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鴻藝術的浪漫主義本質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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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J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3826(2007)01—0091—04
  許多人對徐悲鴻藝術特征的認識往往只注意到了他對西方素描的引入、他的現實主義因素等方面,甚至把他推崇為學院派藝術(保守的代名詞)的首領。這其實是很片面的。事實上,徐悲鴻更重視寫形之上的傳神和藝術的抒情明志作用。徐悲鴻的現實主義觀念、技巧等僅僅是他藝術創作的手段,而非目的。徐悲鴻藝術精神的本質在于他的偉大而崇高的精神、強烈的民族情感,他的藝術面貌呈現出了強烈的藝術個性,他的思想情感、文化修養、個性氣質、道德品質、政治立場等無不有機地融入到他的藝術形象中。徐悲鴻不僅采用集中、概括、典型化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來創作自己的藝術形象,更用創造性、理想化的浪漫主義創作方法進行創作,形成獨特的面貌。這一切都表明徐悲鴻的藝術精神之本質在于“浪漫主義”。
  事實也證明,在徐悲鴻的藝術創作中為了寫實而寫實的作品幾乎找不到,就包括徐悲鴻早期寫實意味很濃的《諸老圖》、《西山古松柏》、《三馬圖》和后來的《印度婦人》、《泰戈爾像》和《李印泉像》等,也不排除有浪漫主義的成分。又如徐悲鴻的水墨大寫意馬系列作品,如《前進》、《群馬》、《群奔》等作品的神、情、氣、韻都是前無古人的創造,具有強烈的個性特征和“浪漫主義”精神。另外他的《九方皋》、《愚公移山》、《保衛世界和平大會》、《簫聲》、《田橫五百士》、《月夜》、《玉簪花》、《喜馬拉雅山》等等,也都充滿了中國藝術精神中的情、神、氣韻甚至筆墨情趣和崇高的浪漫主義情懷。
  一、激情和動勢
  徐悲鴻的藝術創作中顯現出了強烈的主觀色彩,絕非一般人所認為的單純寫實而已。他用自己的敏銳的感受和完整而深刻的美學理念來駕馭自己的形象思維,并將自己那包括社會身份、文化素養、道德情操和個性氣質的“全人格”以及創作激情有機地熔鑄到其中。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不僅有客觀事物,更有“我”在,當然與中國文人畫中的重視自我胸懷和情思表達相比,徐悲鴻的思想感情、文化道德以及個性氣質中包含了更深刻的民族性、時代性和人民性,所以前者的有“我”只是“小我”,而徐悲鴻的有“我”則是“大我”。
  徐悲鴻的藝術作品是很重視“情”的作用的,并由此形成了一股“氣”,形成一種符合中國傳統美學之“氣韻生動”的藝術品格和風貌。只不過他的“氣韻”已經超出了前此各個時代的“氣韻”之范疇,而上升到崇高的精神高度,是對中國古代藝術美學的新發展。這與文人畫的氣韻是有區別的。徐悲鴻在人品上有豁達的大丈夫、大仁君子之氣,所以他的藝術中有“悲天憫人”之情懷。在思想精神上有彰顯民族精神,在其民族復興之鴻志下表現出高屋建瓴之傲骨和氣魄,所以他的藝術中又有“威武不屈”之志。這些主觀因素表現在繪畫上就成了反映其人格美的特定風格,并最終熔鑄到他飽滿的創作激情中。他所有的情思最終都化作了其創作上表現“威武不屈”和“悲天憫人”主題的創作激情,他認為這是藝術的最高情操。加之他又將這種激情與其藝術特別是人物畫強烈的動勢相結合,比如《愚公移山》中人物造型上強調勞動中的壯年男子健壯的肌體和劇烈的運動,也是其浪漫主義的顯著特征。另外,其水墨大寫意馬系列作品中奔騰中的馬動勢也具有強烈的浪漫主義特征。
  二、崇高的審美理想
  以21世紀初包括上世紀末的眼光、思維和社會環境來衡量徐悲鴻的藝術是得不出客觀結論的。不同于徐悲鴻時代以社會和人民生活大局甚至民族解放為重,和平發展中的現代社會追求娛樂的成分倍增,個性發展得到了肯定,審美理想自由而豐富。
