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與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發展道路”學術研討會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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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教委社科中心 曉靜)
  日前,北京市歷史學會和國家教委高校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聯合在京召開了“五四運動與20世紀中國歷史發展道路”學術研討會,來自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山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哲學研究所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中共中央黨校的30余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與會學者針對目前近現代史、特別是五四運動研究中存在的某些問題,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了較深入的研討。
      一、五四運動與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地位
  與會學者認為,近幾年來否定五四運動的聲音有日益高漲之勢,有人指責五四運動是“激進主義”的產物,是“全盤反傳統”,導致了文化傳統的斷層和中國社會的長期動蕩。這完全是對歷史的曲解和偏見。
  與會學者認真分析五四前后中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及國際環境等各方面的歷史情況,認為毛澤東同志對五四運動的評價是正確的,五四運動既是一次偉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運動,又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運動。它促進了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我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開辟了廣闊的道路和前景,是我國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和新開端。五四運動的偉大歷史地位不容質疑和否定。
  與會學者指出,否定五四運動的聲音與近年學術界出現的一股否定革命,肯定改良的思潮密切相關。與會者認為,那種鼓吹要“告別革命”,而把改良絕對化、神圣化的“改良崇拜”本身就是主觀主義、教條主義,是把復雜的社會歷史問題極度簡單化,因此是反歷史、反科學的。因為歷史上的一切革命都是社會矛盾急劇尖銳化的產物。從根本上講,近現代中國的革命是被外國侵略者和本國反動派逼出來的。不革命,中國就不可能爭取到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國民也不可能繁榮富強,近代各種改良活動的失敗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許多革命者正是在實踐中認清了這一點才改變了早期抱有的改良救國的思想,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革命所付出的代價,正是為了換取歷史的進步和發展。在近代中國,我們的民族和人民受盡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不革命、不推翻反對的舊制度,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就要付出更大的犧牲,忍受更大的痛苦。所以,如何評價包括五四運動在內的歷史上的革命,是一個原則問題。它不僅涉及以往中國人民100 多年革命斗爭的歷史,而且關系近現代中國的發展道路,對革命本身的否定,勢必導致對革命成果——人民共和國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否定。
      二、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中國傳統文化
  近幾年,有人提出五四新文化運動是“激進主義”的“全盤性反傳統”,造成了文化傳統的斷層,破壞了中國文化綿延不衰的命脈。更有人指責五四運動后輸入的馬克思主義是“外來的異族文化”,它“既不能安立中華民族的民族生命,又不能表現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提出“儒學應當取代馬列主義”,成為“代表中華民族、民族精神和民族生命的正統思想”。
  與會學者認為,上述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非難和指責是沒有根據的,是完全錯誤的。因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并非是少數幾個“激進主義”者鼓吹、煽動起來的。反對尊孔復古,復辟帝制,高舉“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批判封建綱常名教,提倡白話文、新教育、新文學等,并不是新文化運動時才提出的,而是鴉片戰爭以來先進中國人在探索創造中國新思想文化的歷程中曾不斷提出的,是對戊戌維新、辛亥革命以來逐步發展起來的反對封建思想文化這一光榮傳統的繼承和發展。而馬克思主義的輸入,則使新文化運動具有了新的內容和特點,為中國的發展找到了正確的方向;五四新文化運動沒有“全盤性反傳統”,五四新文化運動主要是反作為封建統治思想的儒學,反對將孔教定為國教,編入憲法,猛烈批判封建綱常名教與專制主義制度,但并不否定孔子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同時也不排斥吸收和挖掘傳統文化中非儒家學派的有益成份,如墨學在當時就受到推崇而得以復興。所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傳統在本質上是意識形態意義上的革新,具有順應和推動時代和文化發展的進步意義;從某種意義上講,五四的反傳統蘊含著對傳統文化重新整合的意義,是一場吸收外來文明的優秀成果,對傳統文化加以解析和重鑄的“文藝復興”運動。有學者指出,新文化運動找到了中西結合、創造新文化的途徑,在許多領域做了開創性的工作。如為廣大群眾所樂于接受的白話新國語的形成;新教育、新文學的誕生;新學術范式的建立;科學態度、科學精神的大力提倡;主張女子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主、重視家庭教育等關系到國家民族長遠利益諸多方面的進步,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成果。
  在如何看待五四運動后輸入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關系問題上,有學者指出,五四運動后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向往社會主義并非是崇拜“外來的異族文化”,而是為了拯救祖國的危亡。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深深地扎根于中國大地,是因為它為中國人民所需要,它的輸入使我們民族的優秀文化、思想、道德因充實新的時代內容而得到升華,中國人民正是在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后才取得了民族的獨立和解放。
      三、五四運動中的政治救亡與思想啟蒙問題
  近年有種觀點認為:近代史上的歷次政治救亡斗爭在初期都伴有思想啟蒙,二者相互促進,但后來的發展卻總是“救亡壓倒了啟蒙”,五四運動就是這樣。
  對于上述把政治救亡與思想啟蒙完全對立起來的觀點,與會學者通過較深入的分析進行了駁斥。有的學者認為:判斷是否存在思想啟蒙不能僅以西方資產階級的價值觀為唯一標準。籠統地說救亡壓倒啟蒙是不符合實際的。有學者認為,共產黨在領導革命過程中,對宇宙觀、人生觀、個人理想等都給予了高度重視,對文學問題、婦女問題、勞動問題、社會改造問題等的研究和解決深度都超過了資產階級啟蒙學者。近年某些人以五四運動后集體主義壓倒個人主義為由,論證五四運動是救亡壓倒了啟蒙,呼吁要進行以“西方的個人主義”為主題的思想啟蒙補課,與會學者對此進行了分析,認為這種觀點忽略了一個簡單的事實,即今天的中國已不是1916年的中國。如果說在1916年倡導西方的個人主義還有其積極意義,那么在中國早已進入社會主義的今天,倡導個人主義則是不合時宜的。而且,從近代歷史的發展來看,五四先進分子追求人的解放是要為新國家、新社會、新政治奠定堅實的基礎。他們將個性的解放與整個民族的覺醒和富強融為一體,倡導通過個性的解放來喚起民眾的覺醒,推動社會的進步,同時又使個性在社會的實踐活動中進一步得以獨立和張揚,這恰好是繼承了近代思想家們從憂國憂民出發,主張以國人主體意識的覺醒和個性解放來為國為民分担歷史責任的光榮傳統。有學者認為,五四運動促進了社會主義思想的廣泛傳播,使覺醒的中國人民看到了近代以來的先驅者不斷探索、追求的民族獨立、人民民主、國家統一富強的目標行將實現的前景,這實際上是從更高的層次,更廣的視角進行的啟蒙。
  與會學者指出,縱觀五四運動前后中國歷史發展的實際情況,五四運動盡管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歷史局限性,但只要我們運用歷史主義的態度去評價它,就不能不承認五四運動在近現代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作用。近年來,學術界存在一股否定五四運動及中國近現代史上的歷次革命運動、歷次人民群眾反帝反封建斗爭的積極作用、貶低革命領袖,肯定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侵略,頌揚封建改良,夸大美化封建統治者的思潮,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歷史學工作者,應通過深入分析研究,對這股思潮所提出的重大歷史問題給予嚴肅、認真、科學的答復。
                    [責任編輯 王學敏]*
  
  
  
教學與研究2京70-71K4中國現代史曉靜19961996 作者:教學與研究2京70-71K4中國現代史曉靜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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