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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韋君宜說來，想寫《露莎的路》這樣一部小說并非近事。她說她早就想寫，也早就可以寫的，但是一直拖到病倒之后。她已經半身不遂，腦溢血發作使她的手腳不聽使喚。她想，只要腦子還有一部分管用，只要一天能寫一點點，總會有寫完的時候，把藏在心靈深處大半輩子的這段親歷難忘的故事說給人聽。韋君宜保證說：“反正我寫的是我確曾涉足過的生活，我決不愿把虛夸的東西交給讀者。”
　　為什么一個自稱“衰殘的人”非要將這部小說寫出來不可？什么用意？什么“意思”？韋君宜說：“意思見于書本身，不再煩絮。”
　　這部小說是說四十年代初，年輕的大學生露莎離開官僚家庭輾轉來到延安，又到前方，又到北平，一心奔走抗日。作者沿著露莎的足跡，以報告文學的真切生動的筆觸和抒情散文的自然流露的摯情，描寫露莎隨部隊進行農村調查，同鬼子周旋；又匆忙地同英俊的宋安然結婚，婚后才發現兩人在文化和志趣上都不相同，終于分道揚鏢，又和老朋友崔次英結婚諸種遭逢。“搶救”運動中，丈夫被打成特務，女兒也死了。運動過去，大家都平了反，她反而靈魂不安。抗戰勝利后，中央機關轉移河北，她化裝回北平探親，是出國還是回解放區？露莎面臨又一次選擇。她終于回解放區去。
　　本書編者提示說：“能把抗日和情欲、革命和三角戀愛、真理與謬誤等等毫不相干、水火不容的東西融為一體的是什么？是生活。能真實紀錄生活的，是小說。”
　　從收到這本冊子開始，一年多來，一團火攥在我的手里。
　　我凈手端坐，打開作者1994年用顫抖的手歪歪斜斜親筆題簽的“收閱并希望惠予評說”的這本同年出版的新書。小說通過一個女學生追隨革命的經歷，真實地再現了延安時期的那場莫名其妙、不甚了了的政治運動和延安知識分子的領袖崇拜、雖苦猶榮的火熱心腸。正是這場鮮為人知的“搶救”知識分子運動的“搶救”中的知識分子的被“搶救”引起我莫大的興趣。由韋君宜筆下的這番描寫我想到后來的文革以及文革中莫須有的“516”那樁公案，想到知識分子問題的非同小可， 想到什么才是一生顛沛、一身正氣的老作家生前身后名——他們的人格修養和更高層次上的忠誠。
　　在綏德禮堂，一個不過十三四歲的學生開口就說：“我是國民黨特務，我的陰謀罪行很大。我給同學們打飯，是用撒過尿的盆打的，盛飯是屎盆子。”又有一個女生上臺像背書似地說：“我們女生組織的有美人計，口號是：你們的戰場，是在敵人的床上。”后來竟然揪出六歲的小特務。露莎大驚，知情者告她：“你只要給他好吃的吃上，還不是要她說什么就說什么。”
　　傳達中央精神，說是現已發現大批國民黨特務混進邊區，混進了黨，要求全體干部自己檢查自己是不是特務，趕快坦白。“資本家的大小姐還說不是特務？”“證據在哪里？”“證據就是你的父親！”動員會后，一片坦白交代的熱潮席卷了共產黨的地委，所有的黨員一下子都變成了國民黨特務或特務嫌疑分子。
　　“特務之多，原不足怪”，地委里面越搞越熱鬧，一再傳達中央指示，“開展搶救運動，搶救失足者”，同時發出了一篇鉛印的文章《搶救失足者》，署名“康生”。
　　“露莎的父親現在還在北平，家里又有錢，不是漢奸能是什么？就是漢奸！”露莎等著有人揪她，“被揪好像無所謂冤和不冤，好像黨現在需要大家當特務，那就當一當也是應分的。”“早知這樣，就不來了。”
　　露莎的孩子死了，組織上還在動員丈夫坦白，迎接下一次更大規模的坦白大會，說：“這是光榮的事，是立功的最好機會，現在坦白了照樣給工作，再拖延失去機會，那可要送保安處了。別人已經交代了。”
　　露莎的愛人是這樣坦白的：“我從一個共產黨員變成一個國民黨特務，真是可悲極了。為什么變的呢？因為黨要我說的，國民黨逮捕了我，凡是被捕的黨員非當特務不可。我干了什么壞事呢？我當了一個理論方針性特務，就是不和任何別的特務聯系，專從方針政策上破壞，搞一些反動言論。例如‘久假不歸論’，‘南開中學論’，這些，使中央政策不能順利進行。”如此坦白，竟然反映極佳：“他坦白交代的，才是國民黨特務的高級陰謀，是他們的真‘紅旗政策’，從方針上破壞共產黨嘛。共產黨怕的就是這一招嘛，比那些發展一大群小特務厲害多了。厲害，大特務，厲害！”這樣，一個一個的，宣傳部的科長級干部已經全部坦白，成了特務。運動宣布勝利了。