  然而,徐悲鴻所處的時代,是一個中國歷史上最為紛繁龐雜、最危難、也是最催人奮進的時代。社會上充滿了落后與進步、愚昧與科學、野蠻與文明、獨裁與民主、亡國滅族與民族振興等矛盾之間的殊死斗爭和卓絕抉擇。在這最危險的時刻,是毛澤東、魯迅、徐悲鴻、千百名民族精英以及有氣節的億萬勞苦大眾共同聚成了我們民族的脊梁。毛澤東、魯迅和徐悲鴻也正是我們中華民族在政治、文化和藝術上的偉大領袖,為民族的獨立和振興、為新文化的發展指明了方向,蹚出了道路。在此新舊思想交替、開放與守舊并存的時代,徐悲鴻正是我們新文化運動在藝術革命領域里的領袖。在藝術上,他通貫中外古今,身兼中西兩大文化和藝術美學的精華,包前孕后,勇于創新,成為一代藝術大師。其藝術中蘊涵的磅礴思想、強烈情感、民族精神和時代特征與他在留學期間所吸收的西方理性主義相結合,最終形成他藝術上崇高的浪漫主義色彩。
  “崇高作為美學范疇,卻為西方所獨有,在中國則只有與崇高接近的壯美或曰陽剛之美這一美學范疇。”[1](P74) 中國歷史上雖也不乏呼喚崇高的時代,但是中國繪畫藝術卻長期對此“無動于衷”。是徐悲鴻將這種情況徹底改變了。徐悲鴻認為,“為藝術之德,固不當衰于一是;但小博大雄奇為準繩,如能以輕微淡逸與之等量齊觀,固無損其偉大也。若其躋乎莊嚴、靜穆、高妙、雍和之境者,則尤藝之極詣也。”[2](P490—491) 他說:“我們的雕塑,應當繼續漢人雄奇活潑之風格。我們的繪畫,應當振起唐人博大之精神。我們的圖案藝術,應紹述宋人之高雅趣味。”[2](P512)
  徐悲鴻既開創了中國崇高主題的藝術風格,又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用油畫創作的形式表達這一主題,如《田橫五百士》,還首次用人體的形式表達這一主題,如《愚公移山》,更能用鳥獸等動物畫來表達這一主題,如《前進》、《鷹擊長空》。他的風景畫也是崇高的風景畫,如《喜馬拉雅山》。
  三、重視傳神的筆墨特征
  徐悲鴻的藝術不僅做到了形神兼備,而且是極其強調傳神,其高度的概括提煉和典型化的現實主義手法是為了傳達出客觀事物的本質,也就是客觀世界之“神”,甚至表現出了藝術家個人獨有的個性氣質、情思和崇高的精神境界,達到了“氣韻生動”的境界,如他的水墨大寫意馬系列作品表現出來的無比的神韻以及《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在人物畫上達到的超逸的風韻。
  徐悲鴻藝術又是真善美的完美結合,但是其終極追求在于盡善盡美。不了解徐悲鴻藝術中的善,就不能真正理解他的美。他說:“窮造物之情者,恒得真之美;探人生之究竟者,則能及乎真之善……若其揮斥八極,隘九州,或真宰上訴天應泣者,必形式與內容并躋其極,庶乎至善盡美,乃真實不虛。”[2](P364)
  徐悲鴻對真善美的追求是完整的統一體,求真是達到“盡善盡美”的前提,包括對知識和科學的崇尚、師法自然的繼承、堅持藝術與生活和大眾的密切關系以及藝術對誠對情對愛的要求,并且這些特征是互為促進的,但是對真的強調最終還需要落腳于“盡善盡美”的旨歸。而徐悲鴻在藝術中對技術、技巧和技法的充分肯定和對素描與寫生的嚴格要求的要旨,正是在于他對盡善盡美的恪守。總之,真善美是相輔相成的、完整統一的,不可偏廢任何一方面。
  “吾認為藝術之目的與文學相同,必止于盡善盡美。吾主張:尊德性,崇文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又認為:真氣遠出,妙造自然,為繪畫應有之旨。”[2](P211) 這就是徐悲鴻對真善美追求的宣言。
  徐悲鴻的國畫在追求筆墨趣味上也是明顯的,只不過是超越了古人的傳統文人畫之筆墨而已,是時代性特色很濃的筆墨趣味的體現。他的油畫也有筆墨的美學內涵。徐悲鴻的筆墨與書法聯系緊密,老辣歷練,蒼茫勁健。徐悲鴻有抒寫“雄肆奇偉”的“礪筆”,來自于書法中的碑學筆法,這與倪瓚在繪畫的抒情性上是一致的,但在情感的性質上又表現為徐悲鴻的“豪氣”和倪瓚的“逸氣”的不同。再者,徐悲鴻更主張筆墨技巧只應該是寫形傳神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主張從形似入手,而以追求神似為目的。
