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論史——近當代作家的史學觀點  >>>

簡體     傳統

上世紀80年代，以“趙越勝沙龍”為代表的諸多文化沙龍是當時文化精英的培養皿和發聲地。曾經參與趙越勝沙龍的人，回憶那個年代的那些沙龍往事時，都帶著對自己青春的垂涎。

周國平的散文里那種浪漫化的沙龍生活勾人向往，因為“生活”蓋過了“沙龍”，閱讀者會記得沙龍參與者的名字和他們在吃著什么、玩著什么，至于他們為什么聚在一起，又為什么要以沙龍的名義相聚，只能用猜測和想象去完成一場求證。作家柯云路在小說《新星》、《夜與晝》、《衰與榮》里，描繪了上世紀80年代文化圈子的生活圖景，但他并不愿意人們去對號入座。在2006年的暢銷書《八十年代訪談錄》中，甘陽提到過趙越勝——為甘陽在八十年代的哲學研究提供歷史佐證。

趙越勝和他的沙龍似乎還“活”在別人的回憶里，偏偏回憶總是被回憶者修改與過濾，于是他成了一個“浪漫”、“熱情”、“睿智”的人偶。

穿花睡衣的潮人

“你看到他的文章以后，你就愛上他了。”歌唱家范競馬深愛趙越勝，卻不是因為讀他的文章，而向人介紹趙越勝時，一開頭只能用文章來打破陌生的尷尬，“當時有詩歌朗誦會等等，我只是一個默默的旁觀者。”

范競馬在北京進入沙龍是在1982年，當時他剛剛從四川音樂學院畢業，是一個年輕的助教。“沙龍當時對我最大的誘惑就是：那里有吃的。當然他們說的也很精彩，讓我很佩服。他們看那么多書，對我來說如饑似渴，一方面是真正的食物進到肚子里——他們說的時候我就可以趁機把東西都吃光，另一個方面是精神方面對我是一種補充。”范競馬所指的充滿“誘惑”的食物，在那時不外乎西瓜、冰棍、饅頭。

“穿著花衣服在家里接待客人的，在我印象里趙越勝還是第一人。”作家柯云路在第一次參加趙越勝沙龍時，對趙越勝的睡衣印象深刻，“我們那時候穿的都是一個顏色，都很素。他(趙越勝)很西方范兒，說話時也夾帶英文，特別熱衷于談存在主義哲學。他可以說是一個哲學家，也是一個藝術哲學家。”當時的沙龍參與者甚至都忽略了趙越勝的身份，“是一個非常純的沙龍，基本上就是聊天。他是個干部子弟，特別好客。”與朋友談著話，趙越勝一定會設計一下接下來怎么招待朋友們吃頓飯，“很義氣，也可能錢花得光光的，還要想著給朋友幫這個那個的忙。他也談政治和改革，但是重點在哲學和與哲學相關的藝術。他還是中國最早的一批發燒友，搞音響，我經常聽說他又搞了一套什么什么的音響，可能是當時中國最時興的，新潮。”柯云路不否認：趙越勝這樣的沙龍領袖，在上世紀80年代的社會中是少數人，但卻是一種潮流和風尚，吸引人們去追逐和效仿。

“那時候穿睡衣是很酷的，那個時候的人哪有‘睡衣’的概念。”不僅沒有“睡衣”的概念，當時的沙龍因為缺少通訊工具，組織過程也與“浪漫”相悖，范競馬回憶，“那個時候人很隨便，可能半夜敲門就去了，12點、1點，那個時候沒手機也沒電話，打電話要打到樓下傳達室，讓傳達室老頭兒去叫去。那個時候找人都是：我找一個人去了！騎車45分鐘到一個小時，拍門，一看人不在。”在范競馬的描述中，他自己是一個小人物，是一個不是“知識分子”的青年。而在周國平的《我的心靈自傳》中，趙越勝的擇友標準明確化了：“每次舉辦‘帕提’，他(趙越勝)對來賓的選擇十分嚴格，決不許一個俗人混入。他的標準是有沒有文化，倘若他說某人‘沒文化’，那人便從此不在他的視野里了。他說的文化與學歷無關，不外是性情趣味之類，憑直覺就能感應到的。”

