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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廬山會議的“萬言書”，一般人都以為是彭德懷給毛澤東寫的那封信。其實，彭德懷的那封信只有3500字，稱其為“萬言書”，有拔高、加重或尊奉之意。而在廬山會議真正寫給毛澤東、又遭到毛批判的萬言書，是普通干部李云仲給毛澤東的一封信，這封信恰好1萬多字。將兩封“意見書”予以比較，李云仲的“意見”比彭德懷的“意見”厲害得多，嚴重得多，刺激得多!李云仲的后事如何呢?據李銳先生說，廬山會議后，他被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下放勞動。“文化大革命”時，他曾長期在黑龍江一個煤礦井下勞動。1993年離休

廬山會議

李云仲，原名盧錦章，1925年出生于黑龍江，高級經濟師，曾任東北局財委科長，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秘書，國家計委主任秘書，國家計委基本建設投資局副局長，東北協作區辦公廳綜合組組長。后又任黑龍江財委秘書長，汽車工業公司黨委書記兼經理，電子工業廳廳長，《東北經濟報》報社社長，《中國東北經濟》雜志主編。1993年離休。

1959年6月，原國家計委干部、時任東北協作區綜合組組長的李云仲，就大躍進的種種亂象和弊端，給最高領袖毛澤東寫了一封信，6月9日就直接寄給毛澤東。毛將這封信帶到了廬山。7月26日，也就是毛澤東發表痛批彭德懷的“7·23講話”3天以后，批發了《李云仲的意見書》，附上自己寫的近3000字的批示，題為“對于一封信的評論”。

毛澤東的這個批示，實際上是7月23日講話的繼續，目的是為了推動批判“右傾思潮”，強化和突出批判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的重要性。毛澤東批示說：

“李云仲認為，從1958年第四季度以來，黨的工作中，缺點錯誤是主流，因此作出結論說，黨犯了‘左傾冒險主義’和機會主義錯誤。而其根源則是在1957年整風反右斗爭中沒有同時反對‘左傾冒險主義’的危險。”“他幾乎否定一切，他認為幾千萬人上陣大煉鋼鐵，損失極大，而毫無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錯誤的，對基本建設極為悲觀。對農業他提到水利，認為黨的‘左傾冒險主義、機會主義’錯誤是由大辦水利引起的，他對前冬去春幾億農民在黨的領導下大辦水利，沒有好評。他是一個得不償失論者，有些地方簡直是‘有失無得’論。”

毛澤東引用李云仲的一些尖刻犀利的語言，是為了讓會議批判和否定李云仲的“右傾”觀點，給人們樹起一個批判的“靶子”。然而現在看來，李云仲批評黨在1957年反右整風時沒有反左，導致在大躍進中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完全正確，非常恰當，一針見血指出了大躍進問題的根源。這種率直而大膽的批評，令所有的中高級干部、甚至是那些勇敢糾左的領導干部也望塵莫及，自嘆不如。李銳先生就說，李云仲這種一般中級干部，敢于上書毛澤東，直言不諱指責黨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恐怕是獨一無二的;連他們這些一貫反左的干部，在會外閑談也不敢這樣露骨地直說。

李云仲在信中說：“問題可能是從大搞水利建設開始的。這里提出兩年水利化，那里就提出一年，甚至幾個月水利化。其實當時很多人都知道這是做不到的，但許多地方大量的水利工程，既無勘察設計，又無設備資料的情況下，就大規模施工了，結果有許多工程建成后毫無效果，或成為半成品;但是耗費掉大量的勞力和器材。這種工程我看過很多。”這種說法得到了時任水電部副部長李銳的認同。

這就說明，大躍進中的浮夸風、強迫命令瞎指揮，在1957年就開始了。當年的反右整風，將無數的敢說真話的有識之士統統打掉，余下的人便噤若寒蟬，于是反對右傾、破除迷信、盲目蠻干、急躁冒進的狂潮便冒了出來，一系列脫離實際、違背人心的活動便轟轟烈烈地開始了。李云仲在信中說：“1958年元旦，我去過灤縣扒齒港，親眼看到該縣為了要修一條100多里長的大灌區，既未經勘察設計，又未經群眾討論，要挖掉即將收割的1萬多畝小麥。我去找縣委負責人談，也未能制止住。結果這條耗費無數人力財力的水渠，雨季一到，全淤死了。”“后來又參加了‘苦干10天’的大會，要求10天內養豬增加一倍，掃除文盲，破除四害，鋤完大田等等，對于這些荒唐的要求，竟沒有一個人提出反對意見，反而都去應承這些根本無法實現的任務。”

