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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鐵騎踏斷民族脊梁

　　中國人原本是世界上最驕傲的民族。他們自認為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強大、最光榮的種群。中國領導世界，中國統治四夷，中國人高高在上，這是中國自古以來的思維定勢。中國人在樂于“教化”那些“非我族類”的同時，也不免輕之賤之，認為他們是不完全的人類，甚至半人半獸之身。所謂“南方蠻國，從蟲；北方狄，從犬；東方貉，從豸；西方羌，從羊。此六種也。”（許慎《說文解字》卷四）在嘲笑和污辱這些民族時，中國人從來都不加掩飾。

　　在漢族人看來，這種安排是天經地義的。宋儒陸九淵說：“圣人貴中國，賤夷狄，非私中國也。中國得天地中和之氣，固禮義之所在。貴中國者，非貴中國也，貴禮義也。”（《陸九淵集·大學春秋講義》）也就是說，中國高貴，四夷卑賤，這是上天的安排，因為全世界只有中國才得了天地中和之氣。宋人石介說：“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天地為之乎內外，所以限也。”同樣是說，中國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它居天地之中，而其他國家，居天地之偏，這是上天有意的安排。

　　然而，1276年，中國人的世界顛倒了：大宋王朝被掀翻，蒙古騎兵的鐵蹄一直踏上了海南島。“夷狄”成了整個中國的統治者。

　　蒙古人是漢民族遇到的最善于使用暴力的少數民族，“屠城”是他們最廣為人知的戰爭手段。“凡抗拒他的帝王、君主、城鎮長官，成吉思汗統統予以消滅……毫不夸張說，原有十萬人口的地方，所余的活人不足一百。”（《世界征服者史》）

　　雖然蒙古人在東亞進行的屠城要少于中亞和歐洲，但中國史書上關于“屠城”的記載仍然比比皆是：1213年攻密州，屠之。1216年攻廣寧，除工匠優伶外，悉坑之。1219年，屠絳州。“肅州城破，有旨盡屠之。唐兀人昔里鈐部請入城救其家族，于是幸免者僅一百零六戶。”（《元史》卷122）……1229年窩闊臺繼位后，屠城漸少。但據說伯顏攻宋時仍然屠城二百。

　　可以想象，在蒙古征服中國的過程中，人口損失是何等驚人。蒙古軍長驅直入兩河山東時，“所過無不殘滅，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羊馬，皆席卷而去，屋廬焚毀，城郭丘墟矣……”

　　“既破兩河，赤地千里人煙斷，燕京宮室雄麗，為古今之冠，韃人見之驚畏不敢仰視。既而亦為兵所焚，火月余不滅……”

　　“韃靼過關，取所掠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皆殺之……”蒙古攻滅金朝之后，進行過一次人口統計，發現金國境內的人口，比戰爭之前，減少了百分之九十。四川在宋代曾繁盛一時，人口近兩千萬。蒙古大兵過后，僅剩八十萬……

　　事實上，漢民族能繼續存在，都是一樁幸運。與漢民族的征服不一樣的是，蒙古人的征服并不宣傳什么“替天行道”“吊民伐罪”。草原民族從不掩飾他們征服的目的，他們一直視漢人為獵物。征服了漢地之后，蒙古貴族們認為“漢人無補于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打算把漢人統統殺光，把廣大中國變為一片牧場，事實上，他們在俄羅斯的許多地方已經這樣做了。幸虧耶律楚材向蒙古大汗百般解說，說留著漢人剝削他們比殺掉他們有利百倍，才使漢人免遭滅族。

　　有位著名的外國學者說過：“韃靼統治不但壓迫了為其犧牲品的人民，并且凌辱而且消磨了他們的靈魂。”

　　由于華夷之辨獨盛，所以蒙古人在中國所遇的抵抗是他們征服世界的過程中最為頑強的。事實上，南宋軍隊雖稱軟弱，但是也涌現了眾多鐵骨錚錚的人物：襄陽之圍，宋人堅守了五年。1275年的常州之戰，數千守軍戰斗至死，只余六人，反背相柱，殺敵多人后才壯烈殉國。元兵圍揚州，守將李庭芝誓死堅守，甚至南宋太皇太后親自勸降也拒不接受。他們殺掉元朝的招降使者，焚招降書于城上。“城中糧盡，有自食其子以堅持者”……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數十年的抗元戰爭，最可怕的后果是消耗掉了漢民族最精英的人物。那些有血性、有骨氣、有膽量的人都大面積地被消滅。上文所提到的常州之戰，“知州姚訔、通判陳照、都統王安節、劉師勇，力戰固守”，巴延反復派人勸降，“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在全部守軍戰死之后，“巴延命盡屠其民”。那些給守軍提供了支持的平民百姓皆被屠殺，全城僅七人伏橋坎得免。

