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風流之凌霄不屈己 王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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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風流之凌霄不屈己(王荊公上)



北宋有兩次變法,一在仁宗慶歷年間以范仲淹為首,二在神宗熙寧年間以王安石為首。這兩次變法的目的都是富國強兵,可是所遭到的議論卻截然不同。慶歷變法不過曇花一現,但后人對范仲淹皆敬重不已,而當時反對他變法的,都是世所謂小人。熙寧新政,自變法始直到神宗亡,前后有十七年之久,可是當時反對變法的,卻都是世所謂君子,即便曾經支持仲淹的人,如韓琦、富弼、歐陽修,也都反對新政,而對王安石的評價,卻是褒貶不一。大體而言,除去信口開河的,時人后人對王安石的人品才學皆持敬重態度,多道他受小人利用,可是對他的新政,批評者甚眾,而贊同者卻甚少。

自陳橋兵變,太祖皇袍加身,因恐舊事重演,宋朝一直抑武崇文,然而卻不得法,開國不到百年,已經國事多艱,尤以冗吏、冗兵、冗費為最,急待改善。范仲淹的變法雖然失敗,但有識之士,皆曉變法的必要。王安石年輕之時,就曾上仁宗《萬言書》,陳天下病,力主革新,可惜未獲重視。神宗登基,正是年富力強,對國事雄心勃勃,起用安石,再次變法。安石的新政,與仲淹相比,其最大區別在于,仲淹變法,以清吏治為首,而安石變法,以立法度為首。他在上仁宗的《萬言書》中總結說,今日之患,在不知法度,雖欲更改法度,又嫌人材不足。所以后人評論,往往稱仲淹為儒家,而稱安石為法家。當時反對安石者,其實往往也以攻擊此點為
上,而非攻擊其新政本身。

經過漢唐到宋,一般讀書人都比較瞧不起法家,動輒以商管相稱,嫌他們舍本逐末,以嚴刑峻法苛刻百姓,不若懷仁收服方是圣者之道。這事實上是安石變法時爭論最為激烈的一點。當世君子們,都以為人事方是第一要緊。司馬光屢次向神宗進言,法雖重要,人卻更為重要,只有選擇賢良,方是立國之本。神宗卻道,人雖重要,法卻終不可廢。安石變法,以立法度為主,認為天下應有正法,只要法之能成,誰來執行并無太大干系。這便也給了小人們一個機會。仲淹變法,第一要清人事,所以一定要反對到底;安石變法,于人事卻不多加追究,所以不妨先來附和。批評安石者,道他為小人包圍,也非空穴來風。安石其實也非絕對的法家。他對商鞅,雖然敬重,但是,“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他所取的,更是商鞅的誠信之處。安石不重清吏治,其實也是吸收了仲淹變法失敗的教訓。慶歷新政,因官吏選汰太過而終止,安石便有意避免吏治,卻不料成了最被攻擊之處。

 

從新政本身而言,也有爭論激烈處。安石變法的核心,在于理財。當時天下,北遼西夏,皆虎視眈眈,邊境屢經戰火,雖已和議,但土地已失了不少,歲歲還要予其錢財,國家負担極重。所以安石變法,第一要改善財政,以開源為主。傳統儒家對財政的概念,認為天生財物總是一定,開源的唯一方法便是加重賦稅,而天下百姓已不堪再苦,要增歲收,只能以節流為主。可是安石以為,善理財者,不需加賦,便可增歲入。新政中涉財政之法,如青苗、市易,皆爭論極大。以青苗為例,安石主張,在農耕前先將錢貸與百姓,秋收后回收,并收二分利息,作為國家儲蓄,備饑年之需。這二分利息,便被批評為聚斂。其實,平日里百姓不得已而借高利貸,苦狀萬分,安石此法,實是要杜絕高利貸,將錢收為國家所用。這樣的措施,根本上是損害了地主的利益,所以反對者極眾。平心而論,安石的見解,實有超邁俗流之處,所不足處,在實行的方式。任何新政的頒行,自然是要有失誤的地方,很多法項,比如保甲等等,亦極繁瑣,實行當中自然問題也多。安石其實也知此事,但他以為,凡事要計利害。雖然有小害,只要不妨大利,就要不辭辛苦為天下立法。

