平;傷時念亂,家愁國恨;身在江湖,心存魏闕,凡斯種種,均可通過美人香草,深閨夢里,隱逸游仙,人神道殊等形式予以寄托。但如果說到與現實政治和仕途經濟最易發生關聯的,還屬詠史最為便當。所以但凡個人遭際的不幸,政治的隆污治亂,國勢的興衰存亡,作者往往喜歡從過往的歷史中尋覓借鏡,在歷史的唱嘆中得到共鳴,而較少采取香草美人、閨帷兒女的手法。
  詩人通過詠史的形式寄托情志,一般都是“意在筆先”,作者先有了某種感觸,或因為有難言之隱,不便明說;或是對現實有感,需借助史料而觸類引伸,總之,詩人的深曲隱衷,不得明言的,始托之于詠史。詠史詩中的寄托,一般出于下列三種情形:一是作者個人遭遇挫折,仕途不利,有志難伸,故借前代史實以自慰自寬、或抒發憤懣;二是當社會鼎革,民族危難之際,以史寄寓興亡之慨;三是對社會政治機制不滿,借歷史故實以暗寓己見。這三種情形,在沈德潛的《說詩zuì@④語》中有較清晰的表述:
  詩貴寄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李太白……《經下邳圮橋》,本懷子房,而意實自寓。《遠別離》,本詠英、皇,而借以咎肅宗之不振,李輔國之擅權。杜少陵《玉華宮》云:‘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傷唐亂也。……他若諷貴妃之釀亂,則憶王母于宮中。刺花敬定之僭竊,則想新曲于天上。凡斯托旨,往往有之,但不如《三百篇》有小序可稽,在讀者以意逆之耳。
  沈德潛所列舉的三首詩,一為李白的《經下邳圮橋》,詩中明詠張良事,實以張良自比,詩中世無英雄之嘆,當是作者自寓。《遠別離》一詩詠舜之二妃女英、娥皇,間中透露出對朝綱不振的隱憂,是作者政治態度的表露。杜甫《玉華宮》通過對玉華宮興衰的吟詠,影射安史之亂所帶來的創傷,寄寓傷亂憂老之意。這三首詩在通過詠史寄寓作者的內在情志上有某種代表性,一為傷己之不遇;一為對社會政治運作的憂慮;一為寄寓國勢興亡之慨。這三個方面,也是詠史詩中最為常見的寄托內容。當然,這三方面的內容也存在于其他的比體詩中,如感懷不遇在詠物、艷情詩中通過香草美人的手法也有表現,另外兩類雖然數量以詠史為多,但在其它比體詩中也不能說就沒有,只是數量多少罷了。但我們所關心的是詠史詩中的這類寄托往往攪碎古今,突破時空,在對史料的吟詠唱嘆之中寄托“神理”,具有更濃郁的歷史感,風格凝重深厚,是其他比體詩的寄托所不及的。下面我們看詠史詩的作者是如何分解、運用史料,使之與作者的主觀意緒相融合,體現寄托內容的。
  古人寫詩,個人的窮通隱達、仕途利鈍,是一個永恒的主題。從屈宋開始,這一主題便綿延不絕。在詠史詩中,通過對史實的吟詠托寄不遇也是一個常見的現象。早期的作品以左思的《郁郁澗底松》為其濫觴,這首詠史詩的前半部是兩種物象的對比:一是“澗底松”,喻有才能的庶族;一是“山上苗”,喻無能的士族;通過對比,說明無能的士族由于門閥制度的庇佑反而在社會地位上優于有能的庶族。詩的前半段史實尚未介入,后半部才相繼引入金日dī@⑤、張湯、馮唐等歷史人物予以對比,說明由古至今才智之士的不幸,寄托自己倍受壓抑,有志難伸的憤懣。從左思的這首有代表性的作品來看,詩人對史實的處理還比較生硬,史料與興寄還處于一種明而未融的狀態,反映了早期詠史詩在運用寄托的技巧上還比較稚嫩。寄托一法到了唐人手里,開始擺脫生硬稚嫩的手法,進入到一個運用自如,興寄無端的境界。我們試舉一例加以說明:
  南登碣石館,遙望黃金臺。丘陵盡喬木,昭王安在哉?霸圖今已矣,驅馬復歸來。
   ——陳子昂《燕昭王》
  這首詩吟詠戰國時燕昭王招納賢才的故事,初看不一定覺得其中有何托寄,因為全詩渾然如一,沒有明確的議論和主張。但熟悉燕昭王筑黃金臺招納天下賢才這一故實的人,聯系到陳子昂當時在建安郡王處頗不得意的處境,自然會捕捉到詩中的托意。詩的前四句在時光流逝的惋惜之中感嘆燕昭王的不在,后兩句訴說自己霸圖難現的失意,古與今的碰撞,才智之士的不同遭際,詩人無可奈何的唱嘆,如一層輕霧漸漸彌漫開來,使人興寄無端。在這里我們可以進行兩種比較,一是與傳體詠史相比,這首詩并不專意于對歷史的鋪敘陳述,而是在對人物、地點的蜻蜓點水般的輕描淡寫之后,將視野拉到今天的“霸圖”,由燕昭王的黃金臺,到作者自身的霸圖,其中的時空距離及內在聯系,則要讀者通過知人論世,以意逆之。所以,詠史詩的寄托往往是古代的史料,當代的現實,作者的身世,讀者的知人論世四者合一的產物,是多種因素的復合體,它比傳體詠史和論體詠史能提供給讀者更多的東西。二是與詠物詩的寄托相比,詠史詩的托意是通過對歷史的品味之后才得以實現的,因此它的內涵要比詠物詩的寄托豐厚,涉及的時空也要廣泛。但在詩的意境及風格的表現上,詠物詩的寄托會更擅勝場。
  有關社會政治的隆污治亂,家國的興亡寄慨也是一樣,詠史詩的作者對史料的運用,注重與作者所要諷諭的現實之間的關聯性和生發性,他不在意史料的大小或多少,重要的是使讀者對詩中的史料能夠觸類旁通,引而申之。如李商隱的《齊宮詞》:
  永壽兵來夜不扃,金蓮無復印中庭。梁臺歌管三更罷,猶自風搖九子鈴。
