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有涯愿無盡 第三輯 我的自傳 第40節 抗戰以來自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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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輯 我的主要經歷
  第40節 抗戰以來自述(11)
  他對于我的話認為很對。
  我于是提出我的主張,要確定國是國策,所謂國是國策,就是對民族解放社會改造兩面大問題,及其所涵細目,均有確切之訂定。尤其要緊的,在建國的理想目標,并其達于實現的路線步驟。如何來確定呢?這當然要全國各方開誠相商,共同決定。
  他表示單為抗日而團結,誠不免一時手段之嫌。但他又慮社會改造問題重大,牽涉甚遠,各方意見或未易接近。倘各方意見不能歸一,豈不又影響眼前抗日?似不如走一步,說一步。
  我說你這種顧慮亦是應有的,不算過慮。但遇此困難,當以熱心(熱心于徹底團結)、信心(相信彼此說得通)克服之,而努力以求得最后結果。
  他說你的意見是好的。此事最好由國民黨來倡導進行,或其他方面來推動提倡。中共方面,因為剛將抗戰促動起來,不過六個月又吵動什么社會改造問題,似乎不便。假若國民黨或其他愿為此根本商討,那他們共產黨當然歡迎之至。
  他又對我說:此時(1938年1月)他們正請得國民黨同意,兩黨起草共同綱領。在武漢有八個人——國民黨為陳立夫、康澤等四人,共產黨為陳紹禹、周恩來等四人——正在蔣先生指導下起草。共同綱領和你所說國是國策亦甚相近。假若由兩黨的擴而為全國的,由側重眼前抗戰的,進而包括建設新中國,便是了。你何不趕回武漢,去推動推動呢?
  毛君屢次對我說,中國現在已是團結,但仍須求得進一步的團結。我便說,你想進一步的團結,除了我這辦法還有什么辦法呢?我又問他,并問張聞天,假如國是國策定下來,則黨派問題即將得一根本轉變,是不是?他們都答復是的,那樣全國將可以成為一個聯合的大黨。
  關于黨派問題,我從來認定中國社會形勢散漫,各黨說不上有什么截然不同的社會基礎,而從中國問題看去,恰又有其共同任務。因此,“絕不相容”只是人們的錯誤,而非形勢所必至;大家合拢來,乃是問題所需要,而形勢甚有其可能。不過解決黨派問題的主張,在當時我胸中尚未具體化,所以亦未向下商量,即到上面所談為至止。
  所謂意見的交換,除團結統一問題略記于上之外,大致還有兩種:
  一種是關于那時時局的。我在那時(1938年1月)眼見得崩潰之象,當然不免悲觀。他從國際方面、敵方、我方三下分析給我聽,轉換我的悲觀見解不少。而說到當時各種問題的主張上,彼此多半相合,沒有相乖之處。事過境遷,記憶不全,記亦無味,從略。
  再一種就是關于中國前途的了。我對于中國前途一向有我的見解主張。我要求確定國是國策,其意正在要認清民族的前途,而把握著自己前途去走。而他們共產黨呢,一面既有其世界前途的理想,一面又有其獨具之歷史眼光,當然他們對于中國前途是有他們之見解主張的。我有一套,他們更有一套。所以通宵達旦,談之不盡的就在此。
  關于這一問題,彼此所見就不同了。假如他們是“三段論”,那么,我便可說為“一段論”。他們的三段,前文曾提到過,就是:在抗戰中實現民主;由于民主進步,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末了進步到共產。我所見如何?我認為中國政治上趨于民主化和經濟上趨于社會化,是同時的。其前進是同時前進,互相推動著前進,相攜并進,以抵于成。因為分不開,所以他們的前兩段,在我就是一段。又因為我只信社會主義,而不大相信共產,又少卻他們的第三段,于是我便成“一段論”了。——其實在我并無所謂“一段論”。
  問題太大,話說起來太長,現在記不勝記。他們的書報刊物甚多,讀者不難考證。我亦有一些出版物,外間流行卻少(內地及上海尚可得,香港甚難)。今將舊文摘幾句于此以見意:
  中國政治問題必與經濟問題并時解決,中國經濟上之生產問題必與其分配問題并時解決;圣人復出,不易吾言矣!求中國國家之新生命必于其農村求之,必農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國國家乃有新生命焉;圣人復出,不易吾言矣!流俗之所見,或以為政治問題解決,而后產業得以發達,而后乃從容談分配問題;或以為必由國家資本主義以過渡于共產主義,而當從事國家資本主義之建造。是或狃于歐洲國家之往例,或誤于俄國布爾塞維克之企圖,而皆昧于彼我之異勢,謬欲相襲者,曾何足以知此!
  這是民國十八年為河南村治學院所寫旨趣書中的話。又后來《鄉村建設綱領》第十八條有云:
  吾人所見,中國政治得進于民主化,將有賴其經濟生活之社會化,此與西洋政治之民主化得于個人主義者適異。經濟上之社會化,有助于政治上之民主化;政治上之民主化,復有助于經濟上之社會化;如是輾轉循環向前進,自微之著,由下而上,經濟上之社會主義與政治之民主主義,同時建設成功。
  這些話均待另外詳談,才得明白。彼此對中國前途看法之不同,從何而來呢?當然由于對中國老社會認識不同,從而對近百年所起變化的了解不同,從而對前途估計不同。所以從談未來問題,就追溯到過去歷史文化。我總執持兩句話:中國老社會有其特殊構造,與歐洲中古或近代社會均非同物。中國革命是從外面引發的,不是內部自發的;此其特殊性即由老社會之特殊構造來。他相當承認我的話,但他說,中國社會亦還有其一般性,中國問題亦還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視其特殊性而忽視其一般性了。我回答他:中國之所以為中國,在其特殊之處;你太重視其一般性,而忽視其特殊性,豈可行呢?
  我與毛先生兩人間的爭論,到此為止。


梁漱溟 2014-07-03 14: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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