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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失落的巔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負責人親屬口述歷史》作者:胡德平、周海濱

父親組織“真理標準”討論

1977年1月1日、2日，這是打倒“四人幫”后的新年第一春，父親的心情并不好。他對團中央干部嚴如平說：“現在的問題是，只要是毛主席說過話的，點過頭的，畫過圈的，都要一切照辦……與其去做違心事，不如在家抱兒孫吧!”

當年的8月12日至18日，在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父親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他對套在廣大干部群眾身上的組織枷鎖發表意見，并指導中央黨校教員楊逢春、葉楊、陳鐘撰寫我黨干部路線急需撥亂反正的文章。這是1977年內父親在思想宣傳領域中聯系的最大、全國人民最為關注的實際問題。他提議，組織個寫作班子，文章題目就是“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干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

那個時候，上至國家主席，下到普通家庭，有無數的冤魂等待昭雪，遍地的冤獄等待平反，整個國家、民族的生活都處在一種“有道難行不如醉，有口難開不如睡”的悲慘狀態。對楊逢春等人的文稿，父親修改了17次，并得到胡績偉等同志的大力支持，文章最終于1977年10月7日在《人民日報》刊登。報社一個月收到1萬多封來信來電，文章作者兩個月內收到的電報、信件可裝滿兩麻袋。

父親在黨校工作期間，黨中央還有一項重要工作交給他，就是編寫一本黨史教材。在1977年9月21日、22日舉行的中央黨校有關會議上，他說：“葉帥曾找我談過，希望幾年內能搞出一本黨史教材。我曾找過小平同志，請他掛帥，寫黨史。小平同志說，他不掛帥，讓黨校先搞。”為此，父親向黨校提出兩項要求，依此原則編寫黨史教材：一是完整地準確地運用毛澤東思想;二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編寫黨史教材的工作緊張進行。10月9日，葉帥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講話，他說：理論一定要從實際出發。如果理論不能指導實際，不受實際檢驗，那算什么理論!絕不能把理論同空談吹牛甚至撒謊混為一談。

這是黨的最高領導層成員在公開場合中第一次提道“真理標準”的問題。他的講話使黨校學員對實踐論的觀點、實事求是的觀點、理論要受實踐檢驗的觀點，又受到一次新的啟蒙教育。其中的有心人，則抓住葉帥講話的核心，或以此指導黨史研究，如馮文彬;或撰寫文章見諸報刊，如邵華澤。

得到葉劍英、鄧小平支持以后，父親思想更加明確了。這一年，他被任命為中央組織部部長。在年尾的12月10日，他召集有關會議，討論黨史教學問題。他在會上發言：“評價‘文化大革命’，要看實際結果，要由實踐檢驗，而不能依靠哪個文件、哪個人的講話。要完整地、準確地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體系，而不能斷章取義，依據片言只語……搞一個研究討論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線斗爭的提要，搞這么一個文件。”

1978年1月18日，中央黨校完成了《關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斗爭的若干問題(草稿)》，明確提出：路線的正確與否，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實踐問題，要由實踐的結果來證明。

這時，父親的思想又取得一次質的飛躍。半年之前，他還主張，以“完整準確的毛澤東思想”和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即二元論的標準思想來編寫黨史教材。現在，他已經成為一位徹底的實踐標準一元論者。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使“特約評論員文章”這一形式載入新聞、理論史冊。1978年2月19日，由父親審閱的《老干部的光榮責任》一文，第一次署名“特約評論員”，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這年的5月6日，父親召集《理論動態》組開會，大家又仔細審閱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下稱“《實》文”)文稿。父親對大家說：“我認為可以了。”同時提出兩點修改意見。5月10日，這篇文章在《理論動態》上發表;5月11日，《光明日報》以“本報特約評論員”名義刊出。

“《實》文”被《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九家主流報刊相繼轉載。我當時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同事們眼見的，耳聽的，嘴上議論的，頭腦思考的，都集中到這篇文章上來，人們興高采烈地閱讀著這篇文章。

5月13日，下班回家以后，我興沖沖地向父親談了自己的感受，并轉述了館內同事所提的一些問題。他當時的心情很好，回答的底氣很足。1978年5月14日我的日記里記下了他的回答：“德平，《反杜林論》你根本就沒有看懂。歷史的發展根本就不以誰的意志為轉移，歷史的發展是兩種力量斗爭的合力。1969年以前，我個人得失想得比較多，1969年以后，我徹底丟開了這些。1976年過于悲觀了一些。”

