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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鳳凰網

鄭永年認為，中國目前有能力也有必要推進一帶一路戰略，但是落實戰略會有很多困難，對此我們的知識儲備還不足，政府工作人員在諸如外交、經濟、管理、文化等方面的能力還有待提升。

3月24日，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應邀在北京師范大學京師學堂做一帶一路戰略的演講。鄭永年認為，中國目前有能力也有必要推進一帶一路戰略，但是落實戰略會有很多困難，對此我們的知識儲備還不足，政府工作人員在諸如外交、經濟、管理、文化等方面的能力還有待提升。

以下是演講內容摘錄：

一路一帶大家都知道，是習主席訪問中亞，訪問印尼的時候提出來的，強調一帶，就是絲綢之路，中國到東亞，中東到歐洲這樣一個一帶。一路，現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對東南亞國家海外貿易，早就有了，宋朝非常發達，明朝鄭和下西洋非常重要。那么今天當然提出來了，我想是一個不同的時空背景下提出來的。

今天我講的是有幾點看法。

第一點，絲綢之路就是一路一帶，中國必須搞。第二，中國有能力搞。第三點，不太好搞。最后一點，我有信心中國能搞好。

首先我講第一點，中國必須搞，因為很多人，包括國務院的聲音也在懷疑，國內很多事情還沒有做好，干嘛搞那么大一個規劃。我想搞這個的話，有它內部的需求，也有外部的需求。內部的需求就是絲綢之路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一個戰略的有機部分，我們知道中國改革開放，改革是對內改革，開放是對外開放。開放是中國過去30多年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的部分。開放很重要，早期的開放，中國的開放就是主要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的開放，無論是引進技術也好，出口中國商品也好。

現在對中國的經濟，促進經濟起很大的作用。為什么現在需要新形勢的開放，我是覺得中國國內現在的開放，缺乏新經濟增長的一些動力。中國現在是中等收入，人均GDP是7500美金，中等收入經濟體。那么中國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提升為高收入經濟體。世界銀行根據二戰以后100多個國家的情況看，只有十幾個國家逃避中等收入陷阱。那么這十幾個國家里面，大部分國家是資源性國家，資源性國家之外，就是東亞社會，日本，亞洲四小龍。除了這五個經濟體，其它就沒有了。那么當然我們有信心能夠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我覺得很難，比較難。

日本有它的背景，因為日本是西方的一部分，戰后被美國占領，所以西方基本上把整個市場開放了，日本沒有花很大的力氣就進入西方市場。亞洲四小龍同樣也是一樣，第一，亞洲四小龍經濟體比較小，第二，亞洲四小龍有些方面都是屬于西方殖民的，中國現在的情況不一樣，中國現在的國際環境不好，西方對中國搞貿易保護主義，你怎么辦?這個需要考慮。中國經濟體是現在世界上第二大，13億人口的一個經濟體，能夠從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水平，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所以我們需要研究怎么樣才能可持續的發展。

如果大家都讀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話，資本需要迎求更多海外的空間，投資的空間，商品需要尋求很多的市場。中國也需要尋求新的市場，投資的空間，中國的產品需要進入市場，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從外部的原因看，我覺得有兩個，第一個， 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是世界經濟失衡的結果，世界經濟怎么樣重新回到平衡?我是覺得要放到中國對世界經濟最平衡的大背景下理解。世界經濟失衡是每一個主權經濟體，經濟本身失衡的結果，美國的經濟是失衡的，歐洲的經濟是失衡的，中國的經濟也是失衡的。那么世界經濟如果是要重新走向平衡，就需要每一個國家的經濟走向平衡，美國做了什么?美國比歐洲稍微好一點，但是美國主要的還是金融資本，還是華爾街資本主義。美國做的是量化寬松，實際上我是覺得反而是在這個世界經濟，越來越失衡。

歐洲也沒有能力，它主要是社會投資跟經濟投資的失衡，因為它是獨立國家，獨立國家走不出來。現在像希臘發生的，法國發生的，大家都看到了，我是覺得歐洲的大眾民主，一人一票的民主跟它的經濟結構，完全是不相配套的。民主本身是個很好的東西，但是一人一票我覺得跟經濟結構之間有這么樣一個大的矛盾。

從這個角度說，中國有能力改變世界的經濟。更重要的是，中國為什么必須做?無論是國際的經濟暫停還是中國自己本身的可持續發展的需要，中國必須走一路一帶。因為現在的中國，中國總體的習近平十八大以后，基本上中國的外交格局，基本上形成把它稱為說兩條腿，一個圈，兩條腿走路，一條腿跟西方大國，尤其是美國。第二大腿就是針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一路一帶。核心就是周邊國家，這一點非常重要。

因為一個重要國家的地緣政治環境，美國的地緣政治非常簡單，周邊就兩個國家，北邊是加拿大，南邊是墨西哥，這兩個地方高度依賴美國的。中國周圍幾十個國家，非常不好做，所以中國周邊的這些東西，怎么能做好，對中國來說非常艱難。其實中國周邊的環境在惡化，各方面都在惡化。這就是中國整個絲綢之路的國際大背景。

