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湯一介:自由的思想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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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湯一介 

采寫:劉晉鋒

來源:2004年新京報


攝影:劉晉鋒

偷了金子到延安


我們各自回到家中偷金子出來當路費。我在家偷了一只金筆和一塊金表,后來把筆給賣了,表沒賣。

   

我小時候成績并不好,留了兩級。1939年的時候,我跟隨父母從北京轉到昆明,先是在一所縣立中學,后來才轉到西南聯大附中,跟不上他們的教學,只好復讀初一。

   

初中二年級的下學期,一個叫余繩蓀的同學拿了一本《西行漫記》來給我們看。讀之后大家覺得延安非常有意思,很想去看看,而且那時我們都對訓導長不滿意,于是我們五六個人就相約去延安。

   

我們各自回到家中偷金子出來當路費。我在家偷了一只金筆和一塊金表,后來把筆給賣了,表沒賣。一個同學從家里偷了個金鐲子出來,那個比較值錢,我們的開銷主要靠它。

   

可是到了貴陽我們就被抓起來了,因為學校發現我們逃走之后,就往各地打電報。我們被關到警備司令部。大家商量著,如果被審查,就眾口一詞地說我們是想去重慶讀書。

   

我那時候還帶著《西行漫記》那本書,這在當時要被發現可就麻煩了。恰好關我們的那間屋子里鋪的是很破舊的木地板,我們就把書一張張地撕了,讓它們從地縫里飛下去。

   

學校的教務長來到貴陽把我們帶回了昆明。父母并沒有責怪我們,而且我父親還寫了封信給西南聯大附中,批評老師把孩子逼得逃走。

   

但學校不想收我們了,我們也不想回去,覺得很沒面子。我有個堂姐在重慶的南開中學教書,我就到那兒去念書了。本來我初二還沒有念完,但我就想讀高一了。

   

結果一考試,我的數學、物理都不及格,只好留級。班上同學都比我小,我覺得不自在,下半學期就回到了昆明。

   

1945年的時候,我先是在西南聯大的預科班讀書,但學習跟不上。抗戰勝利后我們返回北京,在重慶等飛機等了兩個多月。期間我嘗試考大學又沒考上,所以1946年我又去讀北大預科班,然后才考上北大。


▲湯一介與樂黛云

 

夫妻間甘苦相隨


后來人家告狀說我和她劃不清界限,狠狠批評了我一頓,給我嚴重警告處分。劃不清界限就劃不清界限吧,我還是繼續這樣寫。這些信本來應該保留,可惜的是,“文革”中怕抄家……

   

我和樂黛云是1952年9月13日結的婚。“9·13”林彪掉下來,這是不好的日子,是嗎?13在西方是不好的數字,但在中國是好數字,中國有十三經,小說《兒女英雄傳》里最有本事的是十三妹,還有十三太保……我們結婚時當然沒考慮這么多,但后來人家老說13不好,我就要說13好,總得找到根據。

   

我的婚姻應該說是非常好的,兩年前,我們在北歐度過了金婚。我們去參加一個會,別人都回國后,我和她去了瑞典,在海邊的一個旅館里住了幾天,回憶我們的往事。她送我一個兔子,她每到一個國家都想辦法買一只兔子送給我,我送她一條絲巾,是在瑞典的皇宮里面買的,很貴,好像要一二百美元。

   

但這些都是小事,主要是多年來我們很好地生活過來,沒有發生過矛盾,尤其是在很困難的時候,沒有發生問題。反右中,她成為右派,當時因為政治原因離婚的也很多。她被下放到農村去勞動的時候,我寫信給她都是寫“樂黛云同志”,我覺得她根本不是右派,是北京大學中文系完全弄錯了。

   

后來人家告狀說我和她劃不清界限,狠狠批評了我一頓,給我嚴重警告處分。劃不清界限就劃不清界限吧,我還是繼續這樣寫。這些信本來應該保留,可惜的是,“文革”中怕抄家,我們將它們埋在蔣家胡同的一個院子的葡萄架下面,后來就找不著了。等到幾百年、1000年以后被人挖出來之后就是重要文物了吧。

   

“文革”中我受沖擊,她也盡量保護我。因為我在會上公開反對北大造反派的頭目聶元梓,所以成了黑幫。他們主要是打倒北大校長陸平,而我又是保衛陸平的,陸平每一兩天就被弄出來批斗一次,我是陪斗。有一兩個月,我白天勞動,晚上被關在一個屋子里寫檢查,樂黛云怕不知道我在哪,找不到我,就每天晚上都坐在哲學樓外面的坎上等我回來。

   

我們在困難時候都是相互關懷和信任的,這在50多年來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覺得我在25歲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結婚。

   

我們常常一起回憶我們的快樂時光:當北大還在沙灘的時候,我們在景山下的圖書館讀書,然后就去爬山;八十年代我們一起去旅游,見到非常美麗的冰川。這中間的那幾十年,我們都不愿意再去想了。

   

只能聽自己的


“文革”一結束,我就開始想:從此以后我應該聽誰的?因為我們以前都是聽毛主席的話,如果我的思想跟毛主席不一致的話,那一定是我的不對。那毛澤東去世之后我聽誰的?