5月18日，晚飯后，父親見了幾個年輕人。客人走后，他對我說：“我們《理論動態》下一期要出一篇，‘歷史潮流和心有余悸’。我這半年來是很振奮的，越戰越勇……檢驗真理的標準是社會實踐，這篇文章是能站住腳的。我希望有人來駁，駁后我們再寫一篇。”

一個多月后，“再寫一篇”文章的諾言兌現了。6月30日，文章在《理論動態》第70期上發表，標題定為“歷史潮流滾滾向前”。這篇文章，父親看了五遍，華國鋒同志看了兩遍。

當大討論的形勢已有明顯好轉時，社會上又傳言這篇文章的矛頭是對著中央某某人的。我頗感驚愕。6月8日，我小心翼翼地向他問及此事，他說：“(過去)有人不同意(《實》文)，我反復看了幾遍，認為這篇東西駁不倒，能夠立住腳。最好不同意(這篇文章)的同志，能夠寫出文章來，駁一下嘛!今天講，我們這篇東西就是正面闡述，根本不是針對誰，(現在我又)有‘新三胡’之稱。”

我認為這是他的真實思想，文章不是針對任何個人的，而是針對一種根深蒂固的“極左”思維。因為他那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多換思想少換人”。

截止到5月底，全國共30多家報紙予以轉載。對于這一聲勢，任何想阻礙這一潮流的人都不會沒有顧忌。這時，中國共產黨內革新求變的領導層逐漸掌握了思想解放運動的主導權。

據《葉劍英年譜》記載，5月11日，葉帥在第一時間看到《光明日報》刊登的“《實》文”，“對文中的觀點十分贊同。”“在另外的場合，他還建議把《光明日報》那篇文章印發到全國去。”另外，1979年的理論務虛會也是葉帥提議召開的。

5月20日，羅瑞卿同志對《解放軍報》負責人華楠、姚遠方等人表示：“真理標準”的文章是一篇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了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大問題。聽說現在有幾位秀才還不大贊成，我要去做他們的工作。

這一期間，父親和羅瑞卿同志曾有六次電話長談。《解放軍報》也連續發表三篇批評“震派”、“溜派”、“風派”的雜文，主題都是針對“文革”中背離實事求是精神的各種投機人物。

6月2日是很重要的一天。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關鍵時刻，在中央軍委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同志做了重要講話。他在會上專門講了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等問題。

由于他對“《實》文”和“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給予了大力支持，思想解放運動得以大大推進，其領域也更加擴大。

然而，嚴厲的批評之聲仍然存在。標志就是吳江同志寫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已不能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上發表，但又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在《解放軍報》上刊載。在軍事術語上這叫“轉移戰場”。

鄧小平同志的講話，理論、宣傳界先進分子不屈不撓的斗爭，又引發了各地廣大干部群眾的學習和討論。從6月25日到12月8日，全國29個省、區、市領導同志都紛紛表明自己的態度，贊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其中，甘肅的宋平、黑龍江的楊易辰、遼寧的任仲夷三位省委第一書記反應最早。可以說，全國人民、全黨和領袖人物們反映時代、歷史要求的意志，這時已經最大限度地團結凝聚起來，成為一支最強大的力量，形成了當時中國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并直接導致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成果。

改革的目的是“藏富于民”

我們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很早以前，父親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很明確的：“藏富于民，讓人民富起來。”一直以來，他既不認可蘇聯和東歐那種加重群眾負担的高積累模式，也不贊成高度競爭追求高額利潤的資本主義模式，而是希望中國走出一條以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來推動農、輕、重生產為序的社會主義新模式。記得1982年5月19日，父親召集了一次研讀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的討論會。在這次討論會上，對消費問題的意見雖不能完全一致，但已引起黨內高層的注意，并產生積極影響。

父親主張在新形勢下，既要刺激消費，又要引導消費，這是改革開放面臨的一個新課題，他不主張城鄉居民的收入過分集中在儲蓄方面，不同意過分地強調積累。

我記得在上小學的時候，一位女同學寫過一篇作文，描寫她在夏天穿了一件花色鮮艷的布拉吉。立即遭到周圍同學的譏笑和諷刺，說她愛美，愛打扮，但她內心卻充滿了一種少年女生的愉悅。她的內心獨白是：“今天我穿花衣服，明天你們就會穿上更美的連衣裙!”語文老師當眾向全班同學朗誦了她的作文。長大以后，我才知道，當時穿花衣服的號召，就是團中央發起的。父親當然是個最積極的策劃人，并得到財政部的大力支持，國家為此增加了稅收，時為財政部部長的李先念為此喜上眉梢。這是我記憶中父親第一次倡導消費。改革開放以后，父親率先穿起西裝。為此，一些民主黨派的老同志給他寫信：中央提倡的都好，就是穿西裝不好，因為西裝不是我們的，應該穿中山裝……他在大會上解釋說：中山裝也不是我們國家的傳統服裝，是孫中山先生引進后改裝的。