　　“延安搞‘搶救’運動，只有比綏德更厲害……毛骨悚然。”凡“說過延安吃飯不平等的，說過延安穿干部服的，反正說過延安一個字不是的，通通是特務，一個也跑不掉。”魯藝一個教員全家自焚，“一二·九”運動成了“特務活動”，讓人想起紅軍時期大搞根本就不存在的AB團。老紅軍孫以平說：“忍一忍吧，在共產黨里，誰都得碰上這么一回。”
　　露莎哭了，“我們又不是古代的忠臣比干，皇上把我殺了，我還要忠于皇上，你說呢？”丈夫說：“那叫‘愚忠’。你知道不？毛主席規定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捉’。如果他不是對這個運動有些懷疑，他是不會這樣說的。”露莎說，她讀過一本《虞初新志》，“覺得我們以全力掙扎搏斗換來的天下，怎么越看越像明朝。說是皇上沒有殺這個忠臣，就是英明，要磕頭哭奠。湊巧今天也沒有下令殺特務，不是也夠英明的嗎？”露莎非常激動，說：“成千上萬的青年拋家舍業，不相信國民黨的一切號召，情愿到延安來吃苦，都是白費的了。延安不相信我們，共產黨不相信人們……還得口口聲聲熱愛黨中央，永遠忠于毛主席。”她說：“這里就有這么個奇怪的邏輯，在我一心忠于黨的時候，一定要批判我，冤枉我，說我不忠于黨。在我心里已經實在沒有什么信心的時候，卻要我天天宣布自己一心忠于黨。這是什么世界啊？”
　　可是露莎得到的好心的回應卻是：“運動的事么，咱就不要再提了。”
　　可不是嗎？二十多年再沒有提起。文化革命中私下有人提起，文革以后傳媒有所透露，四五十年后的今天，真相始見諸報端，見諸回憶文字、人物傳記等，例如《炎黃春秋》發表了田方的《海燕事件——延安搶救運動中一個插曲》和宋曉夢在《傳記文學》上發表的《李銳——五味俱全的延安六年》等等，都對延安時期“搶救”運動做了實錄，不過較早地以目擊者的身份同時采用小說形式感同身受地將“搶救”真相公開披露的，《露莎的路》恐怕是頭一份了。
　　在披露真相的同時，作者們也公開了毛澤東同志關于“搶救”運動搞錯了的那番言詞懇切的講話。《李銳》一文這樣寫道：“1945年2 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做報告時，主動地對錯誤承担了責任。他說：這個黨校犯了這許多錯誤，誰人負責？我負責，我是負責人嘛！他又說：錯誤可以給人教訓。給人戴錯了帽子的同志，以后再給別人戴帽子時，你就要謹慎；被錯戴了帽子的同志也得了一條經驗，以后你不要亂給別人戴帽子，因為你自己吃過這個虧以后要謹慎。有了這兩個方面的經驗，將來人們到北平、上海、南京去審查干部，做反奸工作，情況會好得多。最后他說：我們共產黨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們也吃五谷雜糧，也會犯錯誤。我們高明之處就在于犯了錯誤就檢討，就立即改正。今天，我就是特意來向大家檢討錯誤的，向大家賠個不是，向大家賠個禮。說到這里，他把手舉在帽沿上向大家敬禮，并詼諧地說：你們如果不諒解，我這手就放不下來。會場上報以長時間熱烈的鼓掌，他才把手放下來。”
　　王力在《傳記文學》發表的《談舒同》一文中關于“搶救”運動印證道：“在1943年開始的審干運動，開頭黨中央和毛主席都是不清醒的。在延安最早陷入了迷霧。舒同在1943年和1944年之交從延安到了山東，担任山東分局常委兼秘書長。當時分局的領導核心是羅榮桓，常委是羅榮桓、黎玉、肖華和舒同。舒同帶來的是延安的也就是中央的審干的方針和經驗。分局的整風審干由總學委領導，羅榮桓是主任，舒同是副主任。……延安的一套方針和做法，受到了羅榮桓的堅決抵制。他先是說這樣做不合敵后戰爭環境，敵后的干部，敵人老早替我們審查過了。他先后通過各種途徑向中央和毛主席提出過不同意見。