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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思想界的流行觀點，毛澤東與文化革命的殘酷經驗源自于一個古老的傳統，即中國本土的思想，尤其是儒家文化。他們將儒家與文化革命的殘酷經驗等同于一個巨大的文化低層，稱之為“黃土文明” 1。九十年代之后，隨著知識分子群體的分化，保守主義者開始引入施特勞斯學派與國家主義資源為毛澤東辯護。例如，劉小楓認為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精神，其質地是儒家革命精神 2。而甘陽則提出，從孔子到毛澤東，實際上屬于同一個“歷史文明連續統” 3。這類觀點，在中國大陸知識界，尤其是青年知識群體中，形成了一種影響力。但筆者認為，毛澤東本身既非八十年代啟蒙派所批判的“黃土文明”之現代顯現，亦非甘、劉等人囈語所謂“儒家道統”。而是現代極權主義政治的卡里斯瑪領袖，如果一定要說與中國傳統之間具有某種聯系的話，那么這種聯系顯然與儒家無關，而是一種中國傳統的底層知識分子之現代顯現。
 
 一、中國前現代的底層知識分子及其傳統
 
 正如葛兆光先生在探討對中國思想史的認識方法中所反復強調的，中國古代的思想，除了精英書寫與傳播的知識之外，還存在著一個巨大的“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這一知識區域，既包括了底層社會的習俗、認知與觀念，還包括了當時精英與底層共同分享的常識與知識習慣 4。當然，對于精英知識與對思想史創造能力相對于一般普通或底層知識生產的對比研究，治思想史者并不陌生 5。盡管存在著不同的劃分標準，但在思想知識的生產與傳播鏈條上，一直存在著不同層次的人群，這一點則應當無容置疑。
 
 由于科舉制的建立與傳統儒家世族門閥政治的逐漸崩潰，一些底層知識人可以通過科舉或其它手段進入高層社會，并在唐末發展出傳統門閥儒家世族與底層科舉知識分子之間的激烈斗爭。反映在知識上，則表現為二者知識傳統與精神氣質的巨大差異。按照陳寅恪先生的分析，唐末通過科舉進入仕途的底層知識人群，大多具有“放浪不羈之風習” 6。因此，至少從唐代開始，中國底層與邊緣性的知識分子，已經表現出其獨特的社會能量與身份特征。根據余英時先生對唐末底層知識人的分析，他發現這些底層知識分子“浮薄”所表現出那種具有反社會甚至報復心理的行為背后，其實屬于長期受到壓抑的情緒性反彈 7。換言之，盡管唐代以來的科舉制度可以提供給底層知識分子上升為政治或文化精英的空間，但這樣的身份瓶頸過于狹窄，且突破瓶頸的過程也壓力非常，因此導致底層知識分子的心態、氣質與知識構成，均具有其相應特征，具有某種以夸張形式表現出的反叛特質。
 
 隨著科舉制的成熟，底層知識分子的社會處境并無根本性的變化。與此相應的，則是更加激烈的科舉競爭。根據余英時先生的研究，到了明代，士人通過科舉躋身上層社會的空間日益狹窄，因此導致許多底層知識分子“棄儒就賈” 8。實際上，能夠通過轉向商業而躋身上層社會者，大致也分布于商業發達地區。對于更為廣袤傳統農村地區的底層知識分子而言，他們既無法通過工商業活動致富，科舉資源的日趨枯竭，也導致通過科考上升為士紳精英的可能性更為減少。通過《儒林外史》中舉前范進生存狀態與魯迅《孔乙己》中對孔乙己的描述，明清底層知識分子如果無法轉向工商業，則只能通過塾師、抄寫員等邊緣性職業謀生，且經濟與社會地位并不樂觀。
 