什么叫瞎胡鬧、亂折騰?李云仲的信中列出了灤縣的典型實例就是明證。為什么大躍進會變成“大躍退”?為什么農民們辛辛苦苦大干苦干，到頭來會造成大饑荒?看了灤縣的干法就知道所以然了。當然這還不是正式的“大躍進”，正式的大躍進的高潮還在后面。接著李云仲的矛頭直指大躍進“高潮”的危害性：

“大搞土法煉鋼的運動，這是一條失敗的經驗。國家經濟力量的消耗太大了。幾千萬人拋開一切，苦干了幾個月，上億噸的礦石，上億噸的煤炭，上百萬噸的鋼鐵材料，上百億度的電力，幾億噸的運力……，都白白消耗在沒有效果的‘生產’上了，得到的卻是毫無使用價值的土鐵，這是對國家元氣的最大消耗。”

北戴河會議發動的全民大煉鋼鐵運動，人人皆知其害，人人斥其荒唐，但卻很少有人敢提意見。李云仲竟然當著毛澤東的面，有理有據、痛快淋漓地揭露了大煉鋼鐵的危害性，比彭德懷的“有失有得”要嚴厲得多，尖刻得多!

關于公社化的弊端，李云仲在信中說：“各地勞動力和各種資料也都造成巨大的消耗。我到過金縣郊區的一個生產隊，這里共有300多戶人家，去年年初有豬300多口，但今年只剩下9口，雞鴨去年幾乎殺光了。”

李云仲可能是工業干部出身，農業問題可能了解得不多，對于廣大農村被共產風、浮夸風、食堂化折騰得十室九空、民不聊生、大鍋飯難以為繼的凄慘狀況可能缺乏感性認識。但就他了解的金縣一個生產隊的落后狀況，也讓人觸目驚心。

提起工業問題，作者胸中如開閘江河，汩汩滔滔：“在基本建設上，1958年全國已施工的限額以上的項目達1900個，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兩倍，幾乎所有省市都要安排在幾年內建成一個工業體系，現在由于財力跟不上，繼續施工的只有幾百個了。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的固定資產動用系數連50%也不到(即100元投資，能動用的不到50元)。上百億投資，上百萬噸鋼材，幾百萬噸水泥、木材……被白白拋在幾千個工地上，長期不能發揮效益。看到這種損失確實很痛心。這種情況本來是可以避免的。”然后信中說道，由于到處“大辦”，都有翻番，只得大量“招兵買馬”，去年增加2100萬職工。結果不僅農民、漁民，甚至售貨員、理發員、手工業者也都轉為工人，購買力提高了，但消費資料遠未跟上去，各行各業都受到了損失。

這段對大躍進工業問題的揭露，可謂一針見血，擊中要害，和彭德懷所說的“工業盲目上馬，造成工農業比例嚴重失調，影響工農關系”的說法如出一轍，但李云仲說的更為具體，更為嚴重。二人的眼光完全一致，完全符合實際：當時被毛澤東斥為“右傾”，但一年多后，黨中央不得不作大幅度調整，工業大量下馬，2000多萬城鎮職工下放到農村，就是鮮活的證明。

為什么這種脫離實際的左傾狂潮會泛濫成災?李云仲認為是主觀主義思想作祟，因此他建議“在各級干部中進行反對主觀主義的思想作風教育，教育全體黨員堅持黨的原則，加強黨性鍛煉”。李銳先生認為此言是“切中時病的藥方”，因為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一系列講話，大都是主觀主義、左傾冒險主義的產物。

李云仲在信中直擊問題的根源：“為什么主觀主義可以有時在一些領域能暢通無阻?我覺得主要原因是，未能在黨內造成一種堅持原則的氣氛，在有些場合下，以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為特征的迎合情緒十分濃厚。這種迎合情緒絕不能與黨的組織性和紀律性相提并論。這是主觀主義也就是左傾冒險主義思潮能夠滋長的思想根源。”

這段話一語中的，入木三分，深刻揭露了大躍進一系列荒唐鬧劇能夠強力推行、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毛澤東讀到這里如果能出一身冷汗，霍然醒悟，大力糾左，那中國的面貌何以會出現凄慘的景象啊!