古人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對出身于湖湘文化之地的父親來說，故鄉文化對他的影響也是巨大的。當我上初中的時候，父親就說過：以后幾個孩子，誰上初中，家里可以給他買輛自行車;上高中，可以給一塊手表;上大學，可以給一架照相機。他對家人如此，對全國的青少年也有此“夢想”。改革之初，他就和身邊的人討論，要讓青年人學些什么技藝呢?他提出應該訓練青年人開汽車。據李漢平回憶：1984年我們家從富強胡同6號搬到現在的居址，中央警衛局也給他分了一套居室，漢平同志想把原來的住房留下。父親對他說，富強胡同我家的房子要還給團中央，一間也不要留。你的房子也要還給機關。以后，總有一天我們的老百姓可以用自己的錢買汽車買房子。

父親提倡消費，同時也提倡艱苦奮斗的精神，他反對不合乎生產力水平和豪華奢侈的高消費，他更痛心疾首地反對生產領域中的浪費。對浪費資源、盲目投資、不計成本、沒有效益、不惜民力、長官意志的經濟增長模式，他有著一種天然的惡感，并把它歸之于體制問題。碰到一些反反復復、勞民傷財的胡子工程，他總愛說一句話：“張書記挖，李書記埋，王書記上臺又重來!”

1983年12月22日，父親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審議《中共中央關于一九八四年農村工作的通知》時，提到管子講：“治國之道，必先富民”，后來司馬遷的《史記》把這句話改為“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對此，他做了認真比較，他認為這種古典的經濟思想是對的，需要我們很好地借鑒發揮。

他說，蘇聯為什么幾十年富不起來?就是蘇聯領導腦子里沒有老百姓，光搞鋼鐵，擴充軍備，爭霸世界。他認為，要想辦法使人民用智慧和勞動的雙手富裕起來，國家就強大了，就能抵御一切風浪，立于不敗之地。

我曾遇到一個對父親充滿思念的人，他是黑龍江農墾局的局長，一位當年支援北大荒的知青，叫隋鳳富。他很激動地告訴我說，“現在黑龍江農墾區已經種植水稻1000萬畝，而韓國全國的稻田才700萬畝，我們產的全部糧食可以供四個直轄市、香港、澳門，還有西北幾省吃幾年。我們當年從來沒有想到會這樣啊!”

原來在1984年8月，我曾經陪同父親休假，到黑龍江北大荒農墾區。雖然墾區的群眾辛勤奮斗幾十年了，但與內地的生活差別依然很大。父親對當時遇到困難的墾區人說，“你們必須要自負盈虧，要有盈虧的思想;這么大的面積和資源，你們要能一統天下;現在遇到了困難，旱路不通走水路嘛，可以種稻米”。隋鳳富說，胡耀邦的這幾句話對他們的發展幫助很大，影響也很大。

在川西北，父親給馬爾康人出主意：“林區的人民要富起來，只有四條出路：一是營林;二是加工;三是采礦;四是修建。什么修公路、建水電站，都讓老百姓去搞。還有商業、運輸、旅館、飯店，也讓群眾去辦。總之，東方不亮西方亮嘛!”

在云南省中緬邊境的德宏，他和傣族、景頗族人合計：“群眾家家戶戶房前屋后都可以種些木瓜、香蕉、菠蘿、芒果等熱帶作物”;在云南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當自治州州長說由于當地搞不了大的工業，所以人均收入還不到240元時，他說：“不要老是盯著大工業，哪里來那么多的投資?要搞鄉鎮工業，特別是家庭工業，聯戶工業，幾戶人家聯合起來搞，來得最快。”在推動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父親對于大量出現的自謀出路、自主創業、鄉鎮企業、長途販運、私營服務業和個體工商戶，一直很贊賞、很愛護，并把它稱為“光彩事業”而大力倡導。