　　有人說，在文天祥賦詩而死，陸秀夫負幼主蹈海而亡后，中國作為一個文化體已經滅亡：“崖山之后，已無中華。”這一方面是指中國文化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另一方面也指中國的脊梁已被打斷，中華精神已經滅絕。

　　和后來精明的滿族人不同，粗豪的蒙古人以赤裸裸的征服者心態來對待漢人。他們的手段剛性有余而柔性不足。難以想象的屈辱不由分說地傾倒到活下來的中國人頭上：蒙古人將全國人分為四等。漢人（北方漢族）為第三等，南人（南方漢族）居于最低層。四等人之間的待遇當然是不同的：蒙古人殺死漢人，只需打五十七下，征燒埋銀。而“漢兒毆死蒙古人”，則要處死，并“斷付正犯人家產，余人并征燒埋銀”。

　　蒙古王公經常突然間把漢人從肥沃的農田上逐走，任憑農田荒蕪，生出野草，以便畜牧：“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頃，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放孳畜”。（趙天麟）蒙古大汗可以隨時把漢人視如生命的農田，連同農田上的漢人，賞賜給王公功臣。漢人忽然間失去他祖宗傳留下來的農田，而自己也忽然間從自由農民淪為農奴，卻沒有地方可以申訴。

　　漢人們每二十家被編成一個“甲”，由北方派來的蒙古人做“甲主”控制，這個蒙古“甲主”的吃穿花用，要由這二十家共同負担。許多甲主為所欲為，“衣服飲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

　　漢人活得如同囚犯和奴隸，甚至生活起居都要由蒙古人控制。晚上一更三點之后，禁止出行，禁止點燈，禁止活動，直到早上五更三點：“一更三點鐘聲絕，禁人行。五更三點鐘聲動，聽人行。”（《元典章》卷五十七）

　　不僅是幾十家共享一把菜刀，漢人還不得學習拳擊武術，不得乘馬，也不許用馬來拉車，甚至不許用馬耕地。還有一項十分奇怪的規定：禁止漢人買賣竹子。原因是因為竹子可用于弓箭。

　　對蒙古人來說，漢人和南人存在的理由是給蒙古貴族提供勞力、糧食和酒。在蒙古統治者眼中，漢人與牲口，其實沒有任何區別。民族歧視粗暴地踐踏了漢族人的心靈。“整個漢民族在自己的家園里失落了自我，失去了立足之地；在有著輝煌歷史的故土被打入監獄，漢民族和它的心理皆受到巨大傷害。”這種屈辱對漢人的心理打擊是空前而致命的。

　　從地主到貧民，全體中國人都生活在不公之中：元帝國的特征之一是官員數量特別多，人浮于事。一塊玉石的發掘或一張弓的制造，都會有若干官員管理。因此政府效率低下，貪污腐敗橫行。蒙古官員斷案判獄，根本沒有公平可言，因為他們都是目不識丁的貴族，“高坐堂上，大小事務一切付之于吏，可否施行，漫不省錄”。吏員有了權，就拼命敲詐勒索，遇到訟事，“事事不為斷決。至于兩詞屈直，顯然明白，故為稽遲”。

　　舊有的綱紀、倫常、道德標準都被打碎了，金錢主宰一切。那些富商大賈，上與權豪貴要勾結，下則買通關節衙吏，顛倒黑白，為所欲為。民眾的道德水平迅速滑落，社會風氣持續惡化，元代雜劇中，潑皮無賴、貪官酷吏、權豪勢要、地痞流氓成了主要角色，手足相殘、妯娌成仇、殺夫奪產、嫁禍親人、嫌貧悔親，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成了大部分元代雜劇的主要情節。

　　在這樣一個屈辱、不公、沒有希望的世界里，中國人的心理由失衡直到扭曲，人們由被動茍活，漸漸演變成主動的流氓化生存。

　　流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時代的俠文化。俠以武犯禁，沖破了社會規范之后，俠士分成了兩途。一途是行俠仗義，打抱不平。另一類則變成了流氓、縱橫家和食客，他們在各個權勢中心奔走流動，雞鳴狗盜，唯利是圖，什么都敢做，所謂“日暮而途遠，故倒行逆施”。俠與流氓的共同點是都蔑視社會規范，縱橫于王法之外。不同點則是一個有精神追求，一個沒道德底線。至于生存方式，俠客單純以暴力為生，流氓在暴力之外，更愿意用欺詐、恫嚇等所有成本更低的手段。