時人攻擊安石,道他攜申商之術干君,道他聚斂,其實隱隱的,也反應了王霸之爭。王霸之別,是兩宋儒士爭論的一大焦點。王者以為霸者重功利而忽略了道德性命。王霸之爭,在南宋朱熹、陳亮之間,演到最烈,那其中因為涉及恢復江北失地,所以針對性極強,而在安石的時候,尚還緩和。安石以為,王者、霸者,手段都是相同的,所不同者在用心。王者純利天下,霸者則以利天下的手段圖霸業。由此看來,安石雖談功利,骨子里還是儒家。

安石變法的背后,其實包含了一套非常遠大而崇高的理想,同時也暗示了北宋新學的興起。神宗初召安石入對,問及國事之治,安石道,關鍵在于該取何法。神宗問,唐太宗如何?安石答,陛下取法,何取太宗?應取先圣堯舜之道方為最高。其實堯舜有何法?后人仰慕先賢,只是用堯舜代表自己心中最崇高的理想而已。安石又對神宗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有這樣的氣魄,也難怪神宗惟安石為任。安石一生,其實也甚重人材,在新政當中,也有對科舉的改革。和仲淹一樣,他認為以文辭取考生,致使讀書人不懂治國之道,所以以經學代文學。而他比仲淹更進一步,以經學考試只是權宜之計,其最終目的,卻是以學校代替貢舉。這份培養選拔人材的眼光,實在不可謂不遠大。

若論安石用人的不得法,確實有此一慮,但是其中也有不得已處。自景佑黨禍之后,朋黨之爭,甚為激烈。那些反對安石的正人君子們,不但反對得激烈,而且不肯與之共事。安石無君子可用,其實才是原因。至于親安石之人,真正的小人,不過十之一二,其中又有忠奸難定者,象呂惠卿這樣的人,雖好弄權,總也非絕對小人。程氏遺書有道: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致天下涂炭,故須兩分其罪也。這確是公論。

 

然而安石也非絕對無錯。他的不足,一在失于偏執,二在過于激切。天下法度的更改,那是何等大事,總不能一日成之,而實行當中,總有偏差,實在不可不糾過錯而一味向前。新政有益處本多,但推行得太急,益處反為害處所掩。當時人攻擊新政,大多從推行手段方面議論,于新法本身,其實難譏。安石的人品才學,為世所敬,他的新經義,頗有超越前人處,但他不該盡非前賢,也不該令天下只以己書為尊。所以有人批評安石自負。而當時君子,比如歐陽修,對安石極為看重;司馬光在新政之前,與安石實為好友;蘇軾蘇轍兄弟,也都為當時推重;洛陽程氏兄弟,原本支持安石變法,卻不能與之相始終。倘若安石能徐緩圖之,和這些人未必不能尋得共事之途,方是天下之福。不過,安石如此,司馬光也同樣的不夠高廣。倘若他能看到新政的好處,就算看不到,至不濟也該謀求共事之道,而不該一味的激烈反對。北宋士大夫,最大不足在于不同學派因為學術思想有異、進而政見有異,而難容不同意見,不僅新學安石如此,洛派程氏、溫公朔派諸人、蜀派蘇氏,皆是如此,以致相互攻擊,造成政治上的混亂。可嘆。

