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華國詩禮傳家—精彩書評選  >>>

簡體     傳統

說到過去的教授，我們年輕的一輩真有說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后卻不大相同。我曾和作家鐘道新說，過去的教授是手工生產的，少，也就值錢，今日的教授是機器生產的，多，也就貶值了。你想，一個社會無論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敢隨意嘲弄教授了。這當然還是就教授的數量而言，就學術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應當感到面紅耳赤心有愧才對。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學銜、學問的標志，而是工資的一個級別，一個分配住房的資格，再加上一個享受公費醫療的待遇而已。

謝泳 男 1961年出生。山西省榆次市人。1983年畢業于山西晉中師范專科學校英語專業。畢業后留校任學報編輯。

1986年調入山西省作家協會《批評家》雜志社任編輯。1989年后在山西省作家協會理論研究室工作。1995年起在黃河雜志社任編輯。現為黃河雜志副主編。1989年前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評論工作，這一時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國當代報告文學。著有《禁錮下的吶喊——1978至1989年的中國報告文學》（1992年自費印刷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中國現代文學的微觀研究》（論文集 1996年山西北岳文藝出版社）。1989年后主要從事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問題研究，主要方向是儲安平與《觀察》周刊。著有《〈觀察〉研究》一書，未出版（《逝去的年代》中收有主要部分）。1996年后主要從事西南聯大和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問題的研究，著有《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1998年湖南文藝出版社）。目前正在從事有關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研究工作。撰寫《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史——1951至1952年》。

今日的大學教授和普通人一樣，也被固定在單位里，一切都依單位，所以他們的精神狀態不佳，也不能全怪他們，這是時代的普遍精神。我研究西南聯大的教授時，最留意大學教授的自由流動問題，我覺得這是使舊日大學教授的生存狀況和精神狀態始終保持最佳的一個基本前提。 所謂自由流動是一個較為寬泛的概念。我把它理解成大學教授的主動選擇。它包括：一遷徙的自由（在國內外自由選擇居住地的權利），二擇業的自由（在國內外自由選擇職業的權利）；這兩種選擇完余以個人意志為轉移，不受任何限制。

不平庸，不聽話，就難以生存，想到這些我也就不能再苛求一個學者了。

也許與個人閱讀風格，口味違和，粗翻之下，失望！作者可能就是這種寫作風格，當然也可能是怕得罪人，太四平八穩，太平和了！沒有棱角，當然更談不上激情！書中提到的一些所謂的知識分子在不遠的那場浩劫中可都沒閑著，充當了當權者的幫閑，幫忙，幫兇，作者最后居然對此表示了理解，以這個角度，你讓那些受迫害者情何以堪？

看了一遍，沒有激動感，但是隱隱約約覺得是好書。

其中一半人我都是第一次聽其大名，不過總認識其中孕育著高貴的精神，究竟是什么，也說不清楚。

C國的制度，好像總是在把精英淘汰，而留下渣滓。

就像閹割最雄健的駿馬一樣，久而久之漢族騎兵從擊滅匈奴的英雄，變成了草原民族馬蹄下的亡魂。

凡是在一個講究“統制”，講究“一致”的政黨的統治下，人民是不會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會有真正的民主的。他認為人類思想各殊，實為一種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黨想使在他統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變成同一種典型，這實違反人性而為絕不可能之事。而人民有無思想言論的自由，又是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有無“民主”的前題。因為假如一個人沒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則他何能自由表示意見？假如人民不能自由表達意見，則這個國家或...

一個人獲取知識的時候，最好能有一個好的環境，多樣東西放在面前，由你自由選擇，盡管這個自由選擇實際上是由選擇者的氣質和經歷決定的。但由于是自由選擇，總是真實的，而且堅守和放棄都是自然發生的。舒蕪悲劇的深層原因，我認為，是他最初接觸的思想資源只有表面的親和力，而性質上相異。但由于他在選擇的時候，沒有另外一種思想資源參照，結果就饑不擇食。當然一種思想資源最終為多數人選擇，自有它的道理，并非三言兩語就...

謝先生的這本書仔細看完，關于1949年知識分子的轉變，我個人認為，并不盡然是政府高壓的結果，知識分子也無須承擔道義上的責任。

我想對于1949年后的中國何處去，不僅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看不清楚，中共的核心領導層甚至毛澤東本人在1949年可能都不甚明了。這絕不是謝先生所說的知識分子的“幼稚”問題。不知道謝先生有沒有關注過1930年代蘭格和哈耶克等人關于“社會主義”的爭論，在1950年代的人類社會對于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認識并不像今天這樣清楚。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50多年前的事，莫要以今天的立場想當然才好。

無疑像謝先生所說，1949年后知識分子的命運是一場悲劇。但在思想上，我并不認為當年的知識分子有何過錯。面對社會的巨變，我相信當年的儲安平和費孝通們一定是在反思自己過去的思想邏輯和價值觀念。1949年之后知識分子的轉變是時局巨變的結果。1957年知識分子和中共的沖突，應該與他們對1950年代初幾年的觀察有關吧。有些知識分子是堅定的反共斗士，如胡適之類，因而他們1949年后去了臺灣；有些知識分子有鮮明階級立場或民族立場，在中共取得優勢之前就已經左傾；大多數知識分子根據時局的變遷來選擇和修正自己的信仰和行為，這又有什么錯呢？這只是20時期中國社會巨變的結果而已。

另外，學術立場可以各有不同，但要描述歷史，還是超越意識形態的爭論為好。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畢竟是兩碼事。