　　隨著中國歷史的演進，流氓這個階層也不斷發展變化。早期的流氓身上還殘留著幾分俠義基因，比如三國時代那個以除三害聞名的周處，年輕時兇暴強悍，爭強好斗，被鄉人認為是地方三害之首，后來因一念之變，又成為除暴安良的英雄。

　　事實上，漢代的流氓并不畏權力。他們敢于襲擊官吏，甚至介入上層政治斗爭：“長安中奸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也就是說，長安城中的流氓少年們專替別人刺殺官吏，他們以三色泥丸為分工：摸到紅丸的負責殺武官，摸到黑丸的負責殺文官，摸到白丸的負責治喪事。到了薄暮時分，他們就紛紛出動，劫掠行人，死傷不絕。這分明是介于強盜和流氓之間。

　　唐代流氓，亦如唐代其他事物一樣，作風鮮明，明火執仗：“或危帽散衣，擊大球，尸官道，車馬不敢前。”戴著高帽，散著衫袍，在街上或擊球或橫臥，行人車馬不敢上前。他們大多繡著“文身”招搖過市：“率髡而膚札，備眾物形狀，恃諸軍張拳強劫，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胛擊人者。”其中有一喚張干者，在左膊刺上“生不怕京兆尹”，在右膊刺上“死不畏閻羅王”。

　　隨著宋代市民社會的興起，流氓階級迅速發展壯大，成為市井之中的重要角色。不過，從宋代開始，隨著專制統治的細密化，流氓階層的集體性格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他們很少再公然挑戰國家權力，而是越來越傾向以欺詐手段生存。流氓文化中的豪氣率性越來越少，流氓們變得越來越骯臟和油滑。在宋代，流氓的奸騙、訛詐、乞賴、放刁等各種巧取行為激增。史籍中有大量關于宋代流氓欺詐花樣的記載：

　　浩穰之區，人物盛伙，游手奸黯，實繁有徒。有所謂美人局（以娼優為姬妾，誘引少年為事）、柜坊賭局（以博戲、關撲結黨手法騙錢）、水功德局（以求官、覓舉、恩澤、遷轉、訟事、交易等為名，假借聲勢，脫漏財物），不一而足。又有賣買物貨，以偽易真，至以紙為衣、銅鉛為金銀、土木為香藥，變換如神，謂之“白日賊”。若之地，則有剪脫衣囊環佩者，謂之“覓貼兒”。其他穿窬肢篋，各有稱首。以至頑徒，如攔路虎、九條龍之徒，尤為市井之害。（宋·周密：《武林舊事》卷六“游手”條）

　　元代則是社會整體流氓化的起步期，元代流氓化最引人注目的特點是流氓進入了官場。越來越多的漢人走不了正路就走邪路。既然無法抗爭，他們就選擇了攀附。按照規定，漢人和南人不能充任怯薛（禁衛軍），但因為怯薛享有種種特權，漢人千方百計鉆營其間：一些人“但挾重資有梯援投門下，便可報名字，請糧草，獲賞賜，皆名曰怯薛歹”。“屠沽、下隸、市井小人，及商賈之流，軍卒之末，甚而倡優、奴賤之輩，皆得以涉跡宮禁。又有一等流官胥吏，經斷不敘，無所容身，則夤緣（攀附巴結）投入，以圖升轉。趨者既多，歲增一歲，久而不戢，何有窮已。”

　　有些漢人假冒成蒙古、色目人，來獵取一官半職。他們起蒙古、色目名字，效仿蒙古、色目人生活習慣。元時有人說：“精銓選之本，在于嚴族屬之分；以尊吾國人……今之女真、河西，明有著令，而自混色目；北庭族屬鄰于近似，而均視蒙古，乘堅驅良，并列通顯。蓋我國人天性渾厚，不自標榜，愚恐數百年之后，求麟趾之公姓，不可復別異矣。”也就是說，元代政治本來是以嚴格的種族區分為原則的。但北方的女真人和漢人卻經常冒充色目人，更有許多北方部族也被視為蒙古人，得以混入上流社會。如果這樣下去，數百年之后，就分不清真蒙古和假蒙古了。