父親曾經說過：“黨的富國富民政策，是最大的群眾觀點，不領導群眾勤勞致富，是最沒有群眾觀點的。什么怕失控、失靈呀，根本的問題是有些同志，就是抓住瞎指揮權不放，或者是抓住謀私的權不放。因為一辦起家庭農場，他就不能瞎指揮了，也就沒有謀私的權了……目前，辦家庭農場，群眾說是‘上面放、下面望、中間有個頂門杠’。就是怕有頂門杠，你們有中梗阻沒有?你們的頂門杠拿掉了沒有?不行的就是要調開，拿下來。”治國之道，必先富民。這正是改革的目的。父親當年的這一觀念十分牢固。記得20世紀80年代，“富民政策”宣傳得最得力，幾乎絕大部分省都打出了興省富民的口號。

父親第一次面對被拆遷群眾

1952年1月8日，時任川北區黨委書記和行署主任的父親在南充市檢查工作。在步行途中，又檢查了南充市人民政府辦公大樓和工人俱樂部。這時許多拆遷戶向父親圍了上來，紛紛訴說拆遷中的問題，當時政府威信很高，拆遷戶也給足了領導們面子，雖無起哄鬧事，但像這種直面的批評和意見反映，對父親來說還是第一次。父親耐心聽取拆遷戶的意見，又看到兩處工程都存在大量的浪費現象，拆遷民房過多，因而當場指示因陋就簡結束工人俱樂部全部工程，不準繼續拆遷民房。并在1月10日致信南充市市長吳致中，請吳市長在南充市召開的二屆三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宣讀他寫給大會的一封信，信中第二個問題寫道：

一年多來，公家修建房屋，不僅浪費很大，而且因為收回了大量國有土地，購買了大批民房，特別是將其中一部分拆掉，使政府財產與政府威望遭受了許多損失。在這個問題上，我犯了官僚主義的錯誤，應向人民群眾檢討。

此事在1983年4月8日的四川《文摘周報》亦有報道。從信中，可以看出父親在解放初期對城市房地產問題上的一些樸素思考。

首先，新政府收購民房，購買城市土地，將其性質變為國有土地，是形勢、發展的必然，并無不可，但父親認為，政府對此土地的利用必須兢兢業業，精打細算，絕不能因替公家辦事，就大手大腳，大大浪費，華而不實。比如，修建南充市人民政府大樓，是1950年7月30日破土動工的，川北各界曾為此歡呼，父親并為此欣然命筆：“建設人民新川北第一基石。”但當他這次看到市政府的圍墻修得比較“華麗”，就立即進行了批評!還有，政府“購買了大批民房，特別是將其中一部分拆掉”，把原有的使用價值變為無用，豈不也是浪費。

其次，父親認為在城市建設中，必然會產生公私矛盾，即國家用地利益和居民私有財產的矛盾。怎么解決?一定要對被征收、征用方的私有財產，進行合理補償，對人要妥善安置。在信中他寫道：

所購買的民房，是否還有沒全部合理地給足購買金的，所收回的國有土地戶，是否還有沒全部妥善安置的，如發現有，務須由修建機關立即并合理地予以補償和安置。不辦或拖延者，以違紀論處。

再次，在公私矛盾嚴重之時，政府應起帶頭、疏解作用。父親在信中還談道：

據說現在市內民房不足，尚有一些市民租不到房子住，為此，特明確規定：1.自即日起，一切機關、部隊、團體均不得再購買一間民房，違者以違紀論處;2.在15天內，騰出150間左右的公家房屋，以稍低于市價房租，租給無房可租的市民居住;3.公家新建居民區的房屋租金是否尚高，如高了一些，應即再減低一點。

由于政府、部隊帶頭，南充市城建和居民住房等方面的矛盾處理得還算比較好，解決了拆遷戶和政府用地的矛盾，也未留下什么后遺癥。

最后，父親還檢查了自己的“官僚主義”。新中國成立以后，“官僚主義”是黨內最早提出的主要危險傾向之一，人人難免。父親也在所難免，但他深惡痛絕的是那種“死官僚”的作風和架勢。

1978年12月，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父親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2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部長，至此，父親開始參與我黨全局工作的研究和決策。1979年是貫徹三中全會精神的第一年，也是極其特殊的一年，因為這一年要安排回城知識青年700多萬至1000萬人就業。700萬人就是700萬個家庭，最少牽連城市3000萬人口。1979年7月4日父親在中宣部一次會議上說：

城市現在是什么問題?一是就業問題，二是物價問題，三是房子問題。中央是清楚的。房子問題今年抓得太晚了。現在已經到了七月份，今年抓不住了，明年一定要抓住，就是要抓住城市居民的住宅問題。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成立中央書記處。父親被選為中央常委和總書記。

1980年7月，也就是距父親1979年7月講房子問題后的整整一年，他對黨政機關、部隊擠占群眾私房問題作出批示，北京市委、市政府積極響應，很快就頒布了“京發(1980)140號”文件，落實私房政策，落實政策的過程中還頒發了新制作的房產證，時為1980年9月18日。

“我不能反潮流，但總能抗潮流吧!”

