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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共中央確定了三條對外方針。用毛澤東比較形象的語言來表述，這就是：“一邊倒”、“另起爐灶”和“打掃干凈房子再請客”。由此可見，新中國政權能否穩固是問題的關鍵。當時新政權還只能采取聯合政府的形式，允許相當部分“舊民主主義分子”、“民主個人主義”者進入政府。而這些人對美國有著相當好感，力主新中國應當在美蘇之間保持中立的“中間派”們，在中國的城市居民當中還有著很大的社會基礎，毛澤東担心他們中的某些人有朝一日會成為美帝國主義“從內部來破壞革命”的那種“反對派”。這也正是為什么，當1949年8月5日美國國務院剛一公布《美國與中國關系》（白皮書），毛澤東馬上作出激烈反應的主要原因。他反復告誡那些仍然對美國抱有幻想的“中間派”、“中間階層”、“落后分子”，或者“自由主義分子”、“舊民主主義分子”、“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們，萬萬不可繼續執迷不悟，堅持“親美”、“崇美”、“恐美”的“錯誤思想”、“糊涂思想”和“反人民的思想”參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3~1516頁。美國政府的白皮書，尤其是艾奇遜寄希望于中國民主個人主義勢力的觀點，讓新政權感到極大的威脅。因此，建國伊始，新中國政府就不能不把切斷美國與中國的政治、外交、經濟、文化聯系，肅清美國在中國的社會影響，設定為一個極為重大的政治斗爭目標。而由于中共全面執掌政權，美國在政治、外交乃至于經濟上，均因與新中國絕交而對中國大陸失去了影響力；因此，從社會文化的層面切斷大陸民眾與美國的聯系，消除城市居民中“親美”、“崇美”、“恐美”思想，徹底摧毀“民主個人主義”的社會基礎，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顯得特別突出。

美國文化的影響，包括宗教、學校、廣播、電影等四個方面。本文分別就新政權對上述影響所采取的清除措施及實施的經過，作一概略的考察。

一、阻斷美國的宗教影響

自抗日戰爭以來，中共對西方宗教始終采取比較寬容的政策。這除了抗戰期間出于統戰的需要外，還基于對信仰自由及蘇聯經驗的理解，相信這種宗教問題有其特定的社會經濟基礎，不能靠強力來取消。因此，即使在戰后土改運動期間，地方上接連出現粗暴對待基督教和天主教神職人士與教徒的情況，一旦發現，中共中央通常及時去電批評和制止。在1948年，中共中央曾專門發出過《關于宗教信仰政策及處理教會問題的指示》，再度告誡各地：“我黨對中外教會采取信教、傳教自由政策（只要遵守法令，不加干涉），系根據現階段新民主主義社會性質而來，即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宗教信仰仍然存在。須知天主教、基督教之存在是有其一定社會經濟基礎的，縱然封建落后，甚至反動，但并非一下能消滅的。如果采取畢其功于一役的辦法，借土改或間諜案的機會，將教堂沒收消滅，必犯冒險主義的錯誤。”《中央關于宗教信仰政策及處理教會問題的指示》（1948年11月）。

新中國成立之際，在大陸范圍內天主教和基督教徒已有將近400萬人。按照中共中央關于“允許其在遵守我們法令的條件下繼續活動”的基本方針《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13頁。，吸收兩教重要人士進入政治協商機構，以便對其施以監督和影響。但由于天主教組織嚴密，且直接受命于梵蒂岡，神職人員多為外國傳教士，故與中共始終疏遠隔膜；而基督教因為教派林立，神職人員中中國人相對較多，有些還頗為進步，與中共人員又久有來往。因此，在政治協商會議召集之際，中共中央統戰部就特別吸收了吳耀宗等5名基督教人士來做宗教界代表。

然而，在美蘇冷戰的背景下，基督教的相對開放，特別是中國相當一部分基督教團體一直依賴于美國教會的資助和指導，從而在實際上受到美國教會的控制；蘇聯方面又對美國人在中國的活動和影響高度關注，因此一些地區的基督教活動很快就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覺。1949年11月17日，李克農曾告訴蘇聯大使羅申說，華北一些基督教傳教士和宗教人士的活動很令人懷疑。中國的基督教過去主要活動在城市中，而今卻經常有很多農村里的中國人來到城里參加基督教會所組織的禮拜和祈禱。參見《蘇聯駐華大使羅申關于李克農談話的備忘錄》（1949年11月17日）。一些省市領導也表現出了類似的担心，他們提出：“某些宗教活動的范圍，已經超過了宣傳宗教的限度，對我們的工作發生了相當的影響。”參見《上海市委宣傳部關于搜集有關宗教活動的材料的通知》（1950年5月18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A22-2-4~11。

隨著類似的情況日漸增多，中共中央對兩教的担心明顯地變得越來越嚴重。1950年3月21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基督教和天主教團體，必須從政治上和經濟上與帝國主義割斷聯系，實行“三自”，即“自治”、“自養”、“自傳”《李維漢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1頁。至于原因，周恩來隨后表示：“各地基督教天主教中有混進帝國主義的間諜，加上帝國主義國際背景”。要避免讓人懷疑，就不能允許外國人在中國傳教、辦教。“中國教應由中國人辦。”《周恩來在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的第二次報告》（1950年4月13日），陜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123-8-1。