  這二十八個字寫南齊的覆亡與梁的立國。鈴為齊朝舊物,新主入朝,猶自風搖舊鈴,暗喻風物依舊,卻山河改色,寄托作者對國事的隱憂。李商隱生當唐末,國勢衰頹,故其詩中每每流露出“江山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意緒。這首詠史詩借南齊易代之事,分明影射唐末現實,具有極強的關聯性和生發性,容易引起讀者的聯想。在史料的選用上,只是擷取了金蓮、梁臺、歌管、風鈴等細物,不直接敘述歷史,而歷史的變遷卻歷歷在目。這種用歷史舊物以寄慨的寫法在詠史詩中并不少見,象李賀的《金銅仙人辭漢歌》、陳子龍的《潼關》、吳西亭的《江行》等均不以敘史為手段,而是選取若干個物象以暗示時空的變化,這種寫法是詠史詩中用以寄慨的常見手段。
  總之,詠史詩的寄托作為中國古代比體詩中的一格,在古代詩體中具有獨特的韻味。它徘徊于史實與詩體之間,采用歷史的材料,又游離于歷史的本體,在穿越古今時限的吟詠之中,生成無限感慨,成為詠史詩中藝術成就最高的一類。
   三、詩評家眼中的詠史詩與寄托
  詠史詩在古代詩評家那里,一直是個十分尷尬的角色。起初,詩評家并不注意它,盡管詠史詩的起源很早,在唐代又達到了很高的境界,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為后世所不及,但直到宋元時期還沒有多少人對它留意過,即便一些詩評家論述到一些詠史詩及其作者,但并沒有將之視為一種獨立的詩體。在宋人的一些詩話總集中,也沒有給它留有位置,甚至在《詩話總龜》前后兩集100卷五十多個門類中,也沒有詠史的名份,而其他諸如詠物、言情、神仙之類,都赫然在榜。宋代的其它兩種詩話總集如《詩人玉屑》、《苕溪漁隱叢話》中也沒有詠史詩的位置。這一情形說明,詠史詩在當時的詩評家的視野里,尚不入流。大約是到了明代以后,人們才開始注意詠史詩以及詠史詩中史與詩的關系,談論詠史詩的也開始多了起來。
  從目前所能見到的資料來看,詩評家從開始對詠史詩評頭論足以來,多數人對詠史詩的要求竟是讓詠史詩游離于歷史,而非靠近歷史。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詠史詩本來是以史為詠,史料是詠史詩必不可少的素材,在史料的基礎上對史實加以敘述詠嘆,應是詠史詩本色當行的東西,這從前引何義門的話中表述得很清楚。但何義門之外的其它多數詩評家卻并不以此為然,他們往往對以史為詠的傳體詠史或論體詠史評價很低,而對相對游離于歷史的比體詠史詩,亦即有寄托的詠史詩則評價很高。
  茲摘引幾段有代表性的言論以見一斑:
  古人詠史,但敘事而不出己意,則史也,非詩也;出己意,發議論,而斧鑿錚錚,又落宋人之病。……用意隱然,最為得體。[6]這是清人吳修齡的一段話,文中所說但敘事而不出己意的作品,是傳體詠史,對這一類詠史詩,吳修齡認為那只是歷史,而非詩體,對它持否定態度;而出己意,發議論的詠史詩,又認為它落入宋人好議論的毛病;只有用意隱然的詠史詩,才是吳氏所欣賞的,而這一類用意隱然的作品,雖然不一定都是有寄托的,但有寄托的作品則多數是用意隱然的。所以吳修齡的價值觀,是以有寄托的詠史詩為最得體的。
  再看清人方熏如何論說:
  詠史詩今人皆雜議論,前人多有案無斷之作,其諷刺勸(筆者按:原文如此,疑脫一字。)意在言外,讀者自得之耳。[7]雖然文中沒有明說寄托,但有案無斷,諷刺勸戒,意在言外一類的作品,顯然指的是有寄托的比體詠史詩,其審美取向與吳修齡并無二致。
  下面兩人所論也不出此路:
  詠史不必專詠一人,專詠一事,己有懷抱,借古人事以抒寫之,斯為千秋絕唱。后人粘著一事,明白斷案,此史論,非詩格也。[8]對專詠一人一事的傳體與明白斷案的論體均有非議。
  凡懷古詩,須上下千古,包羅渾含,出新奇以正大之域,融議論于神韻之中,則氣韻雄壯,情文相生,有我有人,意不竭而識自見,始非史論一派。[9]
  對議論雖不一概反對,但又要求意不竭而識自見,與史論一派固自不同。
  由上述引文可以看出,古代的詩評家對詠史詩的要求是要游離于史實,遠離于議論。雖為詠史,但要避免史法,要用詩體的特性去處理史料。詠史詩的三體之中,以傳體最貼近史實,其陳述鋪敘的形式也最近于史法;論體雖然是借古喻今,融入議論,但在史料的運用及形式的敘述方面,有類于史論;而只有比體詠史詩,雖借助于史實,卻與史實處于不即不離的狀態,在藝術上更接近于詩的特質。古代詩評家在對這三種詠史詩的取舍之中,顯然更傾向于后者,更推重這種相對游離于史實,寓含寄托的詠史詩。
  應該說古代詩論家對詠史詩的體會和要求是符合詠史詩的實際狀況的。詠史詩中的寄托一體,體現了詠史詩由早期的單純詠史向詩本體的回歸,是詠史詩審美價值的所在。早期的詠史詩從班固詠緹縈開始,只是對某一歷史人物和某一歷史事件的吟誦;其后魏杜摯的《贈左丘儉》錯綜人事,由一人一事轉向數人數事,但依然是對歷史的詩語敘述,更近于史而遠于詩;只有到了“托古事而自鳴其不平者”的寄托之體的出現,才使詠史詩擺脫了對史料的過分依賴,游離于歷史,又不完全脫離于歷史,尤其是貫穿古今,超越時空,在古今唱嘆之中寓托要眇之思,使得詠史詩能夠“詠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見”,充分發揮了詠史詩的審美功能,這是無論傳體詠史還是論體詠史都無可比擬的。從各類比體詩來看,詠史詩以其深厚凝重的歷史感和對社會人生的積極關注,在詠物、艷情、游仙諸種寄托類的作品中獨樹一幟,也是不容忽視的。