他接著談到他在計委工作時的情形：“我在局務會議上幾次提出，計委一定要管限額以上的項目，這些項目的設計任務書必須經過審查，否則要造成嚴重后果。這個道理很多人都知道，但既無人向計委領導反映，也無人認真研究這些對國家有決定意義的情況和問題，你提你的意見，我應付我的公事!直到武昌會議提出清查時，才感到問題的嚴重性。但大量的半截廠房、房架、柱子已經立起來了，幾十億的投資、幾百萬噸的建筑材料、大量的勞動力，已經被占用在不能發揮效果的‘工程’上了。幾年來的經驗證明，基建項目、規模的安排合理與否，往往對整個國民經濟起決定性的作用。基建戰線過長對當前緊張狀況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再比如大煉鋼鐵，我回來時對一位負責同志小心翼翼講了幾次，礦石、焦炭、煤消耗這么多，成本這樣高，煉出來的又都是不能用的土鐵，可不能這樣搞!這在當時大家都知道。但這位同志卻和我講，事實上當時很多人也這樣講：‘這不能算經濟賬。’我實在想不通：為什么不能算經濟賬?難道社會主義不是要發展生產力?又為什么不叫人家提意見?”

李云仲在這里說起大煉鋼鐵的浪費，只談到礦石、焦炭、煤等的消耗，其實最大的消耗不在于此。9000萬人胡亂折騰幾個月，耽誤了農時，把無數的糧食拋撒于地，造成了全國的饑荒;更主要的是把全國的林木幾乎砍伐殆盡，森林資源遭到了空前的大破壞，促使全國各地的“自然災害”頻繁發生，更大的饑荒便不期而至。給國民經濟造成如此嚴重的困難，還不能算“經濟賬”，那就要算“政治賬”。那么，拼死拼活完成了1070萬噸鋼鐵，中國人民在政治上獲得了什么“利益”呢?不僅當時的六億國人看不到，幾十年后的十幾億國人也看不到，只看到國家補貼了50個億，煉出了無數的廢渣，給國家帶來沉重災難，和英國的距離越來越大，讓外國人一直嘲笑——這是什么樣的“政治賬”啊!

關于1959年的計劃，李云仲說：“我從一開始就參加了這項工作，一直感到問題很大。雖然在多次會議上，向很多能接觸到的領導同志提出意見，也整理過一些資料來說明計劃中的問題，但是誰也不愿向上面提。今年年初，在整理一個資料時，我又堅持把計劃問題提出來，卻又受到領導的嚴厲申斥，甚至提出了‘組織性、紀律性’的問題。為此我長時間難過極了。這位申斥過我的領導也明知道問題的嚴重性，后來向人說，‘有些事情你就要看破紅塵。’”

李云仲似乎不理解當時許多高層領導同志的為難處，在信中說：“明明是重大的原則問題，卻要大家‘看破紅塵’，這是什么樣的人生觀?我回到宿舍以后老是想來想去，共產黨員對這樣重大的原則問題，能采取這種態度?這些人是把黨的事業放在前面，還是把個人得失放在前面?黨的一部分事業，由這樣的領導來管理，是適當的嗎?”

這段話提出了一個重大問題：大躍進中的浮夸風、共產風、高指標、瞎指揮等極左歪風屢禁不止，毛澤東不斷極左卻收效甚微，其原因就是我們的不少領導干部“看破紅塵”。“看破紅塵”本意是看透世俗、玩世不恭的無所謂，這里卻是看透上級意圖，盡力迎合之意。哪管它洪水滔天、高樓垮塌、百姓死活，我只看上級的臉色行事，我只照中央文件辦事。這是對當時整個國家不良風氣的當頭棒喝，不知毛澤東看了是何心情!

李云仲作為國家計委的計劃工作人員，最清楚國民經濟比例關系失調帶來的危害，“最危險的是那種會引起階級關系尖銳化的比例關系失調，因為這會造成全面緊張。工農業的比例關系，還有消費和積累的比例關系，就是屬于這一種。去年增加的2100萬工人，大部分來自農村，農村的骨干勞力幾乎抽光了，連他們的家屬恐有五六千萬人，由生產農產品一變而為消費農產品的人。這難道不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呀!”“關于計劃工作問題，幾年來是大家意見最多、也最不滿意的事情。今年這個多了，明年那個少了;今天變過來，明天變過去;今天生產這種產品，明天生產那種產品;今年這個項目施工，明年那個項目停工……總之是左右搖擺，進退維谷，真是‘進亦憂，退亦憂’。一位同志跟我說：‘今天很多問題，計劃部門要負百分之百的責任。這話可能一些過分，但是作為綜合性的國民經濟計劃機關，未給中央當好‘參謀部’卻是事實。”

李云仲在這里，以高度的責任感和專業知識，對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和計劃工作存在的問題，予以痛快淋漓的揭露。讓多少身居高位的領導不禁汗顏。有些語言和觀點和彭德懷驚人的一致。毛澤東讀到這里應當想想，彭德懷和李云仲素昧平生，也無交往，二人的觀點和說法卻驚人一致，為什么不考慮一下自身的問題，而非要指斥彭德懷是右傾機會主義，向黨發動進攻呢?