　　漢人冒充蒙古人充當達魯花赤（地方、軍隊和官銜的最大監治長官）的現象，成了元朝政治中一個難以處理的痼疾。元代統治者三令五申，嚴禁和革罷漢人、南人、女直、契丹人充達魯花赤者，反復多次，也沒什么明顯效果。那些冒充怯薛、達魯花赤的漢人，大多是市井無賴，本身素質低下，一旦當官，則明目張膽，顛倒黑白，不顧廉恥，拼命撈錢，官場風氣更加腐敗。

　　元代流氓化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流氓階層與專制權力高度結合，變成了專制權力的打手和工具。能當上官的絕頂聰明之人畢竟是少數。更多的人，選擇攀附于官員和權貴腳下，為他們驅使，替他們辦事，于是出現了一個特殊的土豪惡棍階層。在他們之下，則是以撈點殘渣剩飯為生的充當打手的無賴流氓。《元典章》說：“一等驟富豪霸之家，內有曾充官吏者，亦有曾充軍役雜職者，亦有潑皮兇頑，皆非良善。以強凌弱，以眾害寡，妄興橫事，羅摭平民，騙其家貨，奪占妻女，甚則傷害性命，不可勝言，交結官府，視同一家，小民既受其欺，有司亦為所侮。非理害民，從其奸惡……”就是說，那些最有權勢的大戶，家里都養著當過官吏或者做過軍人的幫閑，還有潑皮兇頑之人。這些人專門以強凌弱，騙人家財，奪人妻女，做盡壞事。

　　元代“權豪勢要”驅使流氓為非作歹的記錄比比皆是。“至元二十年十一月二十日，中書省奏：哈剌章富強官豪勢要人每根底放利錢呵，限滿時將、孩兒、女孩兒兒女拖將去，面皮上刺著印子做奴婢……”就是說，權貴們以流氓打手為幫手，放高利貸，到期還不上，就將人家的媳婦兒女面上刺字，充作奴婢。“紅貼糧者，成宗大德五年始行。初，賑糶糧多為豪強嗜利之徒，用計巧取，弗能周及貧民……”朝廷本來制定了周濟貧民的政策，結果這些糧食都被豪強流氓們用歪門邪道弄走了。“諸豪橫輒誣平人為盜，捕其夫婦男女，于私家拷訊監禁，非理凌虐者……”他們誣良為盜，私設公堂，嚴刑逼供，肆意凌虐。因此社會混亂，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元代的潑皮無賴是如此之多，以至元朝皇帝不得不專門命人研究對潑皮無賴橫行的處理意見。

　　如果顛倒的統治只持續二三十年，人們還可以恢復舊有的記憶和風氣。然而元朝統治持續了九十多年，整整三代人的時間。培養貴族需要三代，培養流氓也只需要三代。三代過去后，中國人整體上流氓化了，這就為有明一代之成為流氓朝代奠定了基礎。

　　中國文明發展到元代，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局面：上層文化遭遇到了毀滅性打擊，下層文化或者說俗文化首次取代雅文化，成為主流。徐子方在《元代文化轉型與古典文學》中說：“翻開一部中國文學史，即不難感受到，一直處于正宗主流地位的詩歌散文，到了元代即一下子失掉了無可爭議的優勢，其黃金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而且不僅在元代，即使這以后的明清兩朝，盡管還有不少作家作品產生，但詩歌、散文的衰落已是無可挽回，作為文學發展中的主流地位它是永遠地喪失了，取代它的古代戲曲一下子由過去被鄙視、一直處于非正統世俗地位而躍居傳統詩文之上，成為時代文學之主流。”

　　元代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上層文化遭遇徹底破壞的時代。在以前的中國歷史上，即使在目不識丁的武人統治時代，將軍們也都承認文字是需要敬畏的。而馬背上的異族根本不能了解漢文化的價值。忽必烈就曾發出疑問：“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雖然后來忽必烈決定以漢法治漢人，但是對漢人的禮法傳統，始終不予重視：“（世祖）忽必烈篡江南后，一應漸習，僭行大宋制度……終非其本心。故辮發囚首，地坐無別，逆心惡行，滅裂禮法，卒不能改也。”

　　蒙古統治者能理解的是工匠、大夫甚至算卦先生的重要性。從成吉思汗到忽必烈，蒙古大汗在屠城時，無一例外地要求保存工匠們的生命。但是他們從來沒有要求保證讀書人的性命。在征服中國的戰爭中，大量的文化典籍已經毀于戰火，那些名臣儒士也被殘殺大半。在元朝建立后，出于對漢族文化的畏懼心理，統治者切斷了漢族士大夫的人生前途，政府明確規定，各級政府的主官（達魯花赤）必須由蒙古人充任。科舉制一度被取消，部分恢復后也形同虛設，有元一代，由科舉入仕者一共也不過千余人，當了官也不過是政治擺設。漢族知識分子的地位在歷史上頭一次從“四民之首”跌落到了“十丐九儒”的地步。

