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重建辛亥敘事

簡體傳統

長期以來，我們所知道的辛亥革命幾乎是革命黨人單方面的敘事，教科書的普及，年復一年的紀念，大量的革命記憶，幾乎都是單向度的革命視角，我們看見的只是歷史的單一側面，而在不知不覺、潛移默化中當作了全部。換句話說，辛亥革命的史實是以革命黨人為中心建構起來的，僅僅呈現了歷史的一部分，處于這個中心以外或不在中心視野里的大量史實則被遮蔽、忽略或遺漏了。我個人更希望看到革命發生時的社會心態，當革命來臨之際，那些掌握優勢資源、不愿看到革命發生的人是如何反應，如何面對的？王公親貴特別是最高統治者隆裕太后怎樣一步步作出選擇，她的選擇帶來的正面效應該如何認識？革命在不同的社會力量當中如何激起回響？這些力量之間的相互碰撞、博弈又怎樣影響了革命的結果？他們的共識是如何達成的？革命在哪些層面達到了確實的目標？
這些問號，以往的歷史書或者沒有回答，或者回答得不夠清楚。百年之后，我之所以要重建辛亥敘事，就是想真正靠近現場，更客觀、更全面地看一看那場不同于王朝更迭、原地踏步的歷史巨變。真實是歷史的生命所在，在基本史實都不夠完整的前提下，我們做出的任何歷史解釋毫無疑問都是不可靠的。我們以往看歷史時，常常是先有了觀點，而且這個觀點是固定、不可動搖的，然后再尋找史料證明這個觀點的正確，與此相悖的史料則被毫不留情地舍棄了。
沒有親歷過那個時代的人，想要最大限度地接近那個時代的真相，只有依靠親歷者當時留下的記錄，及他們日后的口述和回憶，我更看重的是親歷者的日記、書信，這些私密性最強的文字，記錄的往往是他們當時的親歷、親聞和他們內心最真實的感受，帶著他們的呼吸和許多可以觸摸的細節，因此也最具有現場感。
我曾說，在歷史的深處潛伏著無數雙眼睛，他們在各自的角度，看到了歷史的不同側面，體察到了歷史的脈絡是如何展開的。這些眼睛既包括了一心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革命黨人，也包括被驅除之列的滿人貴族和依附那個政權的漢人官吏，從王公大臣、封疆大吏到一般官員，也包括張謇、湯壽潛這些立憲派，也包括留學生、國內的師范生、中學生、小學生，……他們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對現實有著不同的感受，對未來懷有不同的期待，透過他們的眼睛，我們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那個時代的面貌，體會當時的社會脈動。當革命發生，官員們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面對、怎么記錄的，過去我們知之甚少，幾乎缺位。在大臣當中，那桐、榮慶、紹英、徐世昌等人都有記日記的習慣，當風暴襲來，他們的反應、心態、舉動都是那樣的無可奈何，一句話，大勢已去，回天無力，也無人愿意去回天。起草了大量詔書的許寶蘅、資政院欽選議員汪榮寶、翰林惲毓鼎、廣東地方官左紹佐等人都留下了日記，他們除了懷著不同的心情為這個王朝送葬，已無所作為。隆裕太后的眼淚挽回不了，升允的無限忠誠也挽回不了一個王朝的落幕，反對退位的恭親王溥偉只留下一個孤獨的背影。到最后，“京朝達官紛紛奏請開缺，可恥哉！安樂則麇集，患難則獸散。”惲毓鼎在日記中不無悲憤。
這背后是不可阻擋的人心思變，這是天長日久積累起來的，而不是一夜之間完成的。《推背圖》、《燒餅歌》這些神秘預言書的流行，星象預警，特別是一而再的水災導致的糧荒，大米價格的失控，加劇了人心的變化。清朝去勢矣，最終沖跨清朝的是時也勢也，而不是革命黨人的謀劃和武力，時勢的后面是人心，正是人心恐慌，武昌起事引發了各地的擠兌潮、逃難潮，許多親歷者在日記中記下了大量細節，謠言的四處流傳，城里人逃往鄉下，鄉下人逃進城，而最先提現金、逃跑的則是王公親貴、官員們。天津、上海租界的人滿為患，金融的恐慌、銀行的倒閉……他們目睹了時代的激變，深味著亂世的恐懼。