在中共的推動下，7月28日，吳耀宗等人聯名發出了《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即《三自宣言》），號召全國基督教徒一致切斷與帝國主義國家的關系，以愛國主義精神，實行自治、自養、自傳。羅冠宗主編《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文選（1950-1992）》，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1993年，第16~17頁。中共中央隨即發出《關于天主教、基督教問題的指示》，第一次把天主教和基督教與帝國主義文化侵略，以至帝國主義間諜活動直接掛起鉤來，提出：“我國的天主教、基督教，一方面是宗教問題，另一方面在長時期中又被帝國主義用為對我國進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其一部分組織又被帝國主義用為進行間諜活動的機關。”鑒于兩教具有相當的群眾性，我們不能靠行政命令的辦法簡單取締，而應以愛國主義的宣傳，通過揭露帝國主義文化侵略與間諜活動的陰謀，領導和支持其中的愛國分子，推動兩教自身的革新運動，把兩教變為中國人自己辦的宗教事業。《中央關于天主教、基督教問題的指示》（1950年8月19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B22-2-1-1~3，并見《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53頁。同年11月，四川廣元天主教發表《自立革新宣言》，在此前后，上海天主教人士也提出中國天主教應由中國教徒自辦。

由于顧慮到數百萬教徒的態度，中共中央這時對于實現兩教徹底切斷與美國等國聯系的時間表，尚無嚴格的限定。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明確主張：“此事不宜太急，太硬性”，以免“造成對立”。“要把美帝國主義的殘余勢力從中國完全肅清，還需要三四年的時間。”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第497頁；《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09~110頁。但是，9月23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全文刊載了吳耀宗等人的《三自宣言》后不久，中國就被迫出兵朝鮮，與美國作戰，這一情況不可避免地沖擊了中共此前的斗爭策略。

1950年12月，美國政府公開宣布凍結中國在美國國內的財產，并宣布將對中國實施經濟封鎖。28日，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也公開作出回應，宣布管制美國在華一切財產、凍結美國在華公私存款，并通過了文教委員會主任郭沫若所作的《關于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的報告》。該報告要求一切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乃至宗教機關和團體，均須立即切斷與美國等國的聯系，改由政府接辦或由中國人自辦《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510~515頁。上海市政府以減免房地產稅等經濟措施，支持和幫助上海教會人士開展“三自”革新。

抗美援朝運動極大地支持了中共所進行的愛國主義的宣傳鼓動工作，因而也使得發動針對外國傳教士的血淚控訴活動和驅逐以宗教為掩護從事反華活動的外國神職人員的行動，迅速成為一種潮流。據不完全統計，截止到1953年12月，全國先后有134個城市召開了針對“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敗類”的大規模的控訴會169次，至于各地小規模的控訴會則不計其數《三年來全國基督教工作基本總結和今后工作的方針任務的意見》（1953年12月4日），陜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123-3-305。

在這場清除帝國主義文化干涉與影響的運動當中，有著嚴密教規約束，直接受命于梵蒂岡的天主教團體，明顯地要較各自為政的基督教團體頑固得多。然而，由于戰爭的關系，美國在華傳教士的反革命威脅更為突出。因此，這場斗爭的重心明顯地更側重于清除美國在華殘存勢力和影響，許多美國傳教士被控從事間諜活動，或從事反革命煽動活動，受到拘捕或驅逐。如1951年1月以后各報陸續披露的各種外國傳教士、神甫及主教的反革命案件，幾乎全部都是美籍神職人員。像平原省的米甘，湖南省的高爾飛、翁明德，廣東省的福爾德，湖北的牧育才、郭時濟、徐賁德、蘇良，廣西的其履根，江西的費濟時等，都是美籍。只有天津的文貴賓和滿世濟是法籍和荷籍。參見《新湖南報》1951年1月24日、4月3日；《平原日報》1951年2月23日；《新華日報》1951年5月29日，7月12日；《長江日報》1951年6月13，22日；《天津日報》1951年6月24日；《湖北日報》1951年7月19日；《蘇北日報》1951年8月12日；《東北日報》1951年8月15-16,21日；《光明日報》1951年8月18日，等等。

因為這種情況，也因為基督教團體在中國各種派別甚多，和國外教會聯系的情況差別甚大，因此，基督教徒響應吳耀宗等人的《三自宣言》，也就明顯地容易得多。到1953年底，參加簽名的基督教徒，已達到了40萬人之多，大約占到了全國基督教徒總數的2/3。《三年來全國基督教工作基本總結和今后工作的方針任務的意見》（1953年12月4日），陜西省檔案館藏，檔案號123-3-305。因為中國人民志愿軍赴朝作戰，與美國全面對抗，再加上抗美援朝運動在國內形成了強大的政治動員的社會壓力，和從事反華活動的外國傳教士的相繼被驅逐，新政權一舉達成了阻斷美國通過宗教組織渠道繼續在中國發揮影響力的既定目標。