熙寧新政,于百姓確有苦處,其中一部份是因為實行的不得法,給小人奸徒以謀求利潤的機會,一部份也是因為神宗死后,高太后立時全面廢止新法。神宗在頒行新政時過于急切而致天下埋怨,但新政畢竟已經實行了十幾年,這突然的再度更改,如何不動國本?所以百姓之苦,不全因熙寧。后世對安石、仲淹的評價不同,其實也在其新政實施的時間不同。仁宗性軟,反對者一多立時終止新法,所以后人說他仁厚;神宗性剛,雖反對者眾也要進行下去,所以后人說他獨斷;這連帶著也影響了對安石的評價。神宗死后,元佑黨人當政,許多人對新政怨恨極多,不免累及安石,以致攻擊他的人品,甚至在編寫神宗朝實錄時,語多偏頗甚至妄加更改,致使安石身后仍受非議,對他實為不公。而到蔡京得勢,妄用熙寧之法,那就遠非安石本意,若將北宋亡國之根溯到熙寧新政,不免太過。其實太祖立國,禍根便在,到真宗時已經危機暗起。熙寧之后,吵吵嚷嚷的元佑黨事,就更是小人得勢,與安石毫無關系了。

 

 

補充:回復一 <田田>

關于王安石變法的主張和制定的新法,其實基本上我是認同的。但我認為后世的改革者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往往有過分抬高王的說法,什么“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之類。無論如何,在政治上,他的變法最后還是以失敗告終,王安石在政治上最終是一個失敗者。當然,我也無意否認王安石的才華和他制定的新法的部分先進。那么我們不得不將眼光投向變法失敗的原因,看是什么原因導致一個有才干的變法者的失敗。

歷史課本大多說“各項新法或多或少地觸犯了中、上級官員、皇室、豪強和高利貸者的利益,最終被罷廢。 ”可我覺得這最多只是其中一個因素,而且根本不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我認為變法失敗的原因重要有三點:

一是關于變法的局限性。新法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宋“積弱積貧”局面。趙匡胤自己兵變得來的皇位,將軍權、政權、財權最大限度收歸朝廷,造成官僚機構重疊,“相維相制”,“兵將分離”,所謂“積弱”。官員的俸祿等費用,加上兵費,使得國家財政連年虧空,所謂“積貧”。王安石變法根本并沒有直指弊端的癥結處。當時從表面上看,主要問題就是“三冗”(冗官、兵、費)。對于這種局面,從北宋初、中期開始,一些有識之士就不斷呼吁改革,范仲淹、司馬光、蘇軾、蘇轍等都提出改革“三冗”,宋祁說,“三冗不去,無以為國”。只有王安石認為國用不足非“三冗”之故。

二是王安石實施變法的手段不妥。要知道雖然目標是對的,但用什么手段怎么到達目標才是關鍵,特別在中國,良好的人事關系是辦事情的基礎。王安石個性上有先天缺陷,不能接受異見。對持不同意見者拒不接受,一概用白帖子斥退,失去了變法前的良好人事氛圍。王安石上萬言書時,得到很多士大夫的支持和贊揚,以為王安石執政,“太平可立,生民咸被其澤”。包括司馬光也說:“光與介甫,趣向雖殊,大歸則同。”可惜,這些人,在王安石的不善處理下,可調和的矛盾被激化,朋友一個個變成了敵人。改革只有批評者和反對者,而缺乏促進者。

第三點是對于改革實施后人民的反應的處理。王安石的一句“人言不足恤”也太偏頗了,太過頭了。雖然商鞅變法時,人民也曾怨聲載道,但商鞅強力推廣,克服了舊有社會的惰性,久之,則法令通行。實際上任何改革的進程都不是一帆風順的,而大規模改革的成效又有滯后性,人民的怨聲不可避免。王安石抱定“當世人不知我,后世人當謝我”的思想,卻不知新法之弊確實有之。他才干雖高,亦無法做到盡善盡美。

羅羅嗦嗦說了些荊公的不足,但無論如何荊公人本身的才學和“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勇氣,我還是佩服的。

 

