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兒不說更好 伊維塔·澤魯巴維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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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成員] 會對威脅群體穩定的公開討論保持緘默……而打破這種緘默,則會被視作對群體的攻擊,是一種背叛。——艾弗里特· C. 休斯(Everett C.Hughes)《好人和壞事》(Good People and Dirty Work )


假想一下,當有人打破緘默時我們會如何應對,就不難理解《皇帝的新衣》原版中告訴國王“不是我瞎了就是你什么也沒穿”的人實際上被描述成一個基本“沒有什么可失去的人”。畢竟,揭露一般意義上的秘密告密者們所遭受的深刻憎恨(這就是為什么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希望匿名),同樣也會發生在那些揭露公開秘密的打破沉默者們身上。


盡管他們扮演的這種認知先鋒的身份確實“打開了我們的眼界”,并幫助我們更清楚地了解事物,但是打破沉默者總體上仍是被仇恨的對象。雖然我們可以完全享受故事中一個虛構的小孩,充滿勇氣地幫助他的國民同伴看到他們自負的統治者實際一絲不掛,然而現實生活中對試圖打破我們恰好參與其中的沉默同謀時,人們的反應通常卻大不相同。實際上,除了否認一個人們已經廣為形成共識的問題(比如說濫用藥物),或者用開玩笑的方式來打破沉默(比如在喜劇表演中)之外,打破沉默者經常會激起深深的憎厭。


留面子


我們憎恨打破沉默者的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們挑戰了被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何為圖景何為背景的結構安排,從而擾亂了我們認知上的平靜狀態。更重要的是,他們還企圖強迫我們承認那些我們為了免于受傷害或不安而可以忽略的事情。一位讀過哈里森關于亂倫的令人吃驚的回憶錄的讀者,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應該記得,俄狄浦斯,他挖出了自己的眼珠以懲罚自己所犯下的罪孽。哈里森選擇睜開她的雙眼。有些人寧愿選擇盲目、虛幻的無辜,也不愿意付出了解罪孽的沉重代價。她迫使人們睜開雙眼,了解真相,卻因此得不到諒解”。人們在遇到挑戰自己已經形成的自欺世界觀的信息時,經常會感到不安。很多人寧肯相信這種幻覺,也不愿相信痛苦的現實,并因此珍惜人的“做鴕鳥的權利(自我欺騙)”。通過“無知是福”和詮釋約翰·列儂的話——如果閉上眼,生活會變得更輕松,他們總結說,“你不知道的東西不會傷害你”。


“否認”在保護自己的同時也保護了他人。你正在交談的對象一直在打哈欠,你卻視而不見,這確實可以算作自我保護;但假裝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以不使對方尷尬,很明顯是出于利他主義的考慮。


不足為奇,正因為是一個還未被世故圓滑的忽視和諱莫如深的城府等社會規則所同化的小孩,才能使得他看到了大象,并且做到宣布皇帝的一絲不掛。畢竟,這樣做表明了他對皇帝的感受和尊嚴毫不顧忌。這與對其他人表現出移情和體貼的尊重,形成鮮明對比。比方說CNN的伯納德·肖(Bernard Shaw),在2000年美國副總統辯論中,頗有心計地把關于同性戀的權利立法問題給了喬·李伯曼(Joe Lieberman),而不是迪克·切尼(Dick Cheney),因為后者的女兒就是一個同性戀。確實,在2004年總統競選中的最后一次辯論中,約翰·凱利(John Kerry)提請大家對盡管謠言四起但很少公開提及的大象進行關注,(當然,這一行為多少有偽善之嫌。)從憤怒的公眾因此對他的攻擊中可以看到,仇視和憎恨總是指向那些有效破壞合謀沉默的人,因為他們表現出了對他人感受和尊嚴的漠視。(通過赫然公開大象的存在,他們使其他同謀者也很難繼續偽裝對大象的忽視。畢竟,如果沒有人吸引公眾聚焦在某件事情上,偽裝無知會容易得多。)


故作漫不經心和小心謹慎,可以給別人留面子和避免傷害他們的感情。佯裝并不注意(以防他們意識到我們其實的確注意到了),例如:他們增重了多少,他們放了屁,或是他們總是念錯我們的名字,我們在設法幫助他們保全臉面。總之,談論某人的結巴、口臭,或是脫發只能傷害他(她)的感情和自尊。


“有些事兒還是不說更好”的說法,也強調了保持沉默在避免沖突中的作用。作為一種效果顯著的社會潤滑劑,它能減小摩擦,并使得社會交往更加“平滑”。如果百分百的直率,沒有什么關系能夠長存。關系越微妙,越需要確保某些事情永遠不要擺上桌面。