二、接辦美國津貼的學校

與針對美國宗教滲透的斗爭相比，關于新中國成立以后與美國爭奪對大中學生的思想影響問題，則多少遭遇了一些麻煩。

根據劉少奇1949年7月4日給斯大林的報告：“僅僅英、美兩國，在中國設立的專門學校與大學校就有卅一所，神學院卅二所，圖書館廿九所，文化團體廿六個，中學校三百廿四所，小學校二千三百六十四所。”《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1冊，第12頁。因直接由美國方面的資金支持和贊助的學校數量眾多，在中國各類學校總數中所占比例較大據1950年6月1日《馬敘倫部長在第一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的開幕詞》中說：當時全國共有高等學校我227所，其中教會設立的學校24所，約占總數的10%。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25頁。，因此，學生乃至教授職員中對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抱以好感者自然人數眾多。由這些學校培養出來的畢業生，每年大量地進入到社會當中去，包括就職于政府機關和各類學校，他們也就不可避免地會把“親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情緒散布到四面八方。和較多地在宗教信仰的范圍傳播思想和進行活動的基督教、天主教教徒比較起來，這些學生和教職員在社會中的影響范圍顯得更要廣泛得多。新政府必須盡可能快地縮小美國在這方面的影響。

但是，和解決西方宗教影響問題一樣，新中國成立之初，因所面對的問題異常繁雜，一時也只能牽就，根據輕重緩急，對學校工作則采取循序漸進的策略。新政權在各類有著外國背景的學校當中所采取的初始做法：一是發展進步勢力；一是強化政治思想教育。但這兩方面的工作，都受到了相當大的挑戰。

在發展進步勢力的問題上，新政權依據以往在國民黨統治區內開展學生工作的經驗，借助于政權和輿論宣傳的力量，對所有教會學校和直接受到教會資助的大中專學校，都大力進行了黨團組織的建設，并以黨團組織，特別是以青年團組織為中心，通過各種方式聯絡靠近政府的同學，在學生中發展進步勢力。這一工作一度取得了相當明顯的成果。以上海滬江大學為例，到1950年初，全校學生958人中，就已發展黨員27人，團員178人，進步學生占到全校學生的1/3，信教學生僅為273人，占全校學生的24.7%，即還不到1/3。

但是，由于中間派學生亦長期受到社會中“親美”和“崇美”的文化心態的熏陶與影響，反感新政權強化學生的政治教育。尤其是在有教會或美國津貼背景的學校學生當中，對美國抱以好感的人數眾多，以至于當時中共的政治宣傳往往會受到學生們的公開抵制。比如，上海滬西區委書記在圣約翰大學作《國際形勢與美國政策》時事政治報告中批評美國時，卻被學生當場鼓倒掌，弄得幾乎下不來臺《徐匯區委宣傳部宣教工作報告》（1950年6月14日），上海檔案館藏，檔案號A22-2-5-88。上級領導人來作政治報告都如此，這時在教會學校里開設政治課會遭遇到什么樣的情況，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因為新中國剛成立時，各大城市中進步學生的政治熱情十分高漲，因此最初政府明令在高校開設政治課時，一般反映尚好。多數學生因為新鮮，也不大反感。但是，時間一長，情況就大不同了。一方面，當時沒有統一的政治課教材，多數學校政治課教師本身就是勉強為之，對中共的知識及其理論了解很少，只能以讀報和教條式的口號解讀作為教授的內容，這種教學方式很快就開始讓學生感到厭煩了。另一方面，在一些教會學校，政府明令不許以宗教課程作為必修的內容，卻硬性規定要開設政治課，結果是這邊神職人員不能向所有學生宣講上帝造人的學說，那邊信教學生卻必須接受政治課教師教授由猿變人的進化論觀點，這不可避免地造成學校內部教徒和反宗教師生之間的尖銳對立。

為了鞏固教會學校中教徒對上帝的信仰，許多學校的牧師采取了對抗政治課教育的做法。不允許上課講圣經，他們就利用課余時間組織青年講座、圣經小組，開辦圣經班、慕道班、唱詩班等，加強對學生宗教信仰的引導和影響《教會學校工作簡報（二）》（1950年5月27日），上海檔案館藏，檔案號B105-5-1345-1~2。而一些極端頑固的神職人員，更是積極在教師和學生中進行反宣傳，聲稱：“共產黨是魔鬼，不要和他們接近，會被他們引誘去的。”宣傳“蘇聯窮得很，它還要請美國幫助，怎樣能幫助中國呢？”煽動學生說：“美國人就要回來了，你們不要進步。”勸告教師說：“天主教的人不能講政治課。”他們還經常組織學生觀看美國電影，影響到在一些教會學校里，學生們“一見到美國旗就鼓掌，并高呼說‘美國太棒了！’”天津市委宣傳部：《關于滿濟世和圣母御侍團有關情況報告》，1951年5月7日，北京市檔案館藏，檔案號215-4-56-1~9。因此，一些學校里學生反蘇親美態度明顯，傳播“親蘇親美不親民”、“蔣匪毛匪都是匪”之類的順口溜《教會學校工作簡報（二）》（1950年5月27日）。，則成了一種時髦。