   

1971年我從江西勞改回到北京,担任北大哲學系教改組組長,給工農兵學員上課。

   

當時有個教授覺得這些學生寫的文章不通順,提議應該讓他們學學邏輯,我同意了,有人因此給我貼大字報,說邏輯學是資產階級方向的學術。

   

中華書局出版的《古代哲學資料》里面說孔子是由奴隸主轉化為地主的,這和毛澤東的說法不同。中華書局做檢討的時候,我沒有意識到我作為參與者之一也應該寫檢討……諸如此類的一些問題在1973年夏天反擊右傾回潮的時候就讓我很危險。

   

我担心如果又要被打倒了那該怎么辦?正好,毛主席提出要調一批北大教授去編“批林批孔”的材料,這些教授包括馮友蘭、周一良、張世英等人。我很愿意去,正好可以讓我逃過反右回潮的災難。

   

于是我們每天編材料,寫大批判的文章,還到各處去講解“林彪與孔孟之道”。比如:林彪說克己復禮,我們就說他的意思是想復辟資本主義。也是在那一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江青找我們去給帛書做注解,編大字本給毛澤東看。

   

1974年底的時候,江青到北大來,安排我給他講老子。我心里很緊張,生怕說錯話。可是我還沒講幾句,江青就開始發言了,那個會上基本上是我們在聽她講老子。

   

還有一次,我們陪同江青去天津視察,更讓我見識了她的可怕,她的手下都是她讓干什么他們就干什么。

   

吃飯的時候,我不小心提到斯大林,她就大發脾氣說:“不要提斯大林!”可等到“文革”結束江青垮臺后我們就麻煩了,說我們聽江青的話,把我們隔離審查了一年。其實我們對她根本不了解,傳達給我們的都是毛主席的話。雖然我們是受人差遣,但我聽命于他們的錯誤我都認賬。

   

1978、1979年我都不能教課,只能給古書做注解,直到八十年代我才重新開始教課。但是,“文革”一結束,我就開始想:從此以后我應該聽誰的?因為我們以前都是聽毛主席的話,如果我的思想跟毛主席不一致的話,那一定是我的不對。那毛澤東去世之后我聽誰的?我覺悟到,要是聽別人的話你犯錯誤,到底應該誰負責就很難說。還是只能聽自己的話,當然也可能犯錯誤。



自由思想最重要


如果說我想讓孩子們明白什么人生道理的話,我希望他們知道:自由的思想是最重要的。

   

19歲的時候我看到林庚寫了篇《生》,覺得他認識不夠深刻,就寫了篇《死》。我說母親一生下我就意味著這個世界上將多一個墳墓。除此之外,我還寫了《論善》和《論人生的意義》。

   

對于人生的意義的理解,那時我寫道:人的生命就像火焰,小小的火焰燃燒的時間長,但它照亮的面積也十分有限。烈焰轉瞬即逝,但它照亮的面積更廣闊。我想直到現在,我的思想都沒有改變,還是寧肯選擇做烈焰。


就好比我現在做的這個儒藏的課題,困難很多,而且學校許諾的條件也有些沒有實現,但我還是想去做這個事情,縱然前面是地獄……

   

我的孩子沒有繼承家學,他們八十年代初就都去了美國。女兒在“文革”結束前,受到的正規教育僅僅限于小學。他們學的都是理科,兒子是物理學博士,但他沒有做學術,現在在一家企業工作,薪水很高,他自己很滿意,但我和他媽媽都不滿意,因為畢竟我們的家風是讀書人家。只好寄希望于孫子了,他曾在全美國的一次小學生數學競賽中是全美國第二、紐約州第一,我們中國的學生有學習好的傳統。

   

如果說我想讓孩子們明白什么人生道理的話,我希望他們知道:自由的思想是最重要的。



湯一介,1927年生,湖北黃梅人。1951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1990年獲加拿大麥克瑪斯特大學榮譽博士,現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國文化書院院長,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國際價值與哲學研究會理事。著有《郭象與魏晉玄學》、《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道釋》、《儒道釋與內在超越問題》、《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等。

   

或許是因為有一位甘苦與共、又可以一起讀書問道的夫人樂黛云,湯一介在人生旅途中十分從容。


2014年9月9日,湯先生逝世,享年87歲。

  

■記者手記

   

我們一起從先生家里出來。他先是推開一扇虛掩的門,輕聲說:“樂,我出去一下。”


先生換鞋的時候,我隨口說了句:“您家鏡子前掛著這么多羊啊?”先生說:“她屬羊。但我家應該還是兔子多吧?”

   

我才發現:的確,屋里到處都擺著兔子玩偶。

   

先生突然興致勃勃地說:你來,我帶你看個東西。

   

于是,我看到了滿柜的、各式各樣、各種材質、新舊不一的兔子。先生像個炫寶的小孩兒一樣,露出天真而得意的笑容:“我屬兔,她每到一個地方都想法買只當地的兔子(玩具)送個我。”

 

您最喜歡哪只?

   

先生指著一個戴著領結的白瓷兔子說:“它!博士兔!”問他25歲生日是怎么過的。誰知這個問題竟然害得先生要掰著指頭算:“27年、37年、47年、48、49、50、51、52.”算出來后,他立刻就笑了,不假思索地說:“1952年,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樂黛云結婚。”后來,當他說到:胡世英老師要我去研究邏輯學的哲學基礎,我想我這個人數學不好……

   

我禁不住放聲大笑:“哈哈,我早看出來了,您代數不好。您看您算年齡的時候怎么不直接用27加25呢。”

   

此言一出,才驚覺自己的沒大沒小,但先生性情柔和,并不計較,也隨著我笑起來。



新京報書評周刊 2015-08-23 08: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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