　　漢族精致高雅的上層文化對蒙古人沒有吸引力。來到漢地之后，蒙古人所能理解和欣賞的，只能是漢人的俗文化。最能吸引蒙古人的是戲臺，即使是在漢語不純熟的時候，蒙古人也能大致看懂戲的內容，更何況以后文人們刻意逢迎蒙古人的喜好，編寫了許多適合他們口味的作品。因此，戲曲業在元代獲得空前的繁榮，就在情理之中了。“在元朝這一民族文化交融廣泛展開的大背景下，蒙古民族作為統治民族，其審美觀勢必對作為俗文學的元雜劇產生影響……元雜劇的審美趣味是漢族下層人民和以蒙古族為主的少數民族人民的審美趣味的有機結合，以酣暢、本色、拙野為主要審美特征。”成為老九之后的讀書人只能與戲子娼妓等打成一片，成為戲曲創作的主力，以此換碗飯吃。因此，元曲成為元代文化最輝煌的成就。

　　宋代底層文化和上層文化的交融是健康可喜的，它并不是一種文化革命式取代另一種文化的過程，而是相互吸取，相互激發。而元代卻是俗文化壓倒雅文化的時代。扎拉嘎說：“在元代以后，中國古代文學結構進入到俗文學為主體的時代。”從雅文化到俗文化的轉變，是中國文明發展的一個至關重要的轉折。

　　俗文化包含著人性解放等許多平民社會的健康要求，有它清新、自然的一面，但是也傳承了底層文化的大量負面因素。我們僅以產生于元代的《水滸傳》為例。底層文化對暴力有一種病態崇拜，《水滸傳》中那些好漢有許多熱衷于過度使用暴力。在梁山泊好漢中，被譽為“革命性最徹底、反抗性最堅強的一個”的李逵，在劫法場的過程中，“火雜雜地掄起大斧”，只顧砍看熱鬧的百姓。從城內直殺到江邊，身上血濺滿身，兀自不休。晁蓋叫道：“不該百姓事，休只管殺人。”結果“那漢哪里來聽叫喚，一斧一個，排頭兒砍去”。這種反人類的罪行，在這部書里卻被當成英雄行為刻意渲染。

　　梁山好漢們從不掩飾他們對財富的向往。因為對底層人來說，生存、溫飽、發財永遠是他們最迫切的欲求。許多好漢上梁山的動機很簡單，就是“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綢緞，成甕吃酒，大塊吃肉”。連整部水滸傳中最為正面的人物之一魯智深，在桃花山不辭而別時也沒有忘記把金銀酒器踏扁了裹在包裹里順走。這種行為在上層文化中是不被認同的，但對最底層的人來說，卻天經地義。

　　梁山好漢們的義氣，在今天看來，其實不過是一種幫派意識。這種義氣所施的范圍只是自己的兄弟。只要是兄弟，干什么都是對的。戴宗在江州做獄吏，欺壓犯人，逼勒財物，作威作福。張清孫二娘開人肉包子鋪，專取過往客商性命。這在任何主流文化中都是不能容忍的犯罪行為，在水滸傳中，卻被稱為是好漢的作為。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后來上了梁山。

　　水滸英雄們的婦女觀更令人絕望。《水滸傳》中提到某人喜愛習武，肯定要附上一句“不愛女色”。如晁蓋“最愛刺槍使棒，亦自身強體壯，不娶妻室，終日只是打熬筋骨”。盧俊義“平昔只顧打熬氣力，不親女色”……《水滸》中的年輕婦女很少有好下場。連女英雄扈三娘也被指婚。擁有海棠容貌的她被許配給矮小丑陋又好色的王英，她的反應是“低首伏心，了無一語”，木然處之，這種描寫顯然反應了底層民眾對女性的要求。

　　通俗文學因其巨大的影響力，對整個民族素質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水滸傳》一出現便擁有了大量讀者，上自皇帝，下至販夫走卒都不乏“水滸迷”，到今天為止，仍然是影響最大的俗文學作品之一。正如魯迅所說：“我們國民的學問，大多數卻實在靠著小說，甚至于還靠著從小說編出來的戲文。”對于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民眾，他們的價值觀念、是非判斷，都受到從小接觸的俗文學、俗文化的強力塑造。因此，俗文學取代雅文學，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無疑是中國人國民性演變史中的一個關鍵轉折點。

張宏杰 2014-06-30 12:5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