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國取代大清看歷史驚人的相似之處

簡體傳統

本文摘自《辛亥百年：鐵屋里的大國突圍》，廖保平著，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3

　　“歷史上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這是臭了街的老話了，但真的有幾分道理。讀史的人大約都會或多或少地生出這種感覺來。

　　比如唐德剛先生讀史，就發現了一些驚人的相似之處：可憐的漢獻帝被逼，向宰相曹丕讓位，曹丕在受禪之后變成魏朝的開國之君魏文帝，就追封他那位未做成皇帝的爸爸曹操為魏武帝。45年之后，公元26年，魏相司馬炎又逼魏主曹奐退位，自己受禪為大晉帝的晉武帝，追封他那位“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卻始終未做成皇帝的老爸司馬昭為晉文帝。司馬炎死后，他的兒子司馬衷即位，就是說了一個名句“何不食肉糜”（老百姓沒飯吃，為什么不吃紅燒獅子頭呢）的那位。此后，東晉、宋、齊、梁、陳五朝，都是由大將當權，入朝拜相，封公、封王、加九錫，然后再逼宮、篡位的。一篡五朝，歷數百年，真的驚人地相似。

　　這只是截取了數百年歷史的某一現象來看而發現驚人相似，如果將首尾延展，擴展到秦始皇以降的兩千多年，還有人發現了一個驚人的相似之處——“百代皆行秦制”。當然，歷史有驚人的相似，還可以表現為相當豐富的方面，可以是政權更迭的暴力流血，屠殺功臣，宦官專權，大興文字獄等。在此，我想探究一下民國代大清，是否也存在著以往政權更迭過程中暴力流血、屠殺功臣等相似之處。

　　中國自秦始皇以降至滿清進關入主中原，每一次政權的更迭差不多都伴隨著暴力流血。唐德剛先生所談到的那數百年歷史，改朝換代大多靠逼宮和篡位，貌似不流血，其實照樣流血，只是血流得少些罷了。唐朝以后，幾乎沒有一次政權的更迭不充滿著暴力和血腥味，有的慘烈得讓人目不忍睹，皇親國戚被殺個一干二凈，抵抗者被屠城，都不是什么新鮮事。

　　或許與這樣的慘烈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清帝和平退位，皇親國戚被完整保存，皇室受到民國優待，滿人安全無事，所以，人們很容易就覺得，民國代清，以暴易暴這一“歷史驚人的相似之處”不再重演，被文明對話替代了。加之，民國畢竟不同于帝制的滿清，因而，民國是實實在在地不同于以往的歷史了，歷史開始發生質變，得分也比以前要高。

　　真是這樣嗎？恐怕不是，保守一點講，民國代滿清仍然是魏晉、宋齊、梁陳諸朝，權臣、大將逼宮、篡位的翻版，是手握兵權的袁世凱逼宮成功，換得政權更迭，如果袁世凱稱帝最后成功坐穩皇位，那就是實實在在的篡位了。自然，革命黨在袁世凱的和平逼宮之中，起到了武力威壓的作用。

　　為什么這樣說？在此不妨“舉例說明”吧。看到袁世凱演的逼宮戲和后來制造民意，弄成自己好像是被擁立而“黃袍加身”，很容易讓人想到五代后周太祖郭威和宋太祖趙匡胤，三人可謂異曲同工。首先，三人均出身行伍，為前朝重臣，郭威建功于后晉，在后漢高祖劉暠代晉自立皇帝的過程中立下汗馬功勞，趙匡胤同樣如此發跡，袁世凱也是行伍出身，出使朝鮮，小站練兵，一步步做到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成為權重一時的主兒；其次，三人都在國家危難之際，被托付重任，前兩人被皇帝委以托孤之任，自不待言，袁世凱在武昌首義之后，被清政府請出山，寄托著力挽狂瀾的厚望；再者，三人都搞得像是被逼無奈地當上皇帝，不同之處是，前兩人是被將士們強行擁戴，而袁世凱則宣稱是全國人民要他做皇帝，自己不好意思推辭。