毛主席當面對我說過，羅榮桓了不起，他抵制了延安那個審干。（后來提出的）那個十條方針，那個對于證據確鑿的國民黨特務也要‘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原則，也是受到羅榮桓啟發的。毛主席還對我說過，黨的七大以后，還犯了三大歷史性的錯誤，其中第二個，就是‘保安部門殺了一個王實味’。舒同也是了不起的，他不像那些帶著尚方寶劍的欽差大臣，打著中央和毛主席的招牌去蠻干，而是根據當地實際情況，支持羅榮桓的正確意見，因而山東干部和人民有幸避免了在延安和其他某些根據地里發生的審干的災難。”
　　在《露莎的路》的第104到105頁，關于毛主席在中央黨校的這次有名的敬禮演講是這樣記錄的：“這回弄錯了，是我錯，我給弄錯的同志敬禮了。”說到這里，他舉起一只手齊帽沿，做了個敬禮的姿勢。又接著說：“我給你敬禮，你就要還禮。倘若我敬禮，你不還禮，那我的手就放不下來呀。”露莎還模糊地記得有“這回‘搶救’錯了很多人”一句，但是本子上沒有。“運動弄錯了人”好像有吧。反正承認運動搞錯了，這不會有錯。
　　“我是原諒了，就是說，算了。你看，毛主席都認了錯，向我們行了禮，我還有什么過不去的？這些事都算了吧，你呢？也算了吧！”
　　露莎微微點了點頭，心想，也只能算了。說：“在這個自己關起門來統治的邊區，大家可以算了，我們不說就完了。可是如果將來我們得了勝利，統治了全國，再這么干……”她的愛人次英說：
　　“不會再這么干，若再這么干，那就成了自取滅亡。決不能再這么干！”
　　正像田方在文中所說的那樣：“如今雖則并不計較個人恩怨，也不追究個人責任，但是對人、對事、對史力求真實客觀，‘譽人不增其美，損人不益其惡’，作為總結歷史經驗，分清是非，還回歷史原貌，避免今后重蹈覆轍，其意義顯然是十分深遠和重要的。”
　　這恐怕就是韋君宜說的其所以要寫小說的那個“意思”，這個“意思見于書本身，不再煩絮。”這里，我想起魯迅先生談到他怎樣寫小說時說的話。他說：“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嘮叨，只要覺得夠將意思傳給別人了，就寧可什么陪襯拖帶也沒有。”病中的韋老太太就是這么做的。她的描寫過份簡煉，這似乎是小說做法之大忌，可是她的身體不允許她不簡練，也只有像她這樣的有過豐富的創作經驗的作家才配有這份簡練——增刪錘練，披沙揀金，造就一手像魯迅一樣的樸實、老辣、深長的好文字，又難得有珍藏的各個時期對仗工整的舊體詩穿插其間，更顯凝重和真實。作者簡直忘記了自己的女性本色。總而言之，她的筆下，話雖不多，然而氣韻生動，包含著驚人的真實，精、氣、神俱全，這種取其神韻而不惜傷其筋骨的速寫式的小說形式，于一位手腦不聽使喚的重病病人說來，實在是個奇跡。
　　露莎經歷的是一個S型的道路。她從“自懺誤吾惟識字， 何以當初學紡織，隙院月明光似水，不知身在幾何年”，再到“塞下忽傳勝利聲，八年苦戰竟全功”，“生還父老應猶健，子弟兵歸唱大風”，再到由北平返回解放區夢醒之后不知“路在哪里”？歷史的流變和詠嘆，終于打破世俗小說大團圓的思維定勢。
　　記憶猶新的韋君宜本以為《露莎的路》里崔次英所說的“不會再這么干，若再這么干，那就成了自取滅亡了。決不能再這么干！”會保證歷史的悲劇不致重演，不幸二十多年后文革中“再這么干”了，而且愈演愈烈，釀成更大更慘的悲劇。延安時期的“搶救”殷鑒不遠，文化革命又給人當頭一棒，丈夫楊述的死使她五內俱焚，國難家愁逼迫她深深反思像她和楊述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不幸。有鑒于此，她于 1979 年到1980年兩年間完成描寫文革之亂的小說《洗禮》和沉痛悼念楊述同時對楊述一生嚴于評價的悼惜散文《當代人的悲劇》。兩篇作品可以視作韋君宜在認識上重要轉捩的標志，而我們面前這部毫不隱諱自述傳性質的小說《露莎的路》，無疑追本溯源，給她和她的丈夫以及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以信史立傳。為了知識分子不再被“運動”，韋君宜現身說法。