  因此,詠史詩在其不斷創作發展過程中,逐步成熟起來,它從開始的寄生于史料,依附于史料,漸漸過渡到游離于史料,使史料成為作者寄托情志的工具。這是中國古代詩藝成熟的標志,也是詠史詩由史學的附庸向詩學回歸的標志,惟其如此,我們才能準確地認識寄托在詠史詩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和定位,這也是我們研究詠史詩的寄托問題的價值所在。
  注:
  [1] 《義門讀書記》卷46,張景陽詠史詩條,中華書局1987年版。
  [2] 見錢鐘書《管錐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一冊第108頁。
  [3] 《義門讀書記》卷46,左思詠史詩條,中華書局1987年版。
  [4] 《古詩源》,卷七,中華書局1984年版。
  [5] 陶澍:《靖節先生集注》,轉引自《陶淵明研究資料匯編》,中華書局1962年版,上冊第168頁。
  [6] 吳修齡:《圍爐詩話》卷三,見《清詩話續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7] 方熏:《山靜居詩話》,見《清詩話》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8] 昌春榮:《葚原詩說》卷二,見《清詩話續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9]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三,見《清詩話續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隱下加木
   @②原字為辶加屯
   @③原字為辶加(顫左)
   @④原字為日右加卒
   @⑤原字為石右加單
  
  
  
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廣州86-93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孫立19971997詠史詩 傳體詠史 論體詠史 比體詠史 詠史詩與寄托 游離史料 攪碎古今本文所涉及的詠史詩是廣義的詠史詩,包括懷古詩在內。 On the Suggestive Meaning of Poems   Composed on Historical Fact(Sun Li)  ADDording to the approach to history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facts and data,the poetry com-posed on historical fact can be divided intothree types: 1.biographical poetry; 2. commentary poetry; 3.analogous poetry.Only those works with suggestive meaning are classified asanalogous poetry composed on historical fact.The suggestivemeaning is achieved only when the poet keeps away from histor-ical data and makes them his tools to convey his feelings. As far as aesthetic value is concerned,poems composed on histor- ical fact with suggestive meaning are better than the othertwo types of poetry, and highly appreciated by critics.中山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 副教授 廣州 510275 孫立 作者: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廣州86-93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孫立19971997詠史詩 傳體詠史 論體詠史 比體詠史 詠史詩與寄托 游離史料 攪碎古今本文所涉及的詠史詩是廣義的詠史詩,包括懷古詩在內。

網載 2013-09-10 21:4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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