費孝通又說：“教育是干什么的，我們民盟討論過多次，大家認為，教育的目的應該是提高人民的素質。可是，素質又是什么呢？不能空講，要有具體的內容，我說主要就是懂得做人的道理。所以，教育上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講做人的道理和規則。現在似乎不大講這個了，怎么做人不講了，光教你怎樣做一個工程師，怎樣操作電腦，怎樣考高分，教育變成一個很狹隘的東西了。比起來，我們上一代人倒清楚一點，抗戰時期，都懂得愛國，當個正派人，這是做人的根本。沒有了根本，怎么去做人做事呢……”為什么上代人知道教育的真諦而后來的人不懂了？因為文化精神不同了。\

Stalinism（斯大林主義）終究還是有生命力，這是可悲的，到同時也是一件可喜的事。若沒有一定的宗教情緒，某些崇高的情緒，在知識水平低下的人們中間是不容易產生的。

《新路》在1948年的出現，足以證明當時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力量與熱情，我表達了這些知識分子希望把國家引上民主憲政之路的良好愿望，這種愿望的最終落空給我們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間，首先我們有足夠的歷史事實證明，民主和憲政的思想在四十年代以深入中國知識分子的心中；其次，這種思想的過分早熟使得信奉這種理想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成了一種孤獨的政治勢力，中國經濟的貧困和文化的落后使多數人視眼前的生計為第一利益，而放棄了對更高理想的追求，這就是為怎么從五四運動以后，在中國凡是最終成功者都是以追求眼前利益的實現為基本目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在于他們中未產生一個既有現代思想，而又扎根傳統的有魅力的領袖人物，更在于沒有找到現代和傳統鏈接起來的粘合劑，從短暫的歷史中看他們似乎失敗了，但從更長選的歷史去看，我們又可以說真正鼓舞后代人的理想主義正是由他們開始的。

儲安平認為：“在這混亂的大時代，中國需要的就是無畏的言論，就是有決心的肯為言論而犧牲生命的人物！假如我們只能說些含含糊糊沒有斤量的話，那老實說，今日中國言論界，當這一部分工作的人已經很多、用不著我們再來獻身言論，從事于爭取中國的自由、民主、和平的言論工作。我們的編輯方針素來是主動的，我們的目的乃在改變環境，而非欲為環境所改變，盡管本刊已遭遇到政治危機，但我們既不因此事而增加我們在感情上對政府的不滿，也不因此事而減少了我們在理智上對政府的批評。假如有人想扇我們，我們不會被人扇得沖前一步，假如有人想嚇我們，我們也不會被人嚇得后退一步。我們有我們的立場，我們有我們的尺度，無論我們所處的局勢如何混亂巖蕩，我們必能撐住我們的舵，不使其在猶豫或張皇中失去方向。

上海交大的這次辯論很有深度，而這深度首先來自于他們論的是一個現實生活中大家最關心最有傾向的問題，由于是真問題，辯論雙方オ真正投人智慧和判斷，絕不是臨時從字典和辭書上査那些所謂的豐富知識。真正的辯論，有時口才、風度反而不重要了。《大學評論》上那箱關于和平是否可能的論，50年后，依然具有很高的價值，從中可以看到40年代末中國知識界的整體價值取向，對于分析當時知識分子的政治選擇都是很生動的歷史資料。知識分子是最愛和平的，但當時多數知識分子認為和平不可能。在這些大問題上，上海交大的辯論給歷史學家留下了豐富的思考空間。這次辦論，從雙方的語言、邏輯和辯論的技巧看，都是今日大學生所望塵莫及的，這也反映了當時校園文化的風貌，歷史應該是一代勝過一代，但有時又不這么簡單。

一個人獲取知識的時候，最好能有一個好的環境，多樣東西放在面前，由你自由選擇，盡管這個自由選擇實際上是由選擇者的氣質和經歷決定的。但由于是自由選擇，總是真實的，而且堅守和放棄都是自然發生的。舒蕪悲劇的深層原因，我認為，是他最初接觸的思想資源只有表面的親和力，而性質上相異。但由于他在選擇的時候，沒有另外一種思想資源參照，結果就饑不擇食。當然一種思想資源最終為多數人選擇，自有它的道理，并非三言兩語就能說清楚。但一個人在青年時代最先接觸什么思想資源，對他后來的人生道路總是有影響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因為人的知識背景多是在青年時期形成的。所以在獲取知識上，恐怕真也存在一個先后的問題，今天比較開明的老人，我們差不多都可以從他的經歷中找到為什么開明的思想源頭，要么是大學的教育，要么是留學的經歷或者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偶然相遇等等。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縱覽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即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習與舊社會風習并存雜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誠亦事實之無可如何者。雖然，值此道德標準與社會風習紛亂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終于消滅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上不同之標準及習俗，以應付此環境而已。

張東蓀《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

潘光旦《政學罪言》

吳恩裕《唯物史觀精義》

費孝通《鄉土中國》

吳世昌《中國文化與現代化》

儲安平《英人・法人•中國人》

朱自清《論雅俗共賞》

何永偉《中國在戰星上》

費孝通《鄉土重建》

蕭乾《紅毛長談發》

樊弘《兩條路》

孝通·吳晗等《皇權與神權》

王了一《龍蟲并雕齋瑣語》

周東郊《新疆十年》

潘光旦《估生原理》

儲安平《英國采風路》

2023-11-10 17:2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