  由于徐悲鴻藝術的本質精神在于民族性的崇高精神,所以他的筆法又是崇高的筆法(包括國畫和油畫),其人物畫的筆法也多呈現粗獷豪邁之筆,氣勢宏大,少有細筆滑膩之作品,特別是他獨創的水墨大寫意畫,更是充斥著崇高性。他的筆法都是粗獷有力的線條和筆觸,與英雄形象和豪邁的氣質是相合的,如《田橫五百士》中的崇高性筆法是與作品中的悲劇氣氛相合的,可見其筆法的內涵深廣超出常人想象。這一切都表明了徐悲鴻藝術的浪漫主義本質。
  四、徐悲鴻藝術的個性特征及修養
  由于徐悲鴻藝術的本質正在于崇高,所以他的藝術已經超出了傳統的中國藝術中以氣韻生動和在作品中見人品和情趣為最高追求的美學范疇,他的藝術是對崇高的美學內涵與民族精神的結合,他的藝術是民族精神的象征。他的人物畫表現的是爭取民主獨立和自由民主的民族精神的寫照,如《田橫五百士》、《徯我后》、《國殤》、《愚公移山》等。他的花鳥走獸畫表達的也是民族精神,如《神鷹圖》、《會師東京》、《群馬》、《群奔》、《前進》、《風雨雞鳴》等。他的山水畫也是如此,如《喜馬拉雅景色》等。徐悲鴻藝術是民族的崇高精神的象征,成為特別是抗戰時期我們民族的精神食糧和支柱,從精神之根本上支援了抗戰。徐悲鴻推崇陽剛的崇高,因此徐悲鴻的藝術作品多具男子氣概,即便其女子形象也多少有點不讓須眉的氣質,如《風塵三俠》、《印度婦女》甚至《山鬼》的縛虎逐獸的柔美之軀都有剛性氣質。包括他的具有細膩特征的繪畫中也仍舊掩飾不住“不同凡響”的咄咄氣勢,如《唐詩意圖》中婦女的表情和身姿的堅毅,《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美女那不無健美的感覺,《日暮倚修竹》中婦女的大方與自信,《觀音像》更是有男子的力度。頌揚男性的陽剛之氣,欣賞進取精神,這與徐悲鴻崇高的美學和文化精神是相一致的。所有這一切都彰顯了徐悲鴻藝術上的陽剛、豪放和崇高的藝術個性特征。
  雖然徐悲鴻有重視寫實、重視形似和法度的一面,繪畫有德育和作為政治斗爭工具的作用,在徐悲鴻所處的民族戰爭年代里,其藝術與政治以及德育的結合也是歷史的必然,但是徐悲鴻以畫抒情和明志的美學思想也是明確的,所以徐悲鴻在審美理想與情操上彰顯出了他的浪漫主義特色。他強調繪畫的抒情作用,其藝術中表現出了畫家人品、氣質、修養的作用。他也是遵循書畫同法原則的,比如他的水墨大寫意的馬系列作品中,他將超逸渾穆之碑意書法用筆融入創作中就是對筆墨的一大創新,并形成徐悲鴻筆墨的獨特風格,是其作品具有奔放恣肆之氣度的原因之一。可見,徐悲鴻是以浪漫主義作為繪畫美學的主導思想。所以徐悲鴻的藝術又是極其重視修養的,相反,他的寫實、形似和法度是為其浪漫主義服務的必要手段,而非目的。
  五、徐悲鴻藝術的浪漫主義是一以貫之的全面表現
  徐悲鴻的“浪漫主義”藝術本質可以說是貫穿于他的藝術生涯的始終,并且也普遍地存在于他的幾乎所有的藝術領域。
  徐悲鴻雖然很早就表現出致力于學習和研究寫實主義藝術,比如1918年徐悲鴻給梅蘭芳畫像《天女散花圖》,包含了徐悲鴻對寫實主義創作手法的早期追求,但其中也不可避免地融入了徐悲鴻的浪漫主義氣質。作品中都有大膽的想象的成分,特別是《天女散花圖》中梅蘭芳的臉部描繪俏麗,是用西洋寫真畫法,但在一片云海升騰彌漫的畫面中,梅蘭芳那呼之欲出的眉眼神態卻給人一種鮮明的詩意想象,作品同時具有了超越一般現實主義作品之上的浪漫主義氣息。又如徐悲鴻早期担任北大畫法研究會導師時的刊登在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刊物《繪學》第一頁的畫作《搏獅圖》,畫中一裸體男子赤手空拳與一只張開大嘴的雄師搏斗,男子的神態堅定自若,雖然作品中用了寫實主義的技巧,但是整幅畫面的人與獅關系上的藝術化處理、大膽想象、對人類斗爭精神的理想化處理都使作品顯現出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這說明徐悲鴻自從步入藝術的早期就流露出了浪漫主義的藝術本質,早期的藝術中就包含了他那不甘平庸、富于幻想、敢于挑戰自我、執著追求理想的浪漫主義成分。從此以后,徐悲鴻藝術的浪漫主義不是減弱了,而是逐步得到了加強,即便他在留學歐洲8年而全心學習西方寫實主義繪畫期間的創作也是如此。