“文革”初期，和父親的談話，我總是張口一個階級斗爭，閉口一個無產階級專政，他開始還耐著性子聽。1967年上半年一天晚上，父親問起北大、社會上的“文革”情況，我又一次念經似的說起階級斗爭長、階級斗爭短的老套套來。這一次，他開口了，開始語氣非常平靜：你翻翻《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有篇文章叫《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毛主席在蘇區紅軍時期就說，“要造就一種熱烈的經濟建設的空氣，不能見到誰談經濟建設，就要罵為‘右傾’。”突然他加重語氣，把手一揮，大聲說道：“德平!你不是老說階級斗爭嗎?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還說經濟建設‘這是一個偉大的任務，一個偉大的階級斗爭’!”我還想辯解些什么，但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這個事雖然父親沒有完全說服我，但是對“文革”的懷疑，從這也開始了。

早在前一年的1966年8月，團中央已經改組了。中央“文革”有人說，“團中央修到家了”，也就是說“右”得不能再“右”了。現在父親這番話，是否又有“右傾”之嫌呢?但他說得那么認真、威嚴、斬釘截鐵，又指出了毛主席寫的是那篇文章、那個時間、那段話，既然戰爭年代都把生產建設視為一個“偉大的階級斗爭”，那么和平年代不是更有理由搞好我國的生產建設嗎?自奉為無限信仰毛澤東思想的年輕人，能不考慮嗎?父親雖沒說服我，但對“文革”的理性思考不知不覺就始于這類思想交流之中。他的教誨使我終身難忘。

1971年，當時全國上下大批資本主義，大興“斗私批修”、“消滅私字一閃念”。這時父親已從河南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雖已獲“解放”，但尚未被安排工作，“賦閑”在家。那時，我還在北京第二通用機械廠工作。有一天，他從報紙上看到有些地方紛紛關閉農村集市貿易的自由市場，不由得深深嘆了一口氣。他突然問我：“什么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我當即回答說：“那就是有資本家、有資本還有剩余勞動。”他又問：“那你看這集貿市場呢?”我說：“那也是啊!沾到錢了，沾到交換了嘛。”他說：“你錯了，你還是個大學生啊!你們學過《資本論》沒有?”我說：“沒好好學。”于是，父親詳盡地向我講解了物物交換和資本增值，分析了農村集貿市場的交易方式與資本增值生產方式的本質區別。當時父親說：“我們現在老是批判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實際上我們的馬列主義的認識水平和學習已經降到最低點。”

有一天，父親又問我：“你對斗私批修怎么看?”我說：“私是萬惡之源。”父親問：“你是唯物論還是唯心論?”我說：“當然是唯物論啊!”父親說：“不對。私心、私的觀念是意識形態問題，你不能把這個與私有制混為一談。”他說個人利益、個人的愿望這個應該是合理的。雖然還在“文革”中，父親就能夠非常清楚地把私有制和私有觀念嚴格區分開來，對當時盛極一時的“極左”路線的方針政策有著深刻的思考。所以，我的印象特別深刻。

父親在“文革”中期也常對身邊的人說道：“我不能反潮流，但總能抗潮流吧!”從“文革”的荒唐混亂之中，他更堅定了共產黨執政以后必須做好經濟工作的決心。

解決知識青年返城問題，青年人的就業問題，社會上的待業問題，這是父親進入中央領導層以后，主持參與解決的第一個問題。

1979年是全國上山下鄉知青返城的洪峰年，人流滾滾，怨氣難平，西雙版納農場知青下跪請愿，群體臥軌，七萬人罷工SHIJIAN，震驚了中南海。當時，華國鋒和胡耀邦對下鄉知青是十分同情的，但在解決問題時，剛開始還停留在怎樣改進工作，加強領導，制止干部違法亂紀的思路上。

當年5月29日，父親在聽取宣傳口和政法口的工作匯報時，觸及知青返城問題，他立即和全國的就業問題聯系起來。他說：“要下決心解決就業問題。有關這方面的好經驗你們要登報。要不厭其煩。不惜篇幅。知青辦應推薦。”