第二點我想談一談，中國有能力，我想現在大家看一看，唯一一個有能力做世界經濟再平衡的可能就是中國，美國沒有能力。美國大家說美國重返亞太地區，美國現在看看中東很麻煩，中東的政治秩序，基本上是美國西方建立起來的，但是美國現在破壞建立起來的秩序，這個非常要命。美國它有三大負担，一個負担就是做世界警察，做世界警察要付錢，第二個負担就是，美國是搞聯盟，跟日本，跟菲律賓。第三個負担就是民主。中東這個秩序，本身也是像埃及，也包括以前的伊拉克，它在政治的建議都是跟美國有關系。

美國說我要把戰略重心轉移到亞太地區，中國已經非常担心了，可是我覺得中國過分担心了。美國要重返亞洲，以什么樣的東西回到亞洲，能怎么樣的回來?

第二，中國產能過剩，這個非常重要，產能過剩要有出路，國內假設中國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已經基本上過去了，西部還有一些空間，基本上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已經不多了。必須找到出路，這跟西方以前一樣，需要尋找開拓新的市場，新的投資空間，資本需要投資空間，過剩產能需要新的市場。那么第三點，我是覺得中國有能力做到，就是中國的技術，絲綢之路從傳統的貿易投資以外，主要是基礎設施建設。那么中國是當今世界一個最具能力的基礎設施建設的國家，因為中國經濟發展需要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你真的一路一帶，除了像新加坡這樣少數的國家富裕起來，有錢的國家，富裕國家，其它都是發展中國家，很平均。中國過剩的產能，中國的資本，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的技術，都是這些國家所需要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項目不好做，有很多的挑戰。絲綢之路現在在國際上的態度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既得利益，是反對中國的。既得利益就是美國、日本，這樣的既得利益。中國走出去的話，既得利益肯定反對，因為中國作為新得利益，既得利益反對新得利益，我想天經地義，中國習慣也好，不習慣也好，這是事實。

中國的改革開放，基本上走過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說是80年代請進來，請進來的情況下，中國給外面的世界不發生沖突，請進來，我把自己的國家開放，把自己的市場開放給國際資本。第二個階段，中國講接軌，為了加速咱們接軌，接軌的時候，中國也不能發生沖突，接軌意味著我改變我自己的法律體系，改變我自己的制度體系，跟世界接軌，這個也不發生沖突。從本世紀初開始走出去，走出去就要發生沖突，因為外面多個方面都是既得利益，非洲也好，拉丁美洲也好，東南亞也好，發達的國家，尤其是美國西方，它的利益已經在那兒了，所以你進去肯定發生沖突。

與反對相反的就是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是支持的，因為他們需要發展，尤其社會經濟發展成果還很低的國家，西方不給他們錢，現在西方的一個問題是，西方的資本也不爽，但是為什么不能去呢?因為像國際貨幣基金也好，世界銀行也好，包括亞行也好，對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有很多的條件。民主啊，自由阿，人權啊，宗教啊，因為西方本身早期發展，從來不講這些，發展了以后，就開始講這些東西，但是這些發展中國家就是這就是雞跟蛋的關系，我沒發展，我哪能講人權，哪能講自由，西方說這些附加條件，使得很多的資本到不了所需要的發展中國家，所以這些國家是非常支持中國的。

那么中間就是對中國保懷疑態度，保懷疑態度也有兩種，就像美國受日本的影響，尤其是美國的壓力，像韓國，就是受美國的壓力，也不好公開表態，因為美國是它的戰略同盟。而一些國家像澳大利亞也是一樣，受美國的壓力很大。有些國家對中國走出去，像印尼也是一樣，對中國到底要做什么，大家不清楚，非常懷疑，抱懷疑態度。當然這個方面，也是跟中國這方面做的不夠有關系，中國絲綢之路已經搞一年多了，到底什么方案，什么東西，現在也沒說清楚，我們的知識儲備不足，人家不了解也不為過。

中國人一方面自信，你只要自己有信心就可以走出去的，沒自信你這個錢就用不好，你這個用錢反正用的不好。很多東南亞小國家，如果是日本韓國有錢，他們盡量不要中國的錢，因為日本人、韓國人他比較做的禮貌一點，中國的話，哪怕一個市長去了，要人家總理接待，這個就不好。因為中國的外交角色太多，國防部、外交部、商務部，地方政府，國有企業，這個行政機構都差不多，誰也不欠誰，稀里糊涂走出去了，在國內必須有一個領導架構。

中國資本一方面要攤到海外市場，從海外賺的錢怎么樣呢，是中國人民獲利呢，這個非常重要，尤其是我們出去的之后國有企業，以前有的國有企業，老總我跑到另外一個國家，我自己是一個公司，把賺的錢就放到我自己的公司，虧損的東西放到國有企業。

這個要像美國，要像西方以及企業組織去怎么樣的建立一種像國外的企業稅收制度，你必須制作起來，是非常復雜的一件事情，所以說我們的知識準備遠遠不足。我們已經兩千五百多個智庫了，我說這都是有庫沒智。要智來引導庫，庫太多了都沒有必要。

網載 2015-08-23 08:4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