毫無疑問，中共中央對教會學校以及受美國津貼資助的相關學校團體中存在的這些問題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警覺，但此時還沒有做好接收這些學校的足夠準備，因此，更為注意的焦點則是那些可能威脅到政權穩固的上層宗教教育界人士。担心他們中的某些人士有朝一日會被美國人招募成用來實施“內部破壞”的間諜《蘇聯駐華大使羅申關于李克農談話的備忘錄》（1949年11月17日）。而對于一般的教會學校，即使存在著諸多問題，新政權當時通常無意采取斷然措施來解決問題。像對天主教創辦的輔仁大學，教育部雖全力贊助進步校長陳垣在學校中貫徹政府意圖，但當天主教會以停撥經費要挾陳垣解聘積極宣傳反宗教觀點的幾位政治課教師時，教育部對此也只是根據學校的請求，不聲不響地支付了該校當月所需的經費而已，并未乘機將學校收歸國有。不僅如此，教育部部長馬敘倫隨后還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與天主教會代表進行了具體的商談，希望教會在遵守政府基本政策和相關法令的條件下，恢復與輔仁大學之間的關系。只是因為天主教會明確表示不能接受政府方面提出的條件，教育部才不得不宣布由政府接辦該所大學。《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第62~63頁。

基于此種情況，新政權對教會學校以及有美國背景的其他學校中發生的情況，一度也堅持采取不擴大矛盾的做法。比如，1950年10月初，教育部就政治課教育所發布的指示，雖然明確提出要把進行反美教育列為政治課教育的中心任務，強調要“首先進行反對美帝侵略及批判對美帝存在幻想的教育”，但是，針對發生在教會學校中的種種問題，卻仍舊特別說明：“在教會學校進行政治思想教育，注意不要刺激宗教感情，著重團結全體師生，從政治上爭取和團結教友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可根據理論說明宗教的本質，不得發動群眾性的反宗教的運動，或組織反宗教的展覽會和群眾集會等。”《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第60頁。只是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之后，特別是美國宣布對華經濟封鎖之后，新政權的這一做法才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1950年12月，由于美國方面率先采取了對華經濟封鎖的政策，中國政府不得不面對要部分接收受到這一沖擊影響的那些過去接受美國津貼的學校的現實。29日下發的《關于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的方針的報告》中，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對美國津貼的中國學校的情況，進行了如下說明：即“在中國20所教會高等學校中間，受美國津貼的即占17所之多；300余所教會中等學校中間，受美國津貼的約近200所，幾占2／3；小學方面受美國津貼的約1500所左右，約占全部教會小學的1／4”。顯然，報告并不主張將這些學校全部收歸公辦，它力主在實行完全自辦的原則下，最好仍由私人出資，不得已時再交由政府接辦。《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第71~72頁。

根據政務院的這一決定，教育部于1951年1月11日下發了《關于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教會學校及其他教育機關的指示》，要求將凡過去接受美國津貼的學校，應根據情況改由中國人私人出資辦理，或接收為公立學校，而美籍董事一律解職，美籍人員一律不得担任學校行政職務，美籍教師可酌情處理。而考慮到現實的條件和斗爭的策略，指示明確要求各地務必要“將接受美國津貼的學校與接受其他外國津貼的學校區分開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第75~76頁。

經過一系列的工作，到這一年的12月26日，教育部正式報告政務院稱，整個處理工作已告完成。由政府接收改為公立的高等學校計11所，改由私人出資維持而政府補助的計9所；改為公立的中等學校計51所，改由私人出資維持而政府酌予補助的計217所。另外還處理了465所初等學校。總共有753所大、中、小學，“從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文化侵略的工具變成為中國人民服務的教育事業，使18萬余青少年兒童從帝國主義奴化教育的魔爪下解放了出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第133~134頁。

由于政府接辦了眾多過去由教會或外國人主辦的學校，對于其他一些有外國資助背景的學校政府也開始直接介入其中，參與學校人事、教育等的權力和機會自然會越來越大。1951年11月中共中央關于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的指示，以及1952年5月中共中央在高等學校推行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和清理中層的做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第132~133、148~149頁。都顯示了新政府對學校教育干預力度的進一步加強。這種情況縱使不能很快扭轉所有學生的思想傾向，但至少在教會學校中像此前那樣失控的局面，是很少可能再現了。

三、取締收聽“美國之音”

針對教會和學校所采取的上述處理辦法，并不能完全切斷美國向中國大陸民眾施加思想輿論影響的渠道。而這種影響最廣、也最為直接的渠道，還是由美國政府出資創辦并主要針對中國大陸的“美國之音”的華語廣播。