　　在《洗禮》里，同韋君宜的丈夫有著類似經歷的老干部王輝凡的形象意味深長。王輝凡既不是“義不帝秦”的傲骨，也不是落井下石的佞臣，而是十足的忠良——忠而愚。愚忠造就了他聽話的耳朵和順從的雙手，你說咋干就咋干，你指向哪里俺打向哪里。文化革命來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他本來“左”得可以，現在卻要批他極右；他本來是響當當的革命派，現在卻成了不由分說的反革命。他迷惘，旋即又清醒。他發現黨變成兩個，是兩個黨相互打架，刺刀見紅，你死我活。終于，他明白了，面折廷爭，冒死錚諫，大徹大悟。
　　在《當代人的悲劇》里，韋君宜寫了一個人，這個人毀家紓難，變賣全部家產把整個家庭統統帶到革命隊伍，統統獻給黨。這個人就是她的丈夫楊述！這個人不但在那次“搶救”運動中受了罪，而且在這次浩劫中受了苦，比較起來他還不算最苦的。他最感到痛苦的是“人家拿他的信仰——對黨和對馬列主義、對領袖的信仰，當作耍猴兒的戲具一再耍弄。”他曾經以信仰代替自己的思想，他就是這么一個典型的老一代的信徒。但是，人家那種殘酷的游戲終于逼使他對于自己宗教式的信仰產生疑問。要知道這樣的疑問多么不容易發生，付出了多少心血和痛苦的代價！可憐的老伴、老革命，還沒有來得及自我解剖，就懷抱這疑問而死去。韋君宜沉痛以告：“他的突然去世才使我感到自己在最后的時間里實際上也是在虐待他，我自己也同樣有罪，虐待了這個老實人。”
　　作品的最后韋君宜說：“這些黨員，而且是老黨員，以生命為代價換來了今天思想解放的局面。我們是在踩著他們的血跡向前走啊？你能不承認嗎？”這不妨被理解為韋君宜寫完《洗禮》和《當代人的悲劇》十四年后用最后的氣力堅持寫完《露莎的路》的動機和“意思”。
　　《露莎的路》中的露莎同《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靜走著類似的革命之路。然而，她們之間存有差異：一個與敵人周旋與情侶周旋，奔走抗日，主要是革別人的命；一個在正義的革命內部同包括戀人在內的無情無義、虛情假義相斡旋，投身革命主要是革自己的命。要是說對敵斗爭的愛情糾葛給予林道靜的痛苦和磨煉刻骨銘心的話，那么，露莎在革命大熔爐中的被毀、被煉無異于經歷一次可怕的煉獄的洗禮。要是說林道靜掙破婚姻枷鎖稱謝黨的知遇之恩激情滿懷的話，那么，露莎做為一個文化品格較高的、善于鑒古知今的大學生，面對黨的敵視和不信任而殷憂有加。要是說林道靜的回憶豪情不減當年的話，那么，露莎的回憶卻帶有濃重莫名的苦澀。要是說林道靜臨終前可以說“出生入死，今世無悔”然后閉上眼睛的話，那么，已經走出“搶救”運動的露莎會怎么樣呢？將要走完坎坷人生的韋君宜又會怎么樣呢？韋君宜和露莎一樣，也是“出生入死”，不過，無所悔又有所悔。文化革命的發生使韋君宜更認清楚露莎的路。露莎的路印證了文化革命本來就有劣根可尋，她十分想告訴人們些什么，她要告訴人們一點“意思”。夢牽魂繞，憂心忡忡，時不我待，鬧得韋君宜的靈魂不得安寧，于是，她只好用那只顫抖的手舉起沉重的筆，沉疴綿ｃｈｕò＠①，輾轉床笫，假語真言，寫寫畫畫，做起小說來，從而有《露莎的路》于1994年問世。從一個特殊的角度看問題，《露莎的路》是見證，是反思，是豁然開朗的了悟，是鑒往知來的警策，甚至是錄以備考、指破迷津的囑咐。恕我不敬：人之病篤，其言也直，其言也真，其言也怨，其言也美。它是韋君宜生前的德行，更是身后的美譽。只要你面對這份薄薄的、沉沉的作品的同時，回顧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好像沒有盡頭的馬鞍型的曲曲折折的道路，你就不能不對韋君宜頓生敬意，而把長壽的祝福奉獻予她。
　　韋君宜，一位家學源淵的才女型的老作家，從投身革命到文化革命，從青運干部到編輯家，出版家到作家，始終剛正率直、熱情洋溢、表里如一、文質彬彬。