別添亂子


沉默的同謀所保護的不只是個人的面子問題,也會保護整個集體的顏面,因此打破沉默的人則通常被認為不僅僅是不得體,事實上,他們經常被伙伴們公開指認為叛徒。


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早期作品之所以讓很多猶太裔評論家惱火,是因為看到他把“猶太裔美國人日常生活中許多臟衣服(dirty linen)[1]公之于眾”。同理,當杰弗里·曼森(Jeffrey Masson)宣稱弗洛伊德涉嫌隱瞞自己早期兒童性虐待觀點時,激怒他的同行們的——那些心理分析學家——可能不是他的觀點,而是他將這一觀點公之于眾。同樣,艾沙德·曼日(Irshad Manji)《伊斯蘭的問題:一個女性穆斯林對信仰改革的呼喚》(The Trouble with Islam:A Muslim’s Call for Reform in Her Faith)的出版,以及比爾·科斯比(Bill Cosby)激進地公開抨擊黑人青年文化,也分別引起了眾多穆斯林和非洲裔美國人的強烈不滿。這些證據表明,在外人面前洗凈某個群體的“臟衣服”對其他成員而言,是一個特別有冒犯性的行為。《時代》雜志高級編輯克里斯托弗·法利(Christopher Farley)坦率地指出:“有一些……特定的東西……黑人是絕不會在……白人面前談論的……比爾·科斯比打破了黑人的臟衣服就應該留在黑人的洗衣機里這個不成文的規則……一大批我的朋友和親戚……更害怕的是他面對公眾,而不是意見本身。”(也許是為了強調打破沉默和舉報二者間最基本然而經常被忽視的差異,科斯比后來回應時提醒法利,并不是他實際上“泄露了某個沒人知道的秘密……秘密在哪里?實際上秘密自己就會現身說法。從學校的走廊到街道,到街角的商店,再到公共交通,臟衣服就在那兒”。)


打破沉默合謀不僅會傷害一個群體的公眾形象,同時也能破壞它的組織結構。就像“別添亂子”這個建議性的習語所暗示的,這會干擾群體現有的政治地位,從而導致社會的不安定。一個王國,總需要一個國王,就算他一絲不掛。難怪通常是掌權越少的群體成員在這樣的“動蕩”中失去的越少,同時他們受到打破沉默者的威脅也是最小的。越是掌權的(因此在保持現有地位的努力中有著更大風險)群體成員,越憎恨添亂的“搗亂分子”。


毋庸諱言,特別去關注其他群體成員所努力避免的事情,是一個隱含顛覆的行為。比方說性,福柯指出,“注定要……保持沉默,所以如果有人說出來,那就顯而易見是故意的越軌行為……(當我們談論它時)我們注意到正在挑戰既有權力,我們的聲調表明我們知道這是在顛覆”。事實上,就像波蘭詩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在他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感言中所說的:“在一個全體保持合謀性沉默的房間中,一句真話聽起來就像憑空放了一槍。”要打破這樣的合謀,就需要撕毀某些不公開的社會合約,群體對待這些違反關注規則和談話規則的人,就像他們對待其他藐視當局和無視他們規則的離經叛道者一般。


很多群體把打破沉默者視作對他們存在的威脅。以保護她們家庭的名義,一個女人雖然懷疑她的丈夫騷擾他們的女兒,卻仍會裝作若無其事。桑德拉·巴特勒(Sandra Butler),《沉默的合謀:亂倫的創傷》(Conspiracy of Silence:The Trauma of Incest)一書的作者,曾敏銳地觀察到,“對性虐待保持沉默,實質上就是否認其存在,這才是他們所相信的家庭保持完整的唯一方式”。


確實,許多發生過亂倫事件的家庭似乎認為,提及此事比性侵犯本身更讓人難以承受。“對談論此事的禁忌甚至比侵犯行為的禁忌更為強大。”所以,許多組織面臨有人試圖揭穿內部腐敗事件時也是同樣的情形。索尼婭(Sonja)是電影《壞女孩》(The Nasty Girl)中天真的德國高中生,為了突出她的鄉親對納粹政府的“抵抗”,對她想象出來的他們的英雄主義做了研究。她慢慢意識到,他們其實是有意把小鎮歷史上屈辱的一章輕描淡寫,反而是她不經意地重提歷史讓人們感到更不安。事實上,我們經常把結束沉默的合謀一事,看得比沉默的合謀本身,更有威脅性。


[1]也作dirty laundry,直譯為臟衣服,比喻不愿公之于眾的令人難堪的方面,即家丑。——譯者注


來源:《房間里的大象》伊維塔·澤魯巴維爾 著  胡纏 譯




楚塵文化 2015-08-23 08:3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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