許多在華的外交官、記者、傳教士、海關人員、公司職員、情報人員見證了這個驚心動魄的過程，他們在日記、書信和報告中記錄了他們的所見所聞所思。間諜宗方小太郎、公司職員內田顧一、傳教士計約翰、記者莫理循的日記，大量外交官、海關人員之間的書信往來，讓我們看到革命是怎樣展開、一個王朝是怎樣垮塌的，更讓我們看到外國人在這場革命中選擇的立場，他們大致上保持了中立，而不是支持朝廷。即使日本有意干預中國內政，試圖影響這場革命，也因英國的反對而沒有采取有力行動。革命最終以妥協告終，就與列強中立有關，正是列強拒絕給南北雙方借款，南北財政幾乎面臨相同的困境，才走向對話，最終達成逼清廷退位、共建民國的共識。
如果說那時各國駐華使領館的大量信、電摻雜了本國政治利益的成分，那么一個年輕的法國外交官儒勒·樂和甘的家書透露的完全是他內心的真實感受。1911年11月19日，他在成都領事館給母親寫信：現在在中國發生的各種政治事件，無疑是歷史上最重要和最不確定的。當然，不在場的人就沒有興趣。而對于我們這些一天天關注這場和平革命的人來說，簡直太讓人激動了。同時，也讓人疲倦，因為看到他們是如何拖延而使人無法預料結局。
在他們眼中，革命給中國帶來了嶄新的共和制，卻并沒有在最廣大的底層中國人中引起熱烈的回響。這與魯迅等本國人的觀察是吻合的。辛亥革命帶來的變化，表面上可以感知的就是剪辮、易幟、改歷。五色旗在那場革命中的勝出具有標志性，過去的許多史書對此都沒有說清，孫中山的表達也不對，1912年1月12日，他在給臨時參議會的信中說，“蘇浙則用五色之徽志”，“蘇浙之旗，以之克復南京”。史家張玉法的《中華民國史稿》也說：“武昌革命爆發后，鄂、湘、贛三省用十八星旗，粵、桂、閩、滇、黔等省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江、浙、皖及其他各省多用五色旗”。其實，江浙一帶獨立都是采用白旗，十八星旗主要在湖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主要在廣東，其他省很少采用。正是各省旗幟不一，南方臨時政府出現前，各方經討論通過以五色旗為國旗，此時南京已克復，五色旗從一開始即不是地域性的。就這面旗幟的象征意義來說，更具包容性，與剪辮、改歷一樣，南北對五色旗也具有共識。這些最低限度的共識，降低了流血的代價，以較小的社會震蕩完成政權的和平轉移。從這些具體而微卻至關重要的變化中，歷史推開了另一扇門。
在波濤起伏當中，被一個浪頭卷入或被浪花濺濕過的普通青年、少年，不僅有毛澤東、李宗仁、張治中、白崇禧、黃紹竑、陳銘樞、蔣光鼐、顧維鈞這些領袖、名將、外交家，更多在文藝、學術等領域各領風騷的人，如魯迅、胡適、梁漱溟、茅盾、郁達夫、徐志摩、顧頡剛、葉圣陶、吳宓、左舜生、王云五、陳布雷、吳虞……他們都已從這里起步，這場革命給他們一生的影響有多大多深已無法測度，他們曾深刻地影響了20世紀的中國，至今仍在影響著這個國度。葉圣陶、吳宓、胡適、徐志摩、吳虞以及陸澹如、朱峙三等人留下了或完整或零星的日記，更多的人留下了回憶或當時的文字，他們都是辛亥之子，雖然他們不是那幕歷史的主角或配角，他們只是群角或觀眾，但是他們的私下記錄同樣具有不可替代的珍貴價值，那是大時代中一雙雙懷著不同夢想的眼睛，他們各自的見證豐富了歷史。當我在百年前的辛亥大變局中，在密集的人流之中陸續看見他們的身影，禁不住想，歷史原來就是這樣悄然開始的，這一幕到下一幕。

（本文系《百年辛亥：親歷者的私人記錄》一書的前言，發表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