6月13日、14日、15日三天，父親抱著“要把就業問題說到家”的態度，一口氣談了三次就業問題，其中的思想在今天看來，仍有著十分驚人的前瞻性和準確的判斷力。在30年前改革開放尚未完全啟動的時候，他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國有企業不如民營企業(當時叫集體企業)對就業的貢獻大，并要求大力發展服務業。

父親有個習慣，愛記數字，愛算賬，對數字的加減乘除得心應手，尤其是對經濟問題。他說：“現在有幾百萬青年要就業，今后每年要增300萬，到1985年要2000萬?現在700萬，再過幾年2000萬待業人員怎么辦呢?”

當時，我黨在宣傳上，把“失業”稱為“待業”。對此，他非常不以為然，認為沒有必要掩蓋社會矛盾，自欺欺人，他說：“要著重談一個問題，把城市幾百萬待業青年安排好。我們用‘待業’兩個字，外國人說他們本來是失業，要把問題說到家。”

6月15日，他又提到北京新大北照相館：“北京新大北照相館，青年組織起來，利用早晚在露天引客，自由選景，態度很好，郵寄不要錢，顧客很多，一天賺五元錢，等于十三級干部。放手搞，自負盈虧，搞點稅收。”

他反問，“服務不光彩?集體所有制企業為什么不光彩?”

他對一件來料加工的合同未能簽署，痛心疾首：“今年美國的商人想加工眼鏡架子，要同我們訂加工6000萬副的合同。他送原料來，結果回答人家我們辦不了。這種現象聽了叫人痛心。一方面有大量人待業，一面好多事情沒有人干，飯館、旅館、理發、縫衣服，多呢，現在縫衣服排隊，多的要等半年。”

我還記得為知青、青年人就業問題，父親在家中的院子里和北京市政府領導葉林、王純同志互相交談過。王純同志談到，北京就業門路很多，真正利用起來，人還不夠，青年人是寶貴財富，其創造的財富更多。我在一旁聽到，都十分驚訝，心想，“就業問題不是天大的難事嗎?他是不是在說大話?”我記得，耀邦同志還去考察過TianAnMen廣場觀禮臺下為知青開辟的營業點，參觀后，據說他心情并不好，他希望青年人應該腳踏實地，對現在的就業應有長遠打算。

父親說他一生有兩大遺憾

父親是個閑不住的人，1987年，他不再担任中央的重要工作以后，經常向我講：還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他說他自己一生中有兩大遺憾：一是不懂外語;二是不會中國古詩詞的平仄格律。他選擇了古詩文的習作。

一類詩詞是他送給他的老戰友、老同志、老朋友的詩，如他在讀完蕭克將軍《浴血羅霄》小說以后，給蕭克將軍寫下這樣一首詩：

寂寞沙場百戰身，

青史盛留李廣名。

夜度將軍羅霄曲，

清香伴我到天明。

井岡山時期，毛主席贊蕭克同志為“白袍小將”。“文革”中，蕭克致信毛主席說，那時紅軍隊伍每多一個人，毛主席都說好呀，我們隊伍又多了一個人。信中意思是希望毛主席團結大多數人。我問，為何把飛將軍李廣和蕭克伯伯相提呢?父親說：“馮唐易老，李廣難封”。按蕭克同志的資歷、條件、貢獻來說，本應盡享大將名譽的，但革命隊伍中有些事兒也說不清啊。

一類是給他的老熟人、老部下寫的，如給魏巍同志的詩：

禹域乾坤變，

人間爪鴻新。

樑音千百囀，

此曲最牽情!

魏巍寫作的《誰是最可愛的人》，產生過很好的社會影響，他曾在父親所在的華北野戰軍三縱隊工作過。改革開放以來，他的思想變化很大，火氣也很大，雖然我反對他的觀點，但我也曾為他寫過一封信反映情況，不贊成對他那種批評的方式。

當然也有些初次見面的朋友，相處一段時間，他也給別人題詩，因為人家懇請，贈送新朋友的。但有時也有個別情況是他不寫的。一位山東干部告訴我，他曾懇請父親給他寫詩或題字，請求好幾次。最后我父親給他說了這么一段話：“我可以給你寫字，但我不能寫，為什么?因為你還年輕，還有前途”。父親就是這樣一個有情有義的人。