　　你說到了這民國，都共和了，都民主了，都現代政治了，都國際接軌了，大家都以為舊戲不該重演了，可是你看袁世凱的逼宮和篡位，不還是與過去歷史驚人地相似嗎？到了這個時候，很多人腦子里并不是民主啊共和啊，而是做皇帝，這是千年流傳下來的老經驗，“大丈夫當如此也”（劉邦語）， “彼可取而代之也”（項羽語），機會來了，袁世凱也免不了俗。

　　再說這屠殺功臣，又或說“鳥盡弓藏”，也算得是歷史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的一例了，其中劉邦和朱元璋做得最為相似。

　　劉邦能夠創建西漢，有人說至少有一半的功勞歸于韓信，沒有韓信，劉邦還不知道在哪里流竄呢。可是劉邦做上皇帝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著怎樣除掉韓信。他先是削弱韓信的勢力，然后找借口將韓信從王貶為侯，再后就是以謀反之名將韓信誘殺。從劉邦奪得天下到韓信被殺，僅一年多的時間，真是患難可共渡，安樂難同享。而韓信臨刑之前發出“狡兔盡，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浩嘆，直令后世功臣聽得兩腿戰栗。

　　朱元璋殺功臣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初和他共過患難，為他當上皇帝立下赫赫軍功的功臣無不被誅殺，共殺了兩萬余人，只有湯和一人得以善終。朱元璋殺胡惟庸用的是魚鱗剮，在胡身上剮了兩千多刀，還屠滅三族。朱元璋甚至連自己的兒女親家，開國之后為人十分低調的李善長也不放過，其殘忍令人不寒而栗。

　　這中華民國代了大清王朝，城頭上掛了共和的招牌，政治應該更加文明了吧，有什么政治矛盾斗爭完全可以拿到國會上，新聞媒體上，政黨和平競爭上，法律上來談，不應該屠殺功臣了吧。事實并非如此，試看拙文《張振武案：民初政治生態的切片》，民國開國功臣張振武被袁世凱和黎元洪聯手屠殺，與劉邦、朱元璋殺開國功臣何其相似！

　　這張振武是堅定的革命者，早年留學日本時加入同盟會，回國后加入湖北共進會，為了革命變賣祖產，以充革命經費。文學社與共進會在湖北新軍中發展自己的力量，并由這兩個同盟會下的組織發動了武昌起義，張振武是起義的組織者、發起者、參與者、指揮者之一。而那個時候，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正在美國的餐館里洗盤子呢。

　　起義爆發后，張振武在數次戰斗中身先士卒，出生入死，負傷累累，差點落水而死，是武昌首義元勛，理所當然地是中華民國的開國功臣。一個開國功臣本應得到與之相應的榮譽地位，遺憾的是，張振武既沒有在南京臨時政府中獲得一席之地，也沒有從袁世凱主持的北京政府獲得他想要的位置安排。最后，因為張振武與黎元洪和袁世凱皆有矛盾，而被兩人聯手屠殺。

　　最令人驚訝的是，此時中國雖號稱民國，實行共和制度，自稱最講法治，但張振武從被捕到被殺，相隔僅三小時，不經任何司法程序，只是黎元洪一張請求書，袁世凱簽署命令，段祺瑞副署，就將一個開國功臣射殺了。如此設置陰謀，黑暗殺人，如此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恐怕是劉邦、朱元璋也自嘆不如的。

　再說那政權更迭之間，總是難以跳得出的以暴易暴、流血犧牲，是不是在晚清民國的政權更迭中被和平方式替代了？表面上是這樣的，南北和談、清帝和平退位都是事實。可是，本質上并非如此，堅持此論的總不能說北洋軍與南方革命軍在辛亥年間那數次戰斗是子虛烏有吧？須知，北洋軍雖然聽命于袁世凱，但從歸屬上說是大清王朝的國家正規軍，國家軍隊與叛軍（革命軍）作戰，雖然打了幾場不算很慘烈的戰斗，也還是有流血犧牲的，最后才逼得皇帝退位，這不是以暴易暴，又是什么呢？