對于“美國之音”的這種影響力，美國政府顯然極其重視。其國務卿有時甚至都會直接指示相關人員編造新聞，通過“美國之音”的廣播，以達到在中國大陸民眾中混淆視聽的效果。比如，1950年1月，得知中蘇兩國即將簽訂重要條約，艾奇遜即曾以絕密電報指示美國駐法國大使布魯斯，要他散布流言，宣稱即使發表的公報表面上是平等的，但根據蘇聯所提出的諸多要求，毛澤東、周恩來等不得不以秘密條款的形式，答應蘇聯的不平等要求。此消息經《紐約時報》駐巴黎記者傳出見報，即可通過“美國之音”的華語廣播散布到中國民眾中間去。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6，pp.294~296、308~309。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并無條件對“美國之音”的華語廣播進行有效干擾，因此凡有短波收音機者，在中國大中城市收聽該廣播并不困難。盡管當時擁有短波收音機者在普通民眾中的比率不會很高，問題是收聽者往往熱衷于散布和議論，故“美國之音”的消息傳播相當迅速和廣泛。上述消息廣播后不久，從天津到上海再到廣東，到處都開始有了相應的傳播和議論。有的說：“以往國民黨出賣祖國給美國，現在共產黨又出賣祖國給蘇聯，做蘇聯的附庸國。”“說什么平等條約，還有秘密協定沒有登載出來。”蘇聯借給中國“三億美元算得了什么？過去美國借給國民黨的就有六十億”。參見《靜安區委宣傳部一二月份工作報告》（1950年3月3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A22-2-5-12~14；《滬南區宣傳部二月綜合報告》（1950年3月3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A22-2-5-218~221。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緊接著美國出兵干預并派出第七艦隊介入臺灣海峽，“美國之音”的華語廣播更是極大地吸引了大陸眾多聽眾。據新華社各地通訊員報告稱：天津、上海、武漢、無錫、杭州、西安、長沙、太原等地到處都有很多人在收聽“美國之音”，特別重視“美國之音的”消息。包括一些大學的教授，幾乎每天均細聽“美國之音”。《內部參考》第271期，1950年7月4日；第263期，1950年11月3日。大陸民眾對這場突如其來的戰爭的緊張，與眾多敵視新政權者唯恐天下不亂的心理，結合著“美國之音”真真假假的報道，不可避免地在社會上造成了某種恐慌的情緒。

到1950年10月，中國開始出兵朝鮮之后，這種情況更進一步引起了民眾對國內報紙消息真實性，乃至于對政府誠實度的某種猜疑。比如，新華社記者就報道稱：“一般商人都認為‘美國之音’消息靈通可靠，如漢城、平壤失守消息，‘美國之音’早已發表，而我報遲遲未登出。”為此，一些人公開批評中國的報紙報喜不報憂。遠至內陸成都的一些中學生，竟也不信報上的說法，在學校里廣為散布來自“美國之音”的消息。《內部參考》第270期，1950年11月14日；第271期，1950年11月16日；第284期，1950年12月4日；第288期，1950年12月8日。影響所及，中共領導人的權威性也開始受到挑戰。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在南京金陵大學作報告，批評“美國沒有文化”，罵“美帝是個王八蛋”時，一些教授當場退席，以示不滿《內部參考》第275期，1950年11月22日。可以想見，由此而帶來的威脅，毫無疑問是新政權所難以承受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還在中國出兵作戰后不久，就公開建議中共中央應“設法禁止收聽”“美國之音”。《內部參考》第270期，1950年11月14日。

為了阻擊“美國之音”的干擾與影響，從11月下旬開始，中共中央宣傳部就下決心要與“美國之音”進行一番較量。11月20日，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為首，各地主要大報都大張旗鼓地刊登了有關“各界人民紛紛主張取締收聽‘美國之音’”，以“杜絕匪特謠言”的消息，強調“這顯然是我國人民仇視美帝，以實際行動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具體表現”《上海杭州等地各界人民主張取締收聽“美國之音”》，《人民日報》1950年11月20日。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盛澄華撰文批評“美國之音”是“比原子彈更惡毒的武器”盛澄華：《粉碎“美國之音”》，《人民日報》1950年11月20日。與此同時，由北京市各中高等學校的學生帶頭，各地學生紛紛走上街頭，向市民宣傳抗美援朝的必要和意義，宣講收聽“美國之音”的壞處。隨著抗美援朝運動宣傳力度的加強，特別是志愿軍在朝鮮初期作戰取得了重大勝利，民眾中間因新中國建立曾經激發起來的民族主義熱情再度高漲，從而使社會上“親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受到遏制，收聽“美國之音”的人迅速減少了。逐漸地，收不收聽“美國之音”成了一個愛不愛國的重大政治態度問題，甚至成了革命和反革命的一道分水嶺了。

在這樣一種強大的政治壓力之下，“美國之音”在中國的宣傳作用自然迅速被阻斷，其影響力日漸消失無痕了。

四、阻禁美國電影的文化影響

相對于美國在教會、學校和廣播方面的影響來說，美國的電影對于向中國城市居民傳播其生活方式，從而造成民眾中普遍的“崇美”心態，其作用更為直接和深入。這也就使得新政權在應對美國電影對民眾的影響方面，行動較早，措施也較為具體。