“文化”有著極度自我的判斷標準，但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文化沙龍里，眾多出入趙越勝沙龍的人的名字在之后中國文化圈的十幾年里，響亮且遠播：周國平、范競馬、甘陽、陳嘉映、柯云路、蘇煒、徐友漁、阿堅……

從哪里來，到哪里去

“下鄉第一天的時候，村民用幾百對避孕套吹好的氣球來迎接我們——村子窮到十二三歲的姑娘都沒有褲子穿，避孕套是免費發放的，不用錢。”在讀大學、到北京之前，范競馬下過鄉，在四川大涼山干過農活。而柯云路中學畢業后，也在山西插過隊，“那個時候的很多年輕人，城市精英、文化精英，他們中的很多人也像我一樣，有過插隊經歷，他們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精神貴族，他們也上山下鄉、插隊，又回到城市，經受過各種人生的坎坷，家庭受沖擊、自己受沖擊，各種各樣的經歷，比現在社會的年輕人經歷要曲折得多”。除了柯云路和范競馬，甘陽等人的自述中，也都曾經提到上山下鄉的經歷。

“他們的‘銳意改革’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文化上，都是有根的，不是紙上談兵，都是扎根在中國，對中國積重難返的文化弊端感觸甚深。”柯云路所表達的，是對當時文化沙龍參與者身份的一種敬意——沙龍并不是精神貴族娛樂休閑的場所，也不是書生展示才華的講壇，盡管他們在其中既享受了聚會的樂趣，也使用了講壇的平臺。

文化沙龍對中國未來的探索，并不僅僅是知識分子的一廂情愿，其作用與影響，在中國此后的二十年里得到了印證。“中國八十年代的文化主調也是理想主義、激進的自我批判，以及向西方思想取經。從年齡上看，美國的六十年代人與中國的八十年代人相差并不大，”在《八十年代訪談錄》的序言里，査建英將中國文化在上世紀80年代的特質，和60年代的美國做了簡單的比較，而這也并非她一人的想象與結論，“李陀認為：八十年代問題之復雜、之重要，應該有一門‘八十年代學’。”

在上世紀80年代末，各種文化沙龍相繼結束，沙龍的參與者各自選擇了不同的出路，趙越勝離鄉赴法國。

“我們何時再唱歌”

上個世紀80年代初的某一天，范競馬在趙越勝沙龍里，朗誦起歐陽江河的詩歌——這個場景曾經被很多參與其中的人提起，可是就算范競馬本人，也無法用記憶拼湊起具體的時間、場景，記憶是零散的，但是關于記憶的情緒線索卻是清晰的：“那幫人都是朋友，想怎么說都行，很精彩的。我崇拜他們，崇拜得五體投地，甘陽啊，周國平啊。歐陽江河，我讀他的詩都激動，我都朗誦他的詩，完全是自發的，他的詩打動我，有力度，有穿透力。”

在趙越勝沙龍的眾多參與者中，范競馬與趙越勝近年來還經常來往。“越勝出國以后，到現在就經營絲綢生意，那么大一個人物，他不做學問了。想想看，你的思想基礎、知識王國建立在中文的基礎上，跑到一個和中文完全沒有關系的社會，你在中國再是個人物，說話再酷，到了國外，對方就只說：‘你懂嗎？’小孩都跟你這樣說話。”當范競馬在法國的絲綢店鋪看到趙越勝時，欣慰于趙越勝在絲綢下面藏了書籍，店里沒客人的時候，趙越勝就拿出書來看，并且還伴有音樂，“我覺得他的人生是很有意義的，他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在上世紀80年代末分別后，柯云路再“見”趙越勝，是在媒體上看見他的名字。“我不是一個會刻意尋找歷史的人，如果命運安排我們重逢了，我們會聚在一起，談我們現在的事情，也不會光回憶過去，現在肯定有現在的話題。”而在2006年査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出版之際，蘇煒、周國平等人，在面對這本書時，最先回憶起來的竟然是趙越勝沙龍，盡管趙并不是這本書中的主角。

“我希望自己能用歌聲把大家再聚起來。” 范競馬希望有一天，他一唱歌，原來的老朋友再匯聚起來。

燕南園愛思想 佟佳熹 2015-08-23 08:5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