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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布雷信件一

“民主”包含太多的意外和可能的例外

革命曾經是現代空間里陶醉喜悅的最后來源之一，最后的夢想動員。這種夢想迷惑了千百萬的男人和女人，雖然迷惑免不了包含著蒙蔽，但也帶來鼓勵、活躍和行動。夢想不只是謊言。

今天在歐洲，革命的幻想已不再是人們的夢想。對某些人來說，革命是遺物，對其他人來說是可怕的錯覺——反正都該放到博物館去，甚至連一個幽靈或鬼魂都算不上。到2011年，沒有任何法國社會黨人會像20 世紀初社會黨的創始人讓•饒勒斯所說的，要到雅各賓俱樂部坐在羅伯斯庇爾旁。在今天，他們太怕會嚇著別人。我們甚至連改良主義者都說不上了，而變成了庸庸碌碌的管理者。至少在地中海以北，最后的革命家都變成了既無臺詞也無觀眾的演員，更沒有舞臺。在我們的后工業社會中，的確還有憤怒者、罷工者和爭執者，但極少再像1968年5月那樣繼續提倡“干革命”，那次革命已經成了革命欲望的絕唱。假性懷孕結束了！對在位的政權來說，白白担驚受怕的恐懼結束了！

現在取代了革命的關鍵詞是民主。每個時代都有它的大寫字。民主是西方盡力輸出的大字，此詞的含義很不精確，包含太多的意義和可能的例外。既然“革命”的威信可以被利用來偽裝多種專制或極權主義政權，“民主”也就時常能給那些以金錢為王的寡頭政權或財閥政權貼金。要一個被市場奴役的社會，還是要一黨專政的社會？這是讓人快樂不起來的選項（你可以補充說，還有被市場和政黨同時奴役的社會）。

趙汀陽信件二

民主只是形成公共選擇的技術手段，而非價值

您指出今天世界取代了革命的關鍵詞是民主，可謂一針見血。人們可能對民主寄予了過高的期望。有些人可能會忘記民主只是形成公共選擇的一種技術手段，而不是一種價值。民主這種技術可以用來產生好的公共選擇，也同樣可以用來產生壞的公共選擇，民主可以被任何利益訴求或價值觀所綁架，比如說，民主可以用來決定賴賬、違約甚至發動戰爭和侵略別的國家。您覺得民主能夠對付得了今天世界的種種困難嗎？民主自身不會發生危機嗎？什么樣的民主才是比較好的民主？這是個大問題，下次我也想進一步討論。

我一直有個困惑：人類追求許多美好概念，正義、自由、民主、平等、普愛、進步、解放、革命，如此等等，每一個概念單獨來看都是好的，但這很像我聽說的一個故事。這個故事說的是4 個弦樂藝人，崇拜勃拉姆斯，有一天找到勃拉姆斯給他演奏其創作的一首弦樂四重奏，被演奏所折磨的勃拉姆斯最后對他們說：你們每個人都分別演奏得很好，真的，每個人都演奏得很好。非常期待您的更多見解。

德布雷信件二

“民主”正經歷一場意義的危機，人民的權力成了鬼魅

你很有道理地提出有關民主（這是一個所有人可以爭取到的對野蠻的抵制）的疑問。它首先能使社會安寧，避免人們為了政權而自相殘殺，所以它是一個文明的因素。但民主這個詞，我該向你承認，當它被不加鑒別地利用時，就是一個我有所提防的詞，一個到處都可以用同時又沒有專用的詞。實際上有各種不同的民主，相互之間很少有關系。美國的民主是市場專制主義的民主（金錢調控選舉的程序，簡直是一種富豪政權），伊朗是一個宗教神權政體加上含糊的選舉權，以色列（還有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是一種種族主義民主（誰不是猶太人就只是個二流公民），黎巴嫩是一個“社會協商”民主（政權是通過各個宗教社群談判出來的），法國是一種共和民主（原則上不分種族、社群或者收入水平），等等。可以把這個形態名單繼續列下去，還不該忘記日益突顯的電子民主，可以不再設立投票箱、議會和黨派，每一個選民可以足不出戶，在家里按鈕表達自己對任何爭論的意見。

民主在我們所在的地方正經歷一場危機，這是明顯的事實。這是一場意義的危機，正如你感覺到的一樣。我們這兒任何人可以對一切發表任何意見（從未有過這么多的個人自由），但實際上誰都控制不了什么。人民的權力（民主的原義）變成了鬼魅，很明顯，真正當真的事情是在人民監督之外而被決定的，在自我封閉的（國家的、歐盟的、國際的）圈子里決定的。無力感無處不在，因此有兩種互相配合的可能反應：短期的憤怒、動亂、罷工而后回轉縮回到私人生活。講到這里我想說，雖然無法把民主看作是一個國家里多數人的政權——因為它的真實標準其實是少數人的發言權，雖然它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無論經濟上的、道德上的、形而上學的，雖然它不能獨力做到使人們相互扶持，它甚至可能威脅長遠目標和某些合理的決定，我還是看不到能拿什么來代替它。丘吉爾的名言至今還有效：“這是除去其他制度的最壞制度。”我理解民主這個詞保持著一種神奇的和否定性的價值，在原則上反對暴權，但同時依具體情況而有所建議。