美國電影的影響，在上海等大城市非常普遍。這是因為，好萊塢的電影經常炫耀美國的科學發達和自由民主，又每每愛表現美國的摩天大廈和繁華富足，以至于“人們普遍崇拜美國的物質文明和生活方式”，“認為美國什么都比中國好”。在這種情況下，中共進城后宣傳愛國主義，往往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對于那些從小就接觸美國電影的上海市民來說，在他們心目中，“美國是世界上最好的樂園”，美國民族更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一些人甚至會為自己鼻子不高、眼睛不藍、頭發不卷，又不能生在美國而自慚形穢。因此，相當多數的青少年以有錢能看美國電影為榮，一般人則以家里有人在美國或能夠在美國人辦的機構中工作為自得。官方報紙上宣傳的那些美帝侵略史，多數市民顯然置若罔聞。對上海駐過美國兵，充斥過美國商品的事實，他們不僅不認為有什么不好，反而還認為印證了他們從美國電影中所得到的種種美好印象。就連家庭婦女的心態也多是如此。上海市婦聯就承認：一般上海的家庭婦女，通常都“不關心時事，怕戰爭，對美國仇恨不起來，甚至某些群眾親美、崇美、恐美等思想很嚴重。”而里弄居民“聽美國之音是很普遍的，所以在（國民黨空軍1950年）二（月）六（日)轟炸及封鎖時遇到困難，許多里弄婦女認為這是解放軍共產黨帶來的。這是因為上海是一個在帝國主義長期統治下的產物，而市民受美帝影響更深”。《李仲培同志準備出席全國婦聯宣教會議報告提綱》（1950年10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B31-2-58-2。

其實，這種情況即使在其他中小城市，也頗為普遍。如中共廣東省委所屬教委的一份報告就羅列了縣區一級中小學校教師大量“親美”、“崇美”的言論。報告稱：“最普遍的是崇拜美國物質文明和‘生活方式’，認為美國什么都比中國好，寧愿去美國打工，不愿在中國做教師。他們認為美國科學發達，教育文明，物質豐裕，為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有些教師“竟一貫不看中國電影和不買中國貨”，只看美國電影且只用美國貨。自己老婆去看了場國產電影都要被罵，說：“那有什么好看？沒有一點藝術，看了還會中毒。”《廣東省教委關于縣區中小學教師對美態度的調查》（1950年12月），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B314-1-97-1~4。

美國電影的影響力，與戰后美國電影大量充斥中國電影市場的情況有一定關系。因為，1945年9月至1949年5月，國民黨政府時期僅上海一地即輸入了1896部美國的故事片上海市文化局領導人在電影業從業人員會議上的發言：《美國電影對中國的侵略》（1950年12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B172-1-33、7~11。而同一時期整個中國自身生產放映出的故事片數量，卻只有119部。參見李道新《中國電影文化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25~128頁。由此不難看出，戰后中國的整個電影市場可以說幾乎都是被美國電影所占據著的。

但是，美國電影之所以能大量進入中國的電影市場，并引起中國觀眾的熱烈追捧，也與其特有的、適合于中國眾多觀眾口味的藝術創作形式有關。有關這一點，人們很容易從新中國成立后美國電影的中國觀眾消長情況中，得出清晰的印象。

1949年5月28日中共解放上海，開始盡力扶持國產影片，到1950年12月止，上海地區總共上映國產影片將近280部，放映場數43424場，觀眾1859.7670萬人次。而幾乎同一時期，盡管1950年以后上海市政府對進口美片明確地采取了限制的措施，但這段時間上映的美國故事片仍有646部，放映場數33681場，觀眾1450.5773萬人次。其中接連上映百場以上者有近90余部之多，連映200場以上者有14部，平均每部觀眾近12萬人次；一部美片《出水芙蓉》，在受到政府排片限制的情況下，仍舊連映了373場，觀眾達21萬人次之多，可見美國片還有相當市場。

必須指出的是，新中國成立后新政府固然不禁止進口和上映美國片，但是其利用掌握影片發行權，和接管了一些城市重要影院的優勢地位，對美片的上映作了種種限制，而對國產片和蘇聯片，則給予了全力的扶持。以上海為例：措施之一，“通過頒發上映執照，規定票價和從稅收政策為（國產及蘇聯的）進步片減稅、免稅，美國反動片和國產的消極影片不能享受這種待遇，從而對美帝影片加以限制”。措施之二，從1950年5月開始，“具體規定是每四周上映國營片、蘇聯片各百分之廿五，大部分影院上映的英美片每四周不能超過百分之廿五，其余時間則上映私營國產片”。措施之三，“從廣告篇幅上限制。國產片和蘇聯片的廣告刊例一律照舊，英美片則照原刊例提高15%。同時，對于廣告所占篇幅也予限制，凡是當天開映的英美片廣告，大公報不超過八行，其他各報不超過四行。預告一律不超過十六行。”而且，對美片廣告詞還必須加以審查，禁止使用各種渲染性的帶有淫猥色情或迷信、恐怖傾向的用語。措施之四，集中力量宣傳介紹國產和蘇產進步影片，不僅透過報紙、路牌、海報、櫥窗以及廣播等方式進行宣傳預告，而且還“大搞群眾運動”，比如“加強和工會、農會、學聯、青年團、婦聯等群眾團體的聯系，組織了宣傳委員會，請負責文藝的首長担任主任委員，深入宣傳，確定措施，使各團體重視了電影教育”，等等。措施之五，通過降低票價和使用優待券等方法，來吸引觀眾觀看國產片和蘇聯片。《關于上海放映戰線和美帝斗爭的情況》（1950年），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B177-1-324-36~41、50~51、35；《限制英美消極影片廣告篇幅協議書》（1950年8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G20-1-23-1~4。

