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利益集團陷入末世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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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我寫過一篇文章《勇于解決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標題直接源于鄧小平1993年9月16日與其弟鄧墾的一段談話。重溫這段談話,愈覺得鄧小平極具前瞻性與洞察力:“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人能干,但是問題也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隨時都會出現新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鄧小平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頁)
中國現在果然就被“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層層堆疊裹挾。在一些基層組織,這些堆疊的問題,幾乎把這些年的發展成果漸漸掩埋,讓民眾悲哀且憤怒。改革啟動已經33年,曾經在“摸著石頭過河”式的改革進程中有意無意繞過去的問題,以及在改革過程中新出現的問題,正在不斷地積累和疊加。
一方面,中國的經濟“蛋糕”確實是越做越大,從GDP的總量看,中國已經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僅次于美國。事實上,在被中國的傳統正史評價為“積貧積弱”“落后挨打”的清王朝中期,中國的經濟總量依然在世界上稱冠。然而,中國此后的命運所有人都已經清楚。因此,GDP再強大,也不足以保證一個國家“從勝利走向勝利”,甚至可能走向敗亡。按英國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說法,從1700年到1820年,也就是在傷透了中國人心的“鴉片戰爭”前,中國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占比也從22.3%增長到32.9%。西方工業革命之后,停留在農業和手工業時代的中國,才步履遲緩起來。這位安格斯先生甚至很精準地預測:中國可能在2015年恢復其世界頭號經濟體的地位,到2030年,中國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他甚至還樂觀地聲稱,那時,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也會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1/3。然而,頭號經濟體或相距不遠,但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的位置卻一直徘徊不前。
所以,對當今中國來說,另一方面的問題更嚴峻:為什么做大了的“蛋糕”卻沒有能消解中國的怨氣與戾氣呢?
從表面上看,有兩類直接的問題必須解答,也是決策層目前深感棘手、但已經開始著手試圖解決的問題:一是“蛋糕”的配方是否科學?是否含有有毒的“三聚氰胺”?是否攜有計劃經濟時代頑固的“轉基因”?二是“蛋糕”的分配是否公平?能否吃進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嘴里?
深究下去,就不得不直面中國改革開放33年來一直沒能解決的“瘸腿”效應:經濟改革單兵突進,政治社會改革步履滯緩。結果,經濟是發展了,而利益群體的分化也愈加明顯,利益博弈的規則不透明、不公正,使社會階層流動趨于停滯,權貴資本主義地位漸漸穩固,而沉淪在社會底層的草根民眾及后代,卻失去向上的、積極的、理性的動力。
憶及鄧小平最初推進的改革,往往是草根階層率先獲益。農村包產到戶,獲益的幾億農民迅速解決了溫飽;城鎮改革之初,是眾多自謀職業的“個體戶”甚至是“刑滿釋放人員”率先成為人人爭羨的“萬元戶”;而高考制度的改革,讓無數看不到未來的、正在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從田頭直接來到課堂,通過接受高等教育,走向精英階層……
今天最大的問題,并非貧富間、官民間的財產和收入差距,而是這種階級的、階層的分野正在大規模世襲。草根階層失去向上流動的可能,并在愈演愈烈的通貨膨脹中生活窘迫;中等收入階層由于高房價等產生了嚴重的被剝奪感;新富階層則出現嚴重的移民傾向;官商勾結的“特殊利益集團”則陷入撈一把是一把的末世瘋狂。


周瑞金 2012-02-05 21: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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