 當然，清代的主流知識精英與底層知識分子之間的關系，相對于宋明時代，二者之間的邊界，表現得更為復雜、模糊。例如，在常州公羊學派興起之前的清代主流知識界，以考據學聞名的乾嘉學派，其“漢學”考據之風，已經滲入到下層知識界，尤其表現在科舉中以考據知識選拔士人的方式上。因此，即使是最底層的邊緣知識分子，如孔乙己者，亦認為懂得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種寫法，是一種展現其知識水平的重要憑據。反過來，主流乾嘉學者，擅長考據文獻、辨析字意。但根據龔鵬程先生研究，那些著名的乾嘉主流知識分子如惠棟等人，其精神氣質與社會底層非常接近，相信鬼狐仙怪，或是迷信《太上感應篇》之類的民間信仰 9。這一點，與此前認為“鬼神者，陰陽二氣之良能也”的宋明主流理學知識分子非常不同。換言之，這種現象，表明清代乾嘉以及其后的主流知識界與底層知識分子的邊界日趨模糊，至少在太平天國運動興起的前夜，這樣的背景對我們理解洪秀全作為“三家村學究”這樣的底層反社會知識分子，可以提供認識基礎。
 
 正如上文所述，科舉制的出現，造就了大批具有“不羈”、“浮薄”并對主流政治或知識精英心存不滿的底層知識分子。他們在唐末以來的政治動亂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例如，唐末的黃巢，因為多次參與科舉考試，屢試不第，這是他加入反政府武裝的重要動機之一 10。而在元末戰亂中崛起的朱元璋謀臣李善長，則是一名“習法家言”的“里中長者” 11，也同樣是一名底層知識分子。元末明初的《水滸傳》中，反政府武裝集團的“軍師”吳用也是一名鄉村教師，即底層知識分子，還有一個道號“加亮先生”。而明末李自成反政府武裝的“宰相”牛金星，則是一名“頗涉風角六壬諸書”的鄉村塾師 12。李自成的“國師”宋獻策，則是一名擅長占卜的底層知識分子 13。這些洪秀全之前現存秩序的反叛者，均為底層和邊緣的知識分子，無法通過有限的科舉資源進入上層社會，他們的知識與精神結構也具有共同點：對儒家經書與高深經學知識的陌生，對儒家義理、心性和仁義的理想主義精神缺乏認同感，但卻具有法家、兵書、道術、巫術或是走私商業等實用性知識的技能或愛好。到了洪秀全發動太平天國運動時，開始將這一“三家村學究”造反傳統的實踐，發展到一個新的高潮。
 
 與洪秀全同時造反的一位“天德皇帝”洪大全，自稱“年三十歲，屢次應試，考官屈我的才，我心中憤恨，遂飽看兵書欲圖大事”。而洪秀全本人，則是一名鄉村教師，在廣州四次應試失敗，于是對士大夫文化“由愛慕而生怨恨”。在大病一場之后，他產生了天使引導其升天的幻象，并開始自稱上帝之子，發動其太平天國運動 14。洪秀全通過其幻象論證自己為半神靈身份的過程，從宗教思想史的角度而言，屬于典型的薩滿出神與夢幻的象征。正如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所說，通過1、神靈或精靈的間接授予；2、病態的幻象這兩種方式，薩滿可以獲取其神圣力量 15。洪秀全通過病態之夢幻與夢幻中的天使、上帝啟示的精神氣質，表明他的精神氣質還停留在遠古薩滿的巫術狀態。這種底層知識分子的氣質特征，明顯區別于典型的儒家人文主義主流知識精英。
 
 通過這些梳理，大致可以窺見自唐末以來，由于科舉制的出現，使底層社會知識分子躋身主流社會成為可能，但由于資源的有限，底層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相當不盡人意。而當他們對這一現實產生絕望，乃至仇恨之后，就使得這些人可以義無反顧地投身于摧毀現有秩序的激進運動中。又由于底層知識分子的精神、知識結構與主流精英之間具有很大差異，他們對高深的上層知識、心性倫理、理想信念并不感興趣，或是非常陌生，但卻具備有不同程度的薩滿巫師氣質（方術、道術、拜上帝教）或軍事（兵書）等實用性技術的興趣。隨著清末科舉制的廢除，更多底層知識分子喪失了躋身精英行列的可能性。這就導致了，中國現代政治革命中，大量傳統底層知識分子參與的現象。
 