回復二 <鴻>

其實我對王安石的重新認識,來自<京本通俗小說>。那是民國時候發現的宋元小說的一部殘抄本,于是重新發行。我多年前看的那本,是影印民國的版本的,連斷句都不曾有。那里面有一個故事,極言王安石變法的錯誤,簡直把他說成一個禍國殃民之人。在那之前,從來沒有想過初中歷史課本之外的說法,看到那個故事,心里大吃一驚,才知道于此事竟是人言殊異。這才開始注意熙寧變法,這才知道,古人的評論,其實非遠大于是。正反兩方面都了解了之后,到底還是覺得,安石新政,是遠大于非。所謂“十一世紀的改革家”,雖然說的馬列了些(順便說一句,這話本就是列寧說的),但是仔細想想,他的確是。雖然變法失敗,但是我向來以為,不可只以成敗論英雄。

北宋立國,其實從太祖開始,就埋下禍根。因為害怕舊事重演,而首都又無險可守,自不可避免造成冗兵,政府設計的不合理,自然造成冗吏,那么冗費也就自然產生。如果要從根本上改變北宋的弱點,實在是需要改變根本的立國格局,這在朝廷的變法里面,當然是不可能做到完善的。變法所能做的,是從可能的角度盡量的改變這種狀態。其實安石對時局的認識是相當清楚的,他的所謂保甲等法,其實就是要改變北宋的征軍制,使國家不養閑兵。就是因為安石的做法,在極大的程度上動了弊政的根本,所以才會反對者眾。新政的確觸犯了富人的利益,這的確是它失敗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北宋的政治,可以說是完全的士大夫的政治。安石的理想,包括調和社會矛盾,所以想將富人的錢一部份收歸國有,這也是他所謂“善理財者不需加賦而可充國庫”的一個方法。但是一般反對者卻不做如此想。比如蘇轍就說,天下安定的方法應該是富者安富,貧者安貧,你要劫富濟貧,豈不是做亂天下嗎?其實我覺得,新法中的青苗等法,設計是好的,安石的主張也有超越時人處,只可惜推行的太急,又被小人利用。

至于安石是否能夠接受不同意見,我覺得,他并不是那么狹隘的。在他擬定新政條項的時候,其實也是廣泛征求意見的。比如他定了青苗法后,拿給蘇轍看,蘇轍就說了許多反對意見,而安石并未動怒,反而說,既如此,我再好好想想,做一下修改。于是又回去修改。蘇轍可是反對安石最激烈的人之一。其實安石待人,并不嚴苛。到了新政實行以后,反對的人大多因反對而反對,并不肯認真的想一想如何變法才是好的,只是看到實行過程中產生的失誤,卻不肯提出修改的方法以使新政良好實施,只一味的說是新政本身該廢。說來說去,都是差不多的話,所以長久下來,安石也自不要再聽。其實我尊重安石,亦尊重司馬光,但是在這一件事上,他們實在需要各分一半的過錯。只不過神宗死后,元佑黨人當政,得意之時立時全面廢止新政,對安石也多所詆毀,使得原本平常的事情在他們嘴里一說就顯得安石多么多么不近人情。就連安石的兒子,本來英年早逝已經很慘了,還給他們說成神經病,真正可憐。楊慎說過,安石變法雖然人皆反對,但是如讓蘇軾來做,其實更不如安石。這話的確有理。其實蘇軾雖然也反對安石,但是他還是能看到新政的好處的,就是因為他能看到,所
以又不見容于元佑黨人,也可憐。

至于當時民間的反應,其實對百姓而言,新政本身并沒有造成很大傷害。反對者所謂的擾民,其實都是小人利用新政的實行為自己謀益,如此而造成傷害。新政的實施,有不得法處,安石主張不以小弊廢大利,這雖然對,但是有時候明明可以糾正的小過錯,他卻也沒有盡力糾正,這就是他的不是了。神宗以后,天下也并不就安定了,可是當時人一說,就把問題推到熙寧新政的頭上,也委實太過不公。

 


雜談 2013-11-28 2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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