德布雷信件五

公民今天變成了客戶，選民成了廣告瞄準的靶子

自1789 年以來，我們在法國成為了公民而不再是臣民，這也可以是你們的合理追求。但問題是，公民今天變成了客戶，而選民變成了廣告瞄準的靶子，由黨派收購或者通過各種非常昂貴的媒體操作來搶購他們的選票（這導致我們民主分子的腐敗）。面對著強大的市場和遙不可及的技術官僚，我們人民的主權轉變成了虔誠的空洞口號，而我們議會的決定實力不斷流失。真正的決策是在別的地方決定的，而我們甚至不太清楚誰是決策者。

我并不是說，我們坐的是一樣的船，不過你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越來越相似的老調重彈，也是“二戰”后我們的社會學家的順口溜，倒也并不盡然荒謬。只要看看我們，羅伯斯庇爾的孩子和毛澤東的孩子現在都分享著什么：領導階層的腐敗、社區框架的崩潰、對未來的不安全感以及普遍喪失信心，再加上其邏輯后果——合法性甚至自我身份的危機，在這一切之上還要加上思想上的其他新疑問。僵化的宣傳語言已經疲憊，宏大演講已使聽眾疲勞，人們對真話如饑似渴的等待，社會藍圖的潰敗，信仰危機，意義分裂，不再存在可及的天堂，所謂全景系統（systèmes panoramiques）的主觀“觀點”的勝利。

我覺得這樣的方向迷失可能在你們那邊更加敏感，因為你們經濟增長的速度太瘋狂。我們花了一個半世紀所做的（城鎮化、工業化、大眾消費），你們只花了30年就做到了，而“當你發展得太快時，你就不再知道你是何人”，也不再知道天命授給誰了。經過革命理想搞得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造反之后，我猜想“社會主義道德”一詞一定引人發笑。

但請千萬小心，在你們倡導民主改革的同時，不要把資本主義理想化了。資本主義沒有任何理想，甚至也不去聲稱有任何理想（這樣的玩世不恭可以被看成一種優勢）。老百姓的默認可以通過傳統的手段來取得，雖然還會有些風波，但越來越邊緣化。Panem和circences（面包和馬戲），一點失業救濟金加大量電視節目，就能夠奏效。太陽底下無新事。我固然不想把多數人的專政和一黨專政當作同樣的事，但在寡頭政治下自愿被奴役，此等怪事卻來自我們自己。這迫使我們思考，因為這種奴役比較秘密，并在一定意義上比自上而下的強加奴役更勢不可擋（后者還有點容忍度，不然如何對付有5 億上網者和2.5 億微博客、一個熱切和沸騰的、直言不諱和意見辯論的民間社會？）。

有關這些問題請再閱讀我們的托克維爾和他寫的《論美國的民主》（是否已翻譯成中文?）。這個不研究經濟學、跟馬克思同一時代的貴族作家，非常詳細地描述和預見了“民主的專制”。他以為未來社會狀況會往平等發展，這一點看來搞錯了。盡管有了中產階級的發展, 我們自由民主國家里的貧富懸殊和機會差距反而增大到了極點——這可以在印度看到，也可以在美國看到。

趙汀陽信件六

新技術和全球化可能會使“民主”出現一次變形

你詢問到托克維爾在中國的情況。他的名著早就被翻譯了，而且在中國早就是名人了。托克維爾關于民主可能導致暴政的觀點也廣為人知，不過對此的討論并不多，我猜想，大概是因為目前多數中國人對民主的興趣遠遠超過對民主的可能后果的憂慮。不過，我相信，無論中國還是西方，都將會再次深入地反思民主。互聯網以及其他各種高科技或將要出現的更新的技術，還有全球化，都給民主提供了許多新的可能性、新的平臺和空間。這些可能性的后果是什么，目前還不十分清楚，但我有一個直覺，或者猜想，民主將會有一次變化（或者變形），由democracy 演變為publicracy（我虛構的一個詞匯），人民意志的匯總將變成由系統化的新權力所推薦并且支配的公共觀點，這恐怕不會是盧梭想象的公意（general will），而是一種支配性的總意志（dominating will）。其實這個現象已經開始形成。我不敢肯定publicracy 是否好過democracy，但恐怕各有各的缺點。可是什么是更好的？

雷吉斯·德布雷：1940年生，法國作家、哲學家、媒介學家，龔古爾文學獎評委。曾參加拉美革命，是切·格瓦拉的戰友。

趙汀陽：1961年生，哲學家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著有《天下體系》《論可能生活》《壞世界研究》《第一哲學的支點》等。

節選自《兩面之詞：關于革命問題的通信》/[法]雷吉斯•德布雷、趙汀陽/中信出版社/2014-6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4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