接著，李云仲在信中指出近年來計劃工作的三個主要問題：

1、全面了解和掌握情況，才能做好綜合平衡，但實際上常常是在各單位、部門間，年度、長遠間，以及材料、進度，主機、配套，以及基建項目間，顧此失彼，畸輕畸重，有數字無措施，有計劃缺檢查。

2、這不能簡單歸于無經驗，而是主觀主義思想作風嚴重，特別是1958、1959兩年，既缺乏全面性的調查研究，又很少進行綜合性的分析、規劃;每次提出的方案很少是經過多方面和自下而上的研究討論;各方面的意見特別是具體搞經濟計劃工作人員和廠礦企業的意見，很少得到考慮;每次計劃方案，下面意見很多，也知道問題很大，但就是不采納，甚至無人聽取這些。向中央提出的所謂方案，往往是3000萬噸是積極的，是可以爭取完成的;2200、2000、1800萬噸也是積極的，可以爭取完成的。其實很多做具體工作的人都了解，這些數字沒有充分依據，漏洞百出……

3、在大運動中，計劃工作不能正確堅持黨的原則，跟著人家跑，時冷時熱。計劃機關在一個部門、地區，對一些重大問題有不同意見的時候，必須從全面出發堅持原則，不能怕有爭論;事實上往往由于在這方面站不穩而吃大虧。……長期計劃必須盡快編制，否則許多重大問題不能解決，如基本建設和重大項目建設規模問題，大型設備的生產安排問題，部門間的比例問題，工業布局和地區規劃問題，重大的技術政策問題等。

最后信里還談到樹立節約與樸實的風氣問題，批評近年豪華高級賓館、飯店建的太多，國慶幾大工程也有些過分。“今年各地用在‘國慶工程’投資恐怕有八九億元之多，這可以建一個年產300萬噸的鋼鐵企業，或1600——1800萬平方米職工住宅。”還有，會議的伙食標準太高，請客送禮之風盛行，以及高級干部的特殊待遇等，信中都提出了批評意見。

在極左狂風甚烈的環境下，在經歷了反右派、反右傾運動的反復沉重打擊之后，大多數中高級干部都噤若寒蟬，大都是“看破紅塵”，隨波逐流;即使發現了問題也是睜眼閉眼，置若罔聞。然而，小小的中層干部李云仲，竟然以大無畏的精神直接上書最高領袖毛澤東，痛陳大躍進的種種弊端和我們黨自身存在的嚴重痼疾。他和彭德懷一樣，站在了政治的制高點，站在了時代的最前列!假如我們的領袖看了李云仲和彭德懷的意見，幡然悔悟，繼續糾左，大力糾左，中國人民就會避免多少災難啊!

那么毛澤東對李云仲的信到底是何態度呢?

毛澤東在對李云仲信中的意見進行總結歸納之后，說道：“李云仲的基本觀點是錯誤的，他幾乎否定了一切。”這種“得不償失論”“有失無得論”，代表了當前的一股“右傾思潮”，應當和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一樣，予以堅決批判。然而現在看來，李云仲的基本觀點是完全正確的;他否定的一切大都是大躍進客觀存在的問題。

于是，李云仲就成了“越衙上告”第一人(其實不盡然)。這就讓人搞不懂：彭德懷的意見書，前半部分用大量篇幅肯定大躍進的成績，贊揚人民公社的成果;后半部分給大躍進提意見，也是用詞委婉，鋒芒收斂。彭德懷可能是考慮到毛澤東的接受程度，所以字斟句酌，留有余地。而李云仲的意見書，根本就沒有提到大躍進的成績，對人民公社絲毫沒有贊揚的意思。他的信中，滿篇都是缺點、錯誤，都是盲目蠻干，胡亂折騰，亂象紛生，得不償失，“幾乎否定了一切”。而且指出其性質是“左傾冒險主義”，根源是“主觀主義思想作風”。將兩封“意見書”予以比較，他的“意見”比彭德懷的“意見”厲害得多，嚴重得多，刺激得多!

李云仲的后事如何呢?據李銳先生說，廬山會議后，他照樣在劫難逃!他被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下放勞動。“文化大革命”時，他曾長期在黑龍江一個煤礦井下勞動。

馬雙有 2015-01-22 10:1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