比如他1924年的油畫創作《琴課》、《撫貓人像》,1925年的《蜜月》等,雖然是對西方寫實主義繪畫的實踐占據主導,但是徐悲鴻同時賦予畫面另一種婉約、秀麗、溫馨,甚至是超然物外以及朦朧夢幻的迷人的浪漫主義氣息。特別是他1926年的著名油畫《簫聲》,更是使這種充滿神韻和秀美氣息的浪漫主義達到了無與倫比的高度,以至于對《簫聲》這張畫法國詩人保爾·瓦萊西這位日后的法蘭西院士在《簫聲》的素描稿上,題寫了幾行詩,意思是說他看到的這位畫家是一位把握瞬間的魔術師,看到這張畫,我們就好像看到美好的景致從簫中間流出來一樣。所以,在徐悲鴻的藝術作品里,寫實主義的手法僅僅是他的藝術創作的手段,那種自然流露出來的給人以無限遐想的“情在形外”的浪漫主義特征才是本質。他回國后的《田橫五百士》、《愚公移山》、《月夜》、《喜馬拉雅山》、《前進》、《群馬》、《奔馬》、《保衛世界和平大會》等作品都有一以貫之的浪漫主義特色。
  再者,徐悲鴻藝術的浪漫主義特色具有普遍性,在他的國畫、油畫、素描、書法甚至是詩文和講辭中都是極其顯明的。比如,他的國畫《愚公移山》、《前進》、《保衛世界和平大會》、《新生命活躍起來》、《風雨雞鳴》、《漓江春雨》、《喜馬拉雅山(之林)》、《山林遠眺》、《沉吟》等,其中《漓江春雨》以其對創造性的潑墨技法的運用,畫面體現出的浩然渾融的氣勢和儒雅的中國文化精神,以及藝術家個人的“獨執偏見,一意孤行”的個性、敦厚篤實的品德和強烈的創作激情和豐富想象力的表現,都標明了徐悲鴻藝術本質上的浪漫主義特色。就包括《印度婦人》、《泰戈爾像》、《神鷹圖》、《靈鷲》、《鷹擊長空》等具有鮮明的寫實主義目的作品在內,也不能說是完全的寫實主義,其中的浪漫主義特色也是不容否認的,特別是人物的眼睛和靈鷲與山鷹的眼睛,真可謂是“以形寫神”的典范之作,使靈鷲和山鷹的形象與搏擊的本性躍然紙上,更顯現出了傲然的斗爭精神。再看油畫,早期的《奴隸與獅》、《琴課》、《撫貓人像》、《蜜月》、《簫聲》、《田橫五百士》、《桂林風景》、《黃山秋色》、《月夜》、《喜馬拉雅山》,其中《喜馬拉雅山》不僅表現出了中國藝術傳統的氣韻生動、飄逸灑脫、渾穆大和的美學追求,還從其構圖上的奇絕、色彩上的容納中外古今、對中國陰陽辯證以及西方理性精神等方面進行了卓絕的高強度整合,達到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展現出了強烈的浪漫主義本質。以上作品包括了人物畫、風景畫和動物畫,表明了徐悲鴻藝術之浪漫主義的普遍性。
  總之,現實主義是徐悲鴻藝術的基礎和來源,但在藝術表現上徐悲鴻已經超越了現實主義。就像中國歷史上出現了很多極具表現力的藝術家,他們大多同時極其重視師法自然并最終都超越了現實主義一樣。真正的浪漫主義藝術和畫家都是極其尊重現實主義和師法自然的。如果有人為了強調表現而否定現實主義藝術原則是不妥的,徐悲鴻的浪漫主義藝術正給我們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收稿日期:2006—12—26
陜西師范大學繼續教育學報西安91~94J7造型藝術唐培勇20072007
徐悲鴻/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筆墨特征/藝術精神
本文從徐悲鴻的作品中具有的飽滿的創作激情和劇烈的運動感、崇高的浪漫主義特征、對中國傳統藝術精神和筆墨特征的追求、獨特的個性特征及深厚的修養等方面,論述了徐悲鴻藝術的本質在于浪漫主義,徐悲鴻藝術的現實主義恰恰是其浪漫主義的手段和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
作者:陜西師范大學繼續教育學報西安91~94J7造型藝術唐培勇20072007
徐悲鴻/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筆墨特征/藝術精神

網載 2013-09-10 21:5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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