最后，還有一種情況：他還寫過一些詩詞，贈送的卻是他一面未識的同志，如甘肅作家姜安同志。姜安同志是一位堅強與疾病頑癥作抗爭的女作家。她寫過一篇文章，記述我的二弟劉湖出生不久，就因父母要上前線，無奈將他送給延安的勞動模范劉世昌同志的故事。

1988年，她又來信問候我父親的身體，父親有感提筆而作，并且連作三首詩，最后一詩是這樣寫的：

滄桑變化尋常事，

人間悲歡最牽魂。

誰能偷得蟠桃果，

憐取卿卿錦繡文。

第一句似乎是指他的身體、健康和工作變化。第二句則是指人間的悲歡離合，大概也包括他對家庭的情感和責任。在戰爭年代，父母親把自己剛剛生下的孩子送與他人，即便是相熟的同志，畢竟心情也不會是那么平靜的，怎不牽腸掛肚?母親送來親生的兒子并多次探望劉家，囑咐劉家：一、一定要給孩子講衛生，二、要到上學年齡時一定讓他上學。一一囑咐妥當，才隨父親奔赴前線。后兩句則是夸獎姜安同志的文章寫得好，把文章比喻為從天上偷取下來的錦繡文章。

當然父親的詩詞，也有對當時不良風氣，腐朽意識的批評，他認為不好的事情絕不同流合污。1988年8月，他在煙臺休息，我帶著兩個孩子去看他，他樂呵呵地拿出李白的一首詩，給我們誦讀，邊讀邊笑，邊稱贊，以后他作了一首《飲酒歌》，前四句就是引李白的原詩：

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

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

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

酒價年年漲，酒癮月月添。

量小非君子，醉昏才算仙。

滾他媽的蛋，為政在清廉。

父親不是反對喝酒，他平日興致好些，也喝一點。他反對的就是那種浪費公款，假公濟私，不辦實事，個人利益、幫派利益至上的，對人民事業又毫無作為的人。父親對內部同志的宴請，非常提倡四菜一湯。當他在1980年左右知道全國全年的公款宴請竟達到200億元時，他既痛心公款浪費，更憂慮一些同志究竟把多少心思用于發展經濟，用于體制的創新。為何他提倡四菜一湯呢?若有人愿做一番考證，我倒有一則史料。

1981年5月2日，父親給我講了一則逸事：“1953年9月的一天，我出國訪問回來。主席在豐澤園的頤年堂(請我)吃飯，(主席平常是)三菜一湯。葉子龍同志說，主席的習慣是三菜一湯，這次請你是四菜一湯。下午兩點半吃的。主席臨時請來羅瑞卿同志。吃完飯以后，我們共同乘車到現在的八一湖一轉。天快黑時回來。”他提倡四菜一湯，是否緣于此，待考。現在宴請是否也不必拘泥于此，但如今吃喝得熱鬧不堪，又有何必要呢?

我看溫總理紀念文章

2010年9月15日，我從南京回到北京，看到“縱覽中國”網站上有一篇文章，題為《胡耀邦家人如何看待溫家寶》(下稱《看待》)。《看待》所針對的是溫家寶總理2010年4月15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再訪興義憶耀邦》一文。

《看待》提到我，說對溫總理的文章“冷笑一聲說，什么呀，他哪里是紀念老爺子，除了沾老爺子的光，他什么也沒做過”。

真實情況是，2010年4月中旬，我和幾個企業家朋友應邀正在新疆伊犁州考察一個生物能源項目。15日早飯前散步，同行的一位朋友告訴我，溫總理發表了《再訪興義憶耀邦》一文。我當時一驚，沒有多想，即刻給在北京的秘書打電話，請他轉達對總理尊重歷史的敬意。第二天，同行的段永基找來文章的傳真稿，我才認真拜讀完畢。當時見到的新疆黨政領導也表示文章寫得感人。后回到北京，我還和秘書談起，覺得溫總理的文章寫得平實誠懇，我相信沒有誰違背作者意圖大刪大加大改過，也不像集體正式討論后的紀念稿，完全是總理自己的手筆，一氣呵成。難為總理了，就不要再給總理辦公室打電話打擾了。

這都有我的日記為證，何有《看待》所稱“冷笑”之說?況且四個兄弟姐妹在家中都叫父親為爸爸，叫母親為媽媽，老爺子長、老爺子短的稱謂絕不會掛在我們的嘴上。至于誰沾了父親的光，誰欠了父親的情，我們心中也少有個人的恩怨芥蒂。因為父親在“文革”中，對我們兄妹有過非常生動、深刻的教育。他說：“毛澤東思想重要不重要?毛主席的接班人重要不重要?都重要!但放在第一位重要的還是毛主席開創的偉大事業!這個事業就是建設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偉大祖國。革命自有后來人嘛!”他對熱心于偉大事業的年輕人、中青年干部充滿著關心與希望，對背離這一崇高事業，為追逐權、利、祿而迷失方向的干部總是痛心疾首，甚至憤怒!