 二、毛澤東與中國底層知識分子傳統
 
 在現代中國的政治運動中，底層知識分子作為一種社會力量，顯然非常深刻地介入到了現實政治的發展與演進中。要理解毛澤東與前現代底層知識分子傳統的聯系，就有必要在這個大背景中來理解毛的早期經歷與精神結構。
 
 區別于清末、民國主流知識和文化界的精英，無論是從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或是到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人。青年毛澤東可謂一直處于中國知識和文化界的邊緣地帶，既無海外留學經歷，也沒有表現出在學術和思想上的嶄露頭角。從湘潭到長沙，甚至后來到北京的輾轉求學與生活，他一直處于主流知識精英的外圍。正如前現代底層知識分子對主流士大夫精英的一種愛恨交織的情感：一方面，他們發自內心地認同和羨慕主流知識精英的話語力量、思想高度，精致的學說，高雅的生活方式。因此，他們會嘗試通過一些努力，諸如科考、求學、人際關系等方式試圖躋身于這一行列。但另一方面，這些鄉村底層知識分子的信息蔽塞，思維方式陳舊，知識結構欠缺，他們的種種努力，又往往付諸東流。最不幸者，在這些努力和愛恨交織的過程中，自尊心受到過嚴重的傷害。因此，從唐末開始，底層知識分子就表現出種種乖謬之舉，在得勢之時，對傳統知識或文化精英大力迫害。發展到太平天國，甚至要摧毀一切孔廟與儒經的存在。
 
 顯然，毛澤東作為一個幸運的勝利者 16，其個人經歷，同樣具有這樣一個底層知識分子的背景。單世聯先生說：“毛對知識分子、特別是大知識分子歷來不抱好感，竭盡熱嘲冷諷之能事。一九五七年鳴放期間，羅隆基說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領導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后人分析，怎么估計羅這句話對毛的傷害也不過分，因為它觸痛了毛的一個隱秘的創傷。 17”
 
 根據1921年毛在新民學會的發言可知，盡管此時他已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但他仍認為：“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教書，一新聞記者，將來多半要賴這兩項工作的月薪來生活。現覺專用腦力的工作很苦，想學一宗用體力的工作，如打襪子、制面包之類” 18。換言之，即使到了初步接受馬克思主義時，毛仍舊將教師與記者這一類的知識分子職業作為一項期望。但同時又深深地感受到，自己如果做一名“專用腦力”之人，非常辛苦。毛一方面希望以知識分子的職業生活，一方面又苦于和知識分子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這樣的感受，并非忽然產生。1920年時11月，毛在一封信中就表示：“我現在很想做工，在上海，李聲澥君勸我入工廠，我頗心動。我現在頗感覺專門用口用腦的生活是苦極了的生活 19”。
 
 顯然，毛對“專用腦力”生活的不滿，并非憑空產生，而是受到傷害的結果。在他對斯諾的談話中，回憶自己在北大担任圖書管理員時的經歷：“由于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愿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來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抱有強烈的興趣。我曾經試圖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 20”
 
 正如前現代那些“戴破帽，騎寒驢”，但又忙于拜謁和親近主流精英的底層知識分子一樣 21。毛試圖親近那些主流知識精英，如傅斯年，羅家倫等人，但卻遭到冷遇。實際上，傅斯年之類的大知識分子本身并無惡意，但卻對作為底層知識分子的青年毛澤東的心理造成了嚴重的傷害。他的結論，竟是“他們大多數不把我當人看待”。此時，正如太平天國運動中的“天德皇帝”在屢試不第之后說“我心中憤恨”和洪秀全對士大夫文化“由愛慕而生怨恨”一樣。毛的心中，也已經種下了仇恨的種子。這一仇恨，會在二十五年后，以非常類似唐末底層士人“不羈”的方式表現出來。
 