　　韋君宜，一位剛正不阿的老布爾什維克，一位不斷地在道德上自我拷問、自我懺悔、自我完成的真正的共產黨員，她代表著從年輕時起就投身革命、親歷歷屆運動的一代知識女性，她一開始就把心交給黨，到了生命將盡之時交給黨的仍舊是一顆不過洗禮得更加純正的真心。
　　拜讀《露莎的路》心里頗不是滋味。恕我引用冰心老太太1988年讀報告文學《國殤》后關于知識分子的一段披肝瀝膽的話：“我傷心而又担心。担心的是看到這篇文章以后能有權力處理的人，不會有時間來看它，看到它之后又‘忙’得未必傷心！”又說：“說一千，道一萬，搶救知識分子的工作（不巧，這里又是“搶救”——引者），還得知識分子自己來做，‘殷憂啟圣，難興邦’，嗚呼，請求，是沒有多大用處的，我有這個經驗。”正是冰心，1936年，在英國，女作家伍爾芙勸她寫這樣一部自傳：“我倒不是要你寫自己，而是要你把你自己作為線索，把當地的一些現象貫穿起來，即使是關于個人的一些事情也可作為后人的參考的史料。”韋君宜要在垂暮之年完成的，正是這樣一部可供“后人參考的史料”。
　　延安時期康生搞的那套“搶救”運動，同文革時期江青一伙搞的“深挖”（“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何其相似乃爾！他們所施用的計謀和暴虐人身的手段，甚至口出恐嚇和逼供的穢言惡語，也幾乎同出一轍。“搶救”“深挖”都是一個模子倒出來的。“深挖”是“搶救”的重演。前者的出現是悲劇（毛主席行脫帽禮時群情激動，其悲更悲）；后者的出現是喜劇（沒有人行脫帽禮，也沒有一個說法，何等深重的喜劇啊！），但在歷史上，“搶救”和“深挖”都成了鬧劇。
　　我把《露莎的路》看做四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上下求索的苦難歷程的一面鏡子，當然，這面鏡子照過去、照將來，也照知識分子自己，連同自身的污穢。做為知識分子，韋君宜讓我更實際、更清醒，清楚自身的局限從而更加自愛、自信。
　　　　　　　　　　　　　　　　　1996年2月9日　北京　　古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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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不覺進入年節。北風凜冽。大年二十七我和宗蕙相約看望韋老太太。鼻飼，直僵僵地躺著，只有右手暗自哆嗦，連眼珠也一動不動。她直勾勾地盯著人，她就是用這雙貌似呆滯的眼睛同人們對話。急了，嘴里咕咕嚕嚕，非護士綜合判斷概莫能解。我大聲湊近她喊道：“我理解你！”她聽懂了，用眼睛聽懂了。臨別時，我寫了幾句話，寫著寫著右手也哆嗦起來。上寫：
　　我愛《露莎的路》，我寫文章盛贊這心聲和信史。我仰慕君宜愿她長壽！
　　眼前這幾句話，她一眼看明白了，干枯的眼角旋即滲出淚珠。
　　人們忙著辦年貨，大街上換了一個世界。陣陣北風，我感到很冷。
　　　　　　　　　　　　　　　　　1996年2月15 日協和醫院歸來＊
　　字加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忄加綴的右半部
　　
　　
　　
文學評論京65-7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閻綱19961996 作者：文學評論京65-7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閻綱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5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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