由此不難了解，上述1949年5月至1950年12月間國產片放映場數和觀眾人次所以會在總數上超過了美片，包括國產片單部放映場數和觀眾人次也有不少超過了美片，受到政府支持的結果，此一時期部分國產片的上映場次和觀眾人次均已超過美片《出水芙蓉》。如《女賊》上映已達554場，觀眾達21.6萬；《山河淚》上映446場，觀眾19.8萬；《餓人行》上映494場，觀眾22萬；《復活》上映595場，觀眾33.6萬；《太太問題》上映476場，觀眾20萬；《思想問題》上映446場，觀眾22萬；《我這一輩子》上映575場，觀眾31.4萬；《烏鴉與麻雀》上映577場，觀眾28.7萬；《影迷傳》上映651場，觀眾35.3萬。《1949-1951年上海放映影片情況統計》（1951年），上海檔案館藏，檔案號B172-1-35-9~16。其間很大程度上是有行政干預在起作用，并不表明觀眾逐漸相信美片“反動”而唾棄不看。在這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同樣是外國片，美片一再受到限制，蘇片則得到了大力引進和扶植。結果是，美片觀眾固然大量減少，蘇片的觀眾卻并未因此而大量增多，反而是國產片得到了較大的實惠。

有關這一階段美片、蘇片和國產片觀眾人次逐月升降變化的情況，可見下表。

1949年11月至1950年10月美片、國產片、蘇片每月觀眾人次所占月觀眾總人次比例表：

由上表可知，上海市美片上映數和觀眾數大幅下滑，均自1950年5月始。此前，美片雖然受到相當的限制，但因私人影院較多，觀眾喜愛，影院老板出于利潤的考慮，仍舊會千方百計地多映美片。但5月以后，由于明文規定美片每四周上映數不能超過總上映數的25%，從而根本上限制了美片的放映，促成了觀眾人次從4月份的47.5%，一下子滑到了28%。以后政府又在輸入上進一步設限，新片數量銳減，美片自然一蹶不振。但奇怪的是，蘇片卻并沒有因為美片觀眾人數的大幅下降，而從中獲益，其觀眾增漲的幅度一直很小。

蘇片觀眾數量上不來，內中原因頗為復雜。這時就有文章指出：“今天蘇聯片還不為從舊社會里新解放了的各階層人民所熟悉，所喜愛，這是事實。”這一方面是由于蘇片的華語對白翻譯得太過生硬，介紹說明亦不夠，許多人看不懂。但更重要的，是因為中國今天看電影的80%的觀眾，是那種“有閑可消、有錢可化（花）”的人，他們“受了二十年帝國主義影片的‘教育’”，“他們需要娛樂，不合口味的，他們寧可不看”鳳子：《漫談蘇聯電影及其他》，《文藝報》第2卷第5期，1949年11月25日。

電影觀眾的這種心態，也可以從上海學生的調查中了解到。青年團上海市工委宣傳部對一些學校學生的調查材料中就注意到：學生們對蘇聯電影之所以不感興趣，一是認為“蘇聯電影政治性太強，不如美國電影輕松”；二是認為其“演員不漂亮”，“粗里粗氣”，到底不如美國電影。如果說某部蘇聯影片看上去還可以，那也是因為學生們認為“這片子大有好萊塢作風”。青年團上海市工委宣傳部：《目前上海學生群眾思想調查》（1951年10月23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A22-1-29-8~9。

由于相信電影的功能就是宣傳、教育，不滿觀眾的“低級趣味”，許多政府官員這時都一再主張禁掉美片了事。這時在上海主持文藝工作的夏衍就曾回憶過這方面的情況，他特別提到黨內當時有人質問說：京劇界都已經不演“粉戲”了，為什么還讓《出水芙蓉》這種露胳膊露腿的美國影片照常上映？夏就此問題請示了市長陳毅和副市長潘漢年。潘表示：《出水芙蓉》他看過，不能算是“黃色電影”。陳毅更痛快，說不要禁，讓那些道學家去吼一陣吧。不過，嚴格地說，陳毅、潘漢年等人在放映美片問題上的這種開明，說到底也還是因為有個“吃飯問題”擺在那里。陳毅明確講：“上海有幾十家戲院、書場和大世界之類的游樂場所，直接間接依此為生的人大約三十多萬，要是硬干，這些人馬上就會發生吃飯問題。因為我們并沒有新的節目給人家看，多少年來，還只有一出《白毛女》。不能天天都是《白毛女》，只好逐步逐步地改。”夏衍：《懶尋舊夢錄》，三聯書店，2000年，第422頁。