 1945年7月，傅斯年訪問延安。面對這一位二十五年前“不把我當人看待”的大學者，毛在他面前，卻表現為以“不讀書”而自豪 22。難道，毛內心真的已經以不讀書而自豪了？顯然不是。從1949年之后毛非常樂意將自己塑造為一個“偉大詩人”、“書法家”、“理論家”等綜合形象來看，他恰恰非常在意自己作為一個知識精英的身份。但隱秘的心理創傷，在真正的大知識分子面前，卻又要以一種非常夸張的逆反性張揚方式表現出來：即，我根本就蔑視讀書。
 
 作為一名底層知識分子出身的現代政治人物，毛內心對真正主流知識精英的學識與身份充滿了向往。一方面，在賀子珍這樣的農村婦女，或是許世友這樣的少林寺和尚面前，毛會要求他們“熟讀《紅樓夢》”。而他在工人、農民面前，則要求他們“學習哲學” 23。
 
 因此，毛澤東本人的知識分子觀與精神氣質，只有被放置到中國廢除科舉以來的早期現代底層知識分子深刻介入到社會建構的背景中，才可能獲得更加深刻的理解。在科舉時代，雖然躋身精英行列的資源日趨枯竭，導致大批范進或孔乙己式的底層知識分子處于灰色的生存狀態，但他們仍舊有可能借助科舉考試改變其身份，如范進的中舉。但科舉的廢除，導致這些底層知識分子很難通過考試或其它方式來改變自身的命運。清末民初，相當數量的底層知識分子成為了革命的重要力量。毛澤東，正是這一社會背景中的產物。
 
 
 三、毛作為底層知識分子的知識與精神結構
 
 李零先生曾按照“不語怪神，罕言性命”的儒家人文主義，將其對立面諸如法律、兵書、數術、醫藥、占卜，甚至房中術等前現代知識都劃為“實用性技術”。他認為，前現代中國的儒家人文主義作為一個精神與知識的譜系，居于主流位置。而法律、兵書、占卜、醫藥、望氣等實用性技術，則為另一知識譜系 24。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前現代那些造反的典型底層知識分子，其精神維度與知識結構，恰恰非常符合這一類“實用性技術”的譜系。從走私食鹽的黃巢，到研習法家的李善長，再到擅長數術的牛金星、占卜為生的宋獻策等人，這些底層知識分子的知識結構與精神氣質，具有非常類似的譜系與線條。至少可以歸納為兩點：
 
 第一，他們缺乏對某種人文主義或抽象倫理觀念的深刻體認，更沒有對一種終極性正義的思考與信念。
 
 第二，他們都是高度的實用主義者，其知識運用態度具有強烈的馬基雅維利主義（machiavellianism）傾向。
 
 既然毛澤東的身上，體現了一種與前現代以來底層知識分子傳統的緊密聯系，那么就可以從這個維度對毛的知識與精神結構進行一點考察與分析。以毛澤東的詩詞為例，1949年4月，毛指揮的軍隊攻占了國民政府的首都。他寫下了《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將勝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這首詩對于1949年之后生活于中國大陸的人而言，可謂家喻戶曉。在該詩中，毛認為，“天”是無情的，人類的歷史是一個“滄桑”而殘酷的事實，本身毫無倫理可言。對于具有貴族精神的歷史人物項羽，毛表示了輕蔑之意。在他看來，所謂貴族傳統、仁義道德，都是值得嘲笑的對象。他所相信的唯一規則，就是毫無規則。對貴族傳統的蔑視，同樣也表現在他對宋襄公的評價中。他將宋襄公稱為“蠢豬式的仁義道德 25”。而實際上，宋襄公所堅守的貴族軍事傳統，正是周代的貴族精神 26。宋襄公的倫理觀與實踐，顯然具有一種康德式道德命令的品質。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中寫道：“一切通過德性法則的意志決定的本質性東西就是：它作為自由意志，因而不但無需感覺沖動的協作，甚至拒絕所有這種沖動，并且瓦解那能夠與上述法則相抵觸的一切稟好 27”。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中，其倫理形而上學的基礎絕不因經驗世界的實用情景而發生變化。即只堅持過程實踐，而不看結果。宋襄公不打擊半渡的敵軍，寧愿選擇失敗，也不放棄其貴族倫理的信念與實踐。從這個意義上講，《公羊傳》中對他的評價“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28”，可謂并非言過其實。可是，正如前面所總結的兩點，抽象的倫理觀念，對于信仰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底層知識分子們來說，是不可理解的。因此，愛好“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并自稱“有猴性”的毛，自然無法理解宋襄公的貴族精神。因此，將宋襄公稱之為“蠢豬”。當然，毛并未讀過康德的倫理學著作，假如他有閱讀康德的經驗，則也會將康德歸入“蠢豬”的行列。
 