父親退下來以后，如果見到過去曾在他領導下的中青年干部還在工作，總是非常欣慰地說：還在工作，還用你，很好!做好工作吧!這種話就對家寶同志說過幾次。

家寶同志和書記處許多同志都記得，1985年11月20日是父親70歲的生日。那天是不是在家中吃的晚飯我已記不清楚，晚飯之后，他還沉思踱步在勤政殿的走廊上考慮國事。溫總理在文章中說：“他的言傳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只要是有良知的共產黨干部都會理解這句話中的感情和意義。“男兒有淚不輕彈”，此情此景，今日回想起來，難免讓人落淚。

1990年12月，父親的骨灰在江西共青城安葬，喬石同志去機場送行，家寶和楊德中同志乘機陪同，毛致用、吳官正等同志在機場迎接。對黨中央的安排，我們全家表示感謝。一路上家寶同志及所有中辦同志對母親非常尊重，我們全家也感謝他們周到的服務，何有《看待》所稱“暖人的眼神”全無之態?家寶同志既有此行，怎么又會如《看待》所說，反對耀邦同志90周年的紀念會呢?為了這次紀念會，溫總理還給我家提供了一張父親、錦濤同志和他在貴州與地方干部合影的照片。母親也出席了紀念會。這都有公開資料可查，該文竟硬說母親拒絕出席會議，真是太藐視廣大讀者的記憶了。

2003年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家寶同志出任國務院總理。大會結束以后，溫總理馬上就拜訪了我們兄妹的母親。母親除了祝賀，就是希望他談談國內的經濟形勢。她對歷屆來家中探望的中央領導人也從未提出過什么個人要求。

當年選拔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時，父親提出有一個原則，就是要選一個“生面孔”的人到中辦，選好以后，就要努力工作，不能串門子。他很為這種選拔干部的方法而自得。他認為黨內外的中青年干部這么多，怎么能老在熟人中間、在門第中間做文章呢?他也注意在老一代革命家、在開國元勛中的后代中培養人才，但同時強調，這些青年同志一定要有地方、有部隊基層生活鍛煉的經歷。父親那種對干部五湖四海、一視同仁，又以干好事業為標準選拔干部的眼光，我擁護。

有人會問：為何溫總理寫這篇文章?我認為，對于我黨歷史上肯定的代表人物，人人可以寫紀念文章，為何總理就不行?當然人都不是完人，都有其局限性和過失，因此就成為媒體上的禁忌，這才是大問題。這么做到底對誰有利?每位領導人的言行都要受實踐的檢驗，但現在的主要問題是許多干部言不及義的假大空話太多，或是一臉木然，不表達自己的真實感受，不作為。中國人民真該認真想想，我們究竟需要什么樣的人民公仆。

對一位過世的公眾人物來說，家屬、親友、熟人、同事、上下級的紀念，固然讓家人感動，但讓許許多多不認識的“生面孔”的人紀念他、記住他就太不容易了。溫總理寫紀念文章是個例子。讓更多“生面孔”能記住的人物，才更有歷史的魅力。

我沒有帶錦濤同志來見我父親

我沒有帶著錦濤同志去見我父親。我是要澄清這一點。很多外國記者，尤其是日本記者很喜歡問我這個問題，但是我做澄清后他們都不登出我的觀點。2008年，我去日本訪問，《產經新聞》記者又問我這個問題。我說，你要是問我這事，我們能不能達成一筆交易，如果我說了真話你一定得登。他說可以。我就告訴他，沒有這回事，我當時沒有去黨校，也沒有在20世紀80年代初和錦濤同志一起學習過。真實情況就是這樣的。錦濤同志的進步不是憑我們的個人關系，也不是憑親朋好友提拔上來的。

這家報社刊登以后，我從日本回來后將這個新聞交給了當時的一個政治局委員，一個書記處書記。我說這是我的一個澄清，這對我們黨的民主生活好，對我們國家年輕干部走上領導崗位，這是個真實的反映。

以后就是工作的接觸，后來，耀邦同志退休后，錦濤同志也來，現在每年過年就會來。就是來這里。（全文完）

網載 2015-08-23 08:5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