新中國成立后的既定方針，是要根本改造整個中國電影制造業，以便將以后的電影改造成宣傳教育人民的文化工具。之所以開始時還只能“逐步逐步地”來，不能一禁了事，純粹是因為條件不成熟，即沒有足夠的影片來滿足市場的需要，進而保證全國電影發行、放映等行業的員工有飯吃。

為了達到擠掉美片，并使整個電影業以及其他相關行業走到所設想的方向去，陳毅曾經估計至少需要10年左右的時間夏衍：《懶尋舊夢錄》，第421頁。但是，由于抗美援朝戰爭爆發，繼續輸入和上映美國電影，在事實上已經完全失去可能性了。因此，宣告徹底禁映美片，也就成了新政權唯一的一種選擇了。《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電影事業管理處代擬新聞稿》（1950年11月29日），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B172-1-33-1~3。

因為戰爭的關系，突然禁映美片，顯然使新政權頗為被動。一方面，禁映美片的消息剛一傳出，像上海這種地方，頓時就有成千上萬的觀眾涌到電影院去搶購最后放映的幾部美國舊片的電影票，造成當天美片的票價狂漲，說明許多觀眾對美片依舊十分留戀。《李仲培同志準備出席全國婦聯宣教會議報告提綱》（1950年10月），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B31-2-58-2。另一方面，美片被禁，蘇片引不起觀眾興趣，國產片數量和質量都還不足以吸引足夠多的觀眾去影院觀看，結果陳毅所担心的問題自然就發生了。

在上海，為了避免發生“吃飯問題”，政府一度想盡辦法采取各種措施來增加觀眾的人數，結果可想而知。1951年初，全上海39家影院中已有6家被迫改成劇場。一年多以后，國產片仍然跟不上，當年又有20家影院改業為劇場。呂型偉：《加快對劇場、書場、游樂場的接管和改造》，《上海解放初期的社會改造》，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第60頁。

隨著不久之后新政府進一步將各種電影制片廠一律國有化，并建立了更為嚴格的審查制度，新中國成立前已經開始具有文化產業性質的中國電影業，開始了一個新的發展模式。但在政治上阻禁美國電影文化影響的目的，卻輕而易舉地實現了。

五、結語

綜觀新中國在上述四個方面與美國文化影響相較量的經過不難發現，建政之初并沒有急于將美國在文化上的勢力和影響一舉從中國清除干凈的設想。首要任務還是如何能夠從農村走進城市，熟悉城市，并在城市中站穩腳跟。毛澤東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對此有過很明確的說法，即：我們今后必須將工作重點轉移到城市中去，問題是，我們對如何管理城市，如何組織工業，如何養活城市，以及如何在城市中與帝國主義、國民黨和資產階級進行政治斗爭、經濟斗爭和文化斗爭，還一無所知。而不會，不懂，管不了，就會亡國。參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27頁。因此，一貫注意策略的毛澤東，從進城之日始，就再三強調要分清輕重緩急，不搞四面出擊。即使是對那些有美國等國背景的經濟和文化事業，他也力主“讓它們暫時存在，由我們加以監督和管制，以待我們在全國勝利以后再去解決”《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34~1435頁。因為他很清楚，簡單地采取沒收或清除的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不僅經濟上容易造成被動，而且會砸掉很多人的飯碗，這是中共新政權暫時還無法承受的一種社會壓力。

中共最初之所以在這方面保持高度謹慎的態度，也是基于對這個時期革命的階段性和政權特性的基本認識。由于相信這時尚處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政權具有一種聯合政府的性質，因此，中共自然相信在社會文化政策方面，也應保持適當的寬容度和靈活性，即給予自己的聯合對象及其社會基礎以一定的社會政治空間。毛澤東對此講得很清楚：第一，“他們不是國民黨反動派，他們是人民中國的中間派，或右派”，對他們只能說服和爭取；第二，革命政權要鞏固，必須“不讓帝國主義把他們拉過去”，而只要“爭取了他們，帝國主義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遜的一套就無所施其伎了”《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85、1488頁。在這種情況下，采取某種過渡的包括間接地容許美國文化影響存在的政策和策略，對中共而言，也是理所當然。

但是，所有這一切按部就班的策略考慮和措施，都由于1950年下半年朝鮮戰爭的突然爆發，特別是中國被迫出兵朝鮮，被完全打亂了。原來準備經過三四年，甚至十年左右完成的社會改造和文化統合的進程，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被迫攤了牌。美蘇冷戰的國際政治格局，特別是蘇聯對抗美國的種種經驗，都促使中共必須在戰爭爆發的同時，要消除美國的文化影響。驅逐從事反華活動的美籍宗教人士，以及取締收聽“美國之音”，即是為了這一目的。而當美國宣布凍結中國在美國的一切財產，并對中國大陸實行經濟封鎖之后，接收已無法繼續獲得美國津貼的各種學校和禁映已無從繼續輸入的美國電影，也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政治舉措。與其說這些行動是新政權肅清美國文化影響的主動行為，不如說它們是為了應對突如其來的戰爭局面的被迫出招。當然，當新中國的列車被迫從一段相對平緩的軌道突然轉向了急速的下坡之后，列車就再難回到原來的速度上來了。

網載 2015-08-23 08:3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