 在1964年，毛寫了一首詞《賀新郎·讀史》：“五帝三皇神圣事，騙了無涯過客。”同樣，這首詞中也一以貫之了毛的馬基雅維利主義精神。在他看來，儒家的仁義理想，全部都是值得嘲笑的謊言。對于毛來說，一切神圣、仁義、信仰、道德都是值得嘲弄的。而那些被倫理和仁義“騙了”的“過客”，均屬“蠢豬”之行列。
 
 實際上，與前現代的底層知識分子一樣，毛對人文主義或抽象倫理觀念缺乏興趣。正如他1936年對斯諾所說：“我讀過經書，可是并不喜歡經書。我愛看的是中國古代的傳奇小說，特別是其中關于造反的故事”。這些書，包括《岳傳》、《水滸傳》、《隋唐演義》、《三國演義》、《西游記》之類。 29”毛幼年受過一小段時間的儒家教育，但他對經書非常反感，而喜愛《水滸傳》之類的造反故事。換言之，毛在幼年就表現出對人文主義和抽象倫理缺乏興趣，但對充滿了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書籍諸如《三國演義》之類興趣濃厚。正如李澤厚所分析的，“毛從來很少完全沉溺于純理論的學習、思辨和研討”。例如，毛對羅素的批評是“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 30。當毛在二十年代初糾結徘徊于無法過一種知識分子理想生活時，他表現出的是對諸如打襪子、制面包、入工廠之類實用性技術的興趣。
 
 正因為毛作為底層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與知識結構，決定了他不可能真正融入主流知識和文化圈子。毛的實用主義氣質，深刻表現在他對歷史的閱讀上。作為歷史學前沿的最新學術，諸如王國維通過對甲骨文中商王譜系的重建來建立“二重證據法”并為《史記》的可信性作出有力的論證之類的歷史學前沿，毛既不了解，也無興趣。他的讀史，主要是通俗性的稗官野史實用功能的讀本。例如，在1936 年的延安，他就專門打電報給李克農，要求：“請購整套中國歷史演義兩部（包括各朝史演義）。 31”毛對蔡東藩的《中國歷代通俗演義》深感興趣，并將其長期置于床側。這套書，按照蔡本人所說，只具有“作為歷史課的輔助教材”的功用。但對毛這樣的底層知識分子而言，則顯然內容充實，包含了非常豐富的信息量。
 
 不難發現，毛本人的精神氣質與知識結構，如果抹去他對斯大林、列寧的一點有限的知識與話語表皮之外，可以說很大程度是一個前現代造反底層知識分子的翻版。在這個意義上，將毛作為“儒家革命精神”的象征，或是與孔子之間具有“歷史文明連續統”之類的囈語，顯然是極其荒謬的。如果硬要將毛與中國傳統之間扯上一點聯系，那么這點聯系則應該是黃巢、吳用、李善長、牛金星、宋獻策、洪大全、洪秀全之類的人物，而不是其他。
 