　　有人可能會覺得大清皇帝沒有以死相爭，與革命軍來個魚死網破，而是選擇了保留福利、和平交權的方式，因而顯得格外的“通情達理”，而革命軍方面也沒有窮追猛打，還要優待滿清皇室，也顯得格外“通情達理”。其實，這只是因為，一方面，無論大清王朝還是南方革命軍，雙方都窮得很，沒有錢繼續打下去，也就是說沒有哪一方能夠掃蕩并統一、平定全國，故形成了南北對峙的局面。另一方面，大清的軍權被袁世凱攬在手里，皇室天天要袁世凱鎮壓起義，袁世凱就是不聽，而是打起了自己的算盤來，以革命軍的壓力來向清王朝要價，又以清王朝來向革命軍要價，兩邊通吃。當袁世凱從革命黨那里得到將來推選他當總統的承諾（大清皇帝總不能直接把帝位禪讓給袁世凱吧，最多只能給他個宰相當當），他開始偏向了搞共和而非維護大清帝制。在袁世凱的威逼利誘、連哄帶騙下，清帝被趕下了臺。

　　孫中山讓位于袁世凱之后，南北雙方確實迎來了一段短暫的和平，并且在這一段時間內，中國人破天荒地試驗起共和來，舉行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覆蓋全國的國民議會選舉。這看起來熱熱鬧鬧的民主共和，不能說試驗者完全是在搞表演，在最初，包括袁世凱在內，應該是有幾分真誠的。但是，在一個完全沒有民主政治傳統和土壤的中國試行西方的政治制度，其難度可想而知，其操作不成熟而導致的政治亂象也可想而知。

　　當然，在這個時候，大清皇帝退位了，龍椅空在那里。想坐龍椅的人不是沒有，但像袁世凱這樣的人物，內心的“大丈夫當如此也”的想法豈會從來沒有過？只不過，孫中山同盟會集團和袁世凱北洋集團形成了勢均力敵的局面，一時之間，誰也吃不了誰，大家都暫罷兵戎，一起來試驗共和，誰也不敢明目張膽地復辟帝制。

當這個勢均力敵的局面被打破，經過對南方軍隊的裁減，和用于戰爭的錢從國外借到手，脆弱的平衡馬上被打破，袁世凱的猙獰面目就露出來了。二次革命發生是袁孫兩大勢力的殊死搏斗，終于還是沒有走出以暴易暴之路。只不過，在兩虎相爭沒有決出最后的勝者之時，也即勢均力敵之時，雙方采取了和平的方式來一起玩政治游戲，當玩游戲的雙方都覺得玩得不開心，玩得沒有得到好處時，還是走回到以暴力決定最后的勝者，以武力統一全國的歷史相似之處。

　　這就好比劉邦雖然首先攻入咸陽，按原先定的游戲規則，劉邦應該坐頭把交椅，但劉邦十分清楚，沒有實力，那交椅不可能由自己坐，坐上去也坐不了幾天，他選擇了以退為進，把咸陽城交給項羽，自己去養精蓄銳，來日再跟項羽決一雌雄，事實證明，劉邦這一招管用了。真正決勝的是暴力，政權的更迭依靠暴力，這就是他們認可的硬道理。

　　當時，孫中山無奈地選擇南北議和，也是因為自己實力不濟，又借不到北伐之款項，只好將權力拱手相讓，其內心的不甘是很難言表的。如果孫中山實力占優勢，按照他自己的理想，是一定要“以武力清掃北京勢力”的，至于“消滅南北之異端，斬斷他日內亂禍根”之后，孫中山是不是“樹立完全之共和政體”。

　　我們在驚詫于歷史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時，恐怕少有人去探究，為什么歷史會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其實，歷史是人創造出來的，無論漢朝的人，還是民國的人，在人性上皆有相通相似之處，這就是孔子所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如果人性不相通，我們就無法推己及人。人性不僅相通，而且人性中的弱點大致相似，自己容易犯下的錯誤，別人也可能容易犯。比如對權力金錢的貪戀，大抵不會有太大的差別，這就決定了漢朝的人可能做出來的對權力金錢貪戀的行為，與民國的人做出來的對權力金錢貪戀的行為，有相似之處，比如屠殺功臣以保自己的權勢地位。所以講，人性相近，由具有共同人性的人創造的歷史具有相似之處，盡在情理之中。

　　不過，擴大歷史的范圍來看，中國的歷史與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西方的歷史又大有不同，在中國具有驚人相似之處的歷史現象往往有“中國特色”，比如宦官專權，這在西方歷史是少有的，因為，在西方歷史上很難找到宦官這一“物種”。因此，除了人性相通之外，歷史之所以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也是由歷史形態或模式決定的。在同一形態或模式下，而且這一形態或模式長期定型，人大抵會有相同的行為和結果，這就好比世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樹葉，但只要四季輪回（四季輪回就是一種形態或模式），就一定會有兩片同時發芽、同時泛紅，同時飄落的樹葉，這就是所謂的驚人相似之處。

　　自秦以降，“百代皆行秦制”，君主專制這一政治形態或模式定型了兩千多年一成不變。在這樣的形態或模式之下，總有一些死結是在這個框架中解不開的，進而影響到一代代的中國人的思想行為。因此，當我們講中國人如何如何，講我們走不出歷史的怪圈，講歷史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就是在講中國人一直處在一種社會結構形態之中，被制度、習氣、傳統、民族精神、國民性等“定”死了，每個人都帶著歷史的胎記難以更改。有人曾有趣地假設，假如中國人全部移民到美國，就會把名義上的“美國”變成實質上的“中國”，當然，假如美國人全部移民到中國，名義上的“中國”又會變成實質上的“美國”。這絕非虛談，我有朋友在國外，說只要中國人聚在一起，就會把中國那一套全拿出來，而將在國外學習到的東西拋得干干凈凈，可見原先的形態或模式對中國人的影響之根深蒂固。

　　回頭再來看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民國，仍然有那么多與傳統歷史驚人相似的地方，就足以說明，共和國體雖然建立了，但民主還沒有真正實踐起來，甚至，政客們在共和的外衣下搞起專制，開起歷史的倒車。即從骨子上說，民初雖然處在轉型期，民國雖然有了新的時代氣象，但因為民主沒有真正實踐起來，轉型轉得十分艱難，民國還沒有走出傳統的政治形態或模式，出現歷史上常見的權臣逼宮篡位、屠殺功臣、以暴易暴等，實在不是什么特別奇怪的事，只不過是換了人物和布景，也可能換了故事和情節。用雜文家何滿子的話說，那就是“歷史搬演的是一幕幕的老戲，腳本按出場人物的特點稍加修改而已”。

　　但是，就因為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中華民國籠罩著共和的外衣，辛亥革命以及中華民國總是處在贊美聲中，對其深刻的反思總顯得稀少，這顯然是不能完全符合歷史事實的。我們固然承認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同于以往的起義，中華民國不同于以往的王朝，兩者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只是，這點新鮮的色彩與濃厚的舊色彩比起來，仍顯單調虛弱，巨大的歷史車輪以它固有的慣性滑行，滑行出同樣的軌跡，這在成語上就叫做“重蹈覆轍”。而中國要想真正走出這舊軌跡，只有實行真正的民主，就像毛澤東說要走出歷史的周期率需要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當我們在不斷地感嘆“歷史上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時，是不是也在提醒著我們太健忘了？說明殷鑒未遠，歷史還會繼續驚人地相似下去？這真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袁世凱的執政合法性是怎樣流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