 結 語
 
 本文針對那些硬將毛解釋為“儒家”或“黃土文明”之類的言說，梳理了毛的經歷與知識，與前現代中國的聯系，實際上是造反型的底層知識分子。當然，這一結論，并非要取消毛作為現代極權主義卡里斯瑪領袖的基本身份。正如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分析，極權主義是一種現代性的實踐。它本質上區別于前現代任何形式的官僚主義、暴政或獨裁國家。如果我們用前現代的這些視野與經驗去理解現代極權主義，就會發生“迷惘”和“錯誤的觀念” 32。強調毛及其發動的文革，本身是一種極其現代性的事件，對于我們的認知，是非常重要的，這一點可謂無容置疑。但毛作為個體，本身又具有自清末民初以來的底層知識分子角色。這一類角色類型，作為群體，確實又與前現代中國的底層造反傳統之間具有相當的關聯。毛作為現代轉型中的這個群體中的一員，也表現出比較典型的相應氣質、精神結構與人生經歷。無論怎樣，將毛與所謂“儒家道統”扯在一起，都是極其荒謬的。
 
  2012年2月26日
 
 1 這個觀點明確表現在幾位學者、作家、電視導演創作的六集電視紀錄片《河殤》中。相關資料，見 蘇曉康、王魯湘：《河殤》紀錄片，1988年。
 
 2 劉小楓：《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第17頁。
 
 3 甘陽：《通三統》，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第6頁。
 
 4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導論：思想史的寫法》，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9—24頁。
 
 5 尤其是，法國興起的年鑒學派，在方法上強調對底層社會與微觀知識的重建，對思想史具有深遠的影響。[法]彼得·伯克：《法國史學革命：年鑒學派，1929—1989》，劉永華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75—77頁。
 
 6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1—90頁。
 
 7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第216頁。
 
 8 余英時：《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自《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第189—193頁。
 
 9 龔鵬程：《錢嘉年間的鬼狐怪談》，自《中華文史論叢》第八十六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51—180頁。
 
 10 黃巢《不第后賦菊詩》中，因屢試不第而引起的憤怒與反社會傾向，非常明顯。詩云：“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后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韋莊《秦婦吟》詩中，則記載黃巢反政府軍占領長安后，實現了“天街踏盡公卿骨”的泄恨活動。
 
 11 《明史》 卷127《列傳第十五·李善長 》
 
 12 欒星：《牛金星事跡考辨》（上），載《文獻》1982年4期，第152—153頁。
 
 13 談遷：《北游錄·紀聞下》：“永城宋獻策，賣卜長安市上久矣。通李自成，拜國師”。
 
 14 蕭一山：《清史大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42—147頁。
 
 15 Mircea Eliade,SHAMANISM:Archaic Techniques of Ecstsy,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WILLARD R.TRASK,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PP20—21.
 
 16 正如歷史學家楊奎松先生所言，毛的勝利，實際上是一系列偶然性疊加的結果。“實在是太過幸運了”。《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再版序，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頁。
 
 17 單世聯：《人世難逢開口笑：〈毛澤東自述〉》，載《書屋》2000年1期。
 
 18《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2號》1921年夏刊，自《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9頁。
 
 19《毛澤東給羅榮熙》，自《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2頁。
 
 20《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9—40頁。
 
 21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第215頁。
 
 22 單世聯：毛澤東：《毛澤東自述》 ，載“愛思想”網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8542
 
 23 杜國庠：《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勝利：從工農群眾學哲學的熱潮談起》，載《學術研究》1958年9期。
 
 24 李零：《中國方術考》，東方出版社，2001年，第15—31頁。
 
 25 毛澤東：《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492頁。
 
 26 李競恒：《干戈之影：商代的戰爭觀念、武裝者與武器裝備研究》，四川師范大學電子出版社，2011年，第66—71頁。
 
 27 [德]康德：《實踐理性批判》，韓水法 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79頁。
 
 28《公羊傳·僖公二十二年》。
 
 29 李銳：《毛澤東早年讀書生活》，萬卷出版公司，2004年，第25頁。
 
 30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第133頁。
 
 31 張貽久《毛澤東讀史》，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1年，第32頁。
 
 32 [美]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林驤華 譯，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第518頁。

李